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酶Q是一类脂溶性醌类化合物,可在生物膜内传递电子。人体中最主要的成员是辅酶Q10,其侧链含有十个异戊二烯单元。辅酶Q最明确的功能是在线粒体内膜中,将多种提供电子的酶与呼吸链连接起来。这一电子传递过程为合成三磷酸腺苷(ATP)提供支持;ATP是细胞中主要的化学能量载体。
泛醌这一名称源于其氧化态化合物广泛存在于生物体中;其完全还原态称为泛醇。这两种形式参与同一个可逆的化学循环,而非作为彼此独立的营养素发挥作用。除参与呼吸作用外,辅酶Q还有助于生物膜的抗氧化防御,并将线粒体活动与其他多条代谢通路联系起来。辅酶Q的内源性合成、遗传性缺乏症及其作为膳食补充剂的应用,使其成为生物化学、线粒体医学和临床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分子结构与氧化还原化学
辅酶Q由一个带有取代基的1,4-苯醌环与一条聚异戊二烯长侧链相连而成。醌环上带有两个甲氧基和一个甲基;侧链则由若干个含五个碳原子的异戊二烯单元组成,单元数因物种而异。在记法 CoQ 中,下标表示这些单元的数量,而不是醌环的数量。人体辅酶Q10的分子式为 ,摩尔质量约为 。其天然侧链中的双键主要呈反式构型。
这两个结构区域具有不同的功能。醌头部参与氧化还原反应,富含碳氢结构的尾部则使分子保持在脂质膜中。因此,辅酶Q难溶于水,不会以自由溶解的载体形式在细胞内部的水相环境中流动。其疏水性也会影响提取过程、药物制剂的配制及肠道吸收。侧链将分子锚定在膜中,但极性头部仍须能够进出膜相关酶的结合口袋。
三种氧化还原状态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氧化态的泛醌、接受一个电子而还原形成的半醌,以及完全还原态的泛醇。总的双电子反应可写为
半醌中间体使辅酶Q能够将涉及双电子转移的途径与每次转移一个电子的蛋白质衔接起来。根据局部环境和质子化状态的不同,半醌可呈中性自由基或自由基阴离子的形式。与蛋白质结合会显著影响其稳定性和反应性。因此,在酶活性位点中得到稳定的半醌,并不等同于膜中自由暴露的自由基。
辅酶Q的氧化还原行为取决于酸碱度、膜组成、与蛋白质的相互作用,以及氧化态和还原态分子的相对含量。因此,其中点电位并非一个独立于环境的固定性质。在适宜条件下,半醌可以将一个电子转移给氧,生成超氧阴离子;而在其他情况下,还原态辅酶Q则会抑制氧化链式反应。这种双重作用反映的是可逆电子载体的化学特性,而非“抗氧化剂”与“促氧化剂”两种身份之间的矛盾。电子转移的方向及其后果取决于周围的反应网络。
电子传递与Q循环
在线粒体的细胞呼吸中,辅酶Q是电子传递链中可移动的组分。复合体I又称NADH:泛醌氧化还原酶,可将电子从NADH传递给泛醌。复合体II又称琥珀酸脱氢酶,在柠檬酸循环中琥珀酸氧化为延胡索酸的过程中提供电子。这两条途径都会生成泛醇,但只有复合体I能将其催化反应直接与跨线粒体内膜的质子泵送相偶联。
随后,泛醇将电子传递给复合体III,即细胞色素复合体。复合体III再将电子传递给位于内膜外侧的小型蛋白质——细胞色素c,后者将电子递交给复合体IV。复合体IV将氧还原为水。因此,辅酶Q处于电子汇集的中心位置:来自不同底物的电子先汇入Q池,再流向最终将氧还原的分子装置。
复合体III通过Q循环将电子传递与质子转位相偶联。在靠近膜间隙一侧的位点,泛醇释放两个质子,并将其携带的电子分别送入两条支路。一个电子经Rieske铁硫蛋白和细胞色素传递给细胞色素c;另一个电子则经过两个b型血红素,传递给位于朝向基质一侧的位点的醌分子。位点完成两轮反应后,该醌分子便可被还原为泛醇,同时从基质中摄取两个质子。
完整循环的净反应可表示为
这一化学过程有助于建立电化学梯度,供ATP合酶在氧化磷酸化过程中利用。辅酶Q并不直接合成ATP,而是促成电子流动和质子的跨膜分离,使ATP合成在能量上变得有利。
Q池也是一个调控枢纽。当Q池处于高度还原状态,且质子动力势足够大时,电子可经复合体I反向流动,这一过程称为逆向电子传递。在特定的实验和生理条件下,这一过程可产生大量活性氧。尽管呼吸链复合体会形成称为超复合体的更大组装体,但这些结构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辅酶Q的交换,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仅凭结构上的邻近关系,并不能认定每个组装体都含有完全独立的Q池。
生物合成与细胞内组织
人体能够自行合成辅酶Q,而非完全依赖膳食摄入。其合成需要先形成芳香族头部基团的前体和多聚异戊二烯侧链,再将两者连接,并经过一系列化学修饰。这条途径涉及多种由细胞核基因组编码的蛋白质,其中许多在线粒体内膜处发挥作用。由于最终生成的分子具有很强的疏水性,合成过程还需要相应机制,将膜相关的中间产物和酶有序组织起来。
侧链来源于甲羟戊酸途径,该途径也为胆固醇及其他多种异戊二烯类产物提供前体。在人体内,PDSS1–PDSS2酶复合物合成供辅酶Q10使用、含十个异戊二烯单元的聚异戊烯基二磷酸。随后,COQ2将这条侧链转移至4-羟基苯甲酸上;后者是一种来源于氨基酸代谢的芳香族前体。接下来的反应通过羟基化、甲基化和脱羧等步骤修饰环结构。通过对酵母、培养的哺乳动物细胞及人类遗传病的研究,人们逐步厘清了这些反应的具体顺序和组织方式。
多种已命名的COQ蛋白直接发挥催化作用。COQ3和COQ5是甲基转移酶,而COQ6和COQ7参与羟基化反应。其他蛋白则有助于维持生物合成系统的稳定性、组织或调控。例如,COQ4对维持这条途径的完整性十分重要,而非典型激酶家族蛋白COQ8A和COQ8B则支持辅酶Q的生物合成。它们的功能比作用于简单可溶性底物的常规蛋白激酶更为复杂。
这些组分共同构成一个功能性组装体,通常称为辅酶Q合成复合体或Q复合体。在酵母中,参与生物合成的蛋白质和中间产物可富集于特化的线粒体膜区域。一个组分受到破坏,可能导致其他组分不稳定,因此单个基因的缺陷就可能降低整条途径的产出。因此,致病变异造成的生化后果,并不总能仅根据其所编码蛋白质通常参与的单一反应来推断。
合成与分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辅酶Q必须到达线粒体的不同区域及线粒体以外的膜,但其水溶性很低,无法在细胞质溶胶中自由扩散。脂质结合蛋白、膜接触位点及细胞内转运系统均参与其转运。已有研究表明,STARD7蛋白家族成员参与哺乳动物细胞内辅酶Q的分布。与核心呼吸反应相比,人们对于辅酶Q的合成如何与其向质膜及其他目的部位的递送相协调,了解仍不够充分。
分布、同系物与演化关系
辅酶Q所含的异戊二烯单元数因生物种类而异。人类和许多其他哺乳动物以CoQ10为主,而小鼠和大鼠的主要形式是CoQ9。出芽酵母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主要合成CoQ6,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则通常合成CoQ8。这些分布模式是有用的生物化学特征,不过,生物体内可能含有多种同系物的混合物,而非单一、化学组成均一的形式。侧链长度主要取决于合成异戊二烯基前体的酶的特异性。
辅酶Q广泛存在于真核生物和许多细菌中,但并非所有基于膜的能量系统都以它作为电子载体。许多细菌使用甲萘醌,或以其替代泛醌,或将两者并用。甲萘醌是一种与维生素K相关的萘醌。醌类组成可随生长条件而变化,尤其受氧气供应状况的影响。氧化还原电位以及与酶的适配性存在差异,这有助于解释不同醌类为何参与不同的呼吸途径。
在产氧型光合作用中,承担类似功能的可移动载体是质体醌。它在类囊体膜中,将电子从光系统II传递至细胞色素复合体。质体醌与泛醌相似,都具有可参与氧化还原反应的头部和疏水性的类异戊二烯尾部,但两者的环上取代基及相互作用的生物分子不同。这两种化合物体现了膜内电子传递的一种共同机制,但并不是同一途径中可以互相替代的组分。
线粒体辅酶Q代谢也与内共生学说有关。线粒体起源于一个细菌谱系,其呼吸膜保留了细菌能量代谢的生物化学特征。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大多数参与线粒体功能的基因转移到了核基因组中,或与核基因组形成了协调关系。因此,如今辅酶Q的生物合成既是一条与细胞器相关的生化途径,又主要受细胞核基因控制。
在动物体内,辅酶Q存在于多种组织中,其含量和氧化还原状态随组织组成及代谢活性而异。它也存在于线粒体之外,包括质膜和循环血液中的脂蛋白中。这种更广泛的分布说明,辅酶Q的生物学作用不能仅归结为线粒体ATP的生成。同时,对一个区室的测量结果不能直接用于描述另一个区室:循环血液中的CoQ10水平很大程度上受脂蛋白浓度影响,而组织中的辅酶Q则取决于局部合成、转运、周转以及细胞组成。跨物种比较时,还必须考虑主要同系物的差异。
抗氧化防御与其他代谢功能
泛醇可向脂质来源的自由基提供还原当量,从而中断脂质氧化。这一作用十分重要,因为膜脂质可能发生自我延续的氧化反应,破坏自身结构,并生成具有反应活性的分解产物。辅酶Q并非孤立发挥作用,而是参与更广泛的抗氧化网络。在适宜的化学环境中,泛醇可帮助再生还原型维生素E;维生素E中的生育酚分子同样能够中断脂质自由基链式反应。
一条重要的线粒体外通路涉及铁死亡抑制蛋白1,通常缩写为FSP1,旧称AIFM2。2019年发表的研究证实,这种酶利用细胞内的还原当量还原辅酶Q,从而保护细胞膜免受铁死亡的影响。铁死亡是一种由脂质过氧化驱动、依赖铁的调节性细胞死亡形式。与膜结合对于FSP1发挥功能至关重要。FSP1–CoQ系统与依赖谷胱甘肽的酶GPX4并行运作,但彼此独立;GPX4也是防止脂质过氧化物积累的一道重要防线。
这些发现表明,内源性保护机制的存在与口服补充剂的功效主张是两回事。证明细胞需要还原型辅酶Q来进行抗氧化防御,并不意味着额外摄入的CoQ10能够到达特定的膜、增加该处还原型辅酶Q的储量,或改变临床结局。这一系统的有效性取决于局部还原、氧化、转运和合成之间的平衡。
除复合物I和II外,辅酶Q还接受来自其他几种线粒体酶的电子。电子转移黄素蛋白:泛醌氧化还原酶将辅酶Q池与脂肪酸氧化及某些氨基酸的分解联系起来。线粒体甘油-3-磷酸脱氢酶将还原当量从磷酸甘油穿梭系统转移至泛醌。硫化物:醌氧化还原酶则提供了另一条连接途径,将硫化物氧化与醌还原相耦联。因此,辅酶Q池将化学性质各异的底物汇入共同的呼吸途径。
其中,与二氢乳清酸脱氢酶(DHODH)的联系尤为重要。在哺乳动物细胞中,这种位于线粒体内膜的酶在嘧啶从头合成过程中将二氢乳清酸氧化为乳清酸,并将电子转移给泛醌。合成核苷酸需要嘧啶,其中包括构成DNA和RNA的基本单元。因此,呼吸链活性通过决定是否有足够的氧化型泛醌可供DHODH使用,不仅影响ATP的生成,也会影响生物合成。实验还发现,线粒体DHODH活性与抵御脂质过氧化有关,进一步将中间代谢与膜的氧化还原防御联系起来。
遗传性缺乏及疾病机制
原发性辅酶Q缺乏症是一组由生物合成途径缺陷引起的罕见遗传病。已确认的致病相关基因包括 PDSS1、PDSS2、COQ2、COQ4、COQ6、COQ7、COQ8A、COQ8B 和 COQ9。其中许多疾病遵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模式,即相关基因的两个拷贝均存在致病变异时才会发病。这些疾病在遗传和临床表现上均具有异质性,并非单一、表现一致的综合征。
辅酶Q处于细胞呼吸与其他代谢功能的交汇点,因此其缺乏会带来多方面后果。辅酶Q池耗减可损害来自多种底物的电子传递,减少氧化磷酸化产生的ATP,并扰乱氧化还原平衡。病情严重程度取决于残余生物合成活性、受影响蛋白质的分布,以及各组织特有的代谢需求。脑、骨骼肌、心脏和肾脏等能量需求较高的器官均可受累,但不同遗传类型的具体受累模式差异显著。
已知的临床表现包括早发性多系统疾病、脑病、肌病、小脑性共济失调和肾脏疾病。COQ8A 相关疾病与小脑性共济失调的关联尤为突出。COQ8B 的致病变异是已确认的类固醇抵抗型肾病综合征病因,而 COQ6 相关疾病可同时表现为肾病综合征和感音神经性听力障碍。这些关联有助于疾病分类,但并非绝对规律:同一基因的不同变异可导致不同的发病年龄和器官受累程度。
在一些并非由辅酶Q合成途径相关基因缺陷直接引起的疾病中,也会出现继发性辅酶Q水平下降。区分原发性与继发性下降十分重要,因为组织中辅酶Q测定值偏低只是一项生化发现,本身并不能构成完整的遗传学诊断。必须结合临床特征、呼吸链检查和分子检测结果加以解读。血液中的辅酶Q浓度不能可靠地判定脑、肾脏或骨骼肌的细胞内辅酶Q池是否不足。
口服辅酶Q已被用于治疗原发性缺乏症,且已有部分患者获益的记录,尤其是在某些肾脏表现方面。然而,疗效因基因型、器官受累情况、病程及既有损伤程度而异。神经系统病变对治疗的反应可能较差,部分原因是辅酶Q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能力有限,而且可能已经存在不可逆的组织损伤。由于这些疾病十分罕见,大部分证据来自病例报告和观察性病例系列。某些遗传性缺乏症能够对辅酶Q治疗产生反应,并不意味着辅酶Q对合成功能正常者所患的其他无关疾病也有效。
测量与实验研究
可以在血浆、培养细胞或组织提取物中测定辅酶Q。分析时,一个关键区别是辅酶Q总量与其氧化还原状态。辅酶Q10总量包括氧化型泛醌-10和还原型泛醇-10,而还原型所占比例是指以泛醇形式存在的部分占总量的比例。这些测量指标回答的是不同问题:总浓度反映辅酶Q储库的大小;氧化还原比值则反映该储库内的氧化与还原情况,但对样本采集和处理条件极为敏感。
由于辅酶Q具有很强的脂溶性,大多数测定方法首先采用有机溶剂进行提取。高效液相色谱法可将辅酶Q与其他脂类分离,并能区分不同的同系物或氧化还原形式。检测可采用紫外吸收法、电化学方法或质谱法。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具有很高的分析特异性,还可使用同位素标记内标,校正提取损失和基质效应。色谱方法也用于测定生物合成中间产物。
测定泛醇时,样本保存尤为重要。接触空气、光照、温度不当或处理时间过长,都可能使泛醇在样本采集后发生氧化,造成看似源于生物体内、实则发生在试管中的变化。因此,要获得可靠的氧化还原状态测量结果,就必须采用旨在尽量减少离体氧化的操作流程。实验室还必须明确,所报告的数值究竟仅指氧化型辅酶Q10、经化学转化后测得的辅酶Q10总量,还是分别测定的各氧化还原形式。
解读血浆检测结果时需要格外谨慎,因为循环中的辅酶Q大多由脂蛋白携带。胆固醇或脂蛋白浓度的变化可能改变血浆辅酶Q10水平,却不伴随组织线粒体内辅酶Q含量的相应变化。因此,研究有时不仅报告单位血浆体积中的辅酶Q10含量,也报告其相对于胆固醇的比值。组织测量结果同样取决于所用的归一化基准:按湿重、总蛋白量或某种线粒体标志物归一化所得的数值并不直接等同。
功能测定可提供补充证据。在分离的线粒体或组织匀浆中,复合体I–III和复合体II–III的联合活性依赖于内源性辅酶Q介导的电子传递。活性降低可为辅酶Q相关缺陷提供支持证据,但也可能源于呼吸系统其他环节的异常。遗传分析、前体测定,以及检验外加醌能否恢复活性的实验,有助于区分这些可能性。培养的成纤维细胞、酵母突变株和经工程改造的细胞系广泛用于研究COQ蛋白,但培养的皮肤细胞中得到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再现受累肾脏或神经系统的代谢状态。
膳食摄入、制剂与临床证据
辅酶Q10存在于肉类、鱼类以及某些坚果和油脂等食物中,但内源性合成是人体获取辅酶Q10的主要途径。由于健康人体的细胞能够自行合成,辅酶Q10通常不被归类为必需维生素。补充剂产品通常含有氧化型的泛醌或还原型的泛醇。因此,标签上标示的是同一种可相互转化的辅酶所采用的不同初始氧化还原形式,而非完全不同的生物学途径。
辅酶Q10的水溶性较差,限制了其口服吸收;其吸收还受晶体分散状态、脂质载体、进食情况和制剂配方的影响。为提高体内暴露水平,研究人员已开发出油基制剂、乳剂及其他递送系统。辅酶Q吸收后由脂蛋白运输,循环中的辅酶Q大部分处于还原态。产品比较研究并不支持仅凭氧化还原形式判断生物利用度:生产工艺和制剂配方都可能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血浆浓度升高也不能证明辅酶Q已被输送至所有靶组织。
临床研究已考察辅酶Q10在心力衰竭、神经系统疾病、偏头痛及他汀类药物相关肌肉症状等多种病症中的作用。在2014年发表的Q-SYMBIO试验中,420名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辅酶Q10或安慰剂作为辅助治疗;研究者报告,在两年的随访期间,辅酶Q10组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较少。不过,该领域的综述仍对试验规模的局限性、研究之间的差异,以及与其他治疗合用时的适用性进行了评估。在某一人群中取得阳性结果,并不意味着所有使用者都能普遍获得心血管益处。
规模较大的神经系统疾病试验提供了重要的阴性结果。2014年发表的一项Ⅲ期试验未能证明高剂量辅酶Q10可减缓早期帕金森病的进展。针对亨廷顿病的2CARE研究则因继续开展也不太可能证实疗效而提前终止。这些结果说明,生物化学机制上的合理性以及模型系统中的有利发现,不能替代针对具体疾病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对于他汀类药物相关肌肉症状,试验结果和综述结论一直不一致。尽管他汀类药物可降低循环中的辅酶Q10水平,但也会降低运输辅酶Q10的脂蛋白水平,使血浆测量结果的解读更加复杂。
口服制剂所报告的不良反应通常为胃肠道症状,但耐受性良好并不代表疗效确切,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也仍需重视。已有相互作用影响华法林抗凝效果的报告。各国对这类产品的监管分类也不相同:一种产品以膳食补充剂的形式销售,并不意味着它已获批用于治疗研究所涉及的疾病。因此,临床解读应依据具体的疾病、人群、制剂、结局指标和证据质量,而不能仅凭辅酶Q在细胞生理中的普遍重要性作出判断。
发现与研究进展
1957年,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戴维·E. 格林实验室工作的弗雷德里克·L. 克兰及其同事分离出了辅酶Q。他们从牛心线粒体中提取出一种醌,并确定其与电子传递有关。当时,线粒体能量转换的生化组织方式尚未完全厘清,而辅酶Q的发现正是源于识别呼吸链各个组分的研究工作。
1958年,卡尔·福尔克斯及其合作者的相关研究确定了辅酶Q10的化学结构。R. A. 莫顿研究组在研究中提出了“泛醌”这一名称,反映了该化合物在生物界的广泛分布。此后,“辅酶Q”和“泛醌”这两个名称被紧密联系起来,但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其生化功能,后者则强调其氧化态的醌结构。随着具有不同侧链长度的同系物被鉴定出来,人们确认,所发现的是一个分子家族,而非一种在所有生物中都完全相同的化合物。
对辅酶Q能量学作用的理解,有赖于该分子本身研究之外的理论进展。彼得·米切尔于1961年提出化学渗透理论,解释了电子传递如何通过跨膜质子梯度支持ATP合成。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Q循环模型,从机制上阐明了复合体III中的醌类化学反应如何参与这一梯度的形成。这些理论将可移动的脂溶性载体与膜生物能学的物理组织方式联系起来。
后续研究向多个方向拓展。酵母生化遗传学研究鉴定了许多COQ基因,并提供了检验这些基因功能的实验体系。人类原发性辅酶Q缺乏症的发现,将这些通路与遗传性神经、肌肉和肾脏疾病联系起来。色谱和质谱技术的改进,使研究人员能够对含量很低的辅酶Q库进行定量、区分不同同系物,并以越来越高的精度研究通路中间产物。
包括X射线晶体学和冷冻电子显微术在内的结构研究方法,揭示了醌结合位点及呼吸链复合体的结构。与此同时,2019年对FSP1依赖性辅酶Q还原过程的鉴定,确立了辅酶Q在经典呼吸链之外与铁死亡调控的重要联系。目前的研究方向包括生物合成相关膜结构域的组织方式、线粒体与非线粒体辅酶Q库之间的交换,以及在特定细胞部位维持还原态辅酶Q的机制。研究这些问题时,都需要将辅酶Q的总量与其可利用性、氧化还原状态及局部协同作用的酶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