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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茅斯学院

达特茅斯学院是一所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的私立常春藤盟校,创立于1769年,以注重本科教育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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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茅斯学院是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的一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学院创立于1769年,是美国独立战争前建立的九所殖民地学院之一,也是常春藤联盟成员。尽管校名仍保留“学院”一词,达特茅斯既提供本科博雅教育,也开展研究生层次的研究,并设有医学、工程和商科专业学院。其办学特色在于,将规模相对较小的住宿制本科生社群与研究型大学的资源相结合。

达特茅斯的起源可追溯至一项传教教育事业,与埃利泽·惠洛克及莫希干部族牧师萨姆森·奥科姆密切相关。此后的校史涵盖了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若干颇具影响力的专业学院的发展、1972年本科生学院开始招收女性,以及对美洲原住民教育的重新重视。达特茅斯还因BASIC编程语言的诞生、1956年推动人工智能成为独立研究领域的研究项目,以及名为“达特茅斯计划”的独特全年制校历而闻名。

创校、原住民教育与殖民背景

1769年12月13日,新罕布什尔皇家总督约翰·温特沃思代表乔治三世,向达特茅斯学院颁发皇家特许状。学院的主要创办人埃利亚泽·惠洛克是一位公理宗牧师,此前曾在康涅狄格州黎巴嫩镇开办摩尔印第安慈善学校。该校旨在教育美洲原住民学生并培养传教士,将宗教教导与英属殖民地新教所秉持的文化观念相结合。达特茅斯学院的特许状同样将教育原住民青年列为核心宗旨,同时也准许招收英格兰裔青年及其他学生。

萨姆森·奥科姆在筹措创校资金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奥科姆是莫希干部族的牧师,也是惠洛克从前的学生。18世纪60年代,他与牧师纳撒尼尔·惠特克一同前往英国,通过布道赢得了大量支持。英国捐助者大多认为,这些筹款是为了支持原住民教育。第二代达特茅斯伯爵威廉·莱格担任了负责相关款项的英国信托机构主席,惠洛克便以他的封号为新学院命名,以示敬意。学院最终选址汉诺威而非康涅狄格,既是因为当地愿意提供土地和支持,也出于对新英格兰北部边疆发展机遇的看好。

学院宣示的使命与其实际发展方向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矛盾。奥科姆提出异议,认为原本为原住民学生筹集的资源,被转用于一所主要服务白人学生的院校。达特茅斯学院与摩尔慈善学校虽有联系,却是两个独立的机构;在学院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原住民学生的入学人数始终有限。因此,不能仅仅将学院的创立理解为一个单纯的教育慈善故事。它也是殖民传教活动、权力不平等以及试图同化原住民族的历史的一部分。

达特茅斯学院于1771年举行首届毕业典礼,共有四名毕业生。早期教学以古典语言、宗教与道德学问,以及18世纪殖民地学院通常开设的科目为主。此后,学院逐渐脱离早期的宗派与传教框架,但仍然重视其特许状的历史意义。1970年,校长约翰·G.凯梅尼公开重申达特茅斯学院对美洲原住民教育的承诺,并于1972年设立美洲原住民研究项目。此后的发展包括成立美洲原住民与原住民族研究系,以及形成持续活跃的原住民学生社群。这些举措体现的是现代教育承诺,而非对最初传教模式的延续。

达特茅斯学院案与法人独立性

达特茅斯学院对美国宪政史影响最为深远的贡献,源于一场围绕学院控制权的争端。1816年,新罕布什尔州立法机关通过一系列措施,试图将这所由私人治理的学院改为州政府控制的机构,并更名为达特茅斯大学。这些法令扩大了治理机构的规模,改变了1769年特许状确立的制度安排。这场冲突起初涉及校长约翰·惠洛克与董事会之间的争端,但随后演变为一场意义更广泛的法律考验:州政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依特许状成立的私法人组织。

原董事会抵制这些法令,并起诉了威廉·H.伍德沃德。伍德沃德在改组后的管理体制下掌管学院的档案和印章。此案最终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达特茅斯学院毕业生丹尼尔·韦伯斯特代表学院出庭辩护。这场诉讼并非仅仅是教育政策之争:最高法院需要裁定,法人特许状是否构成受美国宪法保护的契约,以及州政府作出的变更是否损害了这一契约。

1819年,最高法院在“达特茅斯学院董事会诉伍德沃德案”中判决董事会胜诉。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判决意见中认定,该特许状属于宪法契约条款所指的契约。因此,州政府无权强行实施有争议的变更。这一判决恢复了原学院法人的权力,并成为美国宪法学领域一项重要的法律先例。它也有助于厘清私人慈善法人与由州政府直接管理的机构之间的法律区别。

这一裁决的重要意义并不限于高等院校。其论证加强了对法人特许状的保护,并影响了美国合同法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不过,它并未确立法人可以不受一般性监管的原则。此后,各州更广泛地采用保留修改或撤销特许状权力的条款,而后来的宪法学说也进一步区分了公共权力与私人契约权利的不同情形。

在达特茅斯学院,这起案件成为校史集体记忆的核心内容。韦伯斯特的辩护将学院的身份认同与历史传承、私人治理以及毕业生对母校的深厚感情联系起来。这一事件也解释了学院那份18世纪的特许状为何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一份创校文件,也是最高法院早期有关法人与州政府权力的最著名判决之一的争议核心。

学院的发展与二十世纪的转型

十九世纪,达特茅斯学院的教学范围逐渐超越了最初的古典课程。学院于1797年开设医学教育,1867年开设工程教育,1900年开设商科教育,由此形成了专业教育分支,使其有别于单纯提供本科教育的文理学院。尽管如此,本科教学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在此后的发展中,达特茅斯学院不断尝试将专业化教育和研究与小型学院特有的密切师生交流及共同住宿生活体验相结合。

1893年至1909年担任校长的威廉·朱厄特·塔克,领导学院度过了一段重要的现代化时期。在他任内,学院扩建设施,加强师资,并逐步摆脱早期较为狭隘的宗教传统和课程模式。1916年至1945年担任校长的欧内斯特·马丁·霍普金斯,带领学院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特茅斯学院承办了大规模的海军V-12培训项目,将军事训练和加速学制引入校园。

战后数十年间,学院提出了更宏大的科研目标,并探索新的通识教育形式。约翰·斯隆·迪基于1945年至1970年担任校长期间,达特茅斯学院开设了“重大议题”课程,旨在引导即将毕业的学生关注当代重大的公共问题。海外学习和跨学科探究也变得日益重要。这些发展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更广泛的转向:重视研究、参与全球事务,并培养毕业生承担专业职责和公共责任的能力。

约翰·G.·凯梅尼于1970年至1981年担任校长期间,学院经历了几项决定性的变革。1972年,达特茅斯学院开始正式招收攻读本科学位的女性,结束了长期以来本科只招收男性的历史。同一时期,学院还推出了“达特茅斯计划”,扩大了计算机的使用范围,并重新致力于招收和培养美国原住民学生。男女同校影响了学院组织运作的几乎所有方面,包括住宿、体育运动、学生社团、招生和课程设置。这一制度的落实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非一次性的行政举措。

此后的历届领导班子兴建了新的教学楼和研究设施,完善了住宿安排,并发展了跨学科项目。2016年,达特茅斯学院成立弗兰克·J.·瓜里尼研究生与高等研究学院,为其研究生项目提供了更为独立明确的组织归属。2023年,西恩·利娅·贝洛克出任达特茅斯学院第十九任校长,成为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在这些变革中,达特茅斯学院保留了其历史名称和以本科教育为重心的传统,同时建立起日益庞大的研究生教育、专业教育与科研体系。

本科教育与达特茅斯计划

达特茅斯学院的本科课程主要授予文学学士学位。学生在涵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跨学科领域的博雅教育框架下学习。学位要求既包括主修专业的学习,也包括写作、语言、各领域通识课程及文化分析等更广泛的要求。其目标不只是让学生在专业之外多修一些课程,而是将深入的专业学习置于更广阔的知识框架之中。工程专业的学生还可通过塞耶工程学院攻读额外的专业学位。

课程体系提供多种专业研修形式,包括各系既有的主修专业、跨学科主修专业,以及经批准、结合相关领域的调整型主修专业。例如,学生可以将经济学与定量方法相结合,也可以在区域研究项目中综合运用历史与文学的研究方法。高年级阶段的学习任务因院系而异,可包括研讨课、实验室研究、创作项目或荣誉学位论文。对于无法完全纳入常规课程目录的学习内容,学生可在教师指导下开展独立研究。

达特茅斯学院最具特色的学期安排是“达特茅斯计划”,通常简称为“D-Plan”。该计划于1972年随男女同校制度的实行而推出,将每年分为秋、冬、春、夏四个学期,每学期约十周。在符合相关要求及例外规定的前提下,本科生通常须在学位修读期间完成十二个注册学期。学生可自行规划就读安排,将在校学习学期、经批准的校外学习学期和休学学期相结合。大二结束后的夏季通常要求学生在校就读,普遍称为“大二之夏”。

这一学制最初帮助达特茅斯学院扩大了本科招生规模,同时不必让所有学生在传统学年的全部时间里都住在校园。它也让学生有机会在秋、冬或春季的休学学期参加实习、工作、研究或其他活动。不过,这种灵活性也有现实限制:课程的先后顺序、体育赛事安排、先修要求以及校外项目的名额与开设情况,都可能限制个人的学习计划。因此,学生的学业与住宿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跨越数年的统筹安排,而非固定的年度时间表。

校外学习也融入了这一体系。由教师带队的海外研修和语言学习项目,让学生能够在与所学主题相关的环境中修读达特茅斯学院的课程。海外语言学习项目侧重语言习得与文化沉浸,海外研修项目则往往侧重学科领域的学习。本科生研究项目,包括1990年设立的“女性科学项目”,为学生参与实验室工作或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途径。这些安排使本科教育既以住校学习为基础,又包含阶段性的校外流动,让学习贯穿在校学期、实地环境与研究经历。

研究生院与专业学院

达特茅斯的各所专业学院创办于不同时期,至今仍各具独特的学术文化。医学院由医生内森·史密斯于1797年创立,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医学院之一。2012年,在获得奥黛丽·盖泽尔和西奥多·盖泽尔的巨额捐赠后,学院更名为盖泽尔医学院;西奥多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苏斯博士。医学院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将汉诺威校区与邻近的黎巴嫩市及更广泛地区的临床机构联系起来。达特茅斯—希 Hitchcock 医疗中心是其重要的教学与研究合作伙伴,但学院与这一临床医疗系统并非同一法人机构。

医学教育包括课堂学习、临床训练和科研。达特茅斯尤其以医疗服务提供方式、医疗实践差异以及医疗支出与健康结果之间关系的研究而著称。这些领域将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政策分析及卫生系统的组织方式联系起来。这些领域的研究生及专业学位课程是对医学学位教育的补充,而不能取代行医所需的临床训练。

塞耶工程学院于1867年在西尔韦纳斯·塞耶的支持下创立。塞耶是达特茅斯校友,也因曾领导美国军事学院而闻名。该学院的本科教育将工程学融入博雅教育。学生通常先在本科生院修读工程科学专业,之后可继续攻读工程学士学位;这一专业学位课程往往需要在通常的四年本科学习之外继续修读。研究生教育则包括研究型学位,以及将工程与管理和技术创新相结合的课程。

塔克商学院于1900年在爱德华·塔克的支持下开办,被广泛认为是第一所管理学研究生院。其主要学位为工商管理硕士,传统上采用高强度、全日制住校的两年制培养模式。塔克商学院的办学定位相对集中,与那些同时拥有大规模本科生、博士生及专业学位学生群体的商学院有所不同。案例分析、小组合作,以及师生之间持续的交流,是其教学体系的重要特色。

瓜里尼研究生与高等研究学院汇集了达特茅斯专业学院之外的许多研究型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课程,涵盖自然科学、工程学、社会科学及部分人文学科。研究生参与实验室、研究团队、教学及跨学科中心的工作,而专业学院学生则遵循各自独立的学位培养体系。因此,达特茅斯既不只是一所文理学院,也不是一所以单一研究生院为主导的大学;其学术架构以本科生院为核心,结合了数所在历史上各自发展而来的学院。

计算机、人工智能与研究

达特茅斯学院在计算机科学早期发展史上占有独特地位。1956年,学院举办了由约翰·麦卡锡、马文·明斯基、纳撒尼尔·罗切斯特和克劳德·香农组织的达特茅斯人工智能夏季研究项目。项目提案以“人工智能”为名,提出了一项研究议程,旨在探索能够表现出智能行为某些特征的机器。参与者并未提出统一理论,也未取得某项决定性的技术成果,但该项目帮助此前分散在多个学科中的相关研究确立了共同的领域定位和术语体系。

另一项重大贡献来自约翰·G.凯梅尼和托马斯·E.库尔茨。1964年,两人在达特茅斯学院开发了BASIC语言,其名称是“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代码”的英文缩写。BASIC的设计初衷,是让并非数学或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也能学习编程。它的命令相对简单,并支持交互式使用,降低了使用更专业的编程系统时所面临的实际门槛。后来的版本在个人计算机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版本在许多方面已不同于达特茅斯最初的实现版本。

BASIC与达特茅斯分时系统同步发展。分时系统使多名用户能够通过终端与一台中央计算机交互,而不必提交作业、等待稍后批量处理。交互式访问与面向初学者的编程语言相结合,使计算机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教育资源。凯梅尼和库尔茨认为,使用计算机的能力与各学科课程都有关,而不仅仅是为某个狭窄的技术职业做准备。因此,达特茅斯早期的计算机文化不仅具有技术意义,也具有院校建设和教育教学层面的意义。

除计算机领域外,学院的研究还涵盖神经科学、生物科学、极地科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成立于1989年的北极研究所支持与北方环境及社区相关的研究。这类研究可将气候变化、生态学、国际关系和原住民知识联系起来。达特茅斯的地理位置也为区域环境研究提供了便利,包括涉及新英格兰森林、流域和土地利用的研究。学院提供的本科生科研岗位,使其中一部分工作与其教学使命直接相连。

在卫生服务研究领域,《达特茅斯医疗保健图谱》主要通过分析美国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数据,记录了医疗服务的地域差异。约翰·温伯格等相关研究人员考察了治疗模式和资源使用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无法仅用疾病状况的不同来解释。这项工作推动“不合理差异”成为卫生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此类研究需要审慎区分观察到的地域模式与因果解释:仅凭差异本身,无法认定某种治疗不恰当,也无法证明某一特定支出水平会带来更好的医疗结果。

校园、馆藏与上谷地区

达特茅斯学院的主校区位于汉诺威中心地带,毗邻康涅狄格河和佛蒙特州边界。汉诺威属于上谷地区;这一地区由河流两岸的多个社区联系而成,而非围绕某一座大型城市中心形成。这样的区位环境塑造了学院的日常运作方式:学生通常住在教学楼附近,而科研、临床工作及面向区域的服务则延伸至周边市镇。例如,达特茅斯—希区柯克医疗中心就位于黎巴嫩市,而非汉诺威校区的中心地带。

绿地广场是一片面积约五英亩的开阔场地,既是达特茅斯学院的象征,也是校园的空间中心。教学、行政和文化建筑环绕四周,广场本身则是休闲、集会和举行典礼的场所。达特茅斯楼于1791年首次落成,后来成为学院最具辨识度的建筑之一;1904年遭遇大火后,该楼得到重建。因此,校园内既有历史建筑,也有后期重建或增建、同时保留早期建筑风格元素的建筑。随着校园扩建,紧邻绿地广场的区域之外也建起了现代化的科学与工程设施。

1928年开放的贝克纪念图书馆与2000年开放、与之相连的贝里图书馆,共同构成了校园重要的学习和图书馆服务中心。贝克图书馆的塔楼是校园中醒目的地标。馆内还收藏着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于1932年至1934年间创作的组画《美洲文明史诗》。这组壁画通过征服、暴力、工业化和文化变迁等主题,展现美洲的历史。这一墨西哥壁画运动的重要代表作,由此融入了一所新英格兰学院的日常学术环境。

胡德艺术博物馆的专用馆舍于1985年开放,经过大规模扩建后,于2019年重新开放。馆藏为艺术史及其他学科的教学提供支持,藏品既用于细致研习,也用于面向公众的展览。1962年开放的霍普金斯艺术中心为音乐、戏剧、舞蹈和电影提供设施并安排相关活动。博物馆与表演艺术中心共同使达特茅斯不仅是一所服务本校学生的学院,也成为区域性的文化机构。

达特茅斯的校园环境并不局限于建筑。学院管理或使用林地和户外设施,达特茅斯户外俱乐部则组织开展多种户外休闲活动。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北部的“第二学院赠地”是1807年划拨给达特茅斯的一大片土地,用于林业、休闲和科研。这些土地不只是优美的背景,更是实际用于教育的资源,将土地管理、户外活动和环境研究,与学院的历史及其在区域内的影响联系起来。

治理、招生与财务支持

达特茅斯学院由董事会治理,董事会依据学院章程及后续法律安排运作,对学校政策、财务监督和校长任命承担最终责任。校长通过学术及行政管理人员领导学校,教师群体则在课程设置、学位要求和学术标准方面承担重要职责。本科学院与各专业学院的具体安排有所不同,反映了各自培养项目和认证方式的差异。

长期以来,校友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治理和校务中发挥着格外显著的作用。董事遴选安排既包括由董事会选出成员,也包括由校友提名成员;这些安排的变动有时会引发争论。校友还通过筹款、地区组织、年级校友会和咨询机构参与学校事务。这种参与为学校提供了资源,也有助于保持延续性,但它与董事、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的正式职责并行存在,而非取而代之。

本科招生的选拔十分严格,既考察申请者的学业准备情况,也综合考虑其申请材料中的其他方面。达特茅斯学院设有提前决定录取和常规录取两种申请方式,前者在规定条件下具有约束力。与许多院校一样,该校在新冠疫情期间曾暂时取消标准化考试成绩要求。2024年,达特茅斯学院宣布,将对申请于2025年秋季入学的本科生恢复这一要求。校方在解释这一决定时,援引了校内研究:结合申请者所在学校及其所获机会的背景来解读考试成绩,能够使这些成绩发挥有价值的参考作用。

达特茅斯学院的本科助学政策以经核定的经济需求为依据,而不是由学校根据学业或体育表现颁发优秀奖学金。2022年,该校将本科招生中不考虑支付能力的政策扩展至国际申请者,这意味着录取决定不会考虑申请者的支付能力。学校还宣布取消本科助学方案中要求学生承担的贷款部分,以奖学金资助取代。满足经核定的经济需求,取决于学院对家庭经济资源和就读费用的计算;这并不意味着每名学生获得的资助金额都相同,也不意味着所有学生都无须承担任何费用。

学费收入、慈善捐赠、科研经费和捐赠基金收益,为达特茅斯学院各方面的活动提供支持。捐赠基金资产通过投资为学校提供长期支持,但其中许多单项基金的用途受到捐赠者所设条件的限制。因此,对外公布的捐赠基金总额,并不代表可自由支配的运营资金余额。财务决策必须兼顾当前支出,以及学校对未来学生、教师、设施和科研所承担的责任。在本科学院、科研项目和各专业学院之间,学费、资助经费、临床合作及慈善捐赠的相对重要性也有所不同。

住宿生活、体育运动与校友网络

达特茅斯学院是一所住宿制特色鲜明的学府,本科生的社交生活大多在紧凑的校园社区内展开。2016年,学院设立了六个本科生住宿社群,旨在让学生在整个求学期间都能保持稳定的归属关系。这些社群组织社交、学术和休闲活动;即便学生按照D-Plan弹性学制的安排,在某些学期离开校园,也能借此与学校保持联系。这些住宿社群与学生组织、文化及身份认同团体、宗教社群、表演团体和其他形式的社团并存。

长期以来,兄弟会、姐妹会及接纳不同性别成员的希腊字母社团在校园社交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们的突出地位,也使其成为校方反复讨论饮酒、安全、包容性及住宿生活组织方式等议题时的关注对象。达特茅斯学院历年来不断调整社团认可规则和社交活动政策,同时保留其他住宿及课外活动体系。这些社团的历史也与男女同校的发展相互交织:随着女性入学并成立自己的社团,原先围绕全男性学生群体建立的组织也必须作出调整。

户外休闲活动在达特茅斯尤为盛行。成立于1909年的达特茅斯户外俱乐部组织徒步、攀登、滑雪和划艇等活动。新生户外之旅让许多即将入学的学生在学年开始前,就能接触户外活动及由学生主导的传统。冬季嘉年华于1911年首次举办,将冬季运动与一系列校园活动相结合。这些活动既反映了新英格兰北部的气候特点,也体现了学院利用周边自然环境开展休闲活动、凝聚校园社群的悠久传统。

达特茅斯学院参加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第一级别赛事,也是常春藤联盟的成员;该联盟各校均不提供体育奖学金。学院运动队以“大绿队”(Big Green)之名参赛,主要代表色为绿色和白色。校际体育项目包括美式橄榄球、赛艇、冰球、滑雪及众多其他运动。凭借滑雪项目和校友的参赛经历,达特茅斯也与冬季竞技运动及奥林匹克运动会建立了深厚联系。除校代表队竞技体育外,体育俱乐部和校内竞赛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参与机会。

学院的校友网络遍及公共服务、商业、学术、艺术和体育等领域。毕业生包括19世纪重要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以“苏斯博士”为笔名的作家兼插画家西奥多·盖泽尔,数学家约翰·乔治·凯梅尼在计算机领域的昔日学生和合作者,以及众多作家、科学家和各类机构的领导者。罗伯特·弗罗斯特曾就读于达特茅斯,但未毕业,此后仍与学院保持着密切关系。学位获得者、曾就读者、教职人员及荣誉学位获得者与达特茅斯的关系各不相同;在描述学院广泛的文化和专业联系时,区分这些身份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