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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的劳伦斯(电影)

大卫·里恩1962年的历史史诗片,以壮阔景观展现劳伦斯参与阿拉伯起义的经历,并审视英雄主义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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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电影奥斯卡金像奖框架叙事闪回表演匹配剪辑叙事视角阿拉伯的劳…

《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一部1962年的英语历史史诗片,由大卫·里恩执导,萨姆·斯皮格尔制片,哥伦比亚影业发行。彼得·奥图尔在片中饰演英国军官T. E. 劳伦斯;劳伦斯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阿拉伯起义而享誉国际。影片剧本署名罗伯特·博尔特和迈克尔·威尔逊,部分取材于劳伦斯的自传性著作《智慧七柱》。配角阵容包括亚历克·吉尼斯、安东尼·奎恩、杰克·霍金斯、奥马尔·沙里夫、何塞·费勒、安东尼·奎尔、克劳德·雷恩斯和阿瑟·肯尼迪。

影片既以宏大规模描绘沙漠战争,也刻画了主人公动荡不安的内心世界。劳伦斯积极主动,认同阿拉伯独立事业,但同时也虚荣自负,在不同阵营之间忠诚难定,并且越来越受到暴力的吸引,令人不安。影片凭借全景式的沙漠影像、省略式剪辑、管弦乐配乐以及异乎寻常的长篇戏剧结构,成为宽银幕电影的里程碑之作。该片荣获七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在有关历史奇观、电影人物塑造以及西方如何再现中东的讨论中,至今仍占据重要地位。

开发、剧本与史料来源

本片的筹拍始于里恩与斯皮格尔在《桂河大桥》(1957年)上的成功合作之后。劳伦斯的一生为一部雄心勃勃的国际合拍巨制提供了合适的题材:军事冒险、个人判断与体制权威之间的冲突,以及一位广受赞誉的公众形象背后隐藏着未解个人矛盾的主人公。此前,将他的故事搬上银幕的尝试均告失败。斯皮格尔取得了摄制所需的权利,哥伦比亚公司则为影片提供发行支持;无论是外景拍摄的需求还是片长,这部作品的规模都远超一般的制片厂剧情片。

迈克尔·威尔逊撰写了最初的剧本。20世纪50年代的反共调查期间,威尔逊被列入好莱坞黑名单,因此影片初映时并未署上他的名字。随后,已凭舞台剧《四季之人》成名的罗伯特·博尔特对剧本进行了改写。定稿着重刻画劳伦斯的性格与道德困境,而非全面记录这场战役的军事进程。1995年,威尔逊的编剧署名正式恢复,使本片成为后来纠正好莱坞黑名单所造成的创作署名缺失的重要案例。

《智慧七柱》为影片提供了事件、描写,也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劳伦斯如何塑造自我形象。这部著作并非中立的战地日记;其繁复精致的文笔与回顾式的叙事编排,共同塑造了劳伦斯的形象,而电影既放大了这一形象,也对其提出了质疑。改编选取的事件相对有限,包括穿越沙漠、攻占亚喀巴、袭击铁路,以及德拉、塔法斯和大马士革的经历,并将其编排为一条先取得成就、继而在心理与政治层面走向崩解的叙事轨迹。为了让这条轨迹在戏剧上更加清晰,部分人物与遭遇经过了合并、浓缩或虚构。

剧本还在劳伦斯的亲身经历与那些诠释或利用这些经历的机构之间,构建了一种张力。艾伦比将军、外交官德赖登和美国记者杰克逊·本特利,分别将劳伦斯置于军事战略、外交和宣传等不同体系之中。本特利是以记者兼演出家洛厄尔·托马斯为参照创作的虚构人物;托马斯的巡回讲演与影像展示,曾帮助历史上的劳伦斯声名远扬。德赖登同样是虚构人物,而非对某一位官员的直接写照。这些虚构使影片得以展现英雄形象的制造过程,同时质疑这一形象的可信度。

叙事结构与主要事件

影片并非始于战时的阿拉伯,而是始于1935年的英国,劳伦斯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丧生。随后的追悼会上,认识他或听说过他名声的人对他作出了相互矛盾的评价。这一框架叙事表明,故事并不只是要解释一位名人如何成名,而是提出了一个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同一个人,在不同人眼中可能非同寻常、令人反感、难以捉摸,或几乎无从了解。接着,一段长篇闪回将故事带到战争期间位于开罗的英军司令部。

劳伦斯最初被描绘成一名不循常规、不服管束的低级军官,奉命前去评估费萨尔亲王的部队。在遇见谢里夫·阿里、目睹土耳其空中力量造成的破坏后,他提议从防御薄弱的陆地方向攻取红海港口亚喀巴。他率领一支小部队穿越内夫得沙漠,折返救出失踪的加西姆,并获得奥达·阿布·塔伊的支持。此番营救后来却酿成苦涩的逆转:为防止盟友各部之间爆发仇杀,劳伦斯亲手处死了加西姆。亚喀巴陷落后,劳伦斯穿越西奈半岛,向英军指挥部报告胜利。

影片的第二大段落讲述劳伦斯如何在突袭奥斯曼铁路的行动中崭露头角,成为声名显赫的领袖。本特利的报道将军事行动转化成了引起国际关注的人物故事。然而,劳伦斯的自信也变得愈发不稳。在穿越西奈半岛的途中,他的仆人达乌德陷入流沙丧生;后来,另一名年轻仆人法拉杰被炸药雷管炸成重伤,劳伦斯不愿将他留下任人俘虏,便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些情节让死亡逼近主人公,使战斗不再只是远处的奇观。

在德拉,劳伦斯遭到土耳其当局拘押、殴打并受到性虐待,随后获释。此后,他试图放弃自己不同寻常的角色,但艾伦比说服他重返战场。随着部队推进,战事在塔法斯附近对撤退土军的屠杀,以及攻占大马士革的行动中达到高潮,劳伦斯也参与了屠杀。影片随后展现了大马士革的阿拉伯议会无力维持基本公共服务,而英国官员与费萨尔则就政治前途展开谈判。

最后的离去逆转了此前劳伦斯逐步掌控局面的进程。他乘车沿公路离开阿拉伯,置身于周围正在安排的未来之外。一辆摩托车驶过,其影像与声响呼应了开场的事故,将这段举世瞩目的冒险与观众早已知晓的个人死亡联系起来。这一结构为故事画上了句号,却没有化解人们对他性格的种种矛盾评价。

选角、表演与人物塑造

彼得·奥图尔凭借本片的表演成为国际影星。尽管此前已有银幕演出经历,但《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他首次在如此大规模的制作中担任主角。这一选角至关重要,因为影片需要一位既能应对沙漠冒险对体能的要求,又能演绎一个动机往往隐而不露的角色的演员。他高挑瘦削的身形和醒目的蓝眼睛成为影片重要的视觉元素,在白袍、幽暗室内或浩瀚沙海的映衬下尤其如此。

奥图尔的表演在笨拙的喜剧感、戏剧化的自我展示、凝神专注与情感退缩之间转换。在开罗,劳伦斯表面上的古怪举止,看起来像是抵御军队日常纪律约束的一种方式。得到阿拉伯服饰后,他开始尝试改变自己的外表和动作,仿佛在探索一种全新的自我形象。在后来的场景中,类似的姿态却变得更令人不安:享受关注的喜悦逐渐转为对权力的迷恋,而他声称自己不会受到伤害,也越来越难与自欺区分开来。剧本极少借助解释性的内心剖白来消除这些暧昧之处。

奥马尔·沙里夫饰演谢里夫·阿里,是全片中与劳伦斯形成持续对照与制衡的主要人物。阿里首次登场的著名场面中,他从沙漠蜃景里逐渐显现,一开始便呈现出一种威严而陌生的气势。随着剧情推进,他成为能够质疑劳伦斯行为的同伴,而不只是拥护其领导的人。沙里夫克制的台词表达,与奥图尔更为起伏多变的表演形成对照。这个角色使这位埃及演员获得了国际声誉,并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提名。

配角阵容通过性格鲜明、彼此迥异的人物,呈现出不同的权威形态。亚历克·吉尼斯饰演的费萨尔以克制的方式传达政治盘算;安东尼·奎恩饰演的奥达则兼具强悍的身体表现力、讨价还价的本领,以及对麾下追随者的关切。杰克·霍金斯饰演的艾伦比,将军事上的劝服呈现为一种对模糊性的精准掌控:他可以显得善解人意,同时又引导劳伦斯去实现由他处制定的目标。克劳德·雷恩斯赋予德莱登一种世故而超然的气质,阿瑟·肯尼迪饰演的本特利则将崇拜转化为一种商业化的叙事。安东尼·奎尔饰演的布赖顿上校,代表着更为传统的职业军人观念。

选角也反映出20世纪60年代初以英国为主导的大型电影制作在人物再现上的惯例。数位主要阿拉伯角色由非阿拉伯裔演员出演,其中包括吉尼斯和奎恩。沙里夫担任核心角色,使这一格局变得更为复杂,却并未将其消除。女性几乎没有开口说话的机会,整部戏因此围绕男性主导的军事机构、伙伴情谊、政治权威与肉体的脆弱性展开。这种聚焦增强了影片的张力,同时也大幅收窄了它所描绘的社会图景。

实景拍摄与大画幅技术

主体拍摄于1961年开始,延续至1962年,取景地包括约旦、西班牙和摩洛哥。约旦提供了片中一些最具标志性的沙漠景观,尤其是瓦迪拉姆一带。西班牙提供了建筑场景,以及为拍摄亚喀巴段落而搭建的大型布景;塞维利亚的取景地也被用来呈现数个不同的城市环境。摩洛哥的取景地则用于补拍沙漠和军事场面。最终呈现的是电影建构的地理空间,而非现实中连贯的地域:相隔遥远的地点通过剪辑,组成了一个在戏剧叙事上浑然一体的区域。

拍摄的后勤工作极为繁重。摄影机、车辆、服装、饮用水和物资都必须运过偏远地带,演员和大批群众演员则要在酷热与风沙中同骆驼、马匹一起工作。维持沙丘未经扰动的外观,本身也是制作中的一大难题,因为脚印和车辙可能破坏旨在表现广袤无人之境的构图。沙漠并不只是风景背景,其不断变化的光线和自然条件,也左右着拍摄日程与画面的形成。

弗雷迪·扬采用Super Panavision 70制式拍摄本片,以65毫米摄影底片供制作70毫米影院放映拷贝之用。与通过光学方式压缩影像的变形宽银幕工艺不同,这一系统采用球面镜头和大面积底片。其约为2.20:1的放映画幅比例,既能呈现宽阔视野,又能保留丰富的影像细节。在大画幅拷贝中,即使构图极为开阔,画面中微小的骑手、远处的行进纵队,以及沙漠地表的种种变化,依然清晰可辨。这种制式使人物尺度与地貌之间的关系,成为摄影中切实可用的表现手段,而不只是对白谈论的主题。

制作设计师约翰·博克斯、美术指导约翰·斯托尔和布景装饰师达里奥·西莫尼共同构建了一个通过建筑与地形传达政治关系的视觉世界。英国司令部显得井然有序、空间封闭;沙漠中的集会则将权威置于不断变动的人群与开放空间之中。亚喀巴的搭建布景既要令人相信它是一座真实的城镇,又要能作为骑兵进攻的场地。服装同样用于区分军衔、地方归属,以及劳伦斯不断变化的公众身份,而不必完全依靠说明性的叙述。

本片以实物实景调度大规模场面的制作方式,早于当代以数字技术扩充人群和利用计算机生成景观的做法。骑兵冲锋、袭击铁路和长途行进等场面,都是动用大量实物资源,在摄影机前组织拍摄的。不过,这些场面的效果仍取决于取舍与剪辑,而非单靠规模。里恩反复将宏大的远景与面孔、细微动作或声音的骤变交替呈现,确保制作上的庞大规模始终与某个具体的心理或叙事问题相联系。

视觉构图、剪辑与电影时间

影片最著名的一次转场,是从劳伦斯熄灭火柴切换到沙漠日出。这一剪辑常被视为匹配剪辑的典范,通过光线、色彩,以及一簇微小火焰与太阳之间隐含的关联,将尺度悬殊的两个画面连接起来。它还省略了从开罗前往沙漠的具体行程。这次转场的力量,正在于视觉联想与叙事压缩的结合:一个平常的动作,成了通往另一重空间与想象世界的门槛。

谢里夫·阿里走近水井的段落,则展现了截然相反的时间运用方式。里恩与扬没有压缩运动过程,而是让远处空气中一团扰动的影像逐渐显现,最终成为可以辨认的骑手。长焦镜头与沙漠中的薄霭,使辨认成为一个过程,而非瞬间完成的事件。观众与劳伦斯一样,无法确定正在接近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来者可能行使何种权威。当这场相遇以暴力告终时,漫长的等待赋予了这一行为更大的分量,而更快地让人物出场便无法产生这样的效果。

安妮·V. 科茨通过鲜明的节奏变化,组织起这部近四个小时的影片。漫长的接近与穿越过程被突发事件打断;公众欢庆的场面转入独处时的疲惫;战略讨论又将行动带回劳伦斯一再试图超越的体制世界。影片最初采用包含中场休息的路演放映结构,将进军亚喀巴、获得官方认可的进程,与其后围绕声名、创伤及政治受挫展开的阴暗发展划分开来。但这并不是成功与失败之间的简单分界,因为前半部已经包含了死亡与道德矛盾。

影片对劳伦斯的视觉呈现,随着他与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改变。有时,他几乎融入景观,成为广袤天地间一个移动的小点;另一些时候,紧凑的取景将他的面孔单独凸显出来,使其成为魅力或疑惑的来源。他的白袍能让他在人群中格外醒目,使他化为一个供其他人物乃至观众解读的形象。因此,影片交替运用两种方式:时而缩小个人的存在,时而又赋予他非同寻常的视觉中心地位。

这些选择将奇观与叙述视角的问题联系起来。尽管事件大多围绕劳伦斯展开,影片并未让观众毫无限制地进入他的内心。阿里、艾伦比、费萨尔与本特利的反应,不断改变着他的行为所具有的意义。追悼仪式的段落早已提醒观众:证言总是片面的。影片没有借助解释性的旁白来调和这些看法,而是通过构图、时长与并置,让劳伦斯的行动与任何试图对其动机作出定论的解释之间,始终保持距离。

音乐、音效与路演观影体验

莫里斯·雅尔创作的配乐是本片最具辨识度的元素之一。其恢宏舒展的主旋律,将沙漠与壮丽气象、奔涌动势以及情感上的种种可能联系起来。这部配乐帮助雅尔确立了国际声誉,并为他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尽管核心旋律通过唱片录音和音乐会演出而广为人知,完整配乐的面貌却远比这一主题所呈现的更为丰富:它运用进行曲式节奏、打击乐、对比鲜明的器乐音色以及较为静谧的段落,来表现不同的戏剧情境。

音乐与景观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铺展开来的管弦乐段落,能将艰苦的旅程转化为令人心潮激荡的体验,使观众感同身受地理解沙漠对劳伦斯的吸引力。在另一些场景中,音乐的渲染则助力于公众传奇形象的塑造。由此产生了一种富有表现力的张力:即使剧情已给出质疑英雄的理由,配乐仍可能为之营造英雄主义的情感氛围。反复出现的音乐动机在地点转换之间维系着连贯性,而语境的变化又使每一次重现不至于只有一种固定含义。

音效则常常发挥着不那么令人安心的作用。枪声闯入看似寂静的空间;飞机与爆炸将工业化战争带入起初仿佛远离欧洲战场的景观之中。铁路段落不仅依靠画面中的运动,也依靠火车的机械声响。远处传来的声音与骤然降临的切身危险形成对照,使环境本身也成为积极参与叙事的力量。静默与声音的减弱同样重要,尤其是在持续配乐反而会削弱等待、孤立或不确定感的场景中。

本片最初便按路演模式设计放映:在选定影院以预订座席的方式演出,设有序曲、中场休息、幕间曲及散场音乐。这些环节使放映更像一场隆重的剧场盛会,而非普通的循环放映。观众在第一个剧情画面出现之前便已听到配乐,并在中场休息前后再次回到音乐之中。因此,片长数据会因是否计入这些音乐段落,以及所指的发行版本不同而有所差异。

大画幅放映与影院多声道音响相辅相成。画面可以让一名骑手处于几乎难以辨认的远处,同时由声轨调节观众的期待,或将其注意力引向画面的其他位置。家庭影音版本保留了影片的事件顺序,却无法自然重现首映时期放映环境所具有的宏大尺度、声道分离效果,以及长时间专注观影的体验。对于这样一部依靠几不可察的动静与震撼人心的奇观之间的间隔来产生效果的作品而言,这种差异尤为重要。

历史诠释与帝国的再现

历史上的阿拉伯起义于1916年爆发,旨在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得到英国支持。政治领袖、部落武装、正规军和顾问都参与其中,行动范围遍及广阔地区。劳伦斯担任联络官并参与了这场战役,但他只是这个庞大联盟中的一员。影片将叙事重心放在他身上,势必简化这一复杂局面。军事行动围绕着可归于单一主人公的决策与危机展开,而许多阿拉伯指挥官、行政人员以及平民的经历则被排除在故事之外。

影片对几位主要人物和若干重要事件作了大幅改编。谢里夫·阿里是一个综合了多个人物特征的角色,而非对某位历史上劳伦斯同伴的直接刻画。1917年7月攻占亚喀巴,实际是一场比影片集中呈现的过程更为漫长的军事行动;奥达·阿布·塔伊的作用,也不能简化为他对劳伦斯劝说的回应。影片对大马士革的描绘同样有所压缩,将一段涉及阿拉伯行政管理、协约国军事力量以及相互竞争的政治诉求的复杂过渡,浓缩成了表现机构失灵与谈判的简短段落。

对于德拉事件,尤其需要区分改编与已获确认的史实。劳伦斯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他在那里被捕并遭受虐待的经历,但事件的历史情境以及这段叙述的可信度,一直存在争议。影片将其处理为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心理事件。由此,存在争议的自传性证言被转化成了看似直接呈现的戏剧体验,引导观众据此解读他后来的行为。这一诠释选择对影片的人物塑造至关重要,却并未解答围绕劳伦斯这段自述的历史疑问。

影片的政治背景包括英国在战时向阿拉伯领袖作出的承诺,以及英法另行达成、体现于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定中的安排。影片并不试图完整讲述这段外交史,而是通过劳伦斯、费萨尔、艾伦比与德赖登之间的对话,呈现阿拉伯独立承诺与帝国利益盘算之间的冲突。劳伦斯既是英国权力的执行者,也逐渐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局限与矛盾。他看似拥有行动自由,却始终依赖那些掌控物资供应、晋升以及战后安排的体制机构。

这种矛盾性使影片成为后殖民批评的重要对象。它揭露了帝国官员的操纵,也赋予阿拉伯人物才智与政治目标,却又将一位非凡的欧洲人置于中心,使其成为阿拉伯历史的主要诠释者与推动者。影片的视觉意象延续了东方主义传统,将沙漠呈现为西方旅行者实现自我转变的场所。因此,影片一方面批判英雄式的自我塑造,另一方面又给予这位英雄非同寻常的视觉与叙事优待,两者并存。

上映、评论反响与获奖情况

《阿拉伯的劳伦斯》于1962年12月10日在伦敦莱斯特广场的奥德翁影院举行了王室首映礼。影片的发行被定位为一场国际盛事,其超长片长和路演式放映安排,使其有别于普通商业电影的上映模式。哥伦比亚公司的发行,让这部汇集国际演员阵容的英国电影触及了世界各地的大量观众。高昂的制作成本与可观的票房收入,使院线放映成为其商业定位的核心。

评论界肯定了影片在视觉上的成就,但对宏大场面与心理刻画之间的关系看法不一。赞赏者着重称道其沙漠摄影、奥图尔表演的独创性,以及里恩围绕一个难以捉摸的核心人物统筹庞大制作的能力。持保留意见的评论者则质疑,影片是否充分阐明了那些心理层面的暗示,抑或其影像反而促使观众崇拜它看似正在审视的英雄神话。这种分歧体现了该片一个始终存在的特点:它最具吸引力的元素,也可以被理解为它所批判的对象。

在1963年举行的第35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本片获得十项提名,赢得七项大奖,分别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弗雷迪·扬获得的最佳彩色摄影、约翰·博克斯、约翰·斯托尔与达里奥·西莫尼获得的最佳彩色艺术指导、安妮·V.科茨获得的最佳剪辑、莫里斯·雅尔获得的最佳原创配乐,以及最佳音响。奥图尔获最佳男主角提名,沙里夫获最佳男配角提名,影片剧本也获得了提名。奖项集中于导演及各项技术类别,反映出摄影、剪辑、美术设计与音乐的有机结合得到了认可。

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也表彰了本片,影片本身、里恩及奥图尔均获肯定。这些奖项帮助确立了影片的地位,但其后来的声誉并非仅仅建立在最初的成功之上。经典影片重映、评论界的重新评价、修复工作以及电影教学,都一再回到本片的空间构建,以及它对英雄身份所作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描绘。片中的一些场景已成为讨论剪辑、宽银幕构图以及电影如何处理时间延续感时的经典范例。

影片上映数十年后,仍不断获得机构认可。199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其选入美国国家电影登记册;该登记册旨在保存被认为具有文化、历史或美学意义的电影。本片也在重要的影评人与电影人票选,以及美国电影学会的各项排名中占据显著位置。这些认可记录了它在电影文化中历久不衰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各方对其历史诠释或政治预设达成了共识。

版本、修复与影响

本片的发行历史格外重要,因为流通过的各个版本在片长上差异显著。首轮上映后,影片经过删剪,1971年重映时又推出了一个短得多的版本。删去内容所改变的,不只是这部宏大影片的时长:对白和转场的缩减,也可能削弱政治动机、人际关系以及劳伦斯心理变化的铺陈。因此,若只提及一个确定的标准片长,就可能掩盖最初的路演版、后来的院线删剪版和修复版之间的区别。

由罗伯特·A. 哈里斯和吉姆·佩恩滕主持的一次重大修复于1989年推出,里恩和科茨也参与了重建工作。留存下来的影像素材使大量内容得以恢复,但相应的部分对白音轨已经缺失。奥图尔及其他尚在世的演员在必要处重新录制了对白。因此,这项工程既涉及实体素材的恢复,也包括审慎把控的重建,说明有声电影的文物保护与修复不仅需要修补受损影像,也可能需要就表演作出取舍。

为迎接影片2012年上映五十周年,又开展了进一步的数字修复工作。对大画幅素材进行高分辨率扫描后,修复人员得以细致处理色彩、画面稳定性、污点、划痕及其他劣化问题。这类处理对沙漠影像尤为重要:天空、沙地和薄雾之间的细微变化,构成了那些乍看之下似乎十分简单的画面。保存这部影片,不仅要关注清晰度,还要留意色彩与反差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让观众得以感知其恢宏尺度。

本片对致力于宏大视觉叙事的导演影响尤为深远。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多次表示,这部电影对自己的创作成长具有奠基意义,并支持它重返影院、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其示范意义也不限于历史史诗:让远处的人物延迟显现、借景观将主人公的雄心外化,以及从微小细节过渡到广阔空间,都已成为广受研究的电影手法。这些手法能否奏效,取决于时机把握和戏剧铺垫,而非仅仅模仿沙漠意象。

本片也始终是考察艺术成就与再现局限之间关系的一个案例。今天重看此片,既能发现其场面调度和剪辑的非凡精确,也会重新关注片中阿拉伯人视角的局限,以及几乎完全由男性构成的戏剧世界。修复版恢复了删剪版所遮蔽的政治交锋和心理转变,使这些问题更容易、而非更难得到探讨。大画幅版本和精心修复的版本持续可供放映,让人们得以将影片的视觉设计、对历史的虚构以及对劳伦斯相互矛盾的刻画,作为同一部作品的组成部分加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