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是玛格丽特·米切尔创作的一部历史小说,于1936年6月30日由麦克米伦出版社首次出版。小说主要以1861年至1873年的佐治亚州为背景,讲述富裕种植园主的女儿斯嘉丽·奥哈拉在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时期的经历。她为保住家族的塔拉庄园而奋力挣扎,与此同时,她对阿希礼·威尔克斯的眷恋,以及她与瑞德·巴特勒之间波折不断的感情,也与这场挣扎交织在一起。小说获得了1937年普利策小说奖。
本书融合了家庭戏剧、宏大的历史场景与经济困境中的求生故事,在商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1939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让书中的人物与意象进一步走向世界。小说的文化影响力也源于它对19世纪美国南方的描绘:这种描绘影响深远,虽然关注战争造成的破坏和社会动荡,却将种植园社会浪漫化,淡化奴隶制的暴力,并主要从昔日白人奴隶主的焦虑出发,呈现奴隶解放与战后重建。
创作、书名与出版
米切尔于1900年出生在亚特兰大,此时距美国内战结束已有三十五年。关于南部邦联、亚特兰大围城战以及重建时期艰难生活的故事,在她的家族和周围社区中流传。这些叙述以记忆中的灾难与坚忍为框架,后来影响了她的小说创作。它们并非中立的记录:这些故事主要出自南方白人社会,而这一社会群体致力于维护自身对战败的解释。因此,这部小说既细致描摹了当地的风俗礼仪和战时经历,也融入了这种代代相传的记忆所固有的观念。
创作此书之前,米切尔曾在《亚特兰大日报星期日杂志》担任记者。1926年,她在脚踝受伤后的休养期间开始写作,此后持续创作了数年。她并不是从开篇到结尾按顺序一路写下来的,而是分别构思各个情节和章节,不断修改主人公的设定以及事件之间的联系。斯嘉丽最初名叫潘茜,出版前才改为现名。这是米切尔生前唯一出版的小说。
书名出自欧内斯特·道森的诗作《我已不复昔年辛娜拉当政时的模样》(“Non sum qualis eram bonae sub regno Cynarae”),其中有“gone with the wind”(随风而逝)一句。道森的诗围绕欲望、记忆,以及不在身边的爱人如何始终萦绕心头而展开。米切尔借用这一诗句,将其中无可挽回的失落感延伸到一种社会秩序、一片土地,以及斯嘉丽不断变化的情感世界。在小说中,斯嘉丽思忖塔拉庄园是否仍在战火摧残后幸存时,便出现了这句话。因此,书名既指向一整个社会遭受的毁灭,也指向一处命运未卜的具体家园。
1935年,麦克米伦出版社的编辑哈罗德·莱瑟姆在访问亚特兰大期间接触到这部书稿。小说于1936年出版,市场需求很快超出了人们通常对处女作的预期。出版后六个月内,该书便售出约一百万册。它篇幅庞大,初版超过一千页,但这并未妨碍它成为大众出版市场的轰动之作。
出版时机同样重要。小说问世于大萧条期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原有的财富化为乌有,社会地位不再能保障安稳的生活,而生存则取决于随机应变的能力。这种联系并不意味着该书是在直接描写20世纪30年代,但它有助于解释,为何书中对饥饿、经济困境以及为适应环境而不择手段的描写,能够引起广泛共鸣,而不仅仅吸引那些原本就对内战史感兴趣的读者。
历史背景与变迁的地理空间
小说开篇时是1861年,南北战争尚未爆发。奥哈拉家位于克莱顿县的塔拉庄园,是依靠奴隶劳动维系的棉花经济的一部分。庄园表面上的安稳,依赖于远远超出家庭范围的种种制度与体系:土地所有制、信贷、商品市场、种族统治,以及对奴隶财产的政治保护。起初,斯嘉丽主要把这个世界视为谈情说爱和社交角逐的舞台。她眼前狭隘的关切与日益迫近的全国性冲突形成反差,读者由此得以窥见这个世界的脆弱。
战争既改变了物质环境,也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男人们离家参军;进口商品日渐短缺;住宅和公共场所被用作医院;战事消息牵动着整个社会的情绪。瑞德从事突破封锁的走私贸易,将南方后方社会与海上贸易及战争牟利联系起来。他很早就对邦联能否获胜抱持怀疑态度,与那些信心十足的男人形成对照:后者认为,军事胜利取决于勇气和社会地位上的优越,而非工业实力。
亚特兰大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城市场景。它在历史上是铁路枢纽和商业中心,战时则成为军事后勤、平民流离失所与经商机遇交汇之地。威廉·T.谢尔曼将军于1864年发动的亚特兰大战役,构成了书中战时核心危机的背景。小说中的撤离与焚城场景,将斯嘉丽所经历的公共灾难凝聚为一连串迫在眉睫的难题:帮助梅兰妮分娩、找到交通工具,以及寻路返家。宏大的军事历史,就这样通过身体的疲惫、恐惧和具体的抉择呈现出来。
此后,塔拉庄园与亚特兰大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复苏方式。在斯嘉丽心中,无论自己付出多大代价,塔拉庄园都必须保住。亚特兰大则提供了金钱、社会流动的可能和各种机会,而在战前种植园邻里社会的等级秩序中,这些机会原本难以获得。她经营木材生意,与这座正在重建的城市十分契合:重建带来了对建材的需求,社会剧变则削弱了旧有规范对商业行为的某些限制。
理解小说后半部的时代背景,需要区分历史事件与小说对这些事件的诠释。重建涉及奴隶解放、联邦干预、宪法变革,以及围绕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力展开的斗争。米切尔主要从南方白人的立场呈现这些变化;在这些人看来,这一切意味着被剥夺和受辱。相比之下,黑人建立政治组织、接受教育、与家人团聚以及争取土地的经历,几乎没有得到同等关注。因此,小说的时代背景虽然具体而明确,呈现方式却具有选择性:在另一种叙述中可能用来展现自由扩展的篇幅,在这里被用来讲述白人如何重新获得安稳。
情节与求生叙事的组织
小说的情节始于斯嘉丽得知阿希礼·威尔克斯打算迎娶表妹梅兰妮·汉密尔顿。尽管两人的性情与价值观截然不同,斯嘉丽仍认定自己与阿希礼才是天生一对。在十二橡树庄园的一次聚会上,她向他表白,却遭到拒绝。瑞德·巴特勒无意中听到了这番对话,由此与她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源于传统的追求,不如说源于他看穿了她受挫的自尊和深藏的欲望。斯嘉丽一时冲动,嫁给了梅兰妮的哥哥查尔斯·汉密尔顿,后者不久便在战争期间去世。
年纪轻轻便守寡的斯嘉丽搬到亚特兰大,住进梅兰妮家中。这座城市让她有机会享受热闹的社交生活,却也将她卷入战争带来的重重困苦。瑞德一次次出现;他既看得出她的自利,也明白她对维持体面表象的不耐烦。逃离亚特兰大是情节的关键转折:当这座城市的军事防线濒临崩溃时,斯嘉丽帮助梅兰妮生下孩子,随后带她出逃。瑞德协助她们离开,却在途中决定投身南部邦联军队,迫使斯嘉丽独自带领一行人走完返回塔拉庄园的路。
回到塔拉,斯嘉丽发现母亲已经去世,父亲精神崩溃,全家正面临饥饿。这一剧变使叙事的核心目标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那个一心渴望他人倾慕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决意再也不陷入无助与饥饿的女人。她亲自劳作,也强迫别人干活;在她看来,障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恪守社会礼仪的场合。她求生的决心推动着全书向前发展,即使她采取的手段伤害了身边的人。
战后,一笔追缴的税款使塔拉庄园岌岌可危。斯嘉丽无法从瑞德那里弄到钱,便嫁给了原本正在追求妹妹苏艾伦的弗兰克·肯尼迪。她越来越积极地参与经商,并购入了一家锯木厂。她在生意上的成功,加深了经济需要与社会认可之间的冲突。弗兰克在一次与三K党有关的报复性袭击中丧生后,斯嘉丽嫁给了瑞德。然而,财富并没有改变早在十二橡树庄园便已形成的情感格局:她依然眷恋阿希礼,而瑞德则因她始终看不到自己的爱意而日益怨愤。
最后一段情节将家庭灾难与迟来的醒悟交织在一起。斯嘉丽与瑞德的女儿邦妮之死,摧毁了维系两人的一条重要纽带。随后梅兰妮去世,那个以宽厚维系着种种关系、而斯嘉丽始终未能理解其作用的人,也就此离开。斯嘉丽终于明白,阿希礼一直依赖着梅兰妮,而自己对他的眷恋不过建立在幻想之上。她转而向瑞德寻求爱情,他却离她而去。结尾以打算代替了问题的解决:斯嘉丽计划回到塔拉庄园,把如何赢回瑞德的难题留待明日再想。
主要人物及其关系
斯嘉丽·奥哈拉既是贯穿小说叙事的意识中心,也是全书的核心矛盾所在。她精力充沛,处理实际事务时头脑敏锐,有着非凡的忍耐力;但她也爱慕虚荣,善于操纵他人,而且常常无法理解别人的情感世界。她的办事能力并不以道德上的进步为前提。事实上,那些让她得以生存的举动,往往会损害家庭关系,或暴露出她对工人和依赖她生活的人漠不关心。小说使她成为引人入胜的人物,却没有始终让她值得敬佩,由此将行动的能力与明辨是非的能力区分开来。
她的父母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传承。父亲杰拉尔德·奥哈拉是爱尔兰移民,他教导她将土地视为安身立命、确认自身归属的根基。母亲埃伦·奥哈拉则体现了严整的治家之道、行善的责任,以及南方淑女的社会声望。斯嘉丽既想获得父亲的土地所带来的安稳,也想赢得母亲的行事方式所带来的敬重,却很少能将两者兼顾。埃伦去世后,斯嘉丽屡屡面对这样的处境:记忆中那些淑女的行为准则,似乎已不足以应付眼前的物质需求。
瑞德·巴特勒与其说只是斯嘉丽的爱情对象,不如说是与她彼此映照的人物。两人都看得出公开宣扬的理想与私人动机之间的落差;都会利用别人认为不体面的机会;也都能借社会动荡积累财富。然而,瑞德通常比斯嘉丽了解他更了解斯嘉丽。他的冷嘲热讽和刻意保持的超然姿态,掩盖着他对家庭温情日益加深的眷恋。两人的错位不仅在于情感,也在于时机:当他渴望亲密时,她满心惦记着阿希礼;等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对瑞德的依恋时,他却已经不愿再等下去了。
阿希礼·威尔克斯代表着一个斯嘉丽渴望却并不理解的世界。他修养深厚,善于思考,却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战后经济,因而成为一个被时代抛在身后的人物。斯嘉丽一再把他的迟疑理解为一段深挚爱情受困于现实的证明。随着叙事推进,作为真实人物的阿希礼与作为她幻想对象的阿希礼之间的差异逐渐显露。他对梅兰妮的依赖,也动摇了斯嘉丽的信念——她始终以为,只有自己才真正理解他。
梅兰妮并不只是用来与斯嘉丽形成对照的被动人物。她身体孱弱,却有着坚定的道德意志和相当的社会威望。她维护斯嘉丽的名誉,支持阿希礼,也给予瑞德旁人不肯给予的理解与同情。她对人的信任或许显得天真,却也影响着周围人的行为。与此同时,嬷嬷对奥哈拉一家了如指掌,并屡次质疑斯嘉丽的行为。然而,这个人物的塑造依然受到小说种族框架的限制:她的权威主要体现在为白人家庭服务的过程中,而不是通过一段独立展开的人生来呈现。
叙事形式、语言与反复出现的意象
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在大部分篇幅中紧贴斯嘉丽的视角。事件往往通过她所注意、渴望、恐惧或拒绝承认的事物呈现出来。这种安排使切身体验与更全面的理解之间始终存在落差。读者往往先于斯嘉丽认识到阿希礼的局限、梅兰妮的重要性,或瑞特脆弱的一面。由此产生的戏剧反讽,让她的错误在叙事结构中发挥作用:她的误解既推动情节,也引发读者对后续发展的期待。
叙述者并不完全受限于斯嘉丽的感知。对历史背景的交代、对社会习俗的描述,以及对南方的评判,都超出了她个人的认知范围。这种更开阔的叙述声音,使本书成为一部宏阔的社会叙事,而不只是个人的爱情故事。这一点在意识形态层面也很重要。对种植园社会的浪漫化表述,不能一概归于一位涉世未深的女主人公;其中一些本就嵌入了叙述本身具有权威性的阐释之中。
米切尔将宏大的公共场景与聚焦鲜明的家庭困境交替呈现。宴会、义卖会、医院、拥挤的街道和战时撤离展现出广阔的社会图景,而分娩、疾病、饥饿及家庭争执,则让历史变迁变得具体可感。悬念常常围绕一连串实际问题展开:能否找到医生,马还能否继续前行,塔拉庄园是否还有食物,或能否在缴税期限前筹到足够的钱。这些情节把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转化为对人物行动的直接制约。
土地是贯穿全书最为持久的文学母题。塔拉庄园象征着家园、祖先传承、物质保障,以及重新开始的可能。那里的红土既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也是一种情感上的依凭。然而,这一象征也有其发人深省的局限:种植园的意义围绕奥哈拉一家的所有权与归属感展开,而创造其财富的强制劳动,在作品的想象世界中却远未获得同等分量。因此,同一个意象既能表现斯嘉丽的坚韧,也能暴露这部小说历史视野的边界。
服饰同样将外在形象与物质处境联系起来。丧服使年轻的斯嘉丽受到社会礼俗的约束,而用窗帘制成的裙子,则将家宅昔日华贵的残余转化为对富裕生活的表演。食物从待客时理所当然的供应,变成了衡量能否生存的尺度。反复出现的延后思考——斯嘉丽决意把痛苦的事情留待以后再想——既是一种应对困境的机制,也是她迟迟无法认清现实的原因。结尾对新一天的期许保留了这层双重含义:它表明她仍能坚持下去,却不能证明她在情感上的判断已经改变。
性别、婚姻、工作与财产
小说中的许多冲突,都围绕南方理想女性形象与维系这种形象所必需的劳动之间的差异展开。战前,享有特权的白人女性被要求表现得谦逊、依赖他人、克制性欲,并远离商业活动。斯嘉丽学会了扮演这一角色的表面功夫,却抗拒它的种种规训。她的欲求、野心和对关注的渴望,一再与社会对她的期待发生冲突:社会要求她以恭顺和自我牺牲掩饰强烈的个人意愿。
战争揭示了这一理想化形象遮蔽了多少实际劳动。女性护理士兵,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操持家务,并承担照顾家眷的责任。在塔拉庄园,斯嘉丽之所以掌握主导权,是因为其他权威都已崩塌:父亲已无力主事,母亲已经去世,而战败则摧毁了这个家庭赖以生存的经济制度。因此,她成为决策者的过程,与阶级和种族权力秩序的危机密不可分。她在白人家庭内部获得了行动空间,同时又试图保全这个家庭的财产权与社会地位。
斯嘉丽的几次婚姻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她与查尔斯结婚,是出于自尊受挫后的反应,却因此过早地受到守寡规矩的束缚。与弗兰克结婚,使她得以获得保住塔拉庄园所需的钱财。与瑞特结婚,则带给她财富,以及一个起初似乎能够包容她离经叛道行为的伴侣。在每一段婚姻中,婚姻制度都将欲望、财产、名誉与依赖关系联结在一起,而非仅仅作为爱情的私人表达。
她的经商经历,使小说对基于性别的敌意作出了尤为具体的描写。斯嘉丽管理账目、参与谈判、出差办事,并在木材生意中展开咄咄逼人的竞争。男性的批评往往针对女性经商有失体面,而不是她的经营能力。与此同时,小说也没有把商业上的独立描写成毫无争议的道德胜利。她使用囚犯劳工,漠视工人的处境,表明反抗一种等级秩序,可以与参与维持另一种等级秩序并存。
这些张力使本书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反复探讨的对象。斯嘉丽可以被解读为一个拒绝女性被动角色的主人公,但她的独立是有选择的,而非以普遍解放为目标。她追求的是自己和家人的安稳,而不是女性地位的整体转变。她与瑞特的关系中也存在胁迫和性暴力,这使得将两人的冲突简单视为热烈求爱的解读变得复杂。小说的性别政治体现于这些矛盾之中,而非一套始终如一的解放纲领。
奴隶制、种族再现与邦联败局命定论
《飘》与邦联败局命定论密切相关。这一思想传统将邦联的失败重新诠释为一个高贵文明的覆灭,同时淡化奴隶制在南方社会和南北战争中的核心地位。小说中的战前世界以热情好客、家族传承、个人荣誉和乡土情怀为特征,而这个世界的毁灭则被体验为文明的断裂。这种叙事结构让读者得以深入体会白人奴隶主的悲痛,却没有给予读者同等机会去了解被他们奴役之人的愿望。
这种种族层面的失衡,既体现在人物塑造中,也体现在对历史的解释中。嬷嬷、波克、普里西和迪尔西等黑人角色,通常由他们在白人家庭中的用处、忠诚,或被认为存在的缺点来界定。他们虽各有鲜明个性,但叙事很少赋予他们可与白人主角相比的独立人生轨迹。带有种族标记的方言、对智力的描写,以及关于依附关系的预设,都强化了一种等级秩序,而本书总体上将这种秩序视为天然如此。
小说主要通过种植园主及其家人所宣扬的家长主义观念来呈现奴隶制。暴力、人口买卖、骨肉分离,以及在法律上否认被奴役者的人格地位,这些问题在对奴隶制度的叙述中并未获得其应有的核心地位。被奴役者与奴隶主家庭成员之间的个人情感,并不能证明奴隶制是仁慈的。然而,小说一再让这种情感纽带代替对整个制度的全面评价,以家庭温情取代对强制性权力的审视。
小说对重建时期的叙述同样着重表现白人的脆弱处境与秩序的恢复。黑人参与政治被以敌视或鄙夷的态度对待,白人的抵抗却被描述为对家园、女性和社区的保护。三K党正是以这种保护者的名义进入故事的。在历史上,三K党利用恐怖手段压制黑人的自由和共和党的政治活动;而以白人参与者的动机为中心的叙事,遮蔽了受迫害者的经历。要区分小说的描绘与其声称要解释的历史,这一对照至关重要。
这些特点并非直到后世读者才被发现。在本书及其电影改编作品最初取得成功的时期,黑人评论者和组织就已对它们提出批评,尤其针对电影改编。此后的文学批评考察了这部作品如何借助引人同情的人物、家庭生活细节和有关失落的修辞,使种族等级秩序在情感上显得令人信服。这种分析并不要求否认小说在叙事上的感染力。相反,正是这种感染力,有助于解释为何它的遗漏与歪曲能够产生广泛的文化影响。
1939年改编电影
由大卫·O.塞尔兹尼克制片的1939年改编电影,成为这部作品在国际上广为人知的主要载体。塞尔兹尼克于1936年以5万美元购得电影改编权。影片的筹拍持续引发媒体关注,尤其是斯嘉丽一角的选角。最终,费雯·丽出演斯嘉丽,与饰演瑞德·巴特勒的克拉克·盖博演对手戏;奥利维娅·德哈维兰饰演梅兰妮,莱斯利·霍华德饰演阿希礼。海蒂·麦克丹尼尔饰演嬷嬷,巴特弗莱·麦奎因饰演普里西。
多位重要创作者参与了影片制作。西德尼·霍华德获署名为编剧,但在筹备和拍摄期间,剧本仍经过了进一步修改。乔治·库克起初担任导演,后来由维克多·弗莱明接替,最终导演署名归于弗莱明;萨姆·伍德也执导了部分内容。这段复杂的制作历程,反映了影片规模之大,以及塞尔兹尼克对制作过程异乎寻常的积极干预。成片汇集了制片厂体系在表演、设计、摄影、剪辑和音乐等方面的精湛技艺,而非出自一位导演自始至终的独立执导。
改编电影保留了小说核心的爱情故事结构,以及许多令人难忘的情节,但压缩了家族历史,删去了大量内容。斯嘉丽与查尔斯·汉密尔顿、弗兰克·肯尼迪所生的孩子均未出场,邦妮因而成为她在电影中唯一的孩子。政治细节、经商情节以及对三K党的直接描写,也被删减或改动。这些调整使银幕叙事更为集中,同时保留了故事的总体脉络:从种植园的富足,到战时的满目疮痍,再到战后的财富积累与情感失落。
特艺彩色摄影、精心搭建的布景,以及马克斯·斯坦纳的配乐,为故事中承载情感的空间赋予了视听形式。宅邸、周围景观、剪影与反复响起的音乐主题相互呼应,使塔拉庄园成为一望即知的银幕意象。遍布亚特兰大的伤兵和城市燃烧等场景,则将历史灾难化为视觉奇观。这种强大的视觉表现力,使电影所呈现的南方形象深植于大众记忆,也让其中浪漫化的预设一并流传。
影片于1939年12月15日在亚特兰大首映,共获得八项竞赛类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费雯·丽获得的最佳女主角,以及麦克丹尼尔获得的最佳女配角,此外还获得了两项特别奖。麦克丹尼尔由此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奖的非裔美国人。她取得这一成就时,电影业和整个社会仍实行种族隔离:由于亚特兰大的种族隔离安排,她未能出席当地的首映式。个人获得认可与制度性排斥之间的反差,至今仍是这部电影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评价、翻译与后世重释
小说问世后迅即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评论界并未因此形成一致评价。评论者认可其宏大的规模、充沛的叙事活力和个性鲜明的主人公,但对其文笔、感伤色彩、历史阐释和文学地位则看法不一。普利策奖的授予使它获得了文学体制的认可,但大众欢迎程度与评论界声望始终是其接受史中两个不同的方面。因此,它在文学经典中的位置,也不同于那些商业上不甚成功、影响力主要来自形式创新或学术研究的作品。
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拓展了这部作品的意义。通过翻译和电影,斯嘉丽的坚毅可以脱离美国南方特有的历史认同,被理解为一个在战争、贫困或国家动荡中坚忍求生的故事。傅东华于1940年出版、影响深远的中文译本采用了《飘》这一书名,其含义通常在英语中表述为“漂泊”或“随风而去”。翻译不可避免地需要处理小说中的阶级差异、地域口音、族群方言及礼仪习俗,其中有些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贴切的对应表达。
后来的作品也对这一故事作出了延伸或质疑。亚历山德拉·里普利创作的授权续作《斯嘉丽》于1991年出版,在米切尔悬而未决的结局之后,继续讲述斯嘉丽的人生。唐纳德·麦凯格创作的授权小说《瑞特·巴特勒的人们》于2007年出版,将关注点转向瑞特的身世与经历。这些书表明,这一虚构世界具有持久的商业生命力,但应将这些续写与米切尔本人的文本区分开来:她的原作有意没有以和解收尾。
艾丽斯·兰德尔的《风已逝》(2001年)则作出了根本不同的回应。小说从西娜拉的视角重新讲述种植园故事;这名女性所处的位置,揭示了原作中被边缘化的种族与性关系。围绕该书的诉讼,使其成为有关著作权、戏仿,以及通过改造知名作品的人物和情境来批评原作之权利的争论中的重要案例。争议最终以和解告终,该书得以继续出版。
这部电影面向公众的放映与传播,越来越注重交代历史背景。2020年6月,HBO Max一度将其从平台下架,随后恢复上线,并附上介绍背景的材料,说明影片中的种族呈现问题。这一事件涉及的是应当如何呈现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而不是改动米切尔的原始叙事。在教学、出版、展映和评论等领域,这部小说及其电影改编作品不断引发人们追问:审美成就、大众情感认同与错误的历史信息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它们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具体案例,展示虚构作品如何塑造集体记忆,同时又如何成为持续接受历史纠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