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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级行政区

中国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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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分为四种类型: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这些行政区是组织地方政府运作、公共财政、经济规划及诸多公共行政事务的基本框架。虽然在非正式语境中常被统称为“省”,但它们在法律制度、内部行政结构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列有34个省级行政区,包括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这一数字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拥有主权、但并未实际管辖的台湾。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由中华民国(ROC)治理,后者实行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管辖所列的其余33个省级行政区,但部分边疆行政区的领土范围受到边界争端的影响。

现代省级行政区划格局既沿袭了中国帝制时期的制度,也经历了20世纪的重大调整。省级行政区界线影响着政治行政管理和经济统计,却并不总是与语言区、流域、都市圈或历史文化区的范围相吻合。因此,理解这一体系,需要区分行政级别与聚落规模、法律赋予的自治权与制度上的独立性,以及官方领土划分与实际管辖范围。

宪法地位与地域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1982年通过,此后历经修正,确立了行政区划的基本框架。第三十条规定,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在实际行政体制中,地级市也广泛存在,因此行政层级比单从宪法列举的类别所能看出的更为复杂。

特别行政区另有宪法依据。第三十一条授权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其制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因此,特别行政区虽属最高一级行政区,但其制度安排与普通省份不同。根据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并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国务院则有权审批特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变更,以及许多下级行政区的设立或变更。

省级地位并不意味着实行联邦制。依照宪法,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各省不拥有独立于中央政府的主权,国家宪法也不是各成员邦之间订立的契约。不过,省级政府承担着广泛的行政职责,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内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些权限的范围,与适用于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别行政区的特殊立法安排有所不同。

理解官方统计的省级行政区总数,关键在于区分领土主张与实际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台湾列为其省级行政区,但从未实际管辖台湾。中华民国政府通过自身的行政区划体制,管辖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及其他若干岛屿。金门和马祖在历史上归属福建,而非台湾省,这也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份数量并不能准确反映两岸任何一方政府实际管辖的地域范围。台湾的政治地位存在争议,列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主张的行政区划,不应被视为解决了这一争议。同样,官方地图上标示的省界也可能包含对外领土主张,而非国际上已达成一致的边界。

各省及其行政驻地

省是省级行政区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列出的23个省中,有22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管辖。“省”(sheng)在英语中通常译为“province”,表示的是行政级别,而非某种特定的地貌、人口规模或城市化程度。各省涵盖人口稠密的沿海经济区、农业低地、山区和广阔的内陆地区。每个实际管辖的省均设有省人民政府,驻地位于省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管辖的22个省及其省会如下表所列。陕西的拼写采用 Shaanxi,而非 Shanxi,以区分陕西与山西这两个在不标声调的汉语拼音中拼写相同的名称;两者在普通话中的声调不同。吉林既是省名,也是城市名,但吉林省的省会是长春。

省 省会
安徽 合肥
福建 福州
甘肃 兰州
广东 [[guangzhou
贵州 贵阳
海南 海口
河北 石家庄
黑龙江 哈尔滨
河南 郑州
[[hubei 湖北]]
湖南 长沙
江苏 [[nanjing
江西 南昌
吉林 长春
辽宁 沈阳
青海 西宁
[[shaanxi 陕西]]
[[shandong 山东]]
山西 太原
四川 [[chengdu
云南 昆明
浙江 [[hangzhou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划体系中,台湾是第23个省,但当地并无实际运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省政府,也没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省会。台北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在地,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台湾的行政中心。中华民国所设的台湾省,在历史上的机构设置和辖区范围均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体系中设想的台湾省。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中华民国省级行政机构的大部分职能被移交,另有若干主要城市地区在中华民国体制下作为直辖市管理。

省会不一定是全省最大的商业中心,也不一定是最知名的历史名城。山东省会是济南,而青岛是重要的港口和工业中心;福建省会是福州,而厦门在海运和商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省会也可能变更。20世纪,河北省政府曾多次迁移驻地,直到1968年才定驻石家庄。这类变动改变的是行政机构的所在地,不一定涉及省界调整。

许多省下辖地级市,地级市又管辖县、县级市和市辖区。因此,省政府通常通过地级这一中间层级管理省内大部分地区。但也存在例外和特殊安排,例如由省级机关更直接管理的县级行政单位。因此,更准确地说,省是在层级结构并不完全一致的行政区划体系中最高一级的区域政府单位,而不是全国完全统一的行政层级序列中的一环。

直辖市

中国有四个直属中央政府的直辖市,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直辖市与省的行政级别相同,其市政府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而不隶属于省政府。这使其有别于地级市和县级市,尽管这三类行政区在英语中都可能用“city”一词表示。

直辖市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其整个辖区都是连片建成区。北京包含广阔的山区和农村聚落。上海除了人口密集的城市核心区外,还包括郊区和农业地区。重庆的辖区面积约为82,400平方公里,包括山区县、较小的城市、农业地区,以及远离中心城区的聚落。因此,重庆全市人口不能直接与其他地方范围较紧凑的城市本体人口相比。进行比较时,需要采用一致的空间定义,例如建成区、都市区或功能城市区。

四个直辖市通过不同的历史进程形成了如今的地位。北京于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上海的重要地位,部分源于其作为长江入海口重要港口、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的作用。天津逐渐发展为服务华北地区的港口和工业中心;1958年划归河北省,1967年恢复为直辖市。重庆于1997年成为直辖市,其辖区由原重庆市,以及此前隶属四川省的万县、涪陵和黔江所辖地区组成。

1997年的重庆行政区划调整,将长江上游的一大片区域纳入同一个省级政府管辖。这次调整的行政背景包括长江上游开发,以及与长江三峡工程相关的移民安置管理。调整也使这一兼具城市、工业和农村地区的广大区域脱离四川省的行政管辖,由单独的政府管理。因此,这并非只是将一个范围紧凑的城市聚落提升行政级别,而是对区域管辖格局的一次重大重组。

直辖市以下一般设区,重庆还设有县和自治县。区既可能是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也可能是郊区,或以农村为主的地区。因此,“区”是一种法律和行政分类,并不能可靠地反映其地表覆盖状况。反过来,深圳和广州等大城市尽管在全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仍隶属于广东省。经济规模、国际知名度和特殊经济政策本身并不会赋予一座城市省级行政地位。

自治区与民族区域自治

中国有五个自治区,分别是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和新疆。其中四个自治区的官方全称明确标示了特定民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则保留了与蒙古族相关的地域名称。五个自治区的首府依次为呼和浩特、南宁、拉萨、银川和乌鲁木齐。

现有的五个自治区成立于不同阶段。内蒙古自治区于1947年成立,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此后其行政区划范围经历了重大调整。新疆于1955年设立自治区,广西和宁夏于1958年设立自治区,西藏则于1965年设立自治区。这些年份指的是现行自治区建制的设立时间,并不意味着当地自此才有人定居、才纳入国家治理,或才开始使用这一地域名称。

其主要法律框架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括1984年通过、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的行政区划单位,其自治机关在国家宪法体制内行使职权。民族自治地位不同于香港和澳门所实行的制度安排,并不赋予这些地区与港澳同类的单独关税区地位、货币或法律制度。

宪法规定,自治区主席必须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并须履行相应的批准程序。自治区的此类条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宪法和法律还对语言文字使用、地方经济发展、教育及文化事务作出了规定。这些法定职权的行使,同时受到国家立法以及中央和地方共产党组织权力的影响。

自治区内,占人口多数的未必是其名称所指的民族。例如,广西和宁夏的人口均以汉族为主,而五个自治区都居住着多个民族。自治区的边界也并未涵盖相关民族的所有成员:相当数量的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和壮族人口生活在相应自治区之外。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县就是尤为重要的例子。因此,自治区边界划定的是一种特定的法律和行政制度安排,而不是对民族聚居范围或文化归属的完整勾勒。

特别行政区

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英文通常缩写为 SAR。英国对香港的管治结束后,香港于1997年7月1日成为特别行政区;葡萄牙对澳门的管治结束后,澳门于1999年12月20日成为特别行政区。两地的宪制安排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于1990年和1993年通过的两地基本法为依据。两个特别行政区均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通常所称的“一国两制”原则,为两地实行有别于内地的制度提供了框架。基本法赋予两地高度自治权,但外交、国防等由中央负责的事务除外。每个特别行政区都有自己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公共财政、出入境管理安排和货币制度。香港使用的港元和澳门使用的澳门元,均为有别于中国内地所用人民币的独立货币。

两地的法律制度也不同于内地各省。香港保留以普通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而澳门的法律制度主要源自葡萄牙的大陆法传统。全国性法律一般不直接适用于特别行政区,除非列入相应基本法的附件三,并依照规定程序实施。中央已制定并实施适用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律,包括2020年通过的香港国安法;香港也于2024年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这些法律发展构成特别行政区制度框架的一部分,并不改变其作为省级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区划类别。

香港和澳门均为单独关税区,并分别以“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名义参与特定的国际经济安排。往来任何一个特别行政区与中国内地,均须接受出入境管制。因此,将两地计入中国省级行政区总数,并不意味着人员、货物、税收或金融资产跨越其边界时,会受到与普通省份之间流动相同的处理。

两地的内部区划也各有特点。香港各区用于地方行政管理,但并不等同于内地的地、县、乡层级体系。澳门的堂区用于地理和统计分区,而非内地式的各级地方政府。因此,统计出版物通常将特别行政区与中国内地的31个省级行政区分开列示。这种区分反映的是管辖范围、统计制度和统计覆盖范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区划层级较低。

省级区划框架的帝制渊源

现代的省是从早期地方行政制度中逐渐发展而来的。秦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以郡县治理其疆域,而非采用现代意义上的省制。此后的历代王朝多次调整县以上的行政层级。唐宋时期的道、路兼具监察、财政管理和区域协调等职能,但不能据此认定它们在制度或地理范围上与现代的省相对应。

十三世纪的元朝是这一演变过程中的关键阶段。地方设置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管辖广大的区域。现代汉语中作为行政区名称的“省”字,就源于这段制度沿革。元代行省并非当今省级政府的缩小版:其职权及其与中央机构的关系,体现了蒙古帝国与元朝的统治结构。不过,行省为在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之间设置大型区域单位确立了持久的先例。

明朝建立于1368年,将一省的民政、军事和监察职责分由不同机构承担。其区划框架最终形成了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辖区和两个由中央直接管辖的京畿地区。北直隶以北京为中心,南直隶则以南京为中心。后世常以“省”这一制度名称来指称这些单位,尽管其内部职权划分与后来的省级政府有所不同。

清朝奠定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省级区划格局的大部分基础。江南分设为江苏、安徽,湖广分设为湖北、湖南。清帝国主要实行省制的行政区域被称为“十八省”,这一名称成为影响深远的地理概念,但其范围并未涵盖清朝全境。蒙古、西藏、新疆和东北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治理安排。比较帝制时期的地图与后来的中国国家所主张的领土范围时,这些差异十分重要。

清末改革进一步推广了省制。新疆于1884年建省。台湾于1885年建省,后于1895年依据《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1907年,东北地区改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这些变化表明,直到1912年清朝帝制终结前夕,省制仍在扩展并趋于统一规范。因此,现今的省界既反映了长期延续的区域划分,也体现了相对较近时期的行政决策。

二十世纪的行政区划调整

1912年以后,中华民国承接了一套处于变动之中的行政区划体系。在政权对立、军事冲突和中央控制力不均的背景下,各省的边界和名称屡经变更。民国时期,北部和西部的若干地区先后设省,包括察哈尔、热河、绥远、宁夏和青海。西康于1939年正式建省。因此,这一时期的省级行政区名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分类有很大差异,而且一个省在名义上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央政府能够有效控制其宣称管辖的全部地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区划经历了大规模整合。起初,大行政区统筹若干省及其他行政单位,但这一高于省级的政府层级于1954年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若干省级行政单位被合并或重新划分。1949年由河南、山东两省部分地区组成的平原省于1952年撤销。察哈尔省于1952年撤销,绥远省于1954年撤销,热河省于1955年撤销,其辖地分别划归邻省和内蒙古。

其他区划调整也重塑了中国西部和北部的行政版图。西康省于1955年撤销,其东部地区并入四川;其西部地区此前已另作行政安排。四川曾分设川北、川南、川东和川西四个省级行政单位,1952年合并为四川省。宁夏省于1954年并入甘肃,随后于1958年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这些变化体现了行政整合、区域经济管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直辖市的设置也频繁变动。若干一度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城市后来划归省管辖。因此,不能以现今仅有四个直辖市的格局来推断20世纪50年代初的情况。此后的调整较为个别:天津于1967年恢复直辖市地位,重庆于1997年成为现行建制的直辖市。

二十世纪后期,最重要的省级行政区增设包括:1988年从广东分设海南省,1997年从四川分设重庆直辖市,以及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成立两个特别行政区。海南建省的同时被划定为经济特区,但两种地位在法律上并不相同:前者涉及行政区划层级,后者涉及经济政策。自1999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官方统计的省级行政区总数一直保持为34个。省级以下的区划调整,如县的合并、撤县设区和地级市的调整,远比省级行政区划变动频繁。

政府、立法与公共财政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国家制度体系内设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及其他法定任职人员。省长领导省人民政府,自治区主席领导自治区人民政府,市长领导直辖市人民政府。这些职务与相应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书记是不同的职务。

中国共产党的省级委员会与政府机构并行,是地方治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党委书记通常在省级行政区域内居于政治领导地位,省长及同级政府首长则领导政府机构。国家各部委和中央机构也在地方设有派出机构。因此,省级行政管理并非所有机构都完全由省级政府控制的单一指挥体系:权力通过属地和部门两种关系配置,不同机构的具体安排也各不相同。

省级政府统筹经济社会规划、交通运输、环境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国家政策的实施,同时监督下级政府,并分配大量财政资源。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必须符合宪法、国家法律及适用的行政法规。2000年首次通过、此后多次修订的《立法法》,对这一立法层级体系的重要内容作出了规定。自治条例和特别行政区立法则另有补充性或不同的规则。

公共财政将省级机构与中央政府及下级政府紧密联系起来。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包括主要税种的划分以及中央税务机构的职责。后续改革又调整了部分税收安排。省级政府接受中央转移支付,并在本行政区域内分配资源;因此,其财政状况既取决于本地的财政收入能力,也取决于政府间转移支付,而不只是辖区内征收的税款。

支出责任由各级政府分担,地方政府承担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很大一部分。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社会救助和基础设施建设由省级统筹,但大量具体工作由地市级和县级实施。在法定预算框架下,省级政府还在地方政府举债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在批准的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这使省级政府成为连接国家财政政策与地方项目的关键中间层。相比之下,特别行政区依据各自的基本法维持独立的公共财政体系,不宜不加辨别地将其纳入内地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比较。

边界、自然地理与区域经济

省级行政区边界的形成受到自然地理、历史辖区、战略考量和行政协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些边界沿山脉或河流划定,有些则横穿自然地理上完整的区域。秦岭与淮河常被用来概括中国南北方的环境差异,但两者并未构成一条连续的省级行政区界线。同样,长江流经多个省级行政区,或构成它们之间的部分边界,而不是界定某一个行政区域。

青藏高原清楚地体现了自然地理与行政地理之间的区别。它的范围超出西藏自治区,延伸至青海以及邻近数个省、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华北平原横跨河北、河南、山东、北京和天津的部分地区,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则涵盖上海、江苏、浙江,并在当代主要政策界定中包括安徽。因此,无论是省还是自治区,都不应被视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自然区域。

各省级行政区的面积和人口规模差异极大。新疆面积约为166万平方公里,而澳门仅有数十平方公里,其测定面积还会因填海造地和边界相关调整而发生变化。2020年中国大陆人口普查记录的广东常住人口约为1.26亿,西藏约为365万。这些差异影响着交通网络、公共服务供给、聚落密度,以及为分散居住的人口提供行政服务的成本,也使按经济总量或人口总量得出的排名与按人均或单位面积指标得出的排名大不相同。

行政边界可能将联系紧密的城市和工业地区分隔开来。北京、天津和河北虽然在通勤、物流、环境和产业方面有着广泛联系,却分属不同的省级行政区。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框架将香港、澳门与广东九市联系起来,不仅跨越省级行政区边界,也跨越特别行政区各自独立的法律和关税制度。这类安排属于跨行政区协调机制,并非新的省级政府。

河流治理同样需要跨省级行政区运作的机构。黄河和长江流域将上游土地利用、水库、取水、航运与下游洪水风险联系在一起。国家流域管理机构和政府间协调机制负责应对任何单一省份都无法独自处理的问题。不过,省级行政区边界仍然十分重要,因为预算、执法职责和发展重点均按行政区域组织安排。因此,环境区域和经济区域与省级行政区划框架相互交叠,而非取而代之。

统计分类、名称与制图

省级行政区是中国统计学中的基本地域单元。人口、就业、工业生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等数据通常按省或同级行政区公布。中国大陆的全国性统计表通常涵盖31个省级行政区:22个省、5个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香港、澳门和台湾一般不纳入这些统计表,或另行列示。因此,31通常表示一种统计覆盖口径,而34则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省级行政区划的完整分类。

2020年人口普查说明,必须仔细阅读统计覆盖范围的定义。其公布的大陆人口总数,按照该次普查规定的统计安排,涵盖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的人口和现役军人。在中国大陆居住的港澳台居民被单独分类统计并公布,而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的常住人口则未计入这一大陆人口总数。经济数据集中也存在类似区别,货币、核算制度、统计时期以及后续修订等因素,都可能使直接比较变得复杂。

标准代码为行政记录管理和数字制图提供支持。GB/T 2260行政区划代码体系采用六位数字代码,前两位用于标识省级行政区。北京的代码为110000,上海为310000,广东为440000,新疆为650000。末四位为零的省级行政区代码,有别于赋予下级行政区的更细致代码。行政区划代码也应与详细统计工作中使用的位数更长的统计用区划代码加以区分。

名称同样需要仔细辨别。省份往往有一个字的简称,源自历史上的国名、旧地名或重要地理特征。山东简称鲁,山西简称晋,湖北简称鄂;四川通常简称川或蜀。这些简称用于机动车号牌、交通运输术语和机构名称。官方出版物与学术出版物采用的英文全称略有差异,尤其体现在民族名称的译法,以及选用“Macao”还是“Macau”来表示澳门。这些差异不一定意味着所指的是不同的行政实体。

地理信息系统必须区分边界的几何形状与行政属性。一个多边形可能表示声称拥有管辖权的范围、实际管辖的地域、统计报告区域,或某一特定日期的历史边界。因此,边界数据集应注明日期、管辖范围的定义及争议地区的处理方式。人口密度图也需要保持面积与人口的统计覆盖范围一致。比较容易受到可变空间单元问题的影响:即使实际的聚落或经济活动没有变化,改变所采用的地域单元,也可能改变数据呈现的格局。在利用省级数据比较“城市”时,重庆广大的农村腹地,以及北京、上海、香港和澳门各不相同的地域范围,都会对比较结果产生尤为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