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莎王朝是英国及与其共戴一君的其他独立国家的王朝。1917年7月17日,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乔治五世将源自德语的王朝名称“萨克森-科堡-哥达”改为“温莎”,温莎王朝由此得名。这次更名既未开创新的血统世系,也未改变王位继承顺序,而是有意赋予既有君主制鲜明的英国身份。温莎之名启用以来,共有五位君主在位:乔治五世、爱德华八世、乔治六世、伊丽莎白二世和查尔斯三世。
这一王朝的历史涵盖了议会民主的扩展、两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大部分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及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英联邦的发展。王朝的延续,更多依靠的是世袭君主制对宪政体制、大众传播以及公众对王室服务社会不断变化的期待所作的适应,而非君主个人政治权力的行使。王朝、王室家族与王权三者联系紧密,却各有不同:王朝是世系的名号,王室家族是由亲属组成的群体,而王权则是法律与宪政制度。
王朝的起源与温莎之名的采用
温莎王朝源自维多利亚女王及其丈夫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亲王。维多利亚属于自1714年起执掌英国王位的汉诺威王朝。按照以父系确定王朝归属的惯例,两人的儿子、于1901年继位的爱德华七世属于阿尔伯特的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爱德华之子乔治五世于1910年继承王位。这个家族与德国的渊源既非特例,也非新近形成:欧洲各王室之间的联姻早已构建起跨越国界的庞大亲缘网络。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些关系在公众眼中的意义。英国当时正与德意志帝国交战,而德皇威廉二世是乔治五世的表兄。反德情绪波及企业、文化机构以及姓名带有德国色彩的人士。1917年,德国哥达轰炸机出现在英国上空,使王室的王朝名称显得格外尴尬。与此同时,俄国君主制在俄国革命中被推翻,表明世袭制度在战争压力下也十分脆弱。在这种形势下,向公众确立鲜明的英国王室身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1917年7月17日发布的王室公告宣布,王朝与王室家族此后均以温莎为名。公告还规定,维多利亚女王的父系后裔中,凡属英国臣民者,除已婚或曾婚的女性后裔外,均使用这一姓氏。乔治五世为自己及家族中相关成员放弃了德国头衔与尊号。温莎之名取自温莎城堡;这座王室居所的历史可追溯至征服者威廉时期。这个名称源于英国本土地名,与君主制有着深厚联系,而非来自欧洲大陆的某个公国。
与王室有亲缘关系的家族也作出了类似改变。巴滕贝格家族改姓蒙巴顿,特克家族则改姓剑桥。这些变更是王室更广泛地重塑公众身份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与欧洲亲族彻底断绝关系。血缘关系并未改变,王位继承的法律基础亦然。1917年的重要意义在于,王室有意识地区分了家族谱系与对外展现的国家身份:温莎成为这一王朝的正式名称,而其血统仍将它与欧洲众多王室联系在一起。
乔治五世与服务公众的君主制的确立
乔治五世于1910年至1936年在位,其统治时期承接了帝国晚期的君主制,并逐步转向后来与温莎王朝相联系、更加亲近公众的王室制度。在王朝更名前,围绕税收和议会权威的一场对抗促成了《1911年议会法》的通过,限制了上议院阻挠立法的能力。国王在这场危机中的作用,包括可能通过册封足够数量的贵族来确保法案通过,表明王室特权虽可能卷入政治争端,但最终仍服务于议会政府的运作。这一安排巩固了民选下议院的主导地位。
战争加快了王室行为方式的转变。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走访军队、医院、工厂以及受战事影响的社区。这些公开活动将君主制与军人的服役奉献及平民的坚忍联系起来,也帮助确立了一种模式:君主持续、定期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并展现出不偏不倚的形象,比亲自干预政策更为重要。战后,《1918年人民代表法》大幅扩大了选民范围,赋予几乎所有成年男子及部分女性投票权;1928年,女性与男性又获得了同等的投票资格。因此,与1914年以前相比,君主制所面对的民主社会公众规模大大扩大。
乔治五世也适应了工党崛起为执政党的变化。1924年1月,斯坦利·鲍德温在信任投票中落败后,他任命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位工党首相。这一事件表明,能否执政取决于议会形势,而非与王室在社会背景上的亲近程度。不过,国王仍通过磋商和斡旋发挥影响力。1931年,他参与了围绕组建国民政府的讨论,这表明,依宪法协助政府运作与介入政治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晰,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期间。
广播为这种服务公众的君主制提供了新的传播媒介。1932年,乔治五世发表了首次王室圣诞广播讲话,向帝国各地的听众致意,讲稿由拉迪亚德·吉卜林撰写。1935年,他的登基二十五周年庆典将隆重仪式与强调国家及帝国团结相结合。玛丽王后则通过赞助活动、收藏以及保护王室器物与传统作出贡献。这些做法共同塑造了王室的形象,使其既承载历史,又融入日常生活。由此,温莎王朝的身份不仅与一个新名称相联系,也与走访、广播、纪念活动和慈善事务等一整套实践相联系。
爱德华八世与1936年退位危机
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1月20日继承父亲的王位。在担任威尔士亲王期间,他通过巡访、与军方的交往以及走访深受失业问题困扰的地区,在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他较为随和、不拘礼节的作风与乔治五世形成鲜明对比,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然而,他在位不到十一个月,尚未加冕便已退位。决定其统治命运的关键问题,是他执意迎娶美国女子沃利斯·辛普森;宪政危机达到顶点时,她的第二次离婚手续仍在进行之中。
这一难题牵涉多个职权相互交织的机构。作为君主,爱德华是英国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而教会当时反对离异者在前配偶仍然在世的情况下再婚。由斯坦利·鲍德温领导的政府同样认为,不能接受辛普森成为王后。有人提出实行贵庶通婚,让她成为国王的妻子而不取得王后身份,但这种安排在英国法律中没有既定依据,必须通过立法才能实施。国王无法仅仅将择偶视为私事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在位君主的婚姻会产生公共、宗教和宪政层面的影响。
这场危机还涉及多个国家。《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令》承认了主要自治领的立法自主权,并载明了变更王位继承顺序和君主称号须经共同同意的原则。因此,鲍德温征询了各自治领政府的意见,而没有将此事仅仅视为英国内部事务。各方的回应在法律形式和政治侧重点上不尽相同,但都未能为爱德华倾向的解决方案提供可行的基础。英国报界最初保持克制,限制了国内的相关报道,尽管外国报纸早已公开报道这段关系。等到这场争端在英国广为人知时,留给各方协商解决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爱德华于1936年12月10日签署退位诏书。次日,《1936年国王陛下退位宣言法令》使其在联合王国生效,他的弟弟阿尔伯特继位,成为乔治六世。爱德华随后获封温莎公爵,并于1937年6月3日在法国与辛普森结婚。两人没有子女。这场危机为君主的个人自主权确立了一项强有力的实际限制:君主不能一边坚持推行向议会负责的大臣们所反对的做法,一边仍指望这些大臣维护王室的宪政地位。危机也使王位继承转至其弟一家,而这一家的女儿伊丽莎白出生时,其父尚非王位的确定继承人。
乔治六世、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帝国转型
乔治六世的在位时间为1936年12月至1952年2月。他即位后,王室需要从退位风波的冲击中恢复过来。他的加冕礼于1937年5月12日举行,沿用了原定为爱德华八世举行加冕礼的日期。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王后成为他重建王室权威的重要伙伴,与他共同面向公众。国王在言语治疗师莱昂内尔·洛格的帮助下,逐渐学会应对言语障碍;这一障碍使广播讲话和典礼致辞对他而言尤为艰难。与兄长面对公众时的从容自如不同,他履行公众职责依靠的是充分准备和持之以恒的努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王室成为平民坚忍精神的重要象征。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始终留在英国,走访遭轰炸的地区、军队和工厂。白金汉宫本身也在轰炸中受损。他们的两个女儿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在战争期间大部分时间住在温莎城堡。伊丽莎白公主于1940年向儿童发表广播讲话,并于1945年加入女子辅助地方勤务队,接受驾驶和机械维修训练。这些活动使王朝的年轻一代与战时动员的经历联系起来。
国王还履行了战时君主所承担的保密性宪政职责。他听取报告、接见大臣,并与1940年5月出任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共事。早在战争爆发前,他于1939年对加拿大和美国的国事访问就已为外交关系提供了支持。不过,军事战略和政府政策仍由大臣与军事指挥官负责。君主制的独特贡献在于其象征和代表作用:在疏散、轰炸、丧亲之痛直至最终胜利的历程中,它维系了国家的延续性。
在同一统治时期,王权所依托的领土格局也发生了根本变化。1947年的印巴分治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结束了英国对印度次大陆的直接统治;印度皇帝的头衔于1948年正式废除。爱尔兰自由邦依据1937年宪法更名为爱尔兰,此前已削弱君主的作用;《爱尔兰共和国法》于1949年生效,终结了其在对外事务上与英国王室仅存的联系。同年,《伦敦宣言》使实行共和制的印度得以留在英联邦。因此,乔治六世于1952年2月6日去世、伊丽莎白二世继位之时,尽管王室的许多仪式和制度仍沿袭旧制,王位所处的帝国格局却已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伊丽莎白二世与现代王朝的巩固
伊丽莎白二世在访问肯尼亚期间继位,自1952年2月6日在位至2022年9月8日,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1953年6月2日,她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加冕典礼通过电视转播,使这场隆重的宗教与宪政仪式得以呈现在远超现场人数的观众面前。传统仪式与现代广播电视的结合,成为她在位期间的一大特色。在社会与政治不断变迁的七十年间,王室巡访、国事访问、授勋仪式以及定期举行的全国性典礼,使王室始终以高度规律的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
伊丽莎白于1947年11月20日与爱丁堡公爵菲利普结婚。菲利普生来拥有希腊和丹麦王子头衔,婚前放弃了外国王室头衔,并改姓蒙巴顿。两人育有四个孩子:查尔斯、安妮、安德鲁和爱德华。1952年,女王宣布,她本人及其子女将继续以温莎作为王朝和家族名称。1960年,她又发表声明,规定除特定例外情况外,两人的后裔使用蒙巴顿-温莎这一姓氏。这既保留了温莎作为王朝的名称,也在后裔的姓氏中体现了菲利普的姓氏。
女王在履行宪政职责的岁月中,先后与从丘吉尔到莉兹·特拉斯的十五位英国首相共事。她每周与首相举行的会晤均不公开,既为双方提供了磋商的机会,通常也使君主的观点不至于被卷入公开的政治角逐。但并非每一次首相交接都按部就班。在保守党确立正式的党魁选举程序之前,1957年和1963年首相人选的确定都需要进行磋商,使王室接近了党内存在争议的决策过程。此后,政党规则的完善降低了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她在位期间还举行了有关苏格兰独立及是否保留欧洲联盟成员国身份的公投;在这些问题上,决定政府方针的是民选政治人物,而非君主。
一系列公众庆典纪念了她漫长的统治:1977年的银禧、2002年的金禧、2012年的钻禧,以及2022年的白金禧。长久在位本身也成为制度延续性的一项支撑:从帝国终结、冷战、权力下放,到传播方式和社会习俗的重大变革,伊丽莎白始终担任君主。但这种延续性并不意味着王室一成不变。王室财务的公开程度不断提高,王室住所向公众开放的范围扩大,家庭私事也受到越来越密切的审视。因此,她的在位史并不只是维护传统的历史,也是一个世袭制度不断调整自身运作方式与条件的历史。
王权、英联邦王国与去殖民化
温莎王朝君主与英联邦的关系,与早期英国统治者行使的帝国主权有着根本区别。英联邦是由独立国家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其中大多数成员国是共和国。成员国并不因加入英联邦就一概负有向英国君主效忠的义务。英联邦元首的职位与君主身份不同,其继任也不自动受英国王位继承法支配。2018年,英联邦各国领导人同意由查尔斯接替伊丽莎白二世担任这一职务。
相比之下,英联邦王国则依据各自的宪制安排,由同一人担任君主。查尔斯三世于2022年9月即位时,这样的国家共有十五个,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牙买加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各国的王权在法律上彼此独立:加拿大国王处理加拿大宪政事务时,依据的是加拿大方面的建议,而非英国政府的指示。在英国以外的英联邦王国,通常由总督代表君主,履行当地法律和惯例规定的职责。因此,共奉一个王朝,并不意味着各国拥有同一个政府,也不意味着各国公民身份存在高下之分。
这一安排是经由一系列宪制变革逐步形成的,而非帝国一次性退出的结果。1926年帝国会议将英国及各自治领界定为地位平等的自治共同体。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令》以立法形式确立了这一关系的若干重要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去殖民化带来了更加多样的结果。印度于1950年成为共和国后仍留在英联邦;加纳于1960年成为共和国;巴巴多斯则于2021年以总统取代君主,同时保留英联邦成员资格。这些变化结束了君主在这些国家担任国家元首的地位,却不一定意味着它们退出英联邦。
君主制与各国本土宪制权力之间的关系,有时也会引发争议。1975年,澳大利亚议会因政府拨款问题陷入危机,总督约翰·克尔爵士解除了总理高夫·惠特拉姆的职务,并任命马尔科姆·弗雷泽为看守总理。这一事件涉及澳大利亚体制下总督的保留权力,并非英国政府作出的决定。澳大利亚1999年的全民公投否决了改行共和制的宪法提案,但这一结果并未使该议题从政治辩论中消失。这些例子说明,在叙述温莎王朝的历史时,必须区分王室在国际礼仪层面的活动与各国独立作出的宪制选择。
宪制权力、王位继承与宗教地位
温莎王朝的君主制度在君主立宪制框架内运作,而非由君主亲自执政。在英国,君主任命首相、正式宣布议会开幕、御准法案、接见外交代表,并行使王室特权履行诸多职能。这些行为大多依照大臣的建议作出。拥有行使某项正式权力的资格,通常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由、独立地决定政策:大臣向议会负责,而君主则应保持政治中立。区分法律上的权力与宪政惯例,是理解君主职务的关键。
王位实行世袭,但受成文法规范。1689年《权利法案》和1701年《王位继承法》为光荣革命后确立新教徒继承王位的制度奠定了基础。君主必须与英格兰教会保持共融,罗马天主教徒仍被排除在王位继承人选之外。《2013年王位继承法》于2015年生效,其他英联邦王国也协调实施了相应变更,取消了仅因与罗马天主教徒结婚而丧失继承资格的规定。该法还规定,对2011年10月28日之后出生的人,以不分性别的长子女继承制取代男性优先继承制。因此,在这项改革适用的人群中,弟弟不再优先于姐姐继承王位。
2013年的立法还改变了王室婚姻规则。新法不再沿用《1772年王室婚姻法》适用范围广泛的规定,而是要求王位继承顺序中的前六人在结婚前取得君主同意。未获同意即结婚者及其由该段婚姻所生的后代将失去王位继承资格,但婚姻本身并不因此无效。因此,王室成员身份、持有王室头衔、具备王位继承资格,以及作为在职王室成员履行公务,是彼此独立的事项。一个人即使不履行公务,也可以保留其王位继承顺位。
法律也对君主未成年、丧失履职能力及暂时离境的情形作出了安排。《1937年摄政法》及后续立法规范了摄政的任命,以及将职权委托给国务顾问的相关事宜。这些机制旨在君主无法亲自行使职权时维持宪制运作的连续性。君主的宗教职责则构成了另一层面:君主担任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并须就国教及宪制安排宣誓。加冕礼体现了这些宗教义务,却并非君主合法继位的依据。前任君主去世时,继任者即刻继承王位,与加冕礼的日期无关。
王室内廷、财产与公共财政
温莎王朝本身既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持有全部王室财产的公司。王室内廷由协助君主履行宪政、礼仪职责及处理日常生活事务的机构与工作人员组成。内廷各部门分别负责往来函件、公务活动、礼仪安排、对外沟通、财务,以及宫邸和收藏品的维护。其他王室成员也可能设有自己的办事机构。“履行公务的王室成员”这一称谓描述的是参与公务的情况,并非王位继承法中的独立等级。
王室各类财源的法律基础并不相同。王室地产是依法独立管理的一组资产,其净收益上缴国库。它并非君主可以出售或将收益作为个人收入支用的私有财产。自2012年起,君主拨款取代了王室经费及数项单独拨款,成为议会为君主公务开支提供资金的主要机制。根据法定规则,其金额的计算与王室地产的收益挂钩,但不应将这一机制误解为君主个人直接拥有这些收益。公开账目涵盖人员、差旅和房产维护等公务开支;安保费用则另行处理。
其他财产则分属不同类别。白金汉宫和温莎城堡是以王权名义持有、供王室使用的宫殿,而巴尔莫勒尔庄园和桑德灵厄姆庄园则是王室私有地产。兰开斯特公国通过君主私用金为君主提供收入,康沃尔公国则在王位继承人符合持有该公国的相关条件时,为其提供收入。这两个公国各有自身的法律架构及限制。1993年的一份备忘录确立了相关安排,由君主就特定私人收入及资本收益,自愿缴纳相当于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的款项;威尔士亲王也就相关公国收入扣除公务开支后的部分,自愿缴纳所得税。
王室收藏还体现了个人所有与机构保管之间的另一项重要区别。这批收藏包括数百年来积累的绘画、家具、手稿、装饰艺术品及其他物品。君主为后继君主和国家以信托方式持有这些藏品,王室收藏信托基金则负责管理公众参观及相关活动。1993年,白金汉宫开始向付费游客开放,所得收入帮助支付了温莎城堡在1992年火灾后的修复费用。这些安排表明,公众参观、文物保护、公务开支和私人财富相互交织,却不能在法律上混为一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将根本上分属不同类别的资产合并计算,可能使对“王室财富”的估算产生误导。
媒体、家庭生活与公共问责
温莎王朝与大众传媒同步发展,每一项重大传播技术都改变了王室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方式。乔治五世的广播讲话将君主的声音送入千家万户;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典礼的电视转播,则让更多观众得以观看王室仪式。1969年的电视纪录片《王室一家》以前所未有的详尽程度展现了王室的家庭生活。此后,卫星广播、全天候新闻和社交媒体削弱了王室将预定公开露面与计划外曝光区分开来的能力。王室的官方传播活动日益置身于一个它能够影响、却无法控制的媒体环境之中。
1981年,时任威尔士亲王查尔斯与戴安娜·斯宾塞结婚,既体现了王室名人效应的影响力,也暴露了其风险。两人的婚礼吸引了全球观众,而婚姻破裂的过程则成为长期受到公众关注的新闻。两人于1992年分居,1996年离婚。1997年8月31日,戴安娜在巴黎去世,引发了强烈的公众反响;王室在哀悼期初期较少公开露面,也招致批评。伊丽莎白二世于9月5日发表的电视讲话,以及次日举行的葬礼,成为君主制回应这一事件的重要时刻。这些事件表明,公众的期待可能超出正式的宪法职责,延伸至对情感表达的评判。
王室家庭的其他变动,也要求这一制度区分私人身份与官方代表职能。哈里王子与萨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于2020年退出王室高级工作成员的职责。安德鲁王子于2019年停止履行公务;2022年,白金汉宫宣布,他所担任的军方职务及王室赞助人职务已交还女王,且不再以官方身份使用“殿下”称号。这类决定涉及公共角色与代表职能,而非全面改写王位继承安排。它们说明,在王室管理中,决定谁可以代表君主行事具有重要意义。
王室赞助仍是有组织公共活动的主要形式。王室成员支持慈善机构、专业协会、军事单位、文化团体和体育组织,但通常不参与其日常运营。菲利普于1956年创办的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以及查尔斯于1976年创办的王子信托基金,都已发展出鲜明而稳固的机构特色,其影响并不局限于创办者个人的出席活动。与此同时,议会对开支的审查、有关公务礼品与出行的报告,以及围绕王室档案查阅权的争议,使问责成为一个持续存在的议题。君主制的政治中立,并不意味着王室内务机构或其公共经费可以免受审查;相反,它在对制度的监督与参与政党政治之间划出了一条独特的界线。
查尔斯三世与温莎王朝王位继承的延续
查尔斯三世在伊丽莎白二世于2022年9月8日去世后立即继位为国王。他自1952年起便是王位的法定继承人,1958年获封威尔士亲王,并于1969年在卡那封城堡举行受封仪式。漫长的准备期使他在即位之前,已在出席公众活动、从事慈善工作和代表王室出访等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他作为王储时关注的领域包括建筑、传统工艺、环境保护,以及为青年创造发展机会。即位改变了他参与这些领域事务时所处的宪制环境:君主负有不介入政党政治的义务,与王位继承人传统上可以承担的公共角色相比,所受限制更为严格。
2022年9月10日,登基会议在圣詹姆斯宫公开宣告查尔斯继位。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于9月19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随后在温莎的圣乔治礼拜堂举行安葬礼拜。查尔斯与卡米拉王后于2023年5月6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加冕典礼保留了圣公会礼拜仪式的核心结构,包括傅油、宣誓、加冕和效忠礼,同时在参与人员和呈现形式上作出调整。与以往君主即位时一样,法律上的王位继承与随后通过仪式予以确认,是两个不同的事件。
查尔斯即位也改变了下一代王室成员的地位。他的长子威廉自动成为康沃尔公爵,并于2022年9月9日获封威尔士亲王。威廉的长子乔治王子出生于2013年,在王位直系继承顺序中紧随其父。根据适用于他们出生时的绝对长子女继承制,2015年出生的夏洛特公主排在弟弟路易王子之前。这些继承地位由血统和成文法决定,而不取决于个人参与公众活动的多少。相比之下,威尔士亲王等头衔则受特定法律或惯例的约束,并非都以相同方式取得。
尽管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的部分后裔使用蒙巴顿-温莎这一姓氏,王朝名称仍为温莎。两者的区别尤为重要,因为王朝名称的作用并不完全等同于普通姓氏,而现代王室身份也并非仅由从未中断的父系血脉决定。查尔斯即位延续的是其母正式保留的王朝,而非开创一个名称不同的新王朝。温莎王朝的运作建立在几项彼此独立的安排之上:各国王位的世袭继承、行使权力时遵守宪制约束、由选定的王室成员履行公务,以及远远超出君主代表范围的私人亲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