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自由邦于1922年12月6日依据英爱条约成立,在宪制上是大英帝国内的自治领。其政府管辖爱尔兰三十二郡中的二十六郡;北爱尔兰则仍属于英国。自由邦存续至1937年12月29日,当日新宪法生效,国名改为爱尔兰,爱尔兰语称 Éire。从宪制沿革来看,它是当今爱尔兰国家的直接前身,而非后来被并入该国的另一个国家。
自由邦的成立终结了英国政府在爱尔兰南部的大部分统治权,但条约接受英国王权、自治领地位以及与爱尔兰分治相关的宪制安排,也使独立运动阵营发生分裂。由此爆发的内战在此后数十年间深刻影响了政党、公共机构和历史记忆。尽管诞生之初经历了这场暴力冲突,自由邦仍建立起有效运作的议会制度,并于1932年在主要政治对手之间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
这一时期,制度的延续与重大变革并存。源自英国的法院体系、行政惯例及经济联系得以保留,同时也出现了新的国家机构、爱尔兰语政策,以及日趋独立的外交政策。历届政府先是巩固条约确立的安排,随后又逐步废除了其中许多体现帝国约束的条款,同时还须应对经济对农业的依赖、人口外流、经济萧条,以及分治留下的持久影响。
革命、谈判与条约安排
自由邦诞生于争取爱尔兰自治的斗争之中,这场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愈演愈烈。1916年4月的复活节起义宣告成立爱尔兰共和国,但遭到英军镇压。起义领袖被处决、活动人士随后遭监禁,以及1918年的征兵危机,共同推动了民族主义政治的转变。在1918年12月的大选中,新芬党在爱尔兰大部分地区取代了爱尔兰议会党的地位。新芬党当选代表拒绝前往威斯敏斯特议会就席,转而于1919年1月21日在都柏林集会,组成爱尔兰众议院,宣示成立独立共和国。
英军与爱尔兰共和军(IRA)之间爆发了爱尔兰独立战争。共和军开展游击战的同时,共和运动也建立了自己的行政体系、法院和税收体系。暴力行动包括伏击、暗杀、报复及袭击平民。1921年7月11日,停战协议生效。随后,双方在伦敦展开谈判,爱尔兰方面的全权代表包括阿瑟·格里菲斯和迈克尔·柯林斯。戴维·劳合·乔治领导的英国政府不愿承认独立共和国,但提出给予爱尔兰与加拿大相当的自治领地位。
条约于1921年12月6日签署,规定成立爱尔兰自由邦,要求其议会议员宣誓,设置王室代表,并允许英国继续使用指定的海军设施。誓词包括效忠自由邦宪法,以及基于共同公民身份和英联邦关系而忠于国王的承诺。这些区别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反对者认为,这项要求与1916年宣告成立、并于1919年重申的共和国相抵触。支持者则认为,协议确保了切实的自治,并为争取更大程度的独立提供了途径。
1922年1月7日,爱尔兰众议院以64票赞成、57票反对批准了条约。反对这一安排的埃蒙·德瓦莱拉辞去共和国政府总统职务。最初由柯林斯领导的临时政府开始从英国当局手中接管政府部门和军事设施。在192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共和国与临时政府的机构相互重叠,这种并存安排也日益不稳定。6月举行的选举中,支持条约的代表赢得多数席位,不过,新芬党两派达成的选举协议使选举结果的解读变得复杂。自由邦宪法及实施条约所需的立法,使这个新国家于当年12月正式成立。
分治与北部边界
自由邦成立时的领土格局,早已由《1920年爱尔兰政府法》确立。该法将爱尔兰划分为由六个郡组成的北爱尔兰和由二十六个郡组成的南爱尔兰。北爱尔兰于1921年建立了实际运作的议会和政府,而该法为南方设计的机构则基本未能争取到民族主义者的参与。因此,爱尔兰分治早于自由邦的成立,不过,条约规定了新国家接受北方继续作为独立管辖区存在的机制。
条约赋予北爱尔兰向国王呈递咨文、选择不加入自由邦的权利。1922年12月7日,即自由邦成立后不久,北爱尔兰议会便行使了这一权利。相关宪制条文一度设想过一个涵盖全爱尔兰的国家,但自由邦政府从未对北爱尔兰行使过实际管辖权。詹姆斯·克雷格领导的北爱尔兰政府始终决意维持其在联合王国内的地位。因此,自由邦作为一个由二十六个郡组成的国家发展起来,同时仍将国家重新统一视为政治目标。
条约第12条规定,若北爱尔兰选择不加入自由邦,则须设立边界委员会。委员会应在经济和地理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依据居民意愿划定边界。许多条约支持者预期,大量民族主义者聚居区会被划归南方,从而可能使北方管辖区难以维系。条约本身并未保证这两种结果中的任何一种。由理查德·菲瑟姆担任主席的委员会于1924年开始实质性工作;北爱尔兰政府拒绝提名代表,英国政府遂代为任命了一名代表。
1925年11月,一家报纸披露了委员会拟议的边界调整方案。这些调整涉及两个方向上规模相对有限的领土划转,其中包括拟从自由邦划归北爱尔兰的领土。政治后果随即显现:自由邦代表欧文·麦克尼尔辞职,三方政府则通过谈判达成了替代方案。三方于1925年12月3日签订的协议保留了现有边界,并免除了自由邦依据条约分担联合王国公共债务本息偿付的义务。
这一安排巩固了分治格局,却未能解决其背后相互冲突的民族诉求。跨境经济和社会联系依然延续,但分立的行政机构、海关安排和政治制度,使边界的实际影响日益显著。委员会的报告当时并未公布。对自由邦政治而言,1925年协议表明,利用条约机制实现领土重新统一存在局限,政治重心也由此转向在实际管辖的领土内建设各项制度。
内战与国家权威的巩固
爱尔兰内战源于双方对条约的不同看法:条约究竟是可以接受的民族自决实践,还是对共和国的背弃。这一分歧撕裂了新芬党、爱尔兰共和军、社区乃至家庭。反条约的共和派拒绝承认临时政府的权威,而条约支持者则坚持认为,选举和议会对这一安排的认可,赋予了新体制合法性。起初,双方都未能确立不受挑战的武力垄断地位。
1922年4月,反条约部队占领了都柏林的四法院建筑群。6月28日,临时政府军开始用英国提供的火炮轰击这些建筑,危机由此达到顶点。战斗从都柏林蔓延至全国。政府的国民军在夏季攻占了对手控制的主要城镇,其中包括8月攻占的科克。国民军的优势包括能够获得武器、资金和运输资源,以及日益壮大的军事组织。反条约部队则越来越多地转向游击战,不再固守阵地,而是袭击交通通信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
阿瑟·格里菲斯于8月12日去世,迈克尔·柯林斯于8月22日在贝尔纳布拉斯遭伏击身亡,使条约支持派失去了两位主要人物。W. T. 科斯格雷夫成为主要的文职领导人,理查德·马尔卡希则负责指挥军队。政府运用紧急立法、军事法庭、拘禁和处决等手段镇压抵抗。冲突期间,共有77名反条约囚犯被官方处决。1922年12月,支持条约的议员肖恩·黑尔斯遇害后,罗里·奥康纳、利亚姆·梅洛斯、理查德·巴雷特和乔·麦凯尔维遭到处决。此外,还发生了法外杀戮和虐待事件,包括1923年3月发生在巴利西迪的囚犯死亡事件。
战争结束时,双方并未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反条约部队参谋长利亚姆·林奇于1923年4月身亡后,弗兰克·艾肯下令暂停进攻行动,随后于5月24日命令战斗人员封存武器。自由邦虽然击败了武装挑战,但在战事结束后,监禁和政治排斥仍在继续。道路、铁路、公共建筑和私人财产遭到破坏,给本已吃紧的财政增添了负担。四法院战斗期间,公共档案馆被毁,也造成了历史档案的巨大损失。
军事胜利并未自动确立文官的最高权威。1924年,国民军内部对复员安排和军队领导层的不满引发了军队兵变危机。政府顶住了持异议军官的压力,马尔卡希及其他高级官员则辞去了职务。这一事件有助于确立武装部队服从民选政府的原则。不过,内战仍留下了持久的政治遗产:新国家的主要政党分野围绕对条约的相反立场形成,而非单纯依照社会阶级划分。
宪法、议会与公共行政
1922年宪法将议会制政府与自由邦承担的条约义务结合起来。宪法规定,议会由国王和两院组成,两院分别为众议院和参议院。总督代表王室,而实际行政权则由行政会议掌握,行政会议由其主席领导。尽管这一制度部分借鉴了其他自治领的先例,其运作却日益遵循这样一项原则:公共政策应由向民选众议院负责的部长决定。
众议院选举在多议席选区采用单记可转移投票制,实行比例代表制。这既保障了较小政治团体和地方利益的代表权,也要求各政党妥善处理本党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女均享有平等的议会选举权,消除了1918年选举中适用的男女年龄门槛差异。首届参议院的议员通过特定安排产生,其目的之一是让少数群体和资深公众人士获得代表权。1925年曾举行程序复杂的直接选举,后来改为间接选举。
宪法载有保障人身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条款,也设想了直接民主机制,但其中有关公民创制和公民投票的规定,并未成为民众参与立法的长期手段。一项尤为重要的规定允许议会在最初八年内通过普通立法程序修改宪法。1929年,这一期限延长至十六年。因此,对制度安排和权利保障的修改无需经过宪法公民投票即可通过,而在更为刚性的宪法体制下,此类修改本应交付公民投票。
《1924年法院法》重组了司法机关,设立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巡回法院和地区法院。独立斗争期间建立的共和派法院被统一的国家法院体系取代。英国普通法传统和独立前的大量法律,只要未经修改,便继续有效。政府同样保留了专业文官队伍和许多既有行政程序。这种延续性使各项机构得以迅速运转,但也意味着独立并未带来法律或官僚行政运作的全面重建。
在向独立过渡期间成立的爱尔兰国家警察是一个颇具特色的机构。其警员大多不配备武器,这使日常警务有别于革命冲突时期的军事化手段。在那些将先前警察组织视为英国统治象征的社区,争取公众对警察的认同尤为重要。在采用这一民事警务模式的同时,国家也保留了具有强制性的紧急权力。1931年的宪法修正案设立了包括军事法庭在内的特别公共安全机制,体现出常规议会制度与当局应对共和派武装活动的措施之间的张力。因此,自由邦一方面实行竞争性选举政治,另一方面也对被视为威胁其权威的组织施加了重大限制。
政党的形成与权力交接
20世纪20年代,政治斗争的核心是条约反对派是否参与条约所建立的体制。支持条约的组织于1923年改组为盖尔人党,以科斯格雷夫为领袖。该党强调行政稳定、财政节制、公共秩序,以及巩固已获国际承认的独立地位。其领导的历届政府还须面对工党代表、农业利益团体、独立人士,以及人数众多的反条约选民;这些选民选出的议员起初拒绝进入众议院。
拒绝就任议席使反条约的新芬党无法在议会中发挥反对党的作用,而围绕这一策略的分歧最终导致了重大分裂。1926年,德瓦莱拉及其支持者成立了共和党。新党力图通过组织选举活动来实现共和目标,同时从体制内部消除条约的限制。它吸引了小农、部分城市居民、昔日反条约的共和派,以及不满现政府经济政策的选民,为一个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群众性政党奠定了基础。
1927年6月选举后,共和党起初仍拒绝宣读就任议员所必需的誓词。7月10日,司法部长兼行政会议副主席凯文·奥希金斯遇刺身亡,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政府提出法案,要求参选人声明有意就任议席。共和党议员于8月进入众议院,将宣誓视为不得不履行的形式,而非政治效忠的表示。9月举行的第二次大选使两大党的实力均有所增强,也确认了两党在议会内展开竞争的格局。
在1932年2月的选举中,共和党赢得72席,盖尔人党获得57席,共和党随后在工党支持下组建政府。德瓦莱拉于3月9日出任行政会议主席。这次权力交接意义尤为重大,因为仅仅十年前,新旧两届政府的领导人还曾在内战中分属敌对阵营。行政机关、警察和军队均接受了选举结果。此后,共和党在1933年1月的选举中取得议会多数席位。
政治纷争并未平息。在围绕政治集会的冲突和街头暴力中,陆军战友协会逐渐发展壮大,后来与蓝衫运动联系在一起。1933年,盖尔人党、国家中间党和国民卫队合并,成立统一党。欧文·奥达菲最初担任新党的领袖,但于1934年离党,科斯格雷夫则出任该党的议会领袖。身着制服的政治动员并未取代议会政党竞争。到自由邦后期,政治上的主要分野已演变为共和党与建国政治力量之间的持久竞争,而工党虽然规模较小,仍保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农业、财政与经济发展
自由邦继承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既是出口的支柱,也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而岛上重工业最集中的地区则位于其疆界之外的北爱尔兰。牛只、乳制品及其他农产品的销路高度依赖英国市场。都柏林等城镇虽有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但新政府既缺乏广泛的工业基础,也缺少充裕的国内投资资本。因此,经济政策必须在农业竞争力、公共财政与争取更大经济独立的诉求之间取得平衡。
盖尔人党总体上奉行预算平衡、审慎举债和相对开放的贸易政策。货币制度维持了与英镑的紧密联系。1927年《货币法》规定设立货币委员会,新发行的自由邦镑与英镑保持平价,纸币于1928年开始流通。这一安排便利了贸易,也有助于金融稳定,但使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空间十分有限。中央银行直到自由邦时期结束后才成立。
土地改革延续了英国立法时期启动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变革。1923年《土地法》扩大了土地委员会强制征购和重新分配土地的权限,将剩余的租佃土地转交给实际耕种者,并着手解决部分地区人口过密、农地规模过小而难以维持生计的问题。购地者须按年缴纳与购地融资相关的款项。获得土地所有权使许多农户的生活更有保障,但农场规模小、生产率低和依赖牲畜价格等问题仍长期构成制约。农业合作社和国家监管力图改善产品质量与销售,乳业也是其中的重要领域。
政府还在选定领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位于阿德纳克鲁沙的香农河水电工程于1925年开工,电站于1929年投入运行。1927年成立的电力供应局负责统筹全国的发电与供电。这项工程表明,财政保守主义并不排斥由国家主导的大型现代化建设。不过,各地接通电力的情况仍不均衡,农村地区尤其如此;全面的农村电气化主要是在后来的时期才实现的。
1932年之后,共和党将政策转向保护性关税、扶植工业和扩大国内生产。该党政府拒绝支付英国索取的土地年金,由此引发了英爱贸易战。英国对进口的爱尔兰农产品征收关税,爱尔兰则对英国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回应。这场争端损害了牲畜出口,给养牛户带来的压力尤为沉重;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也促进了部分制造业和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争端发生于大萧条期间,因此很难将其影响与更广泛的贸易萎缩和价格下跌完全区分开来。自由邦时期结束时,这场争端仍未解决,直到1938年才通过协议得到化解。
人口、福利与社会权威
自由邦时期,尽管出生人数持续多于死亡人数,二十六郡的人口却几乎没有变化。1926年人口普查记录的人口约为297.2万,1936年则约为296.8万。大部分自然增长的人口因移居海外而流失,延续了十九世纪形成、尤其在爱尔兰大饥荒后确立的人口变化模式。英国和美国是重要的移民目的地,不过,美国的移民限制与经济大萧条改变了移民机会和流向。
乡村社会仍在国家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但独立并未消除城市贫困,也未解决农业雇工和小农生计不稳的问题。都柏林存在拥挤不堪的廉租公寓,恶劣的住房条件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地方当局和历届政府扩大了住房建设,并在1930年代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包括结核病在内的传染病仍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沉重负担。医疗服务由国家和地方机构、志愿医院及宗教组织分别提供,尚未建立全面的全国医疗服务体系。
天主教会通过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及公共讨论发挥着广泛影响。其权威不仅以国家的正式政策为基础,也有赖于庞大的机构网络,以及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自由邦并未将天主教定为国教,1922年宪法也保障宗教自由,禁止宗教歧视。然而,立法取向和行政实践往往体现天主教社会教义,而新教少数群体所处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则日益由天主教的民族认同所塑造。
女性享有平等的议会选举投票权,其中一些人曾在独立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形式上的公民权并未转化为平等的就业机会或参与公共权力的机会。1932年以成文法形式确立的公务员婚姻限制,要求担任相关职位的女性在结婚时离职。法律限制女性从事某些领域的工作,陪审制度的相关安排也减少了女性日常参与陪审工作的机会。政治体制仍由男性占据压倒性的主导地位。社会政策通常将丈夫养家、妻子依赖丈夫生活视为正常的家庭结构。
宗教机构和志愿机构承担着一些职能,而在其他地方,这些职能已越来越多地由公共福利机构负责。工业学校、感化院、母婴之家和抹大拉洗衣院依据各自不同的法律和行政安排,收容或拘禁不同群体。国家的检查与拨款、法院的转介、家庭的决定以及宗教团体的管理,在这一体系中相互交织。后来的官方调查记录了这些机构中的虐待行为和严重的保护失职;这些机构的运作既跨越了自由邦时期,也延续到其后的年代。1935年《刑法修正法》禁止销售和进口避孕用品,体现了性行为管制、刑法与当时主流社会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
语言、教育与文化管制
文化政策力求赋予政治独立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中爱尔兰语居于核心地位。1922年宪法确认爱尔兰语为民族语言,同时承认英语具有同等的官方语言地位。政府通过学校教育、公职任职要求、官方用语及国家象征推广爱尔兰语。其目标不仅是保存一门传承下来的少数群体语言,更是扭转语言转用的趋势,使爱尔兰语成为国民生活中日常使用的语言。
学校成为语言复兴的主要工具。教育体系将爱尔兰语列为必修科目,师资培训强调爱尔兰语能力,部分学校还用爱尔兰语教授其他科目。预备学院帮助招收讲爱尔兰语的学生,使其进入师资培训体系。公职任职要求则为学习这门语言提供了现实动力。政府还通过1926年成立的爱尔兰语区委员会调查爱尔兰语地区的状况。然而,这些地区经济薄弱、人口外流,使主要着眼于教育和官方认可的政策成效受到限制。
教育仍主要由宗教团体所属的机构承担,国家通常提供经费并实施监督,而非直接管理。小学大多由天主教会主办,新教徒则另有学校。中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不及初等教育,入学机会往往取决于学费、奖学金、修会办学及当地条件。随着《1930年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和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设立,技术与职业教育得到发展。因此,教育虽有所扩展,其体制仍保留着显著的阶级、地域、宗教和性别差异。
国家也对文化消费实施管制。《1923年电影审查法》确立了官方电影审查制度,而《1929年出版物审查法》则建立了相应机制,禁止被认定为有伤风化或淫秽的出版物,以及某些涉及避孕或堕胎的出版物。这些措施既影响进口作品,也影响爱尔兰本土创作。与此同时,爱尔兰社会的文学文化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位:曾任参议院议员的W. B. 叶芝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艾比剧院也始终是一家重要的文化机构。因此,文学创作不能简单归结为官方文化政策的产物;作家们往往会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提出挑战。
广播和各种实体象征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国家的存在。都柏林的2RN广播电台于1926年1月开播,广播事业又在20世纪30年代按更广泛的全国性布局进行了重组。邮票、公用印章、爱尔兰语地名以及自1928年起发行的硬币,都标志着权力的移交。硬币图案采用与爱尔兰农业及经济生活相关的动物,为纯粹的革命或宗教意象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这些举措将早期文化复兴的抱负与现代通信和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尽管英语仍是大多数公民使用的主要语言。
自治领地位与对外独立
自由邦的对外地位既不同于完全独立的共和国,也不同于仍由伦敦管治的领土。自治领地位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其国际主体地位与宪制独立得以逐步发展。1923年9月10日,自由邦加入国际联盟,开始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自由邦建立了自己的外交机构,并从1924年起在华盛顿派驻外交代表;此外,尽管英国反对将帝国内部协议以这种方式处理,自由邦仍将《英爱条约》向国际联盟登记。
自由邦代表积极参与各自治领争取宪制平等的运动。1926年帝国会议发表的《贝尔福宣言》将英国与各自治领界定为自治的共同体,彼此地位平等,在内政与外交事务上互不隶属。宣言还明确,总督代表的是王室,而非英国政府。这一区分进一步巩固了以下立场:都柏林与伦敦之间的官方往来应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而不应经由一名代表帝国行使监督权的官员。
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令以立法形式确认了上述发展的诸多成果。该法令取消了对自治领立法权限的主要限制,并规定英国此后制定的法律,未经自治领请求和同意,不得适用于该自治领。对自由邦而言,这为解除与条约相关的宪制约束创造了法律条件。英国大臣或许会在政治上反对此类变革,但声称英国议会仍可不受限制地为自由邦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已愈发站不住脚。
德瓦莱拉于1932年上台后,加快了这一进程。1933年,效忠宣誓被废除,自由邦还通过立法,终止了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上诉的制度。总督的职能遭到削减,其职位在公共礼仪中的重要性也被有意大幅降低。在1935年一宗涉及废除宣誓立法的案件中,枢密院的判决承认,自由邦议会在1931年后拥有广泛权限,即使其立法与此前条约所确立的安排相抵触也不例外。因此,宪制变革不仅通过政治对抗推进,也通过法律机制实现。
自由邦的国际政策也不限于对英关系。德瓦莱拉于1932年担任国际联盟行政院主席,并支持集体安全与小国权利。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后,自由邦政府参与了国际联盟对意大利的制裁。与此同时,自由邦在战略上仍受到制约:英国继续保有贝尔黑文、科夫和斯威利湾的条约港口,而对英经济关系仍在其对外经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正式的外交平等与实际上的重大依赖,以及尚未解决的防务安排并存。
1936—1937年的宪制转型
自由邦的最终转型,源于1936年12月退位危机期间的宪法修订,以及1937年新宪法的通过。爱德华八世决定退位,为德瓦莱拉政府提供了将王权从国家内部宪制架构中移除的机会。《1936年宪法(第27号修正案)法》废除了总督职位,并删除了宪法中有关国王的条文。参议院此前与政府屡次发生冲突,已于同年早些时候被废除。
《1936年行政权力(对外关系)法》对对外事务作出了更为有限的安排。该法允许其他英联邦国家所承认的国王,根据爱尔兰政府的建议,为特定外交目的行事,包括任命代表和缔结国际协定。这并未恢复君主此前在国内宪制中的地位,而是保留了一种刻意受到限制的对外联系。这种联系对该国确切宪制性质的影响,仍是法律和政治争论的议题。
新的爱尔兰宪法于1937年7月1日在与大选同时举行的全民投票中获得通过,并于12月29日生效。宪法将国名定为Éire,即爱尔兰,并宣布其为主权、独立、民主的国家。宪法设立了爱尔兰总统一职,将政府首脑的职称改为Taoiseach(总理),并重组了两院制的爱尔兰议会。新参议院与自由邦时期的参议院有很大不同,其组成包括由职业界别选举产生的议员、大学代表以及总理提名的议员。
新宪法还改变了权利与社会政策的框架。它承认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制度,纳入了有关妇女家庭生活的条款,并禁止通过允许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它承认天主教会的“特殊地位”,同时也明确承认其他列明的宗教教派,并保障宗教自由。其最初的领土条款将整个爱尔兰岛视为国家领土,同时将国家法律的通常适用范围限定在自由邦管辖的地区。这些条款体现了现实运作中的二十六郡国家与爱尔兰统一愿望之间尚未解决的关系。
国名和宪制秩序的改变,并未中断国家的法律延续性、国际组织成员资格或政府行政运作。1937年宪法也未正式将国家界定为共和国。国王在对外关系中残存的法定职能一直保留到《1948年爱尔兰共和国法》于1949年4月18日生效之时,爱尔兰也于同日退出英联邦。在自由邦终结与这一后续变化之间,1938年的英爱协定解决了贸易争端,并将条约港归还爱尔兰控制,消除了直接沿袭自1921年协议的一项国防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