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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疾病与症状 / circadian-rhythm-sleep-wake-disorder

昼夜节律睡眠-觉醒障碍

当生物性睡眠时相与所需的睡眠-觉醒时间安排冲突时,昼夜节律睡眠-觉醒障碍可导致失眠、过度嗜睡或两者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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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节律睡眠-觉醒障碍是一组因体内生物钟发生改变或与外部环境不同步,导致睡眠和觉醒的时间安排持续或反复紊乱的疾病。其典型表现是在需要睡觉时难以入睡、在需要保持清醒时过度嗜睡,或两者兼有,并伴有临床上显著的痛苦或功能损害。与许多其他睡眠障碍不同,这类疾病的核心问题可能是睡眠发生的时间,而非无法获得正常睡眠。

这组疾病包括睡眠-觉醒时相延迟障碍、睡眠-觉醒时相提前障碍、非24小时睡眠-觉醒节律障碍、不规则睡眠-觉醒节律障碍、轮班工作障碍和时差障碍。这些疾病将昼夜节律的生物学机制与日常作息、光照暴露、视觉功能、发育、衰老及工作条件联系起来。因此,对这类疾病的评估需要考察连续多日的睡眠模式,而不能仅凭一晚的睡眠情况。

生物计时与睡眠调节

睡眠时机由昼夜节律调节与睡眠依赖性稳态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亚历山大·博尔贝伊于1982年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睡眠双过程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稳态性睡眠压力在清醒期间逐渐增加,在睡眠期间逐渐下降;与此同时,昼夜节律过程以约24小时为周期,调节睡眠倾向和警觉水平。两者的相互作用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人即使已经清醒一整天,到了傍晚仍可能变得更加清醒,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便仍有大量睡眠欠债,白天的睡眠也可能在短时间后结束。

主要的昼夜节律起搏器是视交叉上核,它是位于下丘脑前部的一对结构。其神经元通过涉及生物钟相关基因及其蛋白产物的分子反馈环路,产生节律性活动。类似的生物钟遍布全身。中央起搏器帮助协调这些节律,而进食、活动和其他信号也会影响外周组织。因此,睡眠-觉醒作息不仅可能与外界环境的时间失去同步,也可能与体温、激素分泌及代谢功能的节律失去同步。

光是人类昼夜节律系统最主要的环境同步因子,又称授时因子。含有感光色素黑视素的特殊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会将环境光照信息传递给中央生物钟。这些细胞传出的信号也整合了来自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的输入。昼夜节律对光的反应取决于光照的时间、持续时长、强度和光谱组成,也取决于近期的光照经历。在许多实验条件下,短波长光的作用尤为明显,但不能简单地用蓝光与非蓝光的区别来概括昼夜节律对光的反应。

人类内源性昼夜节律周期平均略长于24小时,在受控实验室研究中约为24.2小时,但存在个体差异。每日发生的同步过程称为同调,通常可防止生物钟相对于一天中的时刻不断漂移。生物夜早期的光照通常会使生物钟后移,而生物夜晚期或生物晨的光照通常会使其前移。这些关系构成了相位反应曲线,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光照在不同的生物时间会产生不同影响。

在昏暗光照条件下,松果体分泌的激素褪黑素通常在生物傍晚开始升高。其升高的时间可提供昼夜节律相位的信息,但褪黑素并不是控制睡眠的开关。人们可以在褪黑素浓度低时入睡,也可以在浓度高时保持清醒。因此,昼夜节律障碍涉及的是内在相位、睡眠压力与外界作息要求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普遍存在的某一种激素缺乏或过量。

分类、界定与人群分布

《睡眠障碍国际分类》第三版于2014年出版,并于2023年修订。该分类根据节律错位的模式,区分了几种昼夜节律睡眠-觉醒障碍。睡眠-觉醒时相延迟障碍和睡眠-觉醒时相提前障碍表现为主要睡眠时段相对稳定地后移或前移。非24小时睡眠-觉醒节律障碍表现为无法与24小时昼夜周期保持同步。不规则睡眠-觉醒节律障碍表现为睡眠缺乏整合,零散分布于白天和夜间。轮班工作障碍和时差障碍则主要由外部强加的作息安排引起。

区分内源性与外源性障碍有一定帮助,但并不能涵盖全部情况。睡眠时间延迟可能是遗传性的节律倾向、发育变化、晚间光照暴露以及社会因素的强化作用共同造成的。反过来,即使两名劳动者遵循相同的夜班安排,其昼夜节律的适应情况和症状也可能大不相同。分类描述的是可观察到的临床表现模式,并不一定能确定某个单一病因。

偏晚或偏早的时型本身并不是障碍。时型是指个体在偏好或习惯的睡眠及活动时间方面存在的差异。要归入临床障碍,还必须存在显著的症状或功能损害。一个人如果能在凌晨2点至上午10点安稳入睡,且没有与这一作息冲突的事务要求,那么他可能只是晚型时型,而非患有睡眠障碍。但如果每天早上7点必须到岗或到校,同样的作息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功能损害。仅凭钟表时间,或仅凭与人群平均水平存在偏差,都不足以判定为疾病。

不同定义和抽样方式得出的人群估计值可能差异很大。问卷研究可能会发现许多睡眠时间偏晚的人,而要求存在持续的功能损害、排除其他解释并提供纵向记录的研究,所识别出的病例则较少。因此,晚型倾向、睡眠延迟和确诊的睡眠-觉醒时相延迟障碍,其估计值不能混为一谈。轮班工作障碍也存在类似问题:从事夜班工作的人口比例,并不等于发生该障碍的人口比例。

年龄和生活处境对这些障碍的分布有很大影响。睡眠时相延迟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尤为突出,而随着年龄增长,睡眠时相提前则更为常见。非24小时睡眠-觉醒节律障碍与全盲密切相关,但并非所有全盲者都会发生这种障碍。不规则睡眠-觉醒节律障碍尤其多见于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或神经发育障碍的人,以及生活在昼夜提示信号较弱环境中的人。

国际疾病分类和精神障碍诊断体系也对昼夜节律睡眠-觉醒相关病症进行分类,但其分类架构和术语与睡眠专科分类并不完全一致。因此,表面上的患病率差异,除了反映潜在的生物学差异,也可能反映编码惯例、医疗服务可及性和诊断标准的差异。

睡眠-觉醒时相延迟障碍与时相提前障碍

睡眠-觉醒时相延迟障碍的特征是,主要睡眠时段持续晚于期望或要求的作息时间。患者难以在较早的常规就寝时间入睡,也难以在早晨规定的时间醒来。如果允许他们按照自己偏好的晚睡晚起作息生活,睡眠时长和质量往往会显著改善。这种改善具有诊断意义,因为它有助于区分睡眠时间安排的问题与无论采用何种作息都无法获得充足睡眠的问题。

典型表现是,患者直到凌晨才能入睡,却必须在数小时后起床上学或上班。反复被迫早起会造成睡眠不足、晨间困倦、缺课或缺勤,以及学习或工作表现下降。在作息不受限制的日子里,睡眠可能一直持续到接近中午,甚至下午。然而,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具体就寝时间,例如凌晨2点或3点,可以用来界定这种障碍;关键特征是睡眠时间与规定作息之间存在稳定的错位,并因此造成功能损害。

青春期通常会出现昼夜节律时相后移,同时睡眠压力的累积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晚间活动和光照暴露可能强化这一倾向。不过,达到临床诊断程度的时相延迟,无论在持续性还是后果方面,都超出了正常发育变异的范围。家族聚集现象以及生物钟相关基因中的罕见变异表明,部分病例存在生物学因素的影响。2017年报道的 CRY1 基因中一种影响剪接的变异,就是与睡眠时间延迟有关的例子,但它并不能解释大多数病例。

睡眠-觉醒时相提前障碍的模式则恰好相反。患者在傍晚异常早地开始困倦,并在清晨异常早地结束睡眠。患者可能反复在晚间社交活动中睡着,并在凌晨3点或4点左右醒来,尽管他们希望晚些入睡、晚些醒来。如果允许按照这种提前的作息生活,睡眠本身仍可保持良好的连续性。

睡眠时相提前在老年人中更为常见,但正常的、与年龄相关的早睡早起偏好不足以作为诊断依据。家族性病例为理解分子生物钟提供了重要证据。1999年,研究者描述了一种家族性睡眠时相提前表型;2001年,又报道了一种与磷酸化改变有关的 PER2 基因突变。这些发现证实,生物钟蛋白调控的变化能够改变人类的睡眠时间。

时相延迟障碍和时相提前障碍,并不只是人们自主选择晚睡或早睡所形成的相反表现。生物学倾向的强弱、环境暴露情况,以及维持社会所要求作息的能力,都存在个体差异。条件性觉醒、不规律的补觉或共存的失眠还可能使症状复杂化,因此,稳定的睡眠时相障碍可以与独立存在的入睡困难或睡眠维持困难同时出现。

非24小时及不规则睡眠-觉醒节律障碍

当睡眠-觉醒节律无法稳定地与24小时昼夜周期同步时,就会出现非24小时睡眠-觉醒节律障碍。睡眠时间通常会逐渐后移,但也可能呈现其他模式。随着内在节律与外部作息时而一致、时而错位,症状也会随之波动。夜间睡眠相对良好的时期,与夜间清醒、白天嗜睡的时期交替出现。

这种障碍在全盲人群中尤为值得关注,因为视网膜接收的光信号通常是每天最强的授时信号。不过,视觉感知与昼夜节律的光感受并不相同。一些没有意识性光感的人,仍保留着能够使生物钟同步的视网膜通路,另一些人则没有。因此,仅凭是否具有实用视力,无法判断昼夜节律的同步能力是否仍然保留。

一个简单的理论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漂移模式。如果一个未与外界同步的生物钟周期为24.5小时,其节律相对于社会通用时间每天会后移约30分钟,大约需要48天才能完成一轮完整的24小时漂移。实际睡眠时间的变化更加复杂,因为日常事务、小睡、睡眠压力以及仍在起作用的环境线索都会影响行为。这个例子说明的是一种机制,而不是诊断界限。

非24小时睡眠-觉醒节律障碍也可发生于视力正常者,但少见得多,而且可能难以与严重的睡眠时相延迟、高度不规律的作息,或由行为因素维持的节律漂移区分开来。短期记录可能恰好只捕捉到一个看似稳定的时段。因此,长期睡眠记录,以及在部分情况下反复测量昼夜节律时相,尤为重要。

不规则睡眠-觉醒节律障碍与持续漂移的节律有本质区别。患者没有稳定、集中的主要睡眠时段,而是在24小时内分散出现多段睡眠。总睡眠时长可能大体充足,但夜间清醒和白天睡眠仍会造成明显的功能损害。这种状况并不等同于偶尔小睡或就寝时间不固定。

不规则节律与痴呆、某些神经发育性疾病,以及其他影响脑功能的疾病有关。昼夜节律通路的退化、白天光照不足、活动量少,以及社会生活缺乏规律性,都可能发挥作用,但各自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照护机构的环境还可能进一步削弱昼夜之间的差异。在这些情况下,碎片化的节律可能同时反映神经系统疾病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应将睡眠紊乱一概归因于某一种机制。

轮班工作障碍与时差障碍

轮班工作障碍是指反复出现的工作时段与通常的生物性睡眠时段重叠,导致失眠、过度嗜睡或两者兼有,并伴有睡眠机会减少或睡眠时间缩短。夜班、轮换班以及很早开始的工作都可能造成这种冲突。不能仅凭工作安排来判定是否存在这种障碍:许多轮班工作者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临床上将其归为障碍,要求症状与工作安排之间存在持续的关联。

夜班会带来多重挑战。在夜班的部分时段,尤其是接近生物体温最低点时,昼夜节律系统会促进睡眠;而在白天睡觉时,昼夜节律的促醒信号又会妨碍睡眠。通勤途中接触日光,以及家庭事务或社交活动的需求,都可能进一步缩短睡眠时间。部分工作者的昼夜节律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适应,但在常规轮换班安排下,完全适应并不常见,因为光照暴露和休息日会反复促使其回归日间活动的作息。

症状往往随轮班周期而变化。夜班临近结束时,嗜睡可能最为明显;回家后,则可能主要表现为难以维持睡眠。清晨上班者可能长期睡眠不足,因为规定的起床时间往往比生物性入睡时间更容易提前。因此,评估时必须考察实际排班、通勤时间、睡眠机会和恢复休息日,而不能将所有非常规工作时间一概而论。

时差障碍发生于快速跨时区旅行之后,此时体内生物钟暂时仍与出发地的时间保持同步。在不同节律以不同速度调整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睡眠紊乱、日间嗜睡、表现下降以及胃肠道症状。长时间久坐、睡眠受扰或出发时间不便所引起的旅行疲劳,即使没有跨越时区也可能发生,因此与时差障碍并非同一种现象。

向东旅行通常需要相位提前,而向西旅行通常需要相位延迟。由于人类平均内源性节律周期略长于24小时,延迟往往比提前更容易,但旅行方向并不能单独决定症状的严重程度。跨越的时区数量、航班安排、目的地的光照暴露、个体的昼夜节律周期以及旅行时长,都会产生影响。面对幅度很大的时差,生物节律也可以通过不同方向的调整来适应。

时差障碍通常是短暂的,而轮班工作障碍则反映了反复或持续受到作息冲突影响的情况。两者都说明,当外界要求的变化速度超过昼夜节律系统的调整速度时,即使生物钟功能正常,也可能产生具有临床意义的症状。在职业环境中,由此产生的嗜睡与患者安全、交通运输安全及工业生产中的差错有关。昼夜节律失调与累积性睡眠不足往往同时出现,因此在受控研究之外,很难分别量化两者的影响。

临床评估与鉴别诊断

诊断的核心是持续了解睡眠时间、症状及外部时间要求。通过询问病史,可了解患者平时的就寝时间、估计入睡时间、夜间觉醒情况、最终醒来时间、日间小睡、工作或上学的时间安排,以及有固定时间要求的日子与可自由安排的日子之间的差异。症状与睡眠时间的关系,比单纯报告“睡不好”更有诊断价值。尤其值得了解的是,患者在假期或按自己选择的时间作息时,睡眠是否改善。

睡眠日记用于前瞻性地记录睡眠模式。根据怀疑的亚型,记录通常至少持续一至两周,并涵盖有固定时间安排和可自由安排的日子。对于非24小时睡眠-觉醒节律障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日记还应记录轮班变动、用药时间等因素,这些因素可能解释表面上出现的节律变化。如果病史仅涉及工作日,就可能忽略大量补觉或反复发生的周末时相偏移。

体动记录法通过身体活动估计睡眠和清醒状态,通常使用腕戴式设备。这种方法有助于在日常环境中连续多日评估睡眠与觉醒的时间,尤其适用于睡眠日记准确性存疑的情况。它不能直接测量睡眠分期,也可能将安静的清醒状态误判为睡眠。消费级可穿戴设备所用的算法及其验证程度各不相同,其输出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临床体动记录或实验室测量结果。

昼夜节律时相可通过昏暗光线下褪黑素分泌起始时间来评估,通常是在受控的弱光条件下,连续采集唾液或血液样本进行测定。核心体温节律是另一种生理标志,但测量较为繁琐,而且会受活动和睡眠的影响。这些检查有助于区分生物节律时相延迟,与作息行为较晚但生物钟并无相应延迟的情况。并非每个临床病例都需要进行这些检查,不同医疗机构也未必都能提供。

确诊昼夜节律时相障碍通常不需要整夜多导睡眠图检查。它的主要作用是排查其他疑似疾病,例如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周期性肢体运动。仅在实验室观察一夜,不足以充分描述持续数周的节律变化;强制患者在不习惯的时间就寝,也可能使睡眠表现异常,而这种异常与实际所患疾病无关。

鉴别诊断包括慢性失眠、睡眠不足、睡眠相关呼吸障碍、中枢性嗜睡障碍、药物影响,以及物质使用相关的睡眠紊乱。抑郁症和双相障碍可改变睡眠时间,也可与昼夜节律障碍并存。躁狂期间睡眠需求减少,不同于无法在社会生活要求的时间入睡。诊断时还需留意,在脱离疑似致病的工作时间安排或作息模式后,症状是否仍然持续,因为多种睡眠障碍可能同时存在。

光照、作息安排与行为干预

非药物治疗旨在改变昼夜节律相位、外部作息安排,或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是不同的目标。使生物钟提前,并不等于单纯要求更早上床;允许推迟上班时间,也可能在不改变原有节律相位的情况下减轻功能损害。因此,临床研究会同时评估时间安排和功能方面的结局,而不是认定作息时间提前就一定意味着改善。

定时光照是昼夜节律干预的主要手段之一。对于时相延迟型障碍,治疗方案通常安排在醒后接受光照,以促进时相提前;对于时相提前型障碍,晚间光照则可促进时相延迟。然而,钟表时间只能粗略反映生物时间。如果光照落在相位反应曲线的不恰当区段,可能收效甚微,或使节律向相反方向移动。各项光照研究在光照强度、持续时间、时机以及配合的行为调整方面存在差异,使研究结果难以比较。

在晚间可引起时相延迟的时段减少光照,可以作为晨间光照的补充措施。这一机制涉及视网膜接收到的总光照量,而不只是有无屏幕。室内照明、室外环境、观看距离、暴露时长以及光谱特性都会产生影响。实验室研究证明晚间光照会抑制褪黑素分泌,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设备或光照暴露模式都会导致临床意义上的昼夜节律障碍。

保持规律的起床时间、日间活动、进餐和社交接触,可以强化环境中的时间线索。这些策略尤其适用于节律较弱或碎片化的情况,例如部分痴呆患者。其效果可能既涉及昼夜节律同步,也涉及日间清醒程度的提高。照护机构中的试验结果往往难以解读,因为干预通常同时包含提高日间光照亮度、运动、工作人员安排调整以及建立规律作息等多种措施。

针对轮班工作的干预可以调整光照暴露、可供睡眠的时段,或排班本身。预先安排睡眠时段和定时小睡,主要用于应对睡眠不足及急性嗜睡,并不一定能重置生物钟。工作场所的干预既涉及个体行为,也涉及公共卫生和职业组织管理层面。没有任何一种轮班模式能够消除所有劳动者面临的生物节律冲突。

一种过去曾使用的“时间疗法”,通过逐步移动睡眠时段,使其绕行整个昼夜周期,直至达到目标作息;通常采用反复推迟睡眠时间的方式。这种方法的证据有限,治疗后形成的作息可能难以维持,而且已有使用后出现持续性自由运行节律的报告。认知行为治疗可以处理条件性失眠,或使睡眠困难持续存在的信念与行为,但从概念上说,它与直接改变昼夜节律相位的治疗并不相同。

褪黑素、其他药物与证据强度

外源性褪黑素有两种相关作用:既能影响睡眠倾向,也能改变昼夜节律的时相。这两种作用对剂量、剂型和给药时间的依赖方式各不相同。临近就寝时服用可能有助于入睡,而在生物学夜晚较早时段服用则可能使节律时相提前。剂量更大并不一定能更有效地重置生物钟,因为持续较久的药物暴露可能横跨褪黑素时相反应曲线的不同区段。

美国睡眠医学学会2015年的指南支持在经过策略性选择的时间给予褪黑素,用于某些内源性昼夜节律障碍,包括成人睡眠-觉醒时相延迟障碍,以及盲人成年人的非24小时睡眠-觉醒障碍。相关建议通常为弱推荐,反映出已有试验的局限性。同一指南还支持针对特定人群采用某些光照干预方法,而非认可一套普遍适用的方案。弱推荐表示证据或利弊权衡存在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每位患者都只能获得很小的益处。

2018年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纳入了患有睡眠-觉醒时相延迟障碍且褪黑素分泌时相延迟的成年人,考察了低剂量褪黑素联合行为性睡眠-觉醒时间安排的效果。研究发现,与接受相同作息安排干预并服用安慰剂的人相比,服用褪黑素者的入睡情况及相关结局有所改善。这类结果适用于研究所涉及的人群和方案,并不能证明所有晚睡者都患有对褪黑素治疗有反应的昼夜节律障碍。

褪黑素受体激动剂他司美琼于2014年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成人非24小时睡眠-觉醒障碍。其关键性试验纳入了完全失明的成年人,既评估了节律同步情况,也评估了睡眠相关结局。并非所有受试者都实现了节律同步,而维持同步有赖于持续治疗。不同司法管辖区批准的适应证和可用剂型各不相同,因此,在某一地区获批并不意味着该药普遍适用于所有昼夜节律障碍。

促觉醒药物已被用于研究轮班工作障碍相关的过度嗜睡,并在部分司法管辖区获批用于这一用途。这类药物主要起对症作用:警觉性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昼夜节律系统已经适应,也不意味着睡眠债已经偿还。同样,镇静药物可能有助于睡眠,却未必能使昼夜节律恢复到适当的协调状态。研究必须区分症状受到抑制与基础节律发生改变这两种情况。

对证据的解读还取决于产品质量和研究设计。褪黑素补充剂在含量和释放特性上可能与药用制剂不同。试验往往将药物与规定的作息安排结合使用,因此难以确定各部分各自的作用。入睡时间、总睡眠时长、昼夜节律时相、日间功能和不良反应等结局指标回答的是不同的临床问题,不应将其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疗效衡量指标。

功能影响、相关疾病与研究重点

最直接的影响包括警觉性受损、注意力下降、难以按时上学或上班,以及社交和家庭生活受到干扰。即使在作息不受限制时睡眠正常,这类障碍带来的负担仍可能相当沉重。如果一个人的生物学夜间延续到上学或上班时段,那么在努力履行日常职责时,就可能反复牺牲睡眠,同时造成昼夜节律失调和慢性睡眠不足。这两种机制有所重叠,但并不相同。

昼夜节律睡眠-觉醒紊乱常伴有情绪症状。它与抑郁症及其他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已有充分记录,但因果关系的方向并不一致。节律延迟可能妨碍日间活动参与,心境障碍可能改变活动模式和光照暴露,而共同的生物学因素也可能同时影响两者。在观察中发现它们并存,并不能证明睡眠时间紊乱是精神症状的唯一原因,也不能证明纠正睡眠时相就能消除另一种障碍。

观察性研究发现,长期轮班工作与心脏代谢方面的不良结局有关,包括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这些发现与昼夜节律生物学有关,但不能简单地套用于每一种内源性昼夜节律障碍。轮班工作者在睡眠时长、进餐时间、职业暴露、社会经济状况及其他特征方面也存在差异。统计调整可以减少部分混杂因素的影响,但并不能使观察到的关联等同于因果关系的实验证据。

实验室研究提供了补充证据。强制去同步实验方案将睡眠和清醒安排在一个昼夜节律系统难以同步适应的周期中。研究人员由此可以区分生物学时间的影响与持续清醒时长的影响。这类实验表明,昼夜节律对睡眠倾向、表现和代谢反应具有独立影响。不过,实验中的受控条件不同于人们在多年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多变光照、活动和作息安排。

一项重要的研究难题是同一诊断类别内部的异质性。被归类为睡眠-觉醒时相延迟障碍的人,在内源性时相、昼夜节律周期、光敏感性、睡眠压力动态变化和行为强化方面可能有所不同。测量褪黑素分泌时相等生物标志物,可以识别出生物学上不同的模式,但检测会增加成本,而且需要标准化条件。研究仍在考察,这些额外信息能否可靠地改善治疗方案的选择和治疗结局。

临床试验也面临实际障碍:光照干预难以实施盲法,参与者对精确定时作息安排的依从性各不相同,而且他们的上学或工作要求可能在随访期间发生变化。与睡眠时间相比,长期功能状况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测量较不一致。因此,目前的研究包括个体化时间安排模型、改进日常环境下的时相估计方法,以及适合现实环境的干预措施,并特别关注儿童、老年人、盲人和作息时间不易调整的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