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贝蒂科是希腊的一种城市歌曲传统,形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其最具代表性的录音形态则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它尤其与雅典、比雷埃夫斯、塞萨洛尼基及东地中海的希腊语社群密切相关,融歌唱、器乐演奏与舞蹈于一体。其曲目涵盖爱情、离别、劳动、流离失所、享乐、监禁,以及与社会权威的种种交涉。尽管人们常将它与布祖基琴和城市底层的地下社会联系起来,但从历史上看,它所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雷贝蒂科在奥斯曼城市音乐、希腊民间传统、难民社群与商业娱乐业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它既非某个单一社群的创造,也不是一种界限分明的音乐形式。唱片公司、国家审查制度、听众群体的变化,以及后来的复兴浪潮,都影响了哪些歌曲最终被认定为雷贝蒂科。它从受污名化的娱乐形式转变为备受推崇的文化遗产,因此不仅具有音乐上的重要价值,也见证了现代希腊社会历史的变迁。
起源、术语与城市环境
希腊语词 rebetiko 在反映希腊语拼写的转写中通常写作 rembetiko,与 rebetis 一词有关,后者指不循常规或处于社会边缘的城市人物。这个词的词源至今仍有争议。人们曾尝试将其追溯至某些土耳其语、斯拉夫语或其他语言的词汇,但尚无一种解释得到普遍认可。其复数形式 rebetika 通常指属于这一传统的歌曲。历史上的表演者和听众也使用过其他称呼,包括意为流行歌曲或民众歌曲的 laika,以及与特定舞蹈、地点或歌词题材有关的名称。
孕育雷贝蒂科的音乐环境并不局限于现代希腊国家的疆界之内。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士麦那(今伊兹密尔)和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是娱乐、出版和音乐从业活动的重要中心。讲希腊语的音乐家与土耳其、亚美尼亚、犹太及其他族群的表演者一同工作。他们的曲目通过咖啡馆、剧院、酒馆、巡演团体和家庭聚会流传。由此形成的交流涉及乐器、旋律手法、舞蹈节奏,以及用不止一种语言演唱的歌曲。
希腊本土的港口提供了另一种塑造这一传统的环境。作为雅典的港口,比雷埃夫斯随着航运、工业就业和国内人口迁移而不断扩张。当地工人阶级聚居区中有许多酒馆和非正式聚会场所,音乐家在其中为小群听众演奏。与监狱及通常称为 tekedes 的吸食大麻场所有关的歌曲,也属于这一环境,但并不能涵盖其中的全部音乐。水手、临时工、手艺人、小商贩和职业艺人参与的是彼此交叠的音乐世界,而非单一、孤立的“底层边缘文化”。
1922年士麦那的毁灭,以及依据1923年《关于交换希腊和土耳其人口的公约》实施的希土强制人口交换,深刻改变了这些网络。除规定的豁免群体外,一百多万东正教徒从土耳其迁居希腊,穆斯林则从希腊被迁往土耳其。难民将专业音乐知识、乐器、歌曲和城市娱乐方式带入希腊本土既有的音乐传统。这是一次重大转变,却并非雷贝蒂科的绝对起点。
“士麦那风格”和“比雷埃夫斯风格”的雷贝蒂科等说法,有助于辨识不同的音乐倾向;但若将其视为彼此分立、内部风格一致的流派,就可能产生误导。音乐家在不同乐团和曲目之间流动,录音也呈现出各种混合形式,难以按地理界线截然划分。因此,最恰当的理解是:雷贝蒂科是一个随历史不断变化的流行音乐领域,在人口迁移、城市就业、娱乐活动和商业传播中逐渐形成。
唱片录制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职业音乐界
商业录音在雷贝蒂科的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20世纪初,在东地中海地区及美国希腊移民社群中录制的唱片,保存了一批若非如此便可能鲜有文献留存的歌曲。美国的录音尤为重要,因为一些布祖基琴曲目在希腊同类录音尚未形成规模之前,就已在美国录制。玛丽卡·帕帕吉卡等音乐家曾在纽约录制大量唱片,他们的经历表明,希腊城市歌曲的历史不能仅限于希腊本土。
当时主要的录音载体是虫胶唱片,播放速度通常约为每分钟78转。唱片每面一般可容纳约三分钟的音乐。这一限制促使编曲趋于紧凑,器乐前奏受到压缩,歌词也只能选取部分段落。因此,录音并非对整晚演出的如实再现:长篇即兴演奏、反复演唱的段落以及与舞者的互动,都可能被压缩或省略。尽管如此,唱片仍有助于确立广为人知的歌曲版本,也让听众能够辨识不同歌手的嗓音与乐手的演奏风格。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与小亚细亚有渊源的歌手和作曲家在希腊唱片业中占据显要地位。1886年生于士麦那的帕纳约蒂斯·通达斯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作曲家和录音总监。罗扎·埃斯凯纳齐和丽塔·阿巴齐录制了种类繁多的城市歌曲,其中一些曲目后来被纳入雷贝蒂科的经典曲目体系。这些表演者身处专业化的音乐产业之中,而这一产业同时也销售轻音乐歌曲、地方音乐及其他娱乐产品。他们的职业生涯说明,不同商业音乐类别之间的界限可以十分模糊。
20世纪30年代,与比雷埃夫斯联系紧密、以布祖基琴为主导的音乐风格,在唱片市场上取得了更为稳固的地位。1905年生于锡罗斯岛的马尔科斯·瓦姆瓦卡里斯,成为这一风格最具代表性的创作型表演者。瓦姆瓦卡里斯与约尔戈斯·巴蒂斯、斯特拉托斯·帕尤姆齐斯和阿内斯蒂斯·德利亚斯组成了一支颇具影响力的乐队。他们的小型乐队配器、直率的演唱方式,以及节奏鲜明的舞曲律动,成为后世界定“经典”雷贝蒂科时的重要参照。瓦姆瓦卡里斯于1935年录制的《弗兰戈西里亚妮》,成为这一传统中流传最为持久的歌曲之一。
扬尼斯·梅塔克萨斯于1936年8月建立独裁政权后推行审查制度,自1937年起重塑了唱片制作。明确涉及毒品或犯罪的歌词受到限制,文化政策也对被认定为过度“东方化”的音乐特征施加压力。这些措施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也并非仅由某一道法令所造成:表演者会修改歌词,唱片公司会挑选适销的曲目,而某些演奏和演唱方式则继续存在于录音棚之外。因此,留存至今的唱片既记录了音乐上的创新,也反映了审查制度、商业决策以及获得专业录音机会的不平等所造成的筛选效应。
乐器、合奏与人声特色
布祖基琴是最具雷贝蒂科代表性的乐器。它是一种带品的长颈鲁特琴,琴体圆鼓,金属琴弦按组排列。通常称为 trichordo 的三组弦型布祖基琴,是经典比雷埃夫斯风格的核心乐器。常见的定弦为 D–A–D,不过乐手也使用称为 douzenia 的其他定弦方式。这些定弦有助于奏出持续低音、运用特定指法,或营造某种调式音响。用拨片弹奏时,起音明亮;轮拨与装饰奏法则能使旋律线条延续或得到丰富。
体型较小的巴格拉马斯琴也属于这一大类乐器。它的有效弦长较短,音区较高,声音富有穿透力,既可加强节奏,也可奏出简短的旋律应答。它便于携带,适合在小型、私密的场合演奏。虽然相关故事常常着重描写监狱中藏匿的乐器,但巴格拉马斯琴并非监狱专用乐器。它也承担一般的合奏功能,并成为雷贝蒂科小型乐队音响中一个鲜明的听觉标志。
吉他通常负责低音进行、和弦及节奏支撑。在由布祖基琴主导的合奏中,旋律乐器与吉他的关系至关重要:低音确立调性中心,和弦扫奏则使舞曲的节奏型更加鲜明。不过,吉他并不总是居于从属地位。吉他独奏曲目,以及约尔戈斯·卡察罗斯等演奏者的录音,展现了独特的指弹织体,也呈现出诠释城市歌曲的其他方式。各件乐器的分工取决于演奏者、演出场所和录音编配,而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乐队模式。
这一曲目传统的其他分支还使用小提琴、乌德琴、卡农琴、桑图尔琴、手风琴及相关乐器。与 café-aman 咖啡馆传统相关的乐队,往往为装饰丰富的演唱和灵活的旋律展开提供伴奏。amanes 是一种以感叹词 aman 命名的声乐体裁,容许歌者以绵长的一字多音唱法抒发情感,并探索调式。它是否被纳入雷贝蒂科,取决于这一类别的界定有多宽泛。如果一部音乐史只以带品长颈鲁特琴为中心,就会遗漏城市音乐环境中的重要部分。
人声的发声与表现方式十分多样:既有瓦姆瓦卡里斯那种较为粗粝、带有口语语调的唱法,也有埃斯凯纳齐录音中灵巧的装饰唱法,还有战后歌手更为饱满、讲究专业发声的演唱。雷贝蒂科并不存在一种人人必须遵循的“标准嗓音”。音色、发音、分句和装饰上的差异,往往比乐谱上的旋律更能鲜明地区分不同表演者。歌者可以拉长一个音节、稍晚进入,或改变终止句的处理,同时仍与伴奏保持协调。这些细节说明,学习一首歌不仅要看歌词和音符,也必须留意录音或现场演出。
调式组织、节奏与舞蹈
雷贝蒂科的旋律常用 dromoi 来描述,该词字面意为“道路”,指音乐家使用的、有特定名称的旋律组织模式。rast、hitzaz、ousak 和 sabah 等名称,反映了它们与奥斯曼玛卡姆体系及东地中海更广泛音乐实践之间的联系。仅把一种 dromos 理解为音阶是不够的。特有的停驻音、旋律走向、受到强调的音程以及惯用的终止式,都有助于确立其特征。不同演奏者和教学传统使用的术语也不尽相同。
这些实践与西方和声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带品乐器和吉他的和弦伴奏,促成了一些音高组织方式,而这些方式并未再现奥斯曼艺术音乐中所有细微的音程差别。与此同时,歌者、小提琴手和乌德琴演奏者又能够运用灵活的音准处理和装饰手法,而这些并非十二平均律记谱所能尽数呈现。因此,无论是将雷贝蒂科简单视为西方调性歌曲,还是认定每一首录制下来的旋律都遵循相应玛卡姆的详尽规则,都不准确。
称为 塔克西米亚(taximia,单数为 taximi)的器乐引子,让演奏者得以在有固定节拍的歌曲开始前营造调式氛围。塔克西米通常节奏自由,可以探索主要音区,逐步趋近重要音,并为最终进入舞蹈节奏做好铺垫。受唱片时长限制,录音中的实例往往较短,而现场演奏的引子则可以更为铺陈。它们兼具音乐即兴、技艺展示和铺垫的功能,并不一定是与后续乐曲无关、可以任意拆除的装饰。
这一曲目体系中的大量作品都以舞蹈节奏型为组织基础。泽伊贝基科舞通常采用九拍循环,常记为 或 ,但仅凭记谱无法表达它特有的轻重感和时值处理。不同形式与表演中的节拍分组和重音各有差异。这种舞蹈通常由一人独舞,历史上多为男性;舞者以身体姿态回应音乐,而不遵循固定的舞步顺序。其表现力不仅来自可见的动作,也同样依赖身体平衡、停顿和乐句处理。
哈萨皮科舞一般采用二拍子,舞者相互搭肩,排成一列起舞;与之相近而速度更快的舞蹈通常称为 hasaposerviko。另一些录音则采用卡尔西拉马斯及各地的舞蹈节奏型。这些区别十分重要,因为歌曲的节奏承载着社会层面和身体动作层面的预期,而不只是抽象的拍号。国际上广为人知的西尔塔基舞,是为1964年的电影《希腊人佐尔巴》编创的,虽取材于相关舞蹈,却不能与传统雷贝蒂科舞蹈画等号。把每一首希腊布祖基琴乐曲都当作西尔塔基舞曲,会掩盖这一曲目体系在节奏上的多样性。
歌词、社会身份与性别
雷贝蒂科的歌词经常使用日常用语、行业用语、城市俚语,以及在与土耳其语等语言接触过程中吸收的词汇。许多歌曲以押韵的对句或四行诗节组织歌词,有时也借用希腊民间诗歌中常见的十五音节诗行。另一些歌曲则采用较短的诗行,以及配合特定舞蹈节奏的叠句。比起遵循某一种诗歌格律,语言重音与乐句之间的契合往往更为重要。
爱情是这一曲目传统中最主要的主题之一。歌曲描写欲望、嫉妒、被遗弃、婚姻冲突、爱慕与和解。其他歌词则涉及疾病、丧亲、服兵役、移民、失业、艰苦的工作条件,或与人相聚的乐趣。歌词中具体的街道、街区、港口和职业名称,可以将这些经历置于人们能够辨认的城市环境之中。这些具体细节使歌曲成为宝贵的历史材料,但歌词毕竟是艺术创作,并非对日常生活的直接统计记录。
有关大麻脂、监禁、与警察打交道、赌博和反抗的歌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雷贝蒂科的名声。歌词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可能自诩强硬、独立,或对同伴忠诚。mangas 这一人物形象也出现在这个象征世界中:这是一类以衣着、言谈、举止及行为准则彰显自身特征的城市男性。无论是 mangas 还是 rebetis,在英语中都没有固定的对应词。将其译为“黑帮分子”“亡命之徒”或“潮人”,都会带入可能扭曲其历史含义的联想。
不应把这些歌词当作证据,认定每位表演者或听众都有与叙述者相同的人生经历。与布鲁斯及其他民间歌曲传统一样,歌手可以扮演某种角色、改编流传中的诗句,或将自己未曾亲历的遭遇戏剧化地呈现出来。将雷贝蒂科与布鲁斯相比较,有助于理解城市中的边缘处境、富于表现力的演唱,以及录音所发挥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两者具有相同的起源或社会结构。这两种传统产生于差异显著的历史条件之下。
女性作为职业歌手、曲目创作者和诠释者,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尽管围绕男性布祖基琴演奏者展开的叙述往往较少提及她们。埃斯凯纳齐和阿巴齐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重要唱片艺人;索蒂里娅·贝卢则成为战后极具代表性的歌者。由女性演唱的歌词可以表达欲望、愤怒、独立或脆弱,但表演者的性别并不总能决定歌词所采取的视角。词曲作者、录音指导和商业预期同样影响着演唱的内容。雷贝蒂科所呈现的社会世界,既包含限制性的性别规范,也包含令这些规范不再显得简单明确的表演。
战争、战后转型与莱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对希腊的占领严重冲击了音乐人的生计和录音活动。饥荒、镇压、出行限制以及日常经济生活的崩溃,不仅波及广大民众,也影响了表演者。国内商业录音一度中断,导致战时许多重要的音乐活动在当时的唱片中鲜有记录。一些被后人视为表达占领时期经历的歌曲,直到战后才录制,因此有必要区分一首作品据称的创作时间与其现存录音的录制日期。
瓦西利斯·齐察尼斯是雷贝蒂科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形态转向战后城市流行歌曲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他于1915年出生于特里卡拉,创作了大量曲目,将以布祖基琴为核心的器乐配置、令人难忘的旋律构思与日益精细的编曲结合起来。在有关其音乐发展的叙述中,占领期间他在塞萨洛尼基度过的岁月占有重要地位。《阴云笼罩的星期日》(“Synnefiasmeni Kyriaki”)于1948年首次录制,引发了格外强烈的共鸣,不过,关于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历来存在不同说法。
战后,贝卢、玛丽卡·尼努和普罗德罗莫斯·察乌萨基斯等歌手,帮助确立了新的唱片录音和夜总会演唱风格。乐队编制更加多样,专业化的声乐表现日益突出,扩音设备也改变了乐器与人声之间的平衡。爱情与情感上的痛苦仍是核心主题,但歌曲也开始描绘城市生活方式和社会抱负的变化。这些发展并不只是某种早期正宗形式的衰落,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娱乐经济中涌现的新创作。
在20世纪50年代四弦组布祖基琴的发展和普及过程中,马诺利斯·希奥蒂斯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种乐器通常采用C–F–A–D定弦,能够使用不同的和弦指型,也便于发展出一种融入当代舞曲和流行音乐元素的炫技演奏风格。三弦组与四弦组布祖基琴的区别,后来成为有关风格正宗性争论中的一个标志。不过,从历史上看,乐器设计和演奏技法始终都在变化。
莱科这一名称通常用于指称战后数十年间占据主导地位、范围更广的流行歌曲领域。雷贝蒂科为其提供了乐器、曲目、表演者和表达惯例,但对于前者何时结束、后者何时开始,并没有公认的时间界线。有些论述将“雷贝蒂科”限定为20世纪50年代初以前的音乐;另一些则将成名作曲家和歌手后来的作品也纳入其中。两者的边界,部分取决于分类时更侧重年代、乐器配置、歌词主题、演出场所,还是后世收藏者的判断。
复兴、重新诠释与国际传播
对雷贝蒂科的重新评价,早于其大规模复兴。作曲家马诺斯·哈吉达基斯在1949年一场引起广泛讨论的讲座中,提请人们关注这类曲目在音乐与情感表达上的意义。他的发言挑战了一种成见:与社会地位低下的场所相关的歌曲,不值得严肃的文化探讨。这并未立即消除人们对雷贝蒂科的污名化,却成为这一音乐类型进入更广泛公共讨论的一个里程碑。
20世纪60年代,重新上演的曲目、再版唱片,以及人们对尚健在的音乐家的兴趣,将较早的曲目带到了新听众面前。格里戈里斯·比西科齐斯对瓦姆瓦卡里斯歌曲的演绎,帮助这位老一辈作曲家重新受到重视。伊利亚斯·彼得罗普洛斯于1968年出版的《雷贝蒂科歌曲》(Rebetika Tragoudia),汇集了歌词及有关这些歌曲所处社会环境的资料。该书的研究方式影响深远,也颇具争议;后来的学术研究则对其部分分类方式,以及以地下社会为核心的解读取向提出了质疑。
这场复兴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1974年希腊军事独裁统治结束之后。学生和年轻音乐家四处寻找旧录音,重建小型原声乐队,并在酒馆和非正式场所演出。唱片再版使此前难得一听的演奏录音不再局限于专业收藏圈。一些复兴运动的参与者偏爱早期布祖基琴曲目,另一些人则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小亚细亚歌手和乐器的关注。因此,这场复兴并非找回了一种毫无争议、统一的传统,而是形成了数种彼此竞争的历史音响范式。
电影也影响了公众对雷贝蒂科的理解。科斯塔斯·费里斯执导、斯塔夫罗斯·克萨尔哈科斯配乐的《雷贝蒂科》(Rembetiko,1983年),以20世纪希腊的动荡为背景,呈现了一位虚构歌手的一生。其叙事大致取材于玛丽卡·尼努所处的世界,并非一部纪实传记。这部电影及其新创作的歌曲,让许多观众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情感感染力强烈的雷贝蒂科形象,同时也表明,后世的艺术作品如何能够与人们对历史曲目的认识交织在一起。
北美、澳大利亚及其他地区的希腊侨民社群持续开展演出和收藏活动,国际音乐家也日益通过录音、工作坊及合作演出接触雷贝蒂科。2017年,雷贝蒂科被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举措认可了它作为一种涵盖歌唱、器乐和舞蹈的活态实践的价值。这项认可关注的是传承与社群参与,而不只是保存一批范围固定的旧录音。当代演出既有忠实重现历史风貌的尝试,也有全新的创作,在承袭传统风格与实验探索之间各有不同的侧重。
历史证据、分类与传承
雷贝蒂科研究依赖多种史料,不同史料能够回答不同类型的问题。商业唱片可以证明某些具体的演奏或演唱曾被录制并传播,但唱片标签上可能存在拼写差异、署名不全或曲风描述失实等问题。录音台账、唱片公司目录、广告和唱片母版编号有助于重建时间脉络。即使录音日期确凿,也未必能据此确定一首歌的创作或首演时间。
回忆录和口述证言保存了有关演奏技法、演出场所、人际关系和社会行为规范的信息,而这些内容很少见于商业记录。由安盖莉基·韦卢-凯尔记录并编辑的瓦姆瓦卡里斯生平自述,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这类叙述也会受到回忆时具体情境的影响:事件发生与讲述之间可能相隔数十年,而音乐家后来在公众中的声誉,也可能影响他们描述早年经历的方式。因此,口头传统与文献证据应结合考察,而非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材料,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的史料价值。
民族音乐学、历史学和流行音乐研究领域的学者,对简单化的起源叙事提出了质疑。完全以难民为中心的叙述,可能低估希腊本土及海外散居群体的音乐实践;完全以比雷埃夫斯为中心的叙述,则可能将职业歌手、女性以及与奥斯曼城市文化的联系置于边缘。同样,将雷贝蒂科理解为一个同质化工人阶级自发发出的声音,也会忽视零工、专业音乐家、小业主和唱片公司人员之间的差异。社会位置固然重要,但不能仅凭歌曲的歌词或乐器配置,机械地推断其社会归属。
将音乐转写成谱,又会带来另一系列问题。常规的记谱法能够有效呈现旋律和节拍,却未必能传达细微的音高处理、装饰音、不均匀的重音,或歌手进入的时机。简化的和弦谱或许能让一首歌更易于学习,却也可能掩盖其调式运行方式。因此,研究者和教师除了使用乐谱,还会借助录音、细致聆听、示范和背景讲解。为便于分析而归纳出的音阶,与表演者在实践中对某一调式(dromos)的理解之间的区别,仍然尤为重要。
如今,雷贝蒂科通过家庭和朋友网络、酒馆演出、私人授课、工作坊、正规音乐教育以及数字录音等途径传承。这些环境传授的内容各不相同:课堂可以讲解调弦方法和调式术语,而参与合奏则能培养伴奏能力、配合应变能力,以及对舞蹈伴奏要求的了解。档案资料的开放获取也在改变演出曲目,使当代乐手能够学习鲜为人知的版本,而不再只依赖广为流传的经典曲目。因此,保护传承的问题不仅在于哪些歌曲得以留存,还在于音乐家如何学会对歌曲作出变化、为他人伴奏,以及让这些歌曲在共同表演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