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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化学 / conformational-analysis

构象分析

构象分析研究分子的空间形态、各构象的相对布居及相互转化速率,以及它们对化学和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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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象分析研究分子通过内部运动,尤其是绕单键旋转,所能采取的不同空间排列,以及这些排列所对应的能量、布居和相互转化速率。它将分子结构与可观测性质联系起来:同一化合物的两种构象可能具有不同的光谱、化学反应性或结合亲和力,也可能对材料的力学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构象分析的核心研究对象不只是一个三维结构,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组结构所构成的系综。

构象分析最初是为解释有机化合物的形态与反应而发展起来的,如今已综合运用光谱学、结构研究方法、统计物理学和计算机模拟。其研究范围从乙烷的旋转偏好、环己烷的椅式构象,一直延伸到生物大分子的折叠。完整的构象分析需要区分:哪些构象在几何上是可能的,哪些构象在热力学上具有实际布居,它们相互转化的速率有多快,以及哪些构象参与了特定的物理或化学过程。

概念基础与历史发展

构象是立体化学的研究内容,立体化学研究的是原子的空间排列。原子连接关系相同的分子,可以通过改变内部坐标而采取不同构象,同时保持连接关系不变。绕碳—碳单键旋转是典型例子,但环的褶曲、氮原子翻转以及骨架的耦合运动也会引起构象变化。“构象异构体”通常指与局部能量最低点相对应、可加以区分的一种空间排列;当差异主要涉及绕某一特定化学键的旋转时,则通常称为“旋转异构体”。

区分构象与构型很有用,但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必须断键为依据。构型描述符用于指明立体中心处或双键两侧的排列等特征,而构象描述符则描述分子的内部几何形态。不过,当单键旋转受到足够大的阻碍时,也可能产生能够在实验中分离的立体异构体。这种现象称为阻转异构,它说明立体异构体在实际中的分类,部分取决于相互转化的能垒和观测的时间尺度。在具有适当取代基的联芳基化合物中,受阻旋转可使不同构型维持数小时、数年乃至更长时间。

构象可用键长、键角和扭转角来描述。对于依次成键的四个原子 A–B–C–D,扭转角衡量的是 A–B–C 与 B–C–D 两个平面的相对取向。纽曼投影式表示沿某一化学键方向观察到的分子形态,使交叉式、重叠式、反式和邻位交叉式排列易于区分。反式和邻位交叉式通常分别指扭转角接近 180∘180^\circ 和 ±60∘\pm60^\circ 的排列。这些理想数值只是参考点,并非限制条件:经优化计算或实验测定得到的结构往往会偏离这些数值。

现代构象分析起源于对早期“饱和环呈平面结构”这一假设的修正。赫尔曼·萨克斯于1890年描述了环己烷的非平面、基本无张力的形态。恩斯特·莫尔于1918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推动了对椅式构象及其相互转化关系的认识。此后,奥德·哈塞尔利用电子衍射研究分子的几何结构,而德里克·巴顿1950年的工作则展示了如何通过构象推理来解释甾体化合物的性质与反应。哈塞尔和巴顿因在构象概念的发展与应用方面所作的贡献,共同获得了1969年诺贝尔化学奖。

这一历史性进展不仅涉及结构认识,也涉及研究方法。平面结构式虽能指明原子的连接关系,却可能遗漏解释反应所必需的信息。构象分析提供了一种系统方法,将结构式与三维空间排列及可通过实验检验的结果联系起来。

构象偏好的能量起源

各构象的相对稳定性取决于多种相互作用的共同贡献,而非某一条普适规律。键伸缩和键角弯曲所需的能量通常高于单键扭转角小幅变化所需的能量,因此,许多低能构象运动主要表现为扭转角的改变。不过,内坐标之间存在耦合:扭转角的变化也可能改变键角、非键合原子间距、电荷分布,以及分子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势能面描述了能量对分子几何构型的这种依赖关系。

乙烷是最简单、最常见的例子。其交叉式构象处于能量极小值,而重叠式构象则位于沿碳—碳键旋转坐标的能量极大值附近。旋转能垒约为 12 kJ mol−112\ \mathrm{kJ\,mol^{-1}}。这一能垒通常用扭转张力来解释,但其微观机制既涉及占据轨道之间的排斥,也涉及占据轨道与未占据轨道之间的稳定化相互作用。如何将总能量划分为这些贡献取决于所采用的理论框架,因此,将整个能垒归因于某一种孤立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过度简化。

丁烷则体现了扭转与非键合相互作用之间的竞争。在其对位交叉构象中,两个末端甲基大致处于相对的位置,能量低于两个邻位交叉构象的极小值。对位交叉与邻位交叉构象之间的典型能量差约为 33–4 kJ mol−14\ \mathrm{kJ\,mol^{-1}},但确切数值取决于条件,以及测量或计算的是何种物理量。确定各构象的占比时,必须将两个邻位交叉构象都计入。两个甲基彼此靠近的全重叠式构象能量显著更高,其能垒通常表示为比对位交叉构象的能量极小值高出约 20 kJ mol−120\ \mathrm{kJ\,mol^{-1}}。

当非键合原子近距离接触时,排斥能随间距缩短而急剧增大;而色散力及其他范德华力则可使较不拥挤的接触方式趋于稳定。因此,“位阻大小”并不能完全解释分子的形状。较大的基团有时反而有利于折叠结构,因为有利的色散作用能够抵消一部分拥挤带来的能量代价。带电或极性基团之间的静电相互作用,以及分子内氢键,也会进一步影响构象偏好。

依赖于轨道的构象效应统称为立体电子效应。这类效应源于轨道重叠随几何构型的变化。例如,1,2-二氟乙烷在气相中更倾向于采取邻位交叉构象,这与其极性碳—氟键应始终偏好对位取向的简单预测相反。超共轭相互作用对这一偏好有重要贡献。这些例子表明,构象分析需要综合考虑位阻、静电和电子效应,而不能将分子形状仅仅视为排斥作用的结果。

环的构象与构象限制

环的闭合使分子内部的运动相互耦合:一个键的旋转通常需要其他部位发生相应变化来补偿。因此,环状分子可采取的构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的大小、取代情况和连接方式。小环无法同时具有正常的四面体键角和完全交错的键排列。环丙烷必然呈平面结构,其成键几何形态严重畸变;环丁烷则采取折叠构象,以略微增大键角畸变为代价,减轻重叠式排列带来的不利作用。环戊烷并非以刚性的五边形存在,而是通过假旋转在信封式、扭曲式等构象之间变化。

环己烷尤为重要,因为其椅式构象能够使键角接近四面体键角,相邻键的排列也近似交错式。每个碳原子上都有一个直立键位置和一个平伏键位置。六个直立键的方向交替指向环平均平面的上方和下方,而平伏键则更多地朝环的外围伸展。环翻转会使直立键位置与平伏键位置互换,但不会改变取代基彼此位于环同侧还是异侧的关系。因此,椅式翻转不会将顺式关系转变为反式关系。

椅式翻转的路径会经过能量较高的几何构型,包括半椅式和扭船式区域。代表性数值表明,扭船式能量极小值比椅式高约 23 kJ mol−123\ \mathrm{kJ\,mol^{-1}},而椅式翻转的能垒约为 4343–46 kJ mol−146\ \mathrm{kJ\,mol^{-1}}。确切数值随实验方法或计算方法而异。理想化的船式构象因键的重叠以及两个“旗杆”氢原子之间距离过近而不稳定;扭曲可缓解其中一部分张力。在室温下,未取代的环己烷会在等价的椅式构象之间快速相互转化。

取代基通常更倾向于占据平伏键位置,因为处于直立键位置的取代基会与相对于其连接位点的第3位和第5位碳原子上的直立键基团发生不利相互作用。这类相互作用称为1,3-二直立键相互作用。取代基的 A 值表示在规定条件下,单取代环己烷中取代基占据平伏键位置相对于直立键位置的自由能优势。甲基的 A 值约为 7 kJ mol−17\ \mathrm{kJ\,mol^{-1}}。叔丁基等大体积基团可使某一椅式构象在构象群体中占据明显优势,不过在多取代环中,取代基效应并不总是具有加和性。

杂原子还会引入额外的电子效应。经典意义上的异头效应是指:在四氢吡喃衍生物中,与环氧原子相邻的某些电负性取代基出乎意料地倾向于占据直立键位置。孤电子对向相邻反键轨道的电子给体作用,以及静电效应和环境效应,共同促成了这一现象。较大的环会引入跨环接触,并产生许多相互竞争的能量极小值;稠环和桥环体系则可能阻止原本能够发生的运动。因此,对于十氢萘、甾体和大环化合物,需要分析整个相互连接的环系,而不能将单环规则彼此独立地应用于各个环。

热力学布居、动力学与环境效应

处于构象能量极小点的结构不一定是体系中唯一存在的结构,而电子能最低的构象也不一定是溶液中占比最高的状态。平衡布居取决于吉布斯自由能,其中包含焓和熵的贡献以及环境的影响。在热平衡下,一个实用的离散状态表达式为

pi=giexp⁡[−Gi∘/(RT)]∑jgjexp⁡[−Gj∘/(RT)],p_i= \frac{g_i\exp[-G_i^\circ/(RT)]} {\sum_j g_j\exp[-G_j^\circ/(RT)]},

其中,pip_i 是构象类别 ii 的布居,gig_i 是其简并度,Gi∘G_i^\circ 是按统一标准定义的该类别中单个成员的标准自由能,RR 是气体常数,TT 是绝对温度。如果所给自由能中已经包含简并度的贡献,就不能再次计入。

在 298 K298\ \mathrm{K} 下,约 5.7 kJ mol−15.7\ \mathrm{kJ\,mol^{-1}} 的自由能差就能使两个简并度相同的状态具有 10:1 的平衡布居比。这一相对较小的能量差解释了为什么适度的结构变化就能显著改变构象系综。它也说明,能量预测必须具有适当的精度:每摩尔仅几千焦的误差,就可能使预测的主要构象发生逆转。对于柔性体系,除了构象能谷最低点的能量之外,其可及宽度也很重要,因为较宽的能谷包含更多在热运动下可及的构型。

玻尔兹曼分布描述的是平衡布居,而不是达到平衡的速度。相互转化速率取决于活化自由能。在简单的过渡态处理中,

k=κkBThexp⁡ ⁣(−ΔG‡RT),k=\kappa\frac{k_{\mathrm B}T}{h} \exp\!\left(-\frac{\Delta G^\ddagger}{RT}\right),

其中,kBk_{\mathrm B} 是玻尔兹曼常数,hh 是普朗克常数,κ\kappa 是透射系数。因此,高能构象可以占比很低,却快速参与构象交换;而两个能量几乎相同的构象,如果彼此之间的能垒足够高,仍然可以被分别观测到。

溶剂可以重塑构象自由能面。极性介质可能使极性更强的构象更稳定,但特定的氢键作用、色散作用以及溶剂分子的有序排列,其影响可能超过单纯介电效应所能解释的范围。在相互作用较弱的溶剂中有利于形成的分子内氢键,当溶剂分子竞争其氢键供体和受体位点时,可能变得不那么有利。质子化和金属结合可以通过改变静电作用或引入配位约束,重组整个构象系综。

环境也决定了平衡假设是否成立。晶体中的堆积相互作用可以选择性地稳定某种构象;黏性介质可以减慢构象交换;快速冷却则可能将体系困在非平衡分布中。因此,讨论构象布居时,必须明确其所对应的物相、组成、温度和观测时间尺度。气相、溶液和晶态结构是相互补充的描述,不一定能作为同一个结构问题的答案彼此替代。

构象与交换过程的实验测定

核磁共振是研究溶液中分子构象的主要工具之一,因为其可观测量对分子的几何结构和运动十分敏感。邻位标量耦合常数往往随扭转角呈规律性变化。这一关系通常用卡普拉斯方程表示:

3J=Acos⁡2ϕ+Bcos⁡ϕ+C,{}^3J=A\cos^2\phi+B\cos\phi+C,

其中,ϕ\phi 为相关的扭转角,各系数取决于所涉及的原子核、取代基及参数化方式。测得的耦合常数通常不能唯一确定一个角度:不同角度可能产生相近的数值,而快速的构象交换会使测量结果成为按各构象所占比例加权的平均值。

核奥弗豪泽效应可提供有关空间邻近关系的补充信息。在适当条件下,其背后的偶极交叉弛豫强烈依赖于核间距离,近似具有 r−6r^{-6} 的依赖关系。因此,近距离接触的影响尤为显著,也意味着通常不能将观测到的信号直接换算为柔性构象系综中距离的算术平均值。此外,还必须考虑自旋扩散和分子转动的影响。在部分取向的样品中测得的残余偶极耦合可提供取向约束,有助于区分那些与相似局部测量结果均相符的不同构象系综。

变温核磁共振既能探测交换速率,也能研究平衡状态。相互转化缓慢的构象异构体可能产生彼此分离的共振峰;随着交换加快,共振峰会展宽,最终可能合并为一个平均共振峰。交换属于“快交换”还是“慢交换”,取决于交换速率相对于交换信号频率差的大小,而非某个通用的绝对时间尺度。在两个位点占比相等、遵循简单一级交换动力学的理想情况下,聚并速率近似为

kc=πΔν2,k_c=\frac{\pi\Delta\nu}{\sqrt{2}},

其中,Δν\Delta\nu 为慢交换条件下以赫兹为单位的频率差。更复杂的情况则需要进行完整的线形分析。

X射线晶体学可提供晶体中原子排列的详细信息,包括环的褶皱形态和取代基的取向。然而,晶格堆积可能使某种在溶液中占比较低的构象异构体得到稳定,而无序现象则可能表明存在多种排列方式。氢原子位置的测定精度通常低于较重原子。电子衍射和转动光谱可提供有价值的气相结构信息,而红外光谱学和拉曼光谱学则可通过特征振动谱带区分不同构象异构体。红外谱带的位移尤其有助于识别氢键的变化。

与质谱法联用的离子淌度测量可根据气相离子在缓冲气体中的迁移行为将其分离,并获得与分子形状相关的碰撞截面。这类测量能够约束分子的整体紧凑程度,但仅凭其本身通常无法确定唯一的原子结构。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可靠的结构归属通常都需要结合多个独立的可观测量。必须将实验中的测量不确定度、结构敏感性的局限以及系综平均效应纳入考量,而不能仅展示一个视觉上令人满意的模型来掩盖这些问题。

计算探索与构象自由能

计算构象分析将两个问题区分开来:寻找相关结构,以及评估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几何优化只能在局部处理后一个问题。从一个初始结构出发,优化算法通常会沿能量下降方向找到附近的一个极小值,却无法保证已找到其他区域中能量更低的极小值。柔性分子的扭转角可能存在数量庞大的组合,因此,搜索构象空间往往比优化单个几何结构更加困难。

分子力学用参数化的力场表示能量。典型的能量表达式包括键伸缩、键角弯曲、周期性扭转项和非键相互作用:

E=∑bkb(rb−rb,0)2+∑aka(θa−θa,0)2+∑tVt(ϕt)+Enonbonded.E= \sum_b k_b(r_b-r_{b,0})^2 +\sum_a k_a(\theta_a-\theta_{a,0})^2 +\sum_t V_t(\phi_t) +E_{\mathrm{nonbonded}}.

具体的函数形式和参数约定各不相同。这类模型的计算速度足以支持大规模搜索和模拟,但其可靠性取决于参数化对所涉及化学环境的适用程度。例如,固定电荷力场仅近似描述电子的重新分布,在不同溶剂、电离状态或配位环境之间的可迁移性可能有所差异。

基于量子力学的方法能够更显式地计算电子能量。常用方法包括密度泛函理论和考虑电子相关的波函数方法,它们在计算成本与精度之间各有取舍。色散作用的处理方式、基组质量以及溶剂的表示方式,都可能显著改变构象异构体的能量排序。频率计算有助于区分极小值与存在不稳定方向的驻点,并提供近似的零点能和热修正。频率很低的分子内部运动往往难以用相互独立的简谐振动准确描述,因此,要获得准确的自由能,采用受阻转子模型或其他改进处理方法十分重要。

搜索策略包括系统性扭转角枚举、随机扰动、距离几何构建和蒙特卡洛方法。分子动力学在选定的势能函数下追踪随时间变化的运动,从而能够观察相关联的涨落和构象跃迁。不过,当能垒较高时,常规模拟仍可能被困在某个能谷中。副本交换、伞形采样和元动力学等增强采样技术,通过改变采样条件或加入可控偏置来改善对构象空间的探索。随后,必须通过相应的分析或重加权才能得到自由能结果。

实际工作流程通常先用计算成本较低的方法生成覆盖范围较广的候选结构集,去除重复结构,再用更高层次的方法精修有希望的结构,并将预测的系综可观测量与实验结果进行比较。识别重复结构时必须考虑分子对称性:看起来不同的坐标文件,经叠合或原子置换后,可能代表同一个构象异构体。反过来,仅按整体坐标的相似性对结构进行分组,也可能掩盖局部扭转角的重要差异。

因此,所报告的构象系综取决于搜索方案、能量模型和采样的完备程度。机器学习势能和结构生成器可以加快探索,但仅仅生成合理的形状,并不能确定它们在平衡态下的概率。验证时,既需要检验可访问的结构,也需要检验赋予这些结构的相对权重。

化学反应的构象控制

构象会影响反应,因为化学键的形成和断裂都要求特定的空间与电子关系。反应物中布居最多的构象不一定最活泼。占比较小的构象可能使官能团暴露、使轨道适当排列,或减少达到过渡态所需的形变。因此,要理解反应的选择性,就必须将平衡布居与化学动力学结合起来,而不能仅凭能量最低的反应物结构推断产物。

柯廷–哈米特原理描述了一种重要的极限情形。假设两种构象之间的相互转化,远快于它们分别不可逆地转化为不同产物的过程。在适当的假设下,产物比例取决于相互竞争的过渡态相对于处于平衡中的反应物构象集合的自由能。仅凭基态构象的比例不足以确定产物比例。反之,如果构象间的相互转化比反应慢,初始构象分布就可能直接影响产物的形成,此时需要采用不同的动力学处理方法。

双分子消除反应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立体电子效应实例。E2 反应通常有利于待断裂的碳–氢键与连接离去基团的键呈反式共平面排列,使成烯过程中轨道能够有效对齐。在环己烷椅式构象中,这一要求通常对应于反式双直立键排列。因此,处于平伏键位置的离去基团可能需要先经环翻转,才能发生消除反应。此时,可参与反应的直立键氢有助于决定能够生成哪种烯烃,有时甚至会使仅根据烯烃取代程度作出的预测失效。

构象还会影响羰基化合物的加成反应,以及其他生成立体中心的反应。不同的旋转异构体会使取代基、极性键和配位基团与接近的试剂之间呈现不同的相对关系。因此,面选择性模型取决于底物、试剂、溶剂以及可能发生的金属配位。发生螯合的底物可以通过一种不同于未配位分子所偏好构型的几何排列进行反应。没有任何单一的空间位阻示意图能够解释所有情况;有用的模型必须明确提出反应时的排列方式,并说明相应过渡态为何更有利。

分子内反应对两个基团形成有利于反应的几何排列的概率尤为敏感。成环不仅取决于两者的平均间距,还取决于它们的取向以及彼此接近所需付出的构象代价。在催化过程中,结合位点可以使特定的底物构象更有利,并稳定相应的过渡态几何结构。构象的预组织可以降低反应所需付出的部分构型代价,但强制分子采取某种形状也可能引入张力。观测到的速率反映的是完整的活化自由能,而非单独考虑的刚性、邻近程度或基态结合强度。

生物大分子、分子识别与材料

在蛋白质中,主链构象主要由扭转角 ϕ\phi 和 ψ\psi 描述,而侧链则各有其偏好的旋转异构体。肽键具有部分双键性质,因此近似呈平面构型,但其几何结构并非绝对刚性。大多数肽键倾向于采用反式排列;当其后的残基为脯氨酸时,顺式构象的占比会更为显著。主链扭转角受到的空间位阻限制可用拉马钱德兰图表示,该图也有助于识别结构模型中异常或可能有误的几何构型。

蛋白质结构是一个构象系综,而非完全静止的单一结构。其运动涵盖局部侧链重排到结构域间的协同运动,时间尺度横跨多个数量级。蛋白质折叠涉及主链、侧链与溶剂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这一构象空间的组织。疏水效应、氢键、静电作用和堆积作用都参与其中。内在无序蛋白质表明,生物活性并不总是需要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紧凑构象。

分子识别可涉及构象选择和诱导契合:前者是指结合伙伴优先与一种预先存在的构象结合,后者则是指结合发生后随之出现结构重组。这两种机制并非总是相互排斥:不同路径可以共存于同一动力学网络中,其重要性取决于浓度和转变速率。对于小分子配体而言,其结合态构象在游离溶液中的占比可能很低。计算其结合自由能时,既要考虑未结合态构象系综的重新分布,也要考虑复合物中形成的相互作用。

核酸和碳水化合物带来的问题相互关联,却又各有特点。脱氧核糖核酸和RNA的构象取决于糖环褶皱、主链键的旋转、碱基取向、堆积,以及与离子和水的相互作用。RNA兼有局部有序的结构单元和柔性连接区,并可在识别和催化过程中发生重排。在碳水化合物中,环构象和糖苷键扭转角决定了羟基的三维空间排布。异头效应及相关的立体电子效应、水合作用和残基间接触,使碳水化合物的构象偏好比简单空间位阻模型所预测的更为复杂。

构象原理也适用于聚合物材料。主链上连续的扭转角决定了链的尺寸、局部柔性,以及链段堆积成有序区域的能力。聚合物线团包含极其庞大的链构象系综;拉伸或限制其空间会改变这一系综,进而改变其熵。交联限制了可采取的构象,而温度和溶剂品质则会改变伸展态与紧凑态之间的平衡。因此,局部旋转构象的偏好也会影响宏观行为,包括弹性、玻璃态形成和结晶。

在分子设计中,引入环或其他构象约束可以减少可采取的形态数量,但刚性本身并不一定有利。约束可能有利于形成所需的结合几何构型,也可能使分子无法采取该构型,还可能改变溶解度或固体中的堆积方式。设计中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特定环境下如何重新分配各特定构象的占比,以及这种重新分布所带来的能量和动力学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