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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 影视与戏剧 / box-office

票房

票房指售票业务及门票收入,尤指衡量电影和现场演出商业表现的门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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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指面向公众的娱乐活动的售票业务,也引申为售票所产生的收入。这一术语适用于电影、戏剧、音乐会、歌剧、舞蹈及其他售票活动。在电影报道中,“票房”通常指特定地区和时段内的影院门票收入,而非实体售票窗口的收入。

票房收入是衡量娱乐市场需求的主要指标,影响着融资、上映档期、银幕分配和演出排期,以及是否制作续集、开展巡演和进行后续投资等决策。不过,解读票房时,仍须区分收入与利润、实收金额与售票数量,以及公布的售票数据与实际到场人数。票价、汇率、发行合同和观影习惯的变化,使票房数据虽有参考价值,却不能仅凭数字本身就得出结论。

历史演变与售票机构

英语“box office”一词的形成与剧院及门票销售有关,尤其与包厢票的销售有关:包厢是封闭或隔开的座席区域,通常由富裕观众使用。后来,这个词逐渐泛指售票处。一种常见说法认为,它完全源于收取入场费的箱子,但这一说法并不是对其词源的可靠解释。如今,这个词既指演出场所的售票业务,也指一部作品的商业成绩。

早在电影出现之前,剧院经营者就已依靠门票收入维持经营,同时统筹兼顾赞助、订阅套票、补贴及其他支持。座席类别使门票成为一种具有明确差异的商品。私人包厢、池座和站票都可以让观众观看同一场演出,但价格可能相差悬殊,所代表的社会意义也各不相同。预售和系列演出套票有助于经营者在承担整个演出季的全部成本之前,提前锁定收入。

商业电影将这些做法应用于一种可以复制和流通的娱乐形式。在专门的电影院普及之前,早期电影放映常见于游乐场、歌舞杂耍剧场以及包含多种节目的演出中。1905年后迅速兴起的美国五美分影院,将电影与低价、高频次的观影消费联系起来。后来出现的豪华电影宫则兼具庞大的座席容量、华丽的建筑设计和分档次的服务。

随着长片成为电影商业运作的主要单元,门票收入的重要性也超出了单个放映场所的范围。发行商需要了解哪些影片能够吸引不同城市的观众,制片方则希望有证据表明,影片收入足以收回成本。创刊于1905年的《综艺》等行业刊物,推动商业表现成为业内常规报道的主题。这些报道很有价值,但所采用的核算口径并不总是与如今的票房榜一致。

从历史角度看,票房总收入与发行商分账收入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票房总收入是观众为入场支付的金额,具体数额取决于统计体系对税费的处理方式。发行商分账收入则是发行商从影院放映收入中取得的份额。早期的卖座电影榜单往往按发行商分账收入,而非门票销售总额排名。因此,将这类榜单与现代全球票房总收入排行榜直接比较,可能会使人对影片之间的相对规模产生错误印象。

在整个二十世纪,实体售票处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负责现金收付、可售座位管理、订票及取票等事务。电话订票、信用卡购票、计算机化系统,以及最终出现的互联网售票,使购票不再需要亲自前往场馆。不过,“box office”仍作为这项业务的名称沿用下来。即使没有顾客走到售票窗口,通过应用程序购买的电影票也可以计入票房收入。

票房数据衡量什么

票房最基本的衡量指标是总收入,即归属于某部电影、某项制作、某个场所或某一市场的门票收入。票房报告必须明确其地域范围和统计周期。首日票房、周末票房、某一自然年的市场总票房,以及一部电影历年来的全球累计票房,描述的是不同的量。历年累计数据可能包含后续重映的收入,而首轮上映总票房则不包含这些收入。

观影或观演人次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G=∑i=1npiqi,G=\sum_{i=1}^{n}p_iq_i,

其中,GG 为总收入,pip_i 为某类门票的价格,qiq_i 为该类门票的售出数量。门票类别可以按场次、年龄组、座位区域、放映制式或促销优惠来划分。因此,收入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观众人数增加。即使售出的门票减少,票价上涨或高价放映制式门票占比提高,也可能推高总票房。

入场人次统计的是门票数量,而非金额。这一指标排除了价格变动最直接的影响,因此在研究电影在不同时期的受众覆盖情况时,往往更有用。不过,它统计的并不是去重后的人数:同一个人观看五次,就计为五人次。免费发放的门票,以及已售出却从未使用的门票,也需要分别处理。因此,在现场演出中,扫码入场人次可能与付费观众人次或公布的门票销量不同。

有几项指标用于描述需求的强度和持续性。单影院平均票房以一部电影的总票房除以放映该片的影院数量;单银幕平均票房则以银幕数量为分母。这两个分母不能互换,因为一家多厅影院可能安排多个影厅放映同一部影片。一部影片如果仅在大城市少数几家大力宣传的影院限量上映,可能取得极高的平均票房,但扩大上映范围后未必能维持这一水平。

周末票房跌幅将某个周末的收入与前一个周末的收入进行比较:

D=Gt−1−GtGt−1×100%.D=\frac{G_{t-1}-G_t}{G_{t-1}}\times100\%.

票房从2,000万货币单位降至1,200万,跌幅即为40%。解读这一指标时,需要考虑节假日、新增放映银幕、同期上映的竞争影片,以及首周末票房是否计入了大量提前点映收入。假期上映可能使随后的普通周末面临异常高的比较基数。

另一项常用指标是影片的总票房与首周末票房之比:

M=final theatrical grossopening-weekend gross.M=\frac{\text{final theatrical gross}}{\text{opening-weekend gross}}.

较高的倍数通常表明,相对于首周末票房,影片在后续较长时间内仍持续积累收入。但这一指标本身并不能证明观众满意度高。逐步扩大上映范围、假期安排或最初放映银幕数量较少,也可能产生较高的倍数。“长线后劲”“票房持稳”和“票房前期集中”等说法,都是对这些走势的非正式描述;要进行有意义的分析,仍须了解相关日期和上映条件。

收入分成、成本与盈利能力

观众购买电影票所支付的款项,并不会全额归电影制片方所有。主要参与方包括经营影院的放映方、负责安排影片发行及市场推广的发行方,以及有权获得影片收益的制片方或出资方。电影发行通过授权、交付、宣传和收入结算,将完成的影片送入影院。

放映协议决定票房收入如何分配。合同可能约定按固定比例分账,也可能采用随上映周次变化的分账比例、最低保底金额或其他结算条款。税务处理方式和允许扣除的项目因司法管辖区及合同而异。因此,声称制片公司始终从每张电影票中获得固定比例收入,是一种简化说法。发行方在某一国家取得的收入,还可能受到当地发行合作伙伴、汇款规定或单独的区域授权安排的影响。

影院留存的收入份额用于支付租金、员工薪酬、水电、放映设备、维护及其他运营开支。餐饮销售、广告和高端服务可能是影院整体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常不计入影片的票房总收入。这一区别有助于解释,为何影院偏好的排片策略未必与发行方完全一致:观众的观影习惯、到访频率和食品饮料购买情况也很重要。

对于一部电影而言,制作预算只是成本的一部分。营销及发行支出——传统上称为“拷贝与广告费”——可能相当可观。数字交付降低了制作和运输实体发行拷贝的重要性,但广告、宣传、本地化和营销活动管理仍是重要支出。融资费用、合同约定的收益分成、后续使用报酬支付义务及发行费,也可能进一步影响最终返还投资者的金额。

其关系可简化表示为:

Π=Rtheatrical+Rother−Ctotal,\Pi=R_{\mathrm{theatrical}}+R_{\mathrm{other}}-C_{\mathrm{total}},

其中,Π\Pi 为利润,RtheatricalR_{\mathrm{theatrical}} 为通过院线放映实际取得的收入,RotherR_{\mathrm{other}} 表示其他收入,CtotalC_{\mathrm{total}} 为相关总成本。全球票房总收入不能代替 RtheatricalR_{\mathrm{theatrical}}。这一公式也不能确定,在某项具体协议下哪些成本可以列支。

这种核算结构意味着,通用的盈亏平衡公式并不可靠。人们常说,一部电影的票房必须达到制作预算的某个固定倍数才能回本,但这一说法忽略了营销支出、各地区收入分成、融资安排及后续授权收入的差异。院线票房表现平平的电影,整体项目仍可能盈利;票房成绩亮眼的电影,也可能出现亏损。

这一区别同样适用于合同意义上的“净利润”。参与方有权获得多少收益,取决于协议对收入、扣除项目和支付优先顺序的界定,而不只是取决于大众是否将影片视为卖座之作。经济意义上的盈利、企业财报中报告的利润,以及合同约定的利润分成,是相互关联但又各不相同的问题。

发行策略与观影需求的组织

一部电影的票房走势,部分取决于它以何种方式、在何时上映。大规模上映是指影片同时在众多影院开画,力求在短期内吸引大量观众。有限上映是指先在较少的影院放映,有时会在需求足够旺盛时扩大上映范围。平台式发行则是有计划地从最初的一批影院逐步向外扩展,往往借助影评、宣传或奖项带来的关注来提高知名度。

大规模上映对现代商业大片的运作尤为重要。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大白鲨》(1975年)在夏季经过密集宣传后,于美国数百家影院同时开画,帮助确立了这种发行方式的商业影响力。《星球大战》(1977年)进一步展现了广受欢迎、具有盛事效应的电影所能达到的市场规模,不过,其最初的上映规模远小于后来大型系列电影动辄数千家影院同时开画的规模。这些案例是发行规模长期演变过程中的一环,而不意味着大规模发行在某一时刻被突然发明出来。

首映周末集中了宣传资源,也为市场需求提供了早期信号。预售、北美市场的周四晚提前场、影迷活动及联合促销,都可能促使观众将购票支出集中在上映最初几天。因此,开画票房高既可能反映广泛的观影兴趣,也可能是原本就打算观影的观众集中入场所致。属于成熟系列的电影,包括漫威电影宇宙的作品,往往在上映前就已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并因此受益。

其他发行策略并不只是缩小开画规模。发行商可能针对特定地区、语言群体、社群或节令时机安排上映。一部面向特定受众的纪录片,可以在少数精心挑选的影院取得成功;一部合家欢电影可以在学校假期期间持续积累收入;一部恐怖片则可以利用临近万圣节的档期。以角逐奖项为目标的影片,有时会在年末上映,并在提名公布或奥斯卡金像奖等颁奖典礼前后扩大上映范围。

可用银幕数量构成了现实限制。影院在相互竞争的影片之间分配影厅和场次时,需要考虑预期需求、合同承诺、片长以及当地观众的特点。在其他条件相近的情况下,一部三小时长片每天可安排的场次少于一部九十分钟的影片。高端影厅尤其稀缺,因此,即使影片仍在同一家影院的其他影厅放映,失去高端影厅的排片也可能导致收入下降。

发行窗口期是指影片从院线放映到以数字租赁、订阅制流媒体或电视等后续渠道发行之间的时间间隔。较长的院线独占窗口期,能让影院在一段时间内不受居家观看渠道的竞争。较短的窗口期则可以让发行商更早触达居家观众,但可能影响放映商的经营意愿和潜在观众的购票意愿。实际结果取决于影片、发行地区和具体协议;仅凭窗口期长短,无法解释商业表现。

观众行为、定价与预测

电影或演出的需求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娱乐是一种体验品:对某位购买者而言,其价值只有在消费之后才会变得更清晰。预告片、演员阵容、熟悉的故事、类型、评论和推荐,都有助于观众在购票前作出决定。这些信号可以降低不确定性,但都无法保证观众会对作品感到满意。

口碑可能在电影上映或演出开演后扩大或抑制需求。亲友推荐、观众评分、社交媒体讨论以及重复观看,都可能使放映或演出在最初的广告宣传活动结束后仍能持续。不过,这些因素各自的影响很难单独辨明。旺盛的销售可以引发更多讨论,正如讨论也可以带动更多销售一样。观察到网络关注度与收入之间存在关联,本身并不足以确立因果关系。

票价既影响收入,也影响观众人数。常见的票价区分包括成人票与儿童票、老年人优惠、工作日或日场折扣、优选座位加价,以及大画幅或三维放映附加费。从经济学角度看,其中许多做法都属于价格歧视:针对不同顾客群体或购票条件收取不同价格,而这种差异并非仅由提供服务的成本差异所决定。

在动态定价中,价格会随需求、预订时间、剩余票量或演出日期等条件而变化。这种做法在现场演出领域尤为常见,因为每场演出的座位供给都是固定的。一些影院经营者也会根据地点、日期、放映制式或座位调整价格。动态定价应与转售市场定价区分开来:中间商加收的差价未必会成为场馆或制作方的收入。

预测会参考预售情况、可比的上映作品、广告知晓度、观众调查、发行规模以及同期竞争安排。统计学模型和机器学习系统可以从以往上映的作品中识别规律,但比较是否有用,取决于相关条件发生了哪些变化。一部在节假日期间以高端制式上映的续集,无法与一部在普通周末上映、平均票价较低的原创电影直接相比。

预测误差可能相当大,因为异常成功和异常失败的作品,恰恰是常规比较最难充分涵盖的情况。广告支出也难以从因果角度解读:制片公司可能因为已经预期某部电影会成功而增加投入,也可能因为早期指标不佳而加大宣传。一个能够准确预测收入的模型,未必能确定采取哪种干预措施可以增加收入。

不存在单一可靠的公式,是娱乐经济学的一项鲜明特征。知名的作品或品牌可以降低不确定性,但创意的实现水平、时机、竞争和观众反应仍然至关重要。因此,商业预测关注的是一系列可能的结果,而不是由某种机制必然决定的回报。

国际市场与跨境比较

一部电影的全球票房汇总了不同市场的成绩,而这些市场的语言、票价、税制、影院网络和上映档期各不相同。在美国电影行业报道中,“本土”通常指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国际”则指这一区域之外的市场。这是行业惯例,并非通用的地理定义。其他国家发布的报道可能会对“本土”采用不同的界定。

货币换算是比较票房时的主要难题之一。门票收入以当地货币收取,但国际报道往往以美元计价。汇率变动可能导致原本相近的本币票房换算成美元后出现差异。一部电影即使比前作售出更多电影票、取得更高的本币收入,也可能因当地货币贬值而录得更低的美元票房。

税费统计口径也是造成差异的原因。公布的总票房可能包含门票税或其他强制性收费,而另一组数据则可能将其扣除。在线订票手续费可能计入票房,也可能不计入或单独列报。例如,印度的行业讨论会区分总票房、扣除相关娱乐税后的净票房,以及发行商分账收入。这些术语不能混用,比较时必须留意所采用的确切定义。

各市场在电影如何获得院线上映机会方面也存在差异。进口规定、分级要求、审查决定、本地语言电影的竞争以及档期安排,都可能影响影片能否上映及其放映范围。在中国,外国电影可以通过不同的合同安排引进,包括分账发行和买断发行。这些安排会改变影片所公布的票房收入与其海外权利持有人实际所得之间的关系。

各国节假日可能是全年档期安排的核心。中国的春节档、印度的主要节庆档期,以及许多国家的年末假期,都会吸引观众集中观影,并吸引重点影片上映。因此,制定全球首映日期策略远比选定一个周末复杂。配音、字幕制作、本地营销和宣传活动中的亮相,同样会影响影片如何触达各地观众。

国际票房的汇总不应掩盖各国及地区电影产业的重要性。影片不必在北美表现强劲,也能取得可观的商业规模。特定语言的观众群、本土明星、观众熟悉的类型,以及能在当地引发共鸣的题材,都可以支撑丰厚的收入。反过来,一部在本土市场取得成功的影片,在海外也可能知名度有限,或发行范围受限。

分地区授权进一步增加了财务解读的复杂性。制片方可能预先出售某个国家的发行权,将部分商业风险转移给当地发行商。此后影片若取得票房成功,各方将按照合同约定受益,而非收入自动流向原制片方。全球票房衡量的是各地区观众的购票需求,并不能揭示这笔收入的归属或分配方式。

戏剧、演唱会及其他现场娱乐演出

在现场娱乐领域,票房既是一项收入指标,也涉及持续开展的运营工作。工作人员和票务系统负责管理座位安排、预订、入场及无障碍需求、退票、换票、套票,以及各场演出的可售票额。与电影拷贝或数字文件不同,现场制作通常无法在不增设演出团队或增加场次的情况下,同时在数千个场所上演。

因此,容量直接影响收入。一项有用的指标是实际销售额与所提供票额能够实现的最高收入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简化的例子中,某场演出有 SS 个座位,统一票价为 pp,则其潜在票房总额为 SpSp。实际剧院采用多档票价,因此潜在票房总额是各档座位数量与相应票价乘积之和。高价票票价、折扣票数量或演出场次发生变化,都会改变这一比率的分母。

观众容量与潜在票房总额描述的是不同的情况。一场演出可能几乎售出所有座位,但由于大量门票打折出售,实际收入仍远低于其最高潜在收入。反过来,如果高价座位贡献了相当大比例的销售额,一部制作即使没有坐满观众席,也能获得较高票房。赠票则进一步拉大了实际入座人数与付费观众人数之间的差距。

百老汇的定期报告制度是一个成熟的范例。百老汇联盟公布参与统计的百老汇制作每周的票房总额和观众人次,同时发布演出季层面的数据。据其报告,2018—2019演出季的票房总收入约为18.3亿美元,观众约为1,477万人次。这类总数针对的是特定制作群体和报告期,并不涵盖纽约市的所有戏剧活动,也不涵盖所有源自百老汇的作品在各地的演出。

一部制作的财务结构通常会区分初始投入与每周运营成本。初始投入涵盖开发费用及演出开幕前的筹备开支;运营成本则包括持续上演所需的各项费用。一部制作可能已经能够支付每周开支,却仍远未收回最初的投资。版税、合同约定的保底付款和储备金安排,都会影响盈余可供投资者分配的速度。

演唱会票房报告又有另一套统计边界。巡演票房通常汇总已上报场次的门票收入,但并不当然包括周边商品、赞助或全部音乐节收入。音乐节通票可用于观看多组艺人的演出,因此难以将收入归属于其中某一组。保底付款和演出推广方协议也意味着,艺人获得的报酬并不等同于活动对外公布的票房总额。

演出取消凸显了预订收入与演出完成后收入之间的区别。如果活动未能举行,预售门票的款项可能转化为需要退款的负债,而非已实现的收入。2020年演出场所大范围关闭,包括百老汇自3月12日起停演,揭示了这类收入对演出日期、现场入场条件以及承诺演出能否兑现的依赖。

数据报告、纪录与比较的局限

票房数据主要来自售票系统和影院、剧场等放映演出方的报送系统。行业数据统计公司、发行商、行业刊物、国家机构及场馆协会出于不同目的汇总这些信息。Comscore 等服务商收集影院放映表现数据,面向公众的数据库和行业报告则将数据整理成排行榜、历史纪录及比较资料。它们的覆盖范围和处理数据修订的方式并不一定相同。

周末票房报告通常会区分估算值与随后公布的实际值。在最后一天营业结束前发布的估算值,会结合已有销售记录与预测数据。后续报告纳入更完整的报送数据后,票房接近的影片可能会出现排名变化。早期新闻标题中的数字与后续数据存在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人操纵数据,也可能只是正常报告流程所致。

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历史数据的覆盖范围以及彼此不兼容的定义。有些早期数字是发行商分账收入,有些是票房总收入,还有些是根据不完整记录重建的估算值。影片重映的收入可能在首映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才被计入累计票房。因此,一项有意义的票房纪录必须明确所属类别:首轮上映还是累计票房,本土还是全球,名义收入还是调整后的收入。

通货膨胀使跨越较长时期的名义票房排名尤其难以解读。较晚上映的电影即使售出的票更少,也可能在收入金额上超过较早的电影。一种近似调整方法是,先用平均票价将历史票房换算成估计观影人次,再按另一个年份的票价计算这些人次所对应的收入:

Gadjusted=Ghistoricalpˉhistorical×pˉcomparison.G_{\mathrm{adjusted}} =\frac{G_{\mathrm{historical}}}{\bar p_{\mathrm{historical}}} \times \bar p_{\mathrm{comparison}}.

这一计算假定,平均票价足以代表实际售出门票的价格。高价放映制式、儿童票、地区票价差异以及多次重映,都可能使这一假定不成立。

因此,在讨论《飘》时,人们会将其长期积累的庞大观众规模与其在名义票房榜上的位置区分开来。经通胀调整的排名有助于理解历史上的规模,但用统一方法调整全球票房尤其困难:各国的价格变迁、货币、市场规模以及可用记录都不相同。比较观影人次可以避开部分货币方面的问题,却无法消除人口规模或观影机会上的差异。

票房衡量的也是交易,而非艺术评价。影评、奖项、长远影响及学术评价所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高票房表明人们在特定条件下购买了门票,并不能证明每位购票者都认可这部作品。低票房除了可能反映需求有限,也可能源于发行范围有限、知名度不足或上映档期不合适。

数字发行带来的是票房衡量范围的边界问题,而非一种可以直接等同替代票房的指标。流媒体服务可能公布观看时长、账户层面的观看情况或其他用户参与指标,但订阅付费通常购买的是对整个内容库的访问权,而不是观看某一部作品的入场资格。观看时长不能简单地加到影院票房收入中,也不能直接换算成售票数量。对于通过多个渠道发行的电影,影院票房仍是其商业历程中界定明确的一部分;而要了解其总体观众规模与财务回报,则需要补充结构不同的其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