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正交化学研究并应用能够在生物系统内发生、同时基本不与系统天然组分反应的化学反应。通常,两个有意引入的官能团彼此选择性反应,形成共价键,从而实现对生物分子的标记、追踪、捕获、组装或化学激活。“生物正交”描述的是反应与其所处生物环境之间的关系:对纯化蛋白质具有生物正交性的化学转化,不一定适用于活细胞或活体动物内部。
这一领域着力解决化学生物学中的一个核心难题。生命系统含有许多化学性质相似的分子,其浓度往往远高于目标分子,而且生命系统的功能依赖于严格受控的条件。生物正交反应提供的化学选择性,与酶、抗体和核酸的识别能力相互补充。借助这些反应,研究人员得以通过实验观察糖基化、蛋白质合成、脂质转运和分子相互作用中原本难以探究的特征。
主要的反应类别包括施陶丁格连接反应、铜催化和张力促进的叠氮–炔环加成反应,以及四嗪连接反应。这些反应的实用性不仅取决于成键过程,还取决于如何引入反应性基团、试剂到达靶标的速度,以及最终的测量结果能否忠实反映其背后的生物学过程。
历史发展及其与点击化学的关系
生物正交化学源于研究人员对难以通过遗传手段标记的生物分子的研究。荧光蛋白可以与许多蛋白质融合,但这一策略无法直接用于糖类、脂质,以及由细胞代谢形成的众多小分子化学修饰。聚糖尤其难以标记,因为其结构是由酶网络构建的,而非直接以核酸为模板复制而成。在糖分子中引入一个小型化学反应基团,为标记这些分子提供了一种途径,无须一开始就连接体积庞大的报告基团。
2000 年,埃莉安娜·萨克森与卡罗琳·贝尔托齐报道了施陶丁格连接反应,带来了决定性的进展。她们改造了有机叠氮化物与膦之间的经典反应,使其形成稳定的共价连接,而不只是将叠氮基还原为氨基。带有叠氮基的糖可经细胞加工,随后用与之反应的膦试剂进行检测。2003 年,贝尔托齐提出“生物正交”一词,用来描述与生物系统相容的化学转化。
与之相关的另一项发展是点击化学。K. 巴里·夏普莱斯及其合作者提出这一理念,主张利用用途广泛的构建单元,开展模块化、可靠且产率高的反应。2002 年,莫滕·梅尔达尔领导的团队,以及夏普莱斯与瓦列里·福金领导的团队,分别独立报道了铜(I)催化的叠氮–炔环加成反应。这一转化能够在温和条件下可靠地将叠氮化物与末端炔连接起来,因此成为点击化学的核心反应。然而,铜的存在使其难以直接用于活体系统。
2004 年,尼古拉斯·阿加德、詹妮弗·普雷舍和贝尔托齐利用环辛炔,展示了无需铜催化、由张力促进的叠氮–炔环加成反应。这证明,分子中储存的张力能够提供足够的反应活性,无须添加金属催化剂。2008 年,该领域进一步拓展:梅利莎·布莱克曼、马克西姆·罗伊岑和约瑟夫·福克斯等人的研究确立了反应速度极快的四嗪–反式环辛烯连接反应;其他团队的相关工作也推动四嗪化学成为一种重要的生物标记平台。
因此,点击化学与生物正交化学虽有交集,却并非同义概念。某种点击反应可能非常适合合成组装,却不适用于活细胞。反过来,一种有用的生物正交转化,也可能是为某项特定的生物学任务而设计,并不追求在合成中的广泛通用性。2022 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贝尔托齐、梅尔达尔和夏普莱斯,以表彰他们“在点击化学和生物正交化学发展方面的贡献”,体现了这两种方法的互补作用。
化学选择性、动力学与生物相容性
生物正交反应必须能够在化学组分繁杂的环境中有效竞争。细胞蛋白质含有胺基、羧酸根、羟基、巯基及其他官能团;核酸、糖类和代谢物又提供了更多潜在的反应对象。因此,容易标记内源亲核基团的常规亲电试剂,并不一定符合生物正交试剂的要求。通常的策略是引入叠氮基或四嗪基等官能团,使其互补反应性在所研究的生物系统中基本不存在。
仅有选择性还不够。反应还必须在生物体系所允许的浓度下,在具有实际意义的时间尺度内进行。对于一个简单的不可逆双分子连接反应,
其中, 为二级反应速率常数。如果试剂 足量过量,使其浓度保持近似恒定,反应就成为准一级反应,此时有
这些关系说明,化学动力学上看似不大的差异,为何能够决定一种标记策略能否成功。当试剂浓度恒定为 时,若反应的 ,其理想标记半衰期约为八天。将 提高至 ,则可将这一半衰期缩短至约69秒。这些计算假定溶液均一、试剂始终过量,且不存在导致试剂损失的竞争过程;而生物实验往往同时不满足这三项假设。
相容性要求包括在水中保持稳定、适用的酸碱度范围,以及对盐、溶解氧和细胞内还原剂的耐受性。试剂必须保持完整足够长的时间,才能遇到其反应对象;而一旦相遇,又必须迅速反应。提高内在反应性可能会损害储存稳定性,或增加其与内源分子的反应。因此,将速率常数最大化并不等同于优化生物用试剂。
靶标的可及性还带来了额外限制。带电的水溶性探针可能在细胞表面表现良好,却难以穿过细胞膜。疏水性探针可能进入细胞,却在膜中积聚,或与蛋白质发生非特异性结合。在组织内部,扩散、血管输运、清除以及局部靶标密度,可能比溶液相中的速率常数更为重要。
因此,“正交性”是有条件的,而非绝对的。必须针对特定的试剂对、浓度、暴露时间、区室和生物学终点,验证其正交性。在使用多种反应的实验中,还需满足相互正交的要求:每个引入的反应基团都应与预定的反应对象发生反应,而不与其他反应对象发生明显的交叉反应。
施陶丁格连接反应与早期叠氮化学
施陶丁格连接反应以赫尔曼·施陶丁格于1919年报道的一项反应为基础。在经典的施陶丁格反应中,膦进攻有机叠氮化物,引发一系列反应,释放氮气并生成亚氨基膦烷。随后的水解生成胺和氧化膦。叠氮基被还原,但两种起始试剂并未以大多数标记实验所需的稳定方式连接起来。
连接反应对膦进行了改造,使其带有位置适宜的亲电捕获基团,通常为酯基。膦与叠氮基反应后,分子内酰基转移将含氮中间体捕获,随后经水解得到以酰胺键连接的产物。在最初的非无痕形式中,部分源自膦的结构仍连接在产物上。后来设计的“无痕”变体则能生成酰胺键,而不保留含氧化膦的附加部分。
有机叠氮基是尤其有价值的反应把手,因为它体积小,而且不属于大多数细胞生物分子通常具有的官能团。只要引入位置合适,修饰后的糖、氨基酸及其他代谢前体就可以容纳叠氮基。其较小的体积降低了干扰转运、酶识别或分子功能的可能性,但并不能完全消除这种可能。因此,引入叠氮基仍是一种实验性修饰,其生物学影响仍需评估。
一项影响深远的应用使用了带有叠氮基的唾液酸前体。唾液酸是一类酸性糖,常见于脊椎动物细胞表面糖链的末端。细胞的生物合成途径将这些前体转化为带有叠氮基的唾液酸,并将其呈现在糖蛋白和糖脂上。随后,携带可检测标记的膦即可选择性地标记这些细胞表面结构。这种方法将小型反应把手的代谢掺入与后续大得多的报告基团的连接分成了两个步骤。
施陶丁格连接反应奠定性地证明,经过专门设计的合成化学反应能够在细胞环境中选择性地进行。其实际局限包括反应速率相对较慢,以及许多膦易被氧化,转变为无法进行所需连接反应的形式。探针的溶解性和背景相互作用也可能限制其表现。
尽管如此,无论从历史还是机理角度看,这一反应仍然十分重要。它确立了后来成为该领域典型范式的两步标记策略:先引入一个体积小、生物体系能够耐受的反应基团,再加入与之互补的化学试剂。它还说明,一个反应不必是现有反应中最快的,也能具有实用价值。其价值取决于具体实验中的靶标、标记时长、试剂对靶标的可及性以及相容性要求。
叠氮—炔环加成:铜催化与环张力
叠氮化物与炔烃可通过环加成反应结合,形成五元三唑环。普通末端炔与叠氮化物之间的非催化反应在生理温度下通常过于缓慢,难以实现高效的生物标记,而且可能生成不同的区域异构体。铜(I)催化使这一反应的实用性发生了根本变化:铜催化叠氮—炔环加成通常简称为 CuAAC,能够高效地生成以 1,4-二取代 1,2,3-三唑为主的产物。
CuAAC 涉及铜的配位以及铜炔化物的化学过程,而非仅仅加快原有的非催化反应路径。机理研究已证实,在常用催化体系中,多个铜中心发挥着重要作用。配体有助于维持具有催化活性的铜物种、改善溶解性,并影响目标反应与非期望化学过程之间的平衡。铜(I)既可直接加入,也可用还原剂将铜(II)还原后原位生成。
对于生物分析而言,CuAAC 的一大优势在于:叠氮基和末端炔基都是体积小巧的反应基团。可以先将这种小基团引入代谢物或药物类似物中,待生物过程发生后,再连接体积较大的荧光标记或亲和标记。所形成的三唑连接结构在成像、纯化和分子分析所采用的条件下通常较为稳定。
铜也带来了局限。含铜反应混合物可能促进氧化损伤并干扰细胞过程,在有氧和还原剂存在时尤其如此。因此,CuAAC 广泛用于细胞裂解或固定之后,此时已无须维持活细胞的生理状态。借助配体的反应配方已将其应用拓展至活体系统,但其生物相容性仍取决于暴露条件,不能仅凭反应名称就认定其具有相容性。
应变促进叠氮—炔环加成(简称 SPAAC)利用具有环张力的环炔,从而无须使用金属催化剂。在环辛炔中,环的约束使炔键偏离其偏好的近似直线构型。这种畸变减少了达到环加成过渡态所需的部分结构重组。电子效应和取代基的几何构型还可进一步改变活化能垒。
已开发的环辛炔类试剂包括二氟代环辛炔、二苯并环辛炔和双环壬炔。这些结构在反应速率、体积、溶解性和化学稳定性方面各有不同的组合特点。然而,与末端炔基不同,具有环张力的环炔是体积相当大的分子附加基团。含芳环的衍生物可能具有疏水性,而某些张力炔还可能与生物组分(包括硫醇)发生非期望的相互作用或反应。
因此,选择 CuAAC 还是 SPAAC 取决于具体实验情境。在样品采集后进行高效的分析标记时,CuAAC 往往很有吸引力。需要无铜反应时,SPAAC 则具有重要价值,尤其适用于活细胞表面以及某些细胞内或生物整体水平的实验。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仍须检验所引入的反应基团及最终形成的偶联物是否保留了所研究的生物学行为。
四嗪连接反应与化学键断裂反应
四嗪连接反应使用缺电子的 1,2,4,5-四嗪与合适的烯烃或炔烃。其核心步骤是反电子需求狄尔斯–阿尔德反应。这是一类环加成反应,其中反应物的电子角色与传统的富电子二烯和缺电子亲二烯体组合不同。四嗪与张力烯烃反应后脱去氮气,生成二氢哒嗪衍生加合物,后者可能进一步发生互变异构或氧化。
反式环辛烯是一种尤为有效的反应搭档。其八元环迫使反式烯键处于具有张力的几何构型,因此它与具有适当取代基的四嗪反应时,速率可以极高。文献报道的二级反应速率常数跨越数个数量级,其中一些经过优化的反应物组合在特定条件下可达到约 或更高。这些数值并非所有四嗪或所有反式环辛烯都具有的普遍性质:取代基、立体化学、溶剂和温度都会显著影响反应速率。
当靶标或探针浓度较低时,快速连接尤其有用。它可以使反应在小分子探针从循环系统中被清除之前,或在标记的生物结构改变位置之前,就进行到相当程度。降冰片烯和环丙烯等其他亲二烯体,则在体积、稳定性和反应速率之间提供了不同的权衡。如果体积较大的张力烯烃会干扰代谢掺入或蛋白质功能,那么体积小但反应较慢的反应基团可能更为合适。
带来高反应速率的结构特征,也可能降低试剂在实际使用中的稳定性。一些四嗪会在生物介质中发生还原或降解。反式环辛烯可能异构化为反应活性低得多的顺式构型,其稳定性取决于分子结构和所处环境。因此,连接臂设计、空间位阻保护和连接位点,既会影响反应基团的有效存续时间,也会影响互补试剂能否接近它。
四嗪化学还可实现生物正交断裂,这通常被称为“点击释放”。在经过适当设计的反式环辛烯体系中,四嗪连接反应会引发重排和消除步骤,从而使某种连接结构(如烯丙位氨基甲酸酯)断裂。这样,反应就不再只是将报告基团连接到靶标上,还可以释放原先被封闭的分子,或使某个分子组分脱离。
连接与释放必须分别评估。起始环加成反应快,并不意味着所携带的分子能够快速或定量释放:后续反应可能存在相互竞争的路径,而这些路径的反应速率取决于取代基和溶液条件。这一区别对利用化学手段调控蛋白质、成像剂以及实验性药物活化的研究都很重要。仅证明初始加合物已经形成,本身并不能证明预期的功能分子已经释放。
在生物分子中引入反应基团
生物正交反应识别的是预先引入的化学基团所在的位置,并不能自动确定未经修饰的生物分子的位置。因此,基团的引入方式决定了实验能够测量什么。主要的引入策略包括代谢掺入、遗传编码、酶介导修饰和直接化学偶联。每种策略在特异性、覆盖范围和扰动程度之间都有不同的权衡。
代谢标记通过提供经过修饰的前体,由细胞代谢途径将其转化为生物分子。带叠氮基的单糖可以进入聚糖生物合成途径;带炔基的脂肪酸类似物可以反映脂质掺入或蛋白质酰化的某些情况;经过修饰的核苷则可以标记新合成的脱氧核糖核酸或RNA。这些探针利用了天然的生化机制,但其摄取和转化过程未必与天然底物一致。信号强度不仅反映合成情况,也可能受到转运、前体池稀释、酶特异性和分子周转的影响。
蛋白质合成可以用叠氮高丙氨酸或高炔丙基甘氨酸等氨基酸类似物来追踪;在适当的实验体系中,它们可以替代甲硫氨酸。这些类似物在翻译过程中掺入蛋白质后,其反应基团再与亲和试剂或成像试剂偶联。脉冲标记可界定一批新合成的蛋白质,随后的追踪阶段则可揭示它们的存留或重新分布情况。脉冲持续时间和细胞内前体的可利用程度限制了时间分辨率。
通过遗传密码扩展,可以更精确地控制引入位置。经工程改造的氨酰转运RNA合成酶及其配套的转运RNA,可响应一个被重新赋义的密码子,将非经典氨基酸引入蛋白质;所用密码子通常是 UAG 等终止密码子。该氨基酸可以携带叠氮基、张力烯烃、张力炔烃或其他反应基团。这种方法可以将反应基团置于选定的蛋白质残基处,但必须考虑掺入效率、与翻译终止过程的竞争,以及对蛋白质折叠的影响。
酶介导方法将反应基团连接到特定的肽序列、末端残基或已有修饰上,例如基于分选酶、转移酶以及经工程改造的自标记蛋白标签的策略。这些方法可以较好地控制连接位置,但通常需要引入经设计的识别序列或构建融合蛋白。基团引入的特异性来自酶或标签的识别,而后续连接反应的选择性则来自生物正交反应对。
直接化学连接尤其适用于纯化抗体及其他蛋白质。反应基团可以通过赖氨酸的氨基、半胱氨酸的巯基或经选择性修饰的聚糖进行偶联。这种连接本身不必具有生物正交性,因为它可以在偶联物进入生物系统之前,在受控条件下完成。不过,连接的不均一性可能产生携带不同数量、不同位点反应基团的分子,从而影响其结合、分布以及反应基团的可及性。
检测、成像与分子鉴定
生物正交反应基团通常通过连接荧光团、亲和标签、含同位素的基团或其他报告基团来检测。反应赋予对特定反应基团的选择性,报告基团则决定分析读出方式。这两种功能往往被有意分开,使体积较小的前体能够先参与生物过程,再接上体积较大的检测基团。当直接连接荧光团会妨碍转运或酶促加工时,这种方法尤其有价值。
在荧光成像中,未反应的探针可能产生显著的背景信号。对于便于洗涤的样品,洗涤可以去除游离试剂,但在完整组织或快速变化的体系中,效果就不那么理想。荧光生成型探针通过在反应后增强荧光来解决这一问题。某些含四嗪的探针在连接反应前会抑制荧光团发光;反应消耗四嗪后,猝灭途径随之消除或减弱。另一些设计则通过反应本身生成荧光产物。
反应后产生荧光并不能消除所有结果解读上的问题。探针可能在非预期位置与反应基团反应后发出荧光,其亮度也可能取决于局部极性、pH 或分子间相互作用。显微成像测得的是可检测反应产物的分布;如果靶标在标记期间发生移动、降解或释放带标记的片段,这一分布就可能不同于靶标原本的分布。
在生化鉴定中,可以将反应基团与生物素或其他亲和基团偶联。随后富集带标记的分子,通常采用基于链霉亲和素的捕获方法,再通过质谱法进行分析。在蛋白质组学中,这种方法可用于鉴定新合成的蛋白质、与探针结合的蛋白质,或带有特定修饰的蛋白质。可切断连接臂使带标记的物质能够从亲和载体上释放,有时还会留下结构明确的化学残基,有助于鉴定。
生物正交化学也可用于基于活性的蛋白质谱分析。小分子探针先通过靶向基团,与某一类具有活性的酶或其他具有反应活性的蛋白质发生共价反应。探针上另设的叠氮基或炔基反应基团,则使报告基团能够在细胞处理后接入。靶向反应与检测反应的功能不同:与天然酶位点发生的选择性反应不一定具有生物正交性,而随后反应基团与报告基团之间的偶联则可能具有生物正交性。
定量时需要关注多个环节的效率:前体掺入、反应基团的可及性、连接反应收率、报告基团的亮度或回收率,以及仪器响应。不加入反应性前体的对照可揭示背景标记,而竞争实验和独立的靶标测量有助于确定信号代表什么。仅凭强荧光或强富集信号,不能断定其背后的生物过程有所增强,因为此前任何一个步骤的变化都可能改变最终读出。
在生物体、材料和靶向递送中的应用
聚糖成像一直是生物正交化学的标志性应用,因为许多糖类结构无法通过常规的基因融合方法进行追踪。通过代谢途径引入叠氮基团,再进行无铜标记,研究人员已能在培养细胞以及斑马鱼等模式生物中观察聚糖的生成与分布。这些实验可以揭示细胞表面重塑的时空模式,但能够被标记的结构仅限于前体可以到达、且能经相关生物合成途径加工的那些结构。
在神经生物学及其他细胞生物学领域,对新合成蛋白质进行脉冲标记,为基因表达测量提供了化学层面的补充。RNA丰度并不能直接说明蛋白质何时产生,或能存留多久。生物正交氨基酸标记可用于分离特定时间段内合成的蛋白质,而细胞选择性掺入策略则可区分混合样本中特定细胞群所产生的蛋白质。这类测量依赖于掺入系统的特异性和效率。
在生物体中的一项重要应用是预靶向成像。首先给予靶向分子,使其在靶标处积累;这种分子通常是带有反应性基团的抗体。随后再引入体积较小、带有互补反应性基团的成像探针。快速连接反应可将探针保留在第一种试剂所在的位置,而未反应的探针则能更快地被清除。这种方法将缓慢的生物靶向过程与成像标记的递送分离开来。
研究人员已使用荧光和放射性报告物探索预靶向策略,其中包括专为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设计的试剂。四嗪–反式环辛烯化学因其在低浓度下仍具有较快的反应速度而备受关注。重要的制约因素包括第一个反应性基团在体内的存留情况、血液中残留的靶向试剂、靶标结合状态下反应性基团的可及性,以及第二种试剂的分布与清除情况。如果反应性物质仍滞留在非预期的体内区室,化学特异性并不能保证解剖部位上的特异性。
在生物材料中,互补的生物正交基团可在水相条件下连接聚合物,或将生物信号分子接入材料。利用无铜环加成反应构建的水凝胶可用于细胞包埋,并允许将独立选定的分子特征引入三维基质。反应速率会影响材料能否在凝胶化之前混合均匀,而网络结构则决定其力学性质和物质传输特性。即使交联反应本身具有选择性,连接臂的降解和未反应的官能团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实验性递送系统也利用连接或断裂反应来富集、连接或释放所递送的分子。其中包括局部药物活化以及治疗性偶联物组装等方法。其生物学效果远不只取决于基础反应本身:靶向、暴露、释放效率、代谢和清除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在生物体内成功实现化学转化,与证实其具有诊断或治疗获益,是两种不同的结果。
局限性、验证与新兴方向
生物正交化学的核心局限在于,化学选择性并不能保证对生物系统没有影响。反应基团可能改变底物的转运或识别;连接臂可能改变抗体的结合能力或分布;报告基团则可能扰动被标记分子的运动。即使连接反应避开了天然官能团,整套标记系统仍可能影响所测量的过程。因此,不应将“生物正交”理解为“生物学惰性”。
非靶向化学反应可能发生在多个阶段。代谢前体可能进入预料之外的途径,反应基团可能降解为具有不同化学性质的物种,疏水性探针也可能与膜或蛋白质发生非特异性结合。一些带有保护基的糖类似物还可能产生无法完全由其预期糖链生物合成途径解释的标记现象。在解读这类实验时,必须区分依赖特定途径的掺入与其他共价或非共价结合。
生物过程的时间特性构成了另一项限制。标记记录的是两种试剂在一段时间内的相遇,而不是拍摄一张瞬时的分子快照。细胞表面的靶标可能在连接反应发生前就已内化,经代谢标记的分子可能被降解,荧光产物也可能在起始事件结束后继续积累。只有当探针递送和前体掺入也得到同样良好的控制时,缩短反应时间才能提高时间分辨率。
因此,验证需要分别回答几个问题:反应基团是否进入了预期分子,与之配对的试剂是否发生了选择性反应,产物是否仍与靶标相连,以及靶标是否保留了功能。适当的对照和验证手段可包括省去任一反应组分、使用不具反应活性的类似物、独立鉴定标记产物,以及测量相关的细胞行为。成像、生化富集与分子鉴定结果相互吻合,比任何单一信号都更具说服力。
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开发彼此兼容的反应组合,以实现同时或依次标记。将两种各自具备生物正交性的反应配对,并不意味着它们彼此独立:四嗪、张力烯烃、张力炔烃、叠氮基及其他反应基团之间可能存在不希望发生的交叉反应。设计多组分系统时,需要在预定的生物条件下评估所有可能的配对,包括与中间体和降解产物发生的反应。
其他方向包括体积更小的反应基团、更稳定的快速连接反应配对试剂、性能更好的荧光生成型报告基团,以及由光或局域催化剂激活的反应。对过渡态和分子形变的计算分析有助于解释特定结构为何反应迅速,而细胞内测量则能揭示这种反应活性能否在实际环境中保持。反应性能始终是一个多维度问题,涉及速率、选择性、溶解性、稳定性、转运以及生物功能的保留;一项性质的改善往往需要以另一项性质的损失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