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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血型系统

Rh血型系统由遗传性红细胞抗原组成,其中D抗原尤为重要,与输血相容性及母胎血型不合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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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血型系统是人类红细胞的一组遗传性抗原特征。它与ABO血型系统同属临床上最重要的血型系统,因为针对Rh抗原的抗体可引起严重的输血反应,以及胎儿或新生儿疾病。人们熟悉的Rh阳性和Rh阴性,具体是指是否检测到D抗原,并不能概括整个Rh系统;该系统包含50多种已获确认的抗原。

主要的Rh抗原有D、C、c、E和e。这些抗原位于结构密切相关的膜蛋白上,由两个相邻的基因——RHD和RHCE——编码。这两个基因的差异使抗原表达呈现广泛的变异,其中包括弱D和部分D等形式,给实验室分型带来困难。Rh抗体通常是在因输血或怀孕而接触外来红细胞后产生的,而非在没有此类接触的情况下就通常存在。

Rh的生物学涉及分子遗传学、膜生理学、免疫学、输血实践和胎儿医学。其临床意义并不局限于阳性或阴性的划分:Rh阳性者仍可能产生针对其他Rh抗原的抗体,而某些具有特殊D变异型的人也可能产生抗D抗体。

抗原、术语与分类

血型抗原是红细胞表面能被抗体识别的结构。在Rh系统中,这些结构属于膜蛋白的结构特征,而非界定ABO血型的末端糖链结构。国际输血协会将Rh的血型系统编号定为 004。其五种主要抗原的编号分别为:D为RH1,C为RH2,E为RH3,c为RH4,e为RH5。许多其他抗原则代表这些蛋白质上较少见的结构或结构特征组合。

“Rh阳性”通常指采用当前检测方法能够检出D抗原;“Rh阴性”则指按照适用的检测规则无法检出D抗原。小写符号 d 常用来简记D抗原缺失,但并不存在相应的d抗原或d蛋白。相比之下,C和c是两种不同的抗原,E和e也是如此;这两组中的小写字母并不表示抗原缺失。被描述为D阴性的人通常仍表达其他几种Rh抗原。

两套历史命名体系至今仍被广泛使用。Fisher–Race命名法采用 DCe、Dce 和 dce 等组合表示遗传的抗原排列。Wiener命名法则使用 R1R_1、R0R_0 和 rr 等符号。其中,R1R_1 对应DCe,R2R_2 对应DcE,R0R_0 对应Dce,rr 对应dce。这些体系形成时,相关基因尚未得到明确解析。这些符号在实验室交流中仍然有用,但不应将其按字面理解为对三个独立基因的描述。

表型描述的是个体红细胞上检测到的抗原;基因型描述的是决定这些抗原的遗传变异。例如,D+C+c+E−e+这一表型可由不止一种遗传组合产生。因此,仅凭血清学检测并不总能确定哪些抗原组合是共同遗传的。单倍型是同一条染色体上一同遗传的一组连锁变异,两个Rh单倍型共同影响表型。

这一区别具有实际意义。根据抗原反应和人群频率推断并报告的“可能基因型”,并不等同于经分子检测确定的基因型。同样,抗原反应阳性也不一定说明该抗原常规形式中所有可被识别的抗原特征均存在。涉及部分D和变异型RHCE蛋白时,这些差异尤为重要。

遗传结构、遗传方式与人群差异

RHD和RHCE基因在1号染色体的p36.11区带上彼此紧邻。两者具有高度同源性,通常各含10个外显子,排列方向相反。RHD编码RhD蛋白,该蛋白携带D抗原结构。RHCE编码RhCE蛋白,后者同时携带C或c抗原与E或e抗原。由于这两个基因紧密连锁,特定的等位基因组合通常会共同遗传,但重组及其他重排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等位基因。

来自父母双方的染色体都参与抗原表达。C与c、E与e通常呈共显性表达:如果一个人从父母双方遗传了相应的等位基因,就可以同时表达任一对中的两种抗原。在简化模型中,一个人若有一个功能正常的RHD拷贝,而另一条染色体上缺少RHD,可以表现为D阳性;拥有两个功能正常拷贝的人也可以表现为D阳性。如果父母双方都各有一个功能正常的拷贝和一个缺失,那么子代遗传到两个缺失的概率为四分之一。实际遗传情况可能更复杂,因为即使存在RHD基因,它也可能没有活性,或编码结构发生改变的蛋白质。

在欧洲血统人群中,RHD完全缺失是D阴性的常见原因。该基因两侧有高度相似的序列,称为Rh盒(Rhesus boxes),这些序列可参与不等重组,导致基因缺失。其他机制包括无义变异、剪接改变,以及含有分别源自RHD和RHCE片段的杂合基因。一种通常称为RHD假基因或RHDΨ的失活等位基因,是部分非洲血统人群中D阴性的重要原因。

D阴性表型的频率在人群之间差异显著。常被引用的估计值为:欧洲血统人群约15%,许多非洲血统人群为百分之几,而许多东亚人群则低于1%。这些只是概括性描述,并非固定的生物学界限。其频率会随地区、抽样方法、迁移历史,以及对弱D表达或极低水平D表达进行分类时采用的实验室定义而变化。

人群差异也会影响哪些分子检测能够提供有用信息。针对欧洲人群中常见的RHD缺失所设计的检测,未必能充分鉴定含有假基因或杂合等位基因的样本。另一方面,一些常规检测显示为D阴性的东亚人携带与极低水平D表达相关的RHD变异。因此,遗传多样性会影响献血者招募、检测设计、胎儿基因分型结果的解读,以及相容血液的供应。宽泛的祖源分类不能替代对个人进行的抗原检测或分子分析。

Rh蛋白与红细胞膜

RhD和RhCE是两种结构高度相近、不带糖基的蛋白质,各由约417个氨基酸组成。通常认为,两者均具有12个跨膜区段,且两端均位于细胞质侧。它们的胞外区域参与构成抗体结合结构,而许多其他氨基酸则位于细胞膜内或膜下。因此,氨基酸替换即使不直接发生在细胞外表面,也可能改变抗原的表达:它还可能改变蛋白质的折叠、与邻近蛋白质的相互作用,或胞外环的呈现方式。

Rh蛋白与Rh相关糖蛋白结合,后者由位于6号染色体上的 RHAG 基因编码。RhAG是Rh复合物正常表达所必需的,但其抗原被归入另一个独立的血型系统。该复合物还与其他膜蛋白相联系,包括CD47、血型糖蛋白B,以及与红细胞膜骨架相连的组分。这些联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Rh复合物的缺失会影响细胞结构,而不只是使一组抗原标志消失。

从更广泛的范围看,Rh蛋白家族与铵转运蛋白具有亲缘关系。RhAG在氨相关转运中的作用已得到证实,而同源蛋白RhBG和RhCG则在参与氨代谢与转运的组织中表达,包括肾脏。至于RhD和RhCE本身的确切生理作用,目前尚未完全明确。不能将已在某一家族成员中证实的转运功能直接套用于所有其他成员。

罕见的Rh缺失型(Rh-null)表型体现了这一系统在细胞结构中的重要性。Rh缺失型红细胞没有可检出的Rh抗原,并可能出现形态异常、脆性增加、寿命缩短及慢性溶血。伴随的贫血往往处于代偿状态,或程度相对较轻,但具体表现因人而异。血液中可能出现口形红细胞,其中央淡染区呈口状。这一表型与普通的D阴性有本质区别,后者仍表达其他Rh蛋白。

Rh缺失型表型可由影响Rh结构基因的缺陷引起,也可由涉及 RHAG 的调控缺陷引起。后一类缺陷会损害原本可能具有正常功能的Rh复合物的表达。与之相关的Rh弱化型(Rh-mod)表型则表现为Rh抗原表达显著减少,而非完全缺失。由于这些个体缺少几乎所有普通红细胞都具有的结构,经妊娠或输血接触这些结构后,可能产生针对高频Rh抗原的抗体,尤其是Rh缺失型个体中的抗Rh29抗体。此时,寻找相容血液会变得极其困难,需要借助稀有血型献血者登记库、家系调查或冰冻红细胞库存。

弱D、部分D和DEL表型

D抗原的表达并非简单的有或无。有些红细胞携带的D抗原位点比通常少;另一些红细胞的D抗原表位组合则发生了改变,表位是不同抗体各自识别的具体结构特征。弱D、部分D和DEL描述了几种重要的表达模式,但它们之间的界限部分取决于分类依据是血清学反应特征还是分子结构。同一样本的反应也可能随检测试剂、平台和灵敏度而变化。

血清学弱D表型在初次D定型时不反应或反应较弱,但在更灵敏的检测条件下可检出D抗原,传统方法通常包括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阶段。许多弱D等位基因编码的氨基酸替换位于跨膜区或胞内区,导致细胞表面表达的RhD蛋白数量减少。分子分型中的弱D 1型、2型和3型研究得尤为充分:携带这些类型的人通常不会产生同种免疫性抗D抗体,按照基于基因型的管理策略,一般可作为D阳性处理。这一结论并不能自动适用于所有弱D等位基因。

部分D表型缺失某些D抗原表位,或这些表位发生了显著改变。因此,一个人的D定型结果可能为阳性,却仍会针对常规D阳性红细胞上存在的某些结构特征产生抗D抗体。部分D可由氨基酸替换或杂合的 RHD–RHCE 基因引起。DVI型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有些患者定型用试剂会特意选择不能检出DVI的试剂,使这些个体被归为D阴性,以预防同种免疫。常规D定型结果呈强阳性,并不能排除所有部分D表型。

DEL指D抗原表达量极低,以至于常规定型和传统弱D检测均可能呈阴性。过去,可先使抗D抗体吸附于红细胞,再将结合的抗体放散下来,以此证实D抗原的存在。如今,分子检测能够识别许多与DEL相关的等位基因。东亚人群中一种较为突出的等位基因 RHD c.1227G>A 与亚洲型DEL表型相关。不过,DEL具有异质性,针对某一种等位基因得出的结论不能推广至所有DEL变异型。

区分献血者和受血者的分类尤为重要。献血者即使仅微量表达D抗原,仍可能使D阴性受血者发生免疫,因此,即便常规检测呈阴性,只要检出了D抗原表达,或通过遗传学检测确认存在D抗原表达,就可能影响献血者血液的标识。对于患者或妊娠者,核心问题在于其所携带的具体变异型是否会使其产生抗D抗体。DNA测序和靶向基因分型有助于厘清检测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但覆盖范围有限的检测组合未必能检出所有罕见或新发现的等位基因。因此,结果解读需要同时结合分子检测结果与临床背景。

Rh抗体与免疫介导的红细胞破坏

当免疫系统接触到自身红细胞所不具有的Rh抗原时,通常会产生Rh抗体。主要的接触途径是输血,以及胎儿红细胞进入母体循环。由于D抗原具有很强的免疫原性,抗D抗体尤为重要,但并非所有接触过D抗原的D阴性者都会产生免疫应答。是否发生免疫应答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抗原剂量、接触途径与时机、免疫状态,以及个体生物学差异。

大多数具有临床意义的Rh抗体属于免疫球蛋白G,尤其是IgG1和IgG3,并在接近体温的条件下发生反应。这些抗体的产生涉及抗原识别、免疫细胞间的协作,以及抗体生成细胞和免疫记忆的形成。初次免疫应答可能需要数周才能被检测到。抗体浓度下降后,再次接触相应抗原可触发更迅速的二次免疫应答。因此,即使当前抗体筛查结果为阴性,既往检出抗体的记录仍有重要意义。

Rh抗体通常通过血管外溶血破坏红细胞。被抗体包被的红细胞会被巨噬细胞表面的受体识别,并从循环中清除,这一过程尤其多见于脾和肝脏。与某些ABO抗体不同,Rh抗体通常不会引起强烈的补体介导的血管内红细胞破坏。尽管如此,它们仍可导致严重的溶血性输血反应、血红蛋白水平显著下降,以及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新生儿疾病。以血管外溶血为主要机制,并不意味着这些抗体无害。

抗D、抗c、抗C、抗E和抗e抗体的出现频率及其常见的临床相关情况各不相同。抗D和抗c抗体是导致重症胎儿及新生儿疾病的重要原因。在针对D以外Rh抗原的抗体中,抗E抗体相对常见,也可引起显著溶血。针对高频抗原的抗体可能使可供选择的相容供血者寥寥无几;而针对低频抗原的抗体,则可能因筛查细胞不携带相应靶抗原而漏检。某些Rh抗体表现出剂量效应,即当红细胞上某种抗原由遗传获得的两个单倍型共同表达时,抗体与这些细胞的反应更强。

多种抗体并存的模式可能给结果判读带来困难。几乎所有D阳性或C阳性红细胞上都存在G抗原,因此抗G抗体的反应模式可能类似于抗D与抗C抗体的混合物。专门的吸附和放散试验可以区分这些情况。在妊娠期间,这种区分十分重要,因为只有抗G抗体而没有真正的抗D抗体,并不能证明已发生D抗原致敏。更广泛地说,实验室会区分针对外来抗原的同种抗体与能和本人细胞发生反应的自身抗体;两者可能同时存在,使相容性检测更加复杂。

实验室分型与分子检测

常规RhD分型将红细胞与抗D试剂接触,观察抗原与抗体结合后是否产生凝集。不同实验室采用的方法包括试管法、柱凝集法和自动化固相法。现代试剂通常含有一种单克隆抗体,或由多种按特定反应特性筛选的抗体组成的混合物。设置适当的对照有助于识别自发凝集、红细胞表面大量包被或其他技术问题所造成的误导性反应。

D抗原分型与抗体筛查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D抗原分型用于确定患者红细胞上能否检出这一特定抗原。抗体筛查则将患者血浆与选定的试剂红细胞进行反应,以检测非预期抗体。如果筛查结果为阳性,就需使用规模更大的抗体鉴定谱细胞,将反应模式与已知抗原谱进行比对。进一步检查可能包括使用酶处理红细胞、选定红细胞、吸附试验、放散试验以及自身对照反应性检测。各项结果必须综合解读,不能简单归结为单一的阳性或阴性结果。

抗人球蛋白试验主要分为两种。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用于检测从患者体内采集的红细胞上已经附着的免疫球蛋白或补体。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则用于检测在实验室内发生的致敏反应,例如血浆抗体与试剂红细胞的结合。仅凭直接试验阳性,不能证明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溶血;还必须结合血红蛋白变化及其他证据进行判断。反之,如果被抗体靶向的供者红细胞已经消失,也可能难以证实抗体介导的红细胞破坏。

分子检测通过分析 RHD 和 RHCE 的变异,预测抗原表达或解释异常的血清学结果。方法包括靶向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等位基因特异性芯片和测序。近期接受过输血时,循环中的供者红细胞可能干扰血清学表型判定,此时基因分型尤其有用;当牢固结合的抗体干扰检测时,基因分型也很有价值。此外,它还有助于研究弱D、部分D、少见的RHCE变异,以及疑似针对高频抗原的抗体。

分子检测的预测并非绝对可靠。靶向检测只能识别其设计范围内的变异;罕见重排、新发现的等位基因,或无法确定变异分别位于父源还是母源染色体上,都可能导致结果不明确。因此,血清学检测与遗传学检测相辅相成。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血细胞的遗传特征也可能反映供者,而非受者原有的遗传特征。准确解读结果需要了解标本背景、输血及移植记录,并在报告中明确说明,结果描述的是实际观察到的抗原表达、预测的表型,还是已确认的基因型。

在输血医学中的意义

输血时的Rh相容性不只是D抗原阴阳性相匹配。ABO血型相容仍是基本要求,而Rh检测则可降低针对D抗原及其他抗原产生免疫反应的风险。根据临床用血规范和库存情况,通常应为D阴性受血者输注D阴性红细胞。然而,D阴性血液并非与所有受血者都相容:它可能携带C、c、E、e或其他抗原,而受血者体内可能存在针对这些抗原的抗体。

一旦检出具有临床意义的Rh抗体,相容性检测工作通常包括选择不含相应抗原的红细胞,并进行适当的交叉配血试验。例如,对于体内存在抗c抗体的人,无论其D抗原是阳性还是阴性,都必须注意所输红细胞是否表达c抗原。由于Rh抗原以连锁组合的形式出现,可用血液单位的数量取决于相应单倍型的频率。寻找同时缺乏多种常见抗原的血液,可能远比寻找仅为D阴性的血液困难。

反复接受输血的患者会不断接触外源性红细胞抗原。这在镰状细胞病等疾病中尤为重要,因此临床上广泛采用C、E及其他选定抗原的预防性匹配,以减少同种免疫。常规抗原匹配无法消除所有风险,因为受血者或献血者都可能携带变异型Rh蛋白。如果患者自身的蛋白缺少某些特定表位,即便抗原表面上匹配,仍可能产生针对这些抗原的抗体。

当既往形成的抗体降至无法检出的水平,而在再次接触相应抗原后回升时,就可能发生迟发性溶血性输血反应。输入的红细胞起初可能仍在循环中,随后数日内才被破坏。实验室检查可见血红蛋白意外下降、胆红素升高、新检出的抗体,以及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阳性。因此,保存可供随时查阅的既往抗体记录,是保障患者安全的重要环节,在患者跨多家医疗机构就诊时尤其如此。

紧急输血需要在眼前的出血风险与未来发生同种免疫的风险之间作出不同的权衡。医院依据相关规程分配有限的D阴性红细胞库存,同时考虑用血的紧迫性以及产生抗D抗体可能带来的后果,包括对未来妊娠的影响。Rh抗原属于红细胞抗原,因此其临床意义也因血液成分而异。血浆本身不携带红细胞D抗原;血小板虽然不表达D抗原,但血小板制品中可能含有残留红细胞,足以使D阴性受血者产生免疫反应。对于因抗体组合复杂而无法从常规库存中获得适配血液的患者,稀有血型献血者计划、冰冻血液库存和献血者分子分型数据库可提供支持。

妊娠、胎儿疾病与抗D预防

胎儿和新生儿溶血病发生于母体IgG抗体穿过胎盘,与胎儿从另一位生物学亲本遗传的红细胞抗原发生反应时。在Rh相关疾病中,抗D和抗c尤为重要。胎儿红细胞遭到破坏可引起进行性贫血、红细胞生成增加、肝脾肿大,严重时可导致心力衰竭和胎儿水肿。出生后,由于无法再经胎盘清除胆红素,胆红素蓄积便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分娩、出血、妊娠丢失、腹部创伤、侵入性操作,或未被察觉的胎母输血,均可导致致敏。首次被确认的妊娠并不一定不受影响:母亲可能已因既往妊娠或输血而产生免疫应答,有时也可能在本次妊娠期间发生致敏。胎儿发生疾病的可能性取决于胎儿是否携带相关抗原、所涉及的抗体、抗体随时间的变化,以及既往妊娠中胎儿是否曾受累。

产前检查将母体血型鉴定、抗体检测与胎儿风险评估相结合。有时可通过母体血浆中的胎儿游离脱氧核糖核酸预测胎儿的抗原状态,尤其是针对RHD。如果经过验证的检测表明胎儿缺乏相关抗原,该抗体便不会引起针对这一抗原的胎儿疾病。对于存在风险的胎儿,可通过大脑中动脉多普勒超声成像测量收缩期峰值流速,作为判断贫血的无创指标。超过中位数约1.5倍是评估中的一个重要阈值,但具体解读仍取决于孕周和临床情况。

抗D免疫球蛋白是含有抗D抗体的混合人IgG,给予符合使用条件、尚未致敏的D阴性个体,以降低发生D同种免疫的风险。它属于被动免疫制剂,而非疫苗,也不能逆转已经形成的免疫性抗D反应。其作用涉及D阳性胎儿红细胞的清除及机体对这些细胞的免疫处理;单一途径尚不足以完整解释其作用机制。预防方案通常结合产前预防、特定致敏事件后的预防,以及在新生儿为D阳性时给予产后用药。产后用药通常以分娩后72小时内为目标,具体方案因国家或地区而异。

所需剂量部分取决于胎母输血量。常用的300微克剂量可覆盖约15毫升胎儿红细胞或30毫升胎儿全血;若暴露量更大,则需进一步评估。可采用流式细胞术或Kleihauer–Betke试验估算暴露量。抗D不能预防由抗c、抗E或其他抗体引起的疾病。已经发生的胎儿贫血可能需要宫内输血;新生儿的治疗则可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和表现,包括光疗和换血。

发现历程与临床认识的发展

Rh的现代研究史始于人们发现,即使ABO血型相合,也无法避免所有输血反应。1939年,菲利普·莱文和鲁弗斯·斯特森报告了一名女性的病例:她在娩出死胎后接受丈夫的血液输注,随即发生严重反应。她的血清还会与许多ABO血型相合的其他血液样本发生反应。两人提出,母体接触了胎儿从父亲遗传而来的某种抗原,从而受到刺激,产生了能与丈夫红细胞反应的抗体。在这一系统获得如今广为人知的名称之前,这项研究便已将母体免疫、胎儿疾病和输血不相容联系起来。

1940年,卡尔·兰德施泰纳和亚历山大·维纳报告,用恒河猴红细胞免疫动物后,动物体内产生了抗体。源自“rhesus”(恒河猴)一词的名称Rh,由此与一种人类红细胞因子联系起来;这种因子似乎与上述临床发现有关。后续研究表明,最初发现的动物抗体与人类抗D抗体的特异性并不相同。最初的动物抗体所识别的抗原,后来被归入独立的LW血型系统,该系统以兰德施泰纳和维纳的姓氏首字母命名。不过,Rh仍沿用为包含D抗原的人类血型系统的名称。

20世纪40年代,随着更多抗原被发现,以及不同遗传模型的提出,费希尔–雷斯命名法和维纳命名法相继形成。1945年,罗宾·库姆斯、阿瑟·穆兰特和罗布·雷斯引入抗人球蛋白试验,使那些无法在盐水介质中直接凝集红细胞的抗体也能被检出。这是研究IgG介导的不相容反应及母胎血型不合性疾病的一项重大进展,也有助于明确区分红细胞抗原检测与相应抗体检测。

预防措施与胎儿治疗共同改变了临床处置方式。1963年,威廉·莱利报告采用宫内输血治疗严重胎儿疾病,为出生前治疗贫血开辟了途径。20世纪60年代,英国和北美的研究团队证实,给予抗D抗体可以抑制母体对D抗原产生免疫应答。20世纪60年代末,多个国家开始常规实施产后预防,随后又推行了产前预防方案。在能够持续提供检测和预防的地区,这些措施大幅减少了抗D抗体相关疾病的发生。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分子研究鉴定了Rh蛋白,并阐明了RHD、RHCE和RHAG的作用。这解释了为何过去的血清学分类有时会掩盖不同的生物学状态。例如,一个被简单描述为“弱D”的样本,既可能表示一种总体结构仍完整的抗原表达量降低,也可能代表一种能够诱导产生抗D同种抗体的变异型。目前,实验室实践日益重视将分子特征分析与血清学检测相结合;献血者登记库则利用详细的抗原和基因型信息,寻找罕见的相合血液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