垂体功能减退症是指垂体分泌的一种或多种激素不足的疾病。其病因可能是垂体本身受损、垂体与下丘脑之间的联系中断,或下丘脑–垂体系统的发育与调节异常。由于垂体激素调控着其他多个内分泌器官,因此本病可导致皮质醇缺乏、中枢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生育能力受损、生长障碍及身体成分改变。伴随发生的精氨酸加压素缺乏会影响水分平衡,但通常不归入垂体前叶功能减退,而是单独分类。
本病的严重程度不一,可表现为单一激素缺乏,也可出现广泛的垂体功能丧失。有些类型为先天性,另一些则继发于肿瘤、手术、放射治疗、血管损伤、炎症或头部外伤。症状可能逐渐出现,与常见疾病的表现相似;而皮质醇分泌骤然减少则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急症。因此,诊断时需综合解读垂体激素与靶器官激素的水平,必要时进行激发试验,并查明潜在的结构性病变或全身性疾病。治疗包括针对病因的处理、激素替代治疗及长期监测。
垂体的结构与激素缺乏模式
垂体位于颅底的骨性腔隙——蝶鞍内,经垂体柄与下丘脑相连。垂体前叶和后叶的胚胎发育来源及功能各不相同。垂体前叶合成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促甲状腺激素、黄体生成素、卵泡刺激素、生长激素和催乳素。垂体后叶则储存并释放由下丘脑神经元合成的血管加压素和催产素。这种差异解释了为何前叶激素分泌不足与水分调节障碍并不总是同时发生。
垂体前叶的分泌主要受下丘脑释放或抑制信号的控制,这些信号经垂体门脉循环传递。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刺激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后者促进肾上腺产生皮质醇。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刺激促甲状腺激素分泌,后者促进甲状腺激素合成。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控制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的分泌,这两种激素调节睾丸和卵巢的功能。生长激素的分泌部分受生长激素释放激素和生长抑素调控,而多巴胺在正常情况下抑制催乳素分泌。
这些系统通过反馈环路发挥作用。靶器官激素浓度降低时,通常应促使调控该靶器官的垂体激素分泌增加。但在垂体疾病中,相应的垂体激素水平可能偏低、表面正常,偶尔也可能轻度升高,但其生物学作用仍不足。因此,化验结果处于人群参考区间内,并不一定意味着垂体功能正常。例如,当循环血液中的游离甲状腺素水平偏低时,正常的促甲状腺激素浓度也可能是不适当的。
单一激素缺乏指单个激素轴功能不足;联合垂体激素缺乏指两个或更多激素轴功能不足。全垂体功能减退症通常指垂体前叶功能广泛或完全丧失,但这一术语的用法并不统一,也不能据此可靠判断血管加压素分泌是否完好。“继发性”内分泌功能减退通常指病变位于垂体,而“三发性”功能减退则指病变位于下丘脑。在临床实践中,由于两者的生化表现存在重叠,常以“中枢性”统称这两个部位的病变所致的功能减退。
对于缓慢增大的病变,生长激素和促性腺激素的分泌往往先于促甲状腺激素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受到影响。但这并非固定顺序:自身免疫性炎症、血管损伤、遗传性疾病以及治疗相关损伤均可导致不同的激素缺乏模式。垂体柄受压可使多种激素同时减少,并因阻断多巴胺的输送而使催乳素升高。因此,垂体功能减退症并不意味着所有垂体激素的浓度都偏低。
获得性病因与损伤机制
垂体及其邻近部位的肿瘤是获得性垂体功能减退症的主要病因。垂体腺瘤在现代病理分类中也称为垂体神经内分泌肿瘤,可压迫具有正常功能的腺体组织,或干扰其血液循环。较大的无功能性肿瘤往往因视力障碍或激素缺乏而被发现,而非因激素分泌过多。分泌激素的肿瘤也可导致其他内分泌轴功能不足。颅咽管瘤、脑膜瘤、生殖细胞瘤以及垂体柄或下丘脑附近的其他病变,可能同时损害腺垂体功能和水分调节功能。
治疗本身也会改变垂体功能。经蝶窦入路的神经外科学手术可通过解除压迫恢复激素分泌,但也可能损伤具有正常功能的组织。针对垂体、下丘脑或邻近脑组织的放射治疗可导致激素缺乏,并在数年间逐渐显现。其发生概率和出现时间取决于放射剂量、照射体积、年龄及原有损伤。因此,治疗后不久评估结果正常,并不能排除日后出现激素缺乏的可能。
血管性损伤可突然发生。垂体卒中是指出血或梗死,通常发生于垂体肿瘤内部,可引起剧烈头痛、视力损害和急性皮质醇缺乏。席汉综合征由严重产科出血及循环障碍相关的垂体缺血性损伤所致。妊娠期垂体增大使其更易受损。产后不能泌乳和月经未能恢复,可能早于更广泛的激素缺乏被识别,有时可早数年。
炎症性疾病是另一种重要的损伤机制。垂体炎可为淋巴细胞性、肉芽肿性、免疫球蛋白G4相关性疾病所致,或由药物诱发。淋巴细胞性垂体炎与妊娠晚期及产后时期存在明确关联,但也可发生于这些时期之外。结节病、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铁过载,以及结核病等感染,均可累及垂体、垂体柄或下丘脑。当腺垂体激素缺乏与血管加压素缺乏并存时,尤其应重视浸润性疾病和垂体柄病变。
现代肿瘤治疗带来了另一种病因。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诱发垂体炎症或单纯性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缺乏。不同药物类别引起的表现有所不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抑制剂更常引起可明确识别的垂体炎,并伴有多种激素缺乏;而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或其配体抑制剂则可能主要表现为皮质醇缺乏,而无明显的垂体增大。
创伤性脑损伤和蛛网膜下腔出血可损伤下丘脑-垂体系统,但由于病例选择和检测方法不同,所报告的发生率差异很大。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也可抑制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这种功能性抑制不同于破坏性垂体疾病,但在减量或停药后,可引起类似的中枢性皮质醇缺乏状态。
先天性与遗传性类型
先天性垂体功能减退症源于垂体发育、激素合成或下丘脑调节异常。它既可单独发生,也可伴有颅面、眼部及其他脑部异常。临床表型可从单纯生长激素缺乏,到出生后不久即显现的多种激素缺乏不等。部分患儿存在垂体前叶体积偏小、垂体柄缺如或纤细,或垂体后叶异位于下丘脑附近而非蝶鞍内等情况。这些表现是垂体柄阻断综合征的特征性组成部分。
垂体发育依赖一系列转录因子,这些因子决定激素分泌细胞的形成与分化。PROP1 的致病变异可导致生长激素、促甲状腺激素、促性腺激素和催乳素联合缺乏,有时还会在后期出现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缺乏。POU1F1 变异通常影响生长激素、催乳素和促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这些模式说明了为何一种分子缺陷可以选择性地损害多个细胞谱系,而不使垂体功能完全丧失。
其他发育相关基因则将垂体功能衰竭与腺体以外的异常联系起来。HESX1、SOX2、SOX3、LHX3 和 LHX4 等基因与内分泌异常及结构异常的不同组合有关。部分 LHX3 相关疾病伴有颈部活动受限和听力障碍。SOX2 相关疾病可伴有严重的眼部异常。基因型与表型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同一基因受累的个体可能出现不同的激素缺乏,而具有明确临床特征的综合征也可能找不到分子病因。
视隔发育不良体现了内分泌疾病与神经发育疾病之间的交叉。其临床诊断依据是视神经发育不全、垂体激素异常及脑中线结构缺陷的不同组合,其中脑中线结构缺陷包括透明隔缺如。并非每位患者都具备全部表现。激素缺乏可能逐渐出现,因此,初期仅有有限的内分泌异常,并不能保证其余激素轴今后仍会保持正常。
在新生儿中,皮质醇与生长激素联合缺乏可引起反复低血糖,而中枢性甲状腺激素缺乏则可能导致黄疸迁延。男婴出现小阴茎和隐睾,可能提示胎儿期及婴儿早期存在促性腺激素缺乏。较晚出现的表现包括身高增长减慢、骨成熟延迟、青春期不启动或发育不完全,以及不育。
结合激素异常模式、影像学表现、家族史及伴随的体征解读遗传学检测结果,最有助于明确病因。家族中有多名患者、父母近亲婚配或存在多种发育异常,均可增加单基因病因的可能性。尽管如此,许多先天性病例仍无法从遗传学上得到解释。此外,诊断为发育异常并不意味着激素表型一成不变:某些激素缺乏只有在儿童期生长、青春期发育或生理应激对内分泌系统提出更高需求时,才会显现。
各激素轴受损的临床表现
症状取决于缺乏的具体激素、起病速度、患者年龄以及基础病变。缓慢进展的疾病常引起非特异性症状,如疲劳、运动耐量下降、乏力和整体健康感下降。这些表现也可见于慢性疾病、睡眠障碍、贫血和抑郁症。垂体占位性病变本身还可能引起头痛、周边视野缺损或脑神经功能障碍;这些是病变本身造成的影响,而非激素缺乏的直接后果。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缺乏会减少皮质醇分泌,引起中枢性肾上腺功能不全。其表现包括乏力、食欲不振、恶心、体重下降、低血压以及对生理性应激的耐受能力下降。皮质醇缺乏会促进血管加压素分泌,并使自由水排泄受损,因此可能导致低钠血症。与原发性肾上腺功能衰竭不同,中枢性病变通常不影响醛固酮分泌,后者主要受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和血钾调节。因此,高钾血症和明显的盐分丢失并不典型,通常也不会出现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浓度升高相关的色素沉着。
中枢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可引起畏寒、便秘、皮肤干燥、认知迟缓、心动过缓和精力下降。激素仅部分缺乏时,症状可能不明显。促性腺激素缺乏会导致性类固醇激素浓度降低和生殖功能受损。在绝经前女性中,可引起月经稀发或闭经、不孕、阴道干涩及性欲减退。男性的表现包括性欲减退、勃起功能障碍、精子生成受损、肌肉量减少以及面部或体表毛发减少。无论男女,长期性类固醇激素缺乏都会促进骨量流失。
生长激素缺乏的影响与年龄密切相关。在儿童中,主要表现为身高增长受阻,但新生儿低血糖也可能是早期表现。在成人中,生长激素缺乏与脂肪量增加、瘦体重减少、运动能力下降及不良血脂谱有关,部分患者的生活质量也会下降。这些表现缺乏足够的特异性,若无相应的生化证据,不能据此确诊。
催乳素缺乏最明确的表现是产后无法泌乳。在哺乳期以外,其临床后果尚不十分明确,单独出现的催乳素缺乏也不常见。相反,垂体柄病变可能使催乳素水平升高,从而进一步抑制生殖功能。
伴随的精氨酸血管加压素缺乏症,传统上称为中枢性尿崩症,会导致大量稀释尿和代偿性口渴。它与糖尿病不同。如果口渴感正常且能获得饮水,血钠可能保持正常;口渴感受损或无法获得饮水则可能导致严重脱水和高钠血症。皮质醇缺乏可部分掩盖多尿,而在糖皮质激素替代治疗恢复水分排泄后,多尿可能变得明显。
基础生化评估与鉴别诊断
诊断需要有证据表明,激素分泌不足以满足相应生理状况下的需要。通过询问病史,可明确是否存在鞍区肿瘤、颅脑放射治疗、头部外伤、产后出血、相关药物使用或先天性疾病的情况。体格检查可发现生长障碍、青春期延迟、视野异常、第二性征减退,或伴随全身性疾病的体征。由于单个症状的特异性较低,实验室检查结果的解读至关重要。
评估时通常将垂体激素与相应靶腺激素配对检测。在符合临床背景的情况下,游离甲状腺素浓度降低,同时促甲状腺激素浓度降低或处于不适当的正常范围,支持中枢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诊断。无论是排除这一诊断,还是监测已经确诊的中枢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均不宜单独依赖促甲状腺激素。严重的非甲状腺疾病、检测干扰以及影响甲状腺功能的药物均可产生类似的检测结果,因此必须结合生化检查的整体情况进行判断。
由于皮质醇分泌遵循昼夜节律,通常在清晨测定其浓度。浓度极低强烈支持肾上腺功能不全,而浓度足够高则提示存在有临床意义的皮质醇缺乏的可能性较小。结果处于两者之间时,往往需要进行动态试验。具体阈值取决于检测方法和临床情境;较新的皮质醇检测方法所得数值可能低于旧方法。口服雌激素、妊娠、低白蛋白血症以及皮质醇结合球蛋白的变化,都可能改变总皮质醇浓度,而具有生物利用度的激素水平并不一定发生相应变化。
生殖轴的检测取决于年龄和生殖状态。男性应重复测定清晨睾酮水平,并结合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进行解读,以帮助区分中枢性与原发性性腺功能不全。对于月经紊乱的女性,应结合妊娠状态、月经史及其他闭经原因,解读雌二醇和促性腺激素的检测结果。自然绝经后,促性腺激素水平通常应升高;因此,即使生殖相关症状无法提供有用线索,异常偏低或正常的促性腺激素浓度仍可能为中枢功能障碍提供证据。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是反映生长激素作用的有用指标,但其浓度正常并不能可靠地排除成人生长激素缺乏症。营养不良、肝病、控制不佳的糖尿病及其他全身性疾病也可导致其水平降低。催乳素测定有助于评估催乳素细胞功能或垂体柄受损情况,但仅凭这一检测无法确定其他激素轴的功能是否完整。
鉴别诊断包括原发性内分泌腺功能衰竭、药物相关的功能抑制、严重全身性疾病、营养不足,以及与能量缺乏相关的功能性下丘脑抑制。急性疾病可同时引起多个激素轴的一过性变化。因此,对于表面上存在多种激素缺乏的情况,需要将其与持续性的结构性或发育性疾病相鉴别;危重病期间获得的检测结果,可能需要在康复后重新评估。
动态试验、影像学检查与病因判定
内分泌动态试验用于评估内分泌轴对受控刺激的反应能力。当基础激素浓度不足以明确诊断,且确立激素缺乏的诊断会改变诊疗方案时,这类试验最有价值。结果解读取决于所用刺激方式、实验室检测方法、年龄、身体成分、用药情况及临床状况。没有任何一种刺激试验能够判定所有垂体内分泌轴的功能。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刺激试验是在给予合成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后测定皮质醇水平。该试验评估的是肾上腺的反应能力,而非直接测量下丘脑或垂体的储备功能。长期中枢性皮质醇缺乏时,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营养性刺激减少,导致肾上腺反应能力下降。然而,在垂体损伤后不久,肾上腺仍可能反应正常,因此试验结果可能造成假性安心。常规方案使用250微克合成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也有低剂量方案,但这类方案在制剂配制和标准化方面存在额外问题。
胰岛素耐量试验通过诱导受控的低血糖来刺激皮质醇和生长激素分泌。该试验可同时评估这两条内分泌轴,但需要严密监护,且不适用于某些人群,尤其是患有癫痫性疾病或严重缺血性心脏病者。在某些情况下,胰高血糖素刺激试验可作为评估生长激素的替代方法。口服生长激素促分泌剂马西莫瑞林在可获得的地区,也为成人提供了另一种检测选择。体重指数对刺激后的生长激素反应有显著影响,而且诊断界值因试验而异,不能相互套用。
结构性检查通常采用垂体专用磁共振成像。薄层图像用于评估垂体、垂体柄、下丘脑、视交叉及邻近结构;增强扫描有助于进一步明确许多病变的特征。影像学检查可能发现肿瘤、出血、垂体增大、垂体柄增粗、先天畸形或空蝶鞍。空蝶鞍是指脑脊液占据部分或大部分蝶鞍腔,并使垂体受压变扁;仅凭这一表现并不能认定存在激素分泌功能障碍。
当病变累及或压迫视交叉时,视野检查十分重要。是否开展针对浸润性、炎症性、感染性或遗传性疾病的检查,应由影像学表现及其他临床发现决定。例如,垂体柄增粗伴血管加压素缺乏时,需要考虑的病因与单纯垂体前叶腺瘤不同。组织取样仅用于特定情形,因为垂体或垂体柄活组织检查本身可能造成损伤,也并非所有病变都需要进行这项检查。
怀疑血管加压素缺乏时,需要评估尿量、尿液浓缩程度、血浆钠浓度和血浆渗透压。专科检查方案可采用禁水试验或刺激后和肽素测定;和肽素是一种与血管加压素一同释放的稳定标志物。这些检查可将血管加压素缺乏与饮水过量及肾脏对血管加压素抵抗区分开来,后两种情况也可能引起相似的多尿表现。
激素替代治疗与原发病变的治疗
治疗有两个相互关联但又不同的目标:控制致病疾病,以及补充缺乏的激素。肿瘤手术、放射治疗、抗感染治疗或炎症性疾病的控制,可能保留残存功能,有时也可促使功能恢复。不过,针对结构性病变的治疗并不保证内分泌功能能够恢复,某些干预还会造成新的激素缺乏。因此,激素功能的重新评估应贯穿随访过程,而不是确诊后仅进行一次。
皮质醇缺乏采用具有糖皮质激素作用的皮质类固醇治疗,常用氢化可的松,给药方案力求接近正常的每日分泌节律。常规口服治疗无法完全重现生理性脉冲分泌或清晨皮质醇水平的上升。替代不足和替代过量都会产生不良后果:补充不足会使患者面临肾上腺危象的风险,而长期过量则会促使体重增加、出现代谢并发症及骨量丢失。与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不同,中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通常不需要盐皮质激素替代治疗,因为醛固酮分泌一般仍然保留。
中枢性甲状腺功能减退采用左甲状腺素治疗。由于垂体反馈机制异常,生化监测应以游离甲状腺素而非促甲状腺激素为依据。替代治疗的先后顺序十分重要:对于尚未治疗的皮质醇缺乏患者,开始使用甲状腺激素会增加代谢需求和皮质醇清除,从而可能诱发肾上腺功能失代偿。因此,临床治疗方案会在开始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之前或同时,评估并确保肾上腺皮质功能充足。
性腺激素替代治疗取决于年龄、性别、症状、禁忌证和生育目标。对于中枢性性腺功能减退的男性,睾酮可使体内雄激素水平恢复,但不能恢复精子生成,甚至可能进一步抑制精子生成。生育治疗则使用促性腺激素;如果缺陷位于下丘脑,且垂体反应性仍然保留,也可采用脉冲式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治疗。对于女性,雌激素替代治疗用于纠正性类固醇激素缺乏;若子宫仍在,通常需合用孕激素。诱导排卵则需要另行采用以生育为目标的治疗方案。
重组生长激素用于部分已确诊生长激素缺乏的儿童和成人。儿童治疗主要旨在促进生长,成人治疗则着重改善已明确存在的代谢、身体组成、骨骼或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剂量根据临床反应和经年龄校正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浓度进行个体化调整。已知不良反应包括液体潴留、关节不适和血糖调节改变。活动性恶性肿瘤是其禁忌证。
去氨加压素用于替代血管加压素缺乏时丧失的抗利尿作用。其主要治疗相关风险是过度水潴留和低钠血症。对于孤立性催乳素缺乏,目前没有常规替代治疗。各内分泌轴之间的相互作用增加了管理的复杂性:生长激素可改变甲状腺激素代谢,使此前处于临界状态的中枢性甲状腺功能减退或皮质醇缺乏显现出来;口服雌激素则可通过影响肝脏的结合蛋白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改变激素替代治疗的剂量需求。
急性急症、怀孕与生命阶段过渡
最主要、可立即危及生命的内分泌并发症是肾上腺危象。在中枢性肾上腺功能不全患者中,感染、手术、创伤、呕吐或其他重大生理应激可能暴露出机体无法增加皮质醇分泌的问题。临床表现可包括低血压、循环性休克、重度乏力、恶心、腹部症状、低血糖和低钠血症。由于醛固酮分泌通常保留,患者可能不出现高钾血症。急救措施包括注射糖皮质激素、静脉补液,以及治疗诱发危象的疾病。高度怀疑肾上腺危象时,不应为等待完成内分泌检查而延误治疗。
垂体卒中既可表现为急性神经系统症状,也可能伴有内分泌功能急剧衰竭。可能出现的典型表现包括突发剧烈头痛、视力丧失、复视、意识改变和急性皮质醇缺乏,其表现可类似于蛛网膜下腔出血或脑膜炎。处理时需由内分泌科、神经内科、眼科和神经外科紧急评估。部分患者接受减压手术,另一些患者则采取保守治疗;具体方案尤其取决于视觉和神经系统检查所见及其进展情况。
垂体手术后的水分平衡紊乱可能尤为复杂。早期出现血管加压素缺乏后,受损神经末梢释放储存的激素,随后可能进入抗利尿期;部分患者最终会发展为永久性缺乏。这种可能出现的三相反应解释了为何尿量和血钠可在短时间内向相反方向变化。术后迟发性低钠血症也可能在未出现完整三相模式的情况下发生。去氨加压素的使用、静脉补液、皮质醇水平和口渴反应都会影响最终的血钠浓度。
在怀孕期间,正常的内分泌生理会发生显著变化。雌激素使甲状腺激素和皮质醇的结合蛋白增加,胎盘产生的激素会改变母体的内分泌调节,垂体也会增大。垂体功能减退症女性可能需要辅助生殖;怀孕后,则需协调评估激素替代治疗及任何潜在的鞍区病变。氢化可的松常用于皮质醇替代治疗,因为胎盘对其代谢可减少胎儿的药物暴露。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的需求量可能增加,而在中枢性疾病中,促甲状腺激素仍不能作为可靠的治疗监测指标。
从儿童期向成人期的过渡带来了另一类挑战。部分患者在儿童期诊断出的生长激素缺乏可能是暂时性的,尤其是不存在永久性结构异常或遗传病因的孤立性缺乏病例。生长完成后重新评估,可以区分持续性缺乏与已不再符合该诊断的情况。已明确存在多种激素缺乏或某些结构异常的患者,激素缺乏持续存在的概率要高得多。
在上述各种情境中,确保替代治疗不中断是一项重要的患者安全议题。无法口服药物、住院期间治疗中断,以及不清楚哪些实验室指标能够反映治疗是否充分,都可能造成格外严重的后果。长期照护体系通常会纳入书面应急预案、用药核对,以及内分泌科与其他临床团队之间的沟通。
流行病学、历史发展与长期结局
垂体功能减退症的人群流行情况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纳入哪些激素缺乏类型和病因。2001年发表的一项以西班牙西北部人群为基础的研究报告,其患病率约为每10万人45.5例,年发病率约为每10万人4.2例。这些数字虽被频繁引用,却并非普遍适用的估计值:它们反映的是特定人群、时期及病例识别方法下的情况。仅纳入接受治疗的成人、医院就诊人群、儿童期疾病患者或脑损伤幸存者的研究,所描述的是不同的临床群体。
随着垂体肿瘤、儿童癌症和重度脑损伤患者生存状况的改善,对垂体功能减退症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接受颅部放射治疗的长期生存者,可能在治疗数年后出现新的激素缺乏。另一方面,在产科服务可靠的地区,产科诊疗的改善和产后出血的控制已使席汉综合征减少。该病在其他地区仍不断发生,说明获得性垂体功能减退症的分布不仅取决于内分泌生物学因素,也部分取决于卫生系统的状况。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则带来了一类新的治疗相关患者群体。
现代临床概念源自20世纪初的病理学观察。1914年,德国医生莫里斯·西蒙兹描述了与垂体破坏性病变相关的严重疾病,为确立这一历史上称为西蒙兹病的综合征奠定了基础。1937年,哈罗德·利明·席汉描述了产后垂体坏死,并阐明了其与严重产科出血的关系。此后,激素测定、激发试验、计算机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的发展,使医生能够在患者出现严重消瘦或虚脱之前,识别部分激素缺乏及结构性病因。
激素替代治疗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糖皮质激素和甲状腺激素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生存状况和日常生活功能,促性腺激素则使部分患者能够接受生育治疗。生长激素治疗最初依赖从人垂体中提取的制剂。1985年,人们确认使用尸体垂体来源的生长激素与克雅病传播有关,随后停用了这些制剂;此后,重组人生长激素消除了这一特定来源的感染风险。
长期结局仍存在很大差异。观察性研究报告,某些垂体功能减退症人群的死亡率升高,尤其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感染所致的死亡。然而,原发肿瘤、既往放射治疗、确诊年龄、激素缺乏程度以及不同时期的替代治疗方式,都使这些结果的解释更加复杂。这些研究并不能证明,增加的风险可归因于某一种激素缺乏或某一种替代治疗方案。
持续存在的影响可包括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下降、工作参与受限、身体成分的不良变化以及骨质疏松症。当前研究关注更符合生理模式的皮质醇给药方式、长效生长激素制剂、诊断阈值的改进、遗传病因以及患者报告结局。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包括:如何以最佳方式检出脑损伤后具有临床意义的功能障碍,以及如何将非特异性症状与可通过激素替代治疗改善的后果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