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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化学 / bioconjugation

生物偶联

生物偶联将生物分子与其他分子组分连接起来,用于构建特定的工具、材料、诊断试剂和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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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价键蛋白质核酸碳水化合物抗体生物化学有机化学半抗原生物偶联

生物偶联是通过化学方法有目的地将生物分子与另一分子组分连接起来的过程。这种连接通常通过共价键形成,且至少有一个组分是蛋白质、肽、核酸、碳水化合物或脂质。与之连接的组分可以是另一种生物分子、荧光染料、药物、聚合物、放射性标记物或固体表面。所得偶联物兼具各组分单独存在时无法同时提供的性质,例如抗体的分子识别能力与染料的发光能力。

生物偶联是生物化学、诊断、生物成像和药物研发中许多方法的基础。其核心挑战不仅在于形成化学键,更在于保留生物学功能的同时,在合适的位置形成预期的化学键。反应选择性、连接位点的分布、连接臂结构、纯化和稳定性都会影响最终产物的行为。现代生物偶联方法涵盖天然官能团的修饰、酶介导的连接,以及专门设计用于在生命系统内选择性进行的反应。

历史发展与概念基础

生物偶联是在有机化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交汇处逐步发展起来的,而非源于某一项单独的发现。早期有关半抗原–蛋白质偶联物的研究尤具影响力。半抗原是一类可被抗体识别的小分子,但单独存在时,通常无法引发与其偶联至免疫原性载体后相同的抗体应答。20 世纪初,卡尔·兰德施泰纳对化学修饰抗原的研究,帮助阐明了分子结构的微小变化如何影响免疫识别。将小分子共价连接到载体蛋白上,由此成为研究识别特异性,以及针对原本免疫原性较弱的化合物制备抗体的基本方法。

另一个重要里程碑是荧光抗体的开发。1941 年,阿尔伯特·库恩斯及其同事报道了用荧光化合物标记的抗体;经过后续改进,荧光抗体染色成为定位组织中抗原的实用方法。后来,酶标抗体又使利用催化周转实现信号放大成为可能。这些进展确立了一项沿用至今的设计原则:可以将识别组分与信号报告组分结合起来,而不必要求任何一方承担另一方的功能。

随着合成交联剂、蛋白质纯化技术的改进以及分子遗传学方法的发展,这一领域不断拓展。可在水相中使用的活性酯和巯基反应性试剂,使研究人员无需专门的有机合成技术也能进行标记。此后,重组表达技术使研究人员能够将选定的氨基酸残基或短识别序列引入蛋白质。与此同时,寡核苷酸固相合成技术使人们能够在合成 DNA 和 RNA 的指定位置常规引入氨基、巯基、染料及其他可供化学反应的基团。

点击化学和生物正交化学带来了进一步的转变。前者强调可靠、模块化的成键反应;后者关注能够在生物环境中进行、且与内源化学过程相互干扰极小的反应。2022 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卡罗琳·贝尔托齐、莫滕·梅尔达尔和 K. 巴里·夏普莱斯,以表彰他们在点击化学和生物正交化学发展方面的贡献。这些相互交叠的理念,将生物偶联的范围从纯化分子的修饰,拓展到了细胞和生物体内的选择性化学转化。

理解这一领域,需要区分几个概念。化学选择性是指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官能团,反应优先作用于某一类官能团。位点选择性是指在化学性质相似的多个位点中,反应优先发生于某一特定位置。化学计量控制则涉及每个生物分子所连接组分的数量。一个反应即使具有很高的化学选择性,也可能产生许多位置异构体:选择性地与赖氨酸氨基反应,并不一定能区分不同的赖氨酸残基。同样,位点特异性过程也可能反应不完全,产生修饰与未修饰物质的混合物。

与生物分子天然官能团的反应

应用最广泛的生物偶联反应利用生物分子中原有的官能团。蛋白质含有伯胺基、巯基、羧酸根、酚羟基,以及其他具有亲核性或反应活性的基团。这些基团的反应活性取决于其溶剂可及性、局部静电环境、质子化状态及周围的折叠结构。因此,仅凭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并不能确定其修饰模式。

伯胺基是常见的反应靶点,因为它们存在于蛋白质的氨基末端和赖氨酸侧链中。N-羟基琥珀酰亚胺酯(NHS酯)与未质子化的胺基反应,形成酰胺键。标记反应通常在弱碱性水溶液中进行,酸碱度通常控制在 pH 7.2–8.5 左右,但最佳条件取决于所用试剂和底物。竞争性的水解反应会消耗活性酯,而 Tris 等含胺基的缓冲剂则可能与预期靶点竞争反应。由于许多蛋白质含有大量可接近的赖氨酸残基,常规的 NHS 酯标记通常会产生连接位点和标记数量各异的产物混合物,而非单一的分子种类。

半胱氨酸巯基的数量较少,通常可作为选择性更高的反应靶点。在接近中性的 pH 条件下,马来酰亚胺可与硫负离子基团快速反应,形成硫代琥珀酰亚胺连接结构。在有利于竞争反应发生的条件下,其选择性会降低,而且产物并非总是化学惰性的:某些产物可通过逆迈克尔反应与其他巯基发生交换。琥珀酰亚胺环的水解可使某些偶联物更加稳定,抑制这种交换反应。卤代乙酰胺(包括碘乙酰胺衍生物)也能使半胱氨酸发生烷基化,通常生成稳定的硫醚,但其特异性取决于反应条件和试剂的过量程度。还原二硫键可以暴露偶联位点,但也可能改变结构稳定性或肽链之间的连接关系。

羧基可用 EDC 等碳二亚胺活化,通常同时使用 NHS 或其水溶性类似物,随后与胺基偶联。EDC 被称为零长度交联剂,因为它所含的原子不会保留在最终形成的酰胺连接结构中。然而,在蛋白质混合物中,同时活化多个羧基,并使其有机会与多个胺基接触,可能产生不希望出现的交联网络。活化羧基与胺基的偶联在化学上并不复杂,但如何控制最终连接的是哪两个分子位点,则是另一个问题。

其他策略利用天然存在或人为生成的羰基。氧化适当的糖类结构可生成醛基,再与氨氧基或酰肼类试剂反应,生成肟或腙。还原胺化则将最初形成的亚胺转化为更稳定的碳—氮键。这些方法适用于修饰糖蛋白和含糖材料,但氧化过程可能改变底物的生物学性质。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利用天然官能团进行反应是否合适,都既取决于成键过程,也取决于消耗该官能团所带来的影响。

生物正交反应与选择性化学反应基团

生物正交偶联所用的反应双方通常不存在于天然生物分子中,且优先彼此反应。首先在靶标中引入一个小型化学反应基团,再用与之互补的试剂将所需的标记物或载荷连接上去。这类基团可通过化学合成、代谢掺入、遗传编码或酶介导步骤引入。正交性取决于具体环境,而非绝对性质:适用于纯化蛋白质的反应,可能因毒性、竞争反应、通透性差或不稳定等原因,不适合在活细胞内使用。

铜催化叠氮–炔环加成反应通常缩写为 CuAAC,可将叠氮基与末端炔基连接,生成 1,4-二取代的 1,2,3-三唑。梅尔达尔和沙普利斯各自的研究团队于 2002 年独立报道了这一反应,此后它成为模块化分子组装的重要方法。一价铜催化可在多种水相条件下实现高效偶联,但对敏感的生物分子和生命体系而言,铜引起的氧化损伤可能构成问题。能与铜结合的配体可以改善反应表现,但并不能使所有配方都对生物体无害。

应变促进的叠氮–炔环加成反应(SPAAC)利用具有环张力的环辛炔,无需使用铜催化剂。贝尔托齐及其同事于 2004 年展示了这一反应在生物体系中的实用性。环张力提高了炔基与叠氮基反应的活性,使偶联能够在温和条件下进行。不同结构的环辛炔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各异:反应活性增强的同时,也可能伴随疏水性增加、非特异性结合增多,或更易发生副反应。叠氮基体积小,通常与多种生物分子相容,因此是标记糖类、蛋白质和寡核苷酸的实用反应基团。

四嗪连接反应通常通过反电子需求狄尔斯–阿尔德反应,使四嗪与反式环辛烯等具有环张力的烯烃偶联,随后释放氮气。这类反应于 2008 年被报道用于生物偶联,其速度可远高于许多其他生物正交反应。根据反应物结构和介质的不同,文献报道的二级反应速率常数可跨越数个数量级,其中活性特别高的反应对可超过 105 M−1 s−110^{5}\ \mathrm{M^{-1}\,s^{-1}}。在靶标浓度较低时,快速反应尤为重要,不过高活性反应物的化学稳定性可能较差。四嗪在生物环境中可能被还原,而反式环辛烯则可能异构化为反应活性较低的形式。

反应速度的重要性可由化学动力学解释。对于反应基团 AA 和 BB 之间实际上不可逆的双分子反应,

v=k2[A][B].v=k_2[A][B].

当 BB 大量过量时,AA 消耗一半所需的时间近似为

t1/2=ln⁡2k2[B].t_{1/2}=\frac{\ln 2}{k_2[B]}.

因此,优异的选择性并不保证在纳摩尔浓度下仍能实现有效标记。偶联能否有效进行,还取决于反应双方相遇的速度、反应基团是否易于接近,以及在偶联发生之前,竞争性降解过程是否已消耗了其中任一反应物。

位点特异性偶联与酶促连接

位点特异性生物偶联旨在将某一组分连接到分子上预先确定的位置。对于结合位点、催化残基或结构界面必须保持不受遮挡的蛋白质而言,这种方法的价值尤为明显。明确的连接位点还可以减少产物的异质性,并有助于厘清分子结构与生物学行为之间的关系。不过,位点特异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所选位置不会影响生物学功能。

蛋白质工程提供了一条直接的途径。可以在选定位置引入一个暴露的半胱氨酸,再使其与巯基选择性试剂反应。天然存在的半胱氨酸、二硫键形成、氧化以及局部可及性都可能使这一方法变得复杂。非天然氨基酸则提供了更多选择。经过工程改造的翻译系统可以掺入带有叠氮基、炔基、酮基或其他反应基团的残基,通常通过重新指定某个密码子的含义来实现。这种方法将偶联反应基团的化学性质与翻译机制联系起来,但掺入效率、表达产量以及与之竞争的天然翻译过程仍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酶能够识别特定序列,并催化这些位点上的化学键形成。例如,来自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的分选酶 A(Sortase A)可识别 LPXTG 序列,其中 X 表示可变残基。它在苏氨酸与甘氨酸之间切割,形成与酶结合的中间体;随后,含有寡聚甘氨酸的反应伙伴可与该中间体反应,生成新的肽键。分选酶介导的连接可以将蛋白质与肽、标记物或表面连接起来。其局限包括常用反应体系中的反应可逆性、底物水解,以及识别序列必须易于被酶接近。

其他酶利用不同的识别机制。微生物转谷氨酰胺酶可在适宜的谷氨酰胺侧链与伯胺之间形成异肽键。其特异性取决于酶本身及底物环境,并非所有谷氨酰胺都能以同等程度被修饰。生物素连接酶将生物素连接到识别序列中特定的赖氨酸上,而基于硫辛酸连接酶的系统则可以引入专门设计的化学反应基团。在抗体修饰中,对 Fc 区糖链进行酶促重塑,可以在不直接修饰抗原结合区的情况下建立明确的连接位点。这类方法将生物偶联与糖基化及糖链加工联系起来。

自标记蛋白标签提供了另一条途径。SNAP-tag 源自一种 DNA 修复酶,能够从适宜的苄基鸟嘌呤底物中共价捕获苄基。HaloTag 源自卤代烷脱卤酶,可与适宜的氯代烷配体形成稳定的共价加合物。这些标签支持在复杂生物环境中进行选择性标记,但会额外引入一个远大于小型化学反应基团的蛋白质结构域。相比之下,SpyTag–SpyCatcher 等工程化系统会在短肽标签与其蛋白质配对组分之间自发形成异肽键。这些策略以牺牲分子尺寸的最小化来换取可靠的识别,因此,标签的大小、表达情况及放置位置都需要纳入偶联物的整体设计。

连接子结构、化学计量与稳定性

仅指出两种主要组分,并不能完整描述一种生物偶联物。连接区域可以决定其溶解性、间距、柔性、稳定性以及在生物体内的处理过程。连接子可以是短烷基链、肽、寡聚乙二醇链段、支化骨架,也可以是能响应化学或酶促触发信号的更复杂结构。同双功能交联剂含有两个相似的反应性基团;异双功能交联剂则含有不同的基团,可分步连接不同的分子。

连接子的长度影响所连接组分能否不受空间位阻影响而接近其靶标。较短的连接臂可能干扰蛋白质结合,或妨碍固定化酶接近体积较大的底物。较长的连接臂可以改善可及性,但也会增加柔性、改变有效局部浓度,或使非预期的接触成为可能。聚乙二醇类连接子常用于增强水合并减少某些非特异性相互作用。它们无法消除所有表面吸附或免疫识别,其表现取决于链长、结构及所连接分子的周围环境。

化学计量同样至关重要。标记度是指每个生物分子上标记物的平均数量;在抗体药物偶联物中,相应的指标是药物抗体比,即 DAR。平均 DAR 为四,并不意味着每个抗体都携带四个药物分子。样品中可能含有分别连接了零、二、四、六个乃至更多载荷的分子,而且每种载荷数量的分子还可能存在连接位置不同的变体。增加载荷量可以增强信号或提高载荷递送量,但也可能增加疏水性、聚集和清除,或造成结合能力下降。

连接子通常分为不可裂解型和可裂解型,但稳定性始终取决于具体条件。不可裂解连接子可能耐受生物环境,而与之相连的蛋白质则会降解为较小的片段。可裂解设计能够响应蛋白酶、酸性环境、还原性条件或其他环境特征。二硫键连接子利用不同环境之间还原性的差异,但也可能接触到细胞外的硫醇。蛋白酶敏感性肽连接子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酶能否接近连接子并识别底物,而不只是取决于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细胞器。

某些可裂解构建体含有自毁式间隔基。触发基团被移除后,间隔基会发生一系列碎裂反应,释放所连接的分子。一个广泛使用的例子是某些药物偶联物中的对氨基苄基氨基甲酸酯单元。这种设计将酶识别过程与活性化合物的释放过程分离。因此,必须考虑完整的释放机制:一条化学键的断裂,并不一定会立即产生未经修饰的载荷。储存条件、制剂的 pH、温度以及与生物体液的接触,都可能分别显现出不同的降解途径。

纯化、结构表征与质量控制

成功的偶联反应不仅会形成预期的化学键,还会产生需要分析的混合物。其中可能含有未反应的生物分子、游离试剂、水解后的试剂、聚集体、组装不完全的产物,以及连接数量或连接位置不同的偶联物。纯化的作用是根据预期用途的要求,将这些组分分离到所需程度。游离的小分子标记物通常可以通过脱盐、透析或超滤去除,但这些方法一般无法分离性质相近的偶联物变体。

不同类型的色谱法可用于处理不同来源的异质性。体积排阻色谱根据流体动力学行为进行分离,有助于检测聚集体和某些片段。离子交换色谱利用电荷差异进行分离;当连接的组分改变表面疏水性时,疏水相互作用色谱则可区分负载量不同的变体。亲和纯化利用特定的结合相互作用进行选择,但可能同时保留生物分子的修饰形式和未修饰形式。没有任何单一的分离方法能够完整揭示样品的组成。

质谱法是确定分子质量和连接基团数量的核心方法。完整蛋白质的测量可以揭示与所连接基团相对应的质量增量,但糖基化及其他异质性可能使结果解读变得复杂。分析还原后的链或经酶切产生的亚基,可以更精确地定位修饰部位。肽图分析将偶联物酶解后,通过液相色谱–质谱联用进行分析,能够鉴定被修饰的残基,并估算这些位点的修饰占有率。样品制备时必须考虑不稳定的连接键,以及修饰引起的酶解或电离行为变化。

光学方法可提供补充信息。染料与蛋白质的比例通常根据蛋白质和染料各自最大吸收波长处的吸光度估算,并校正染料对蛋白质吸光度测量的贡献。这类估算需要使用适当的消光系数,并以游离染料和光散射的影响得到充分控制为前提。仅凭荧光强度无法可靠地衡量标记物数量,因为连接后的染料可能发生荧光猝灭或量子产率变化。凝胶电泳可以揭示聚集、链断裂或显著的修饰,但通常无法分辨所有连接位置不同的变体。

化学表征必须与功能测量相结合。抗体偶联物的质量可能符合预期,但其抗原结合能力却有所下降。固定化酶可能仍存在于表面,却已失去催化活性。因此,稳定性评估需要考察储存期间及相关生物条件下的组成和功能。对于治疗用偶联物,产品表征还需要区分游离载荷、已偶联载荷、完整载体以及随降解过程不断变化的分解代谢产物。这些量分别回答不同的问题,通常无法通过单次测量总蛋白或总药物含量来推断。

分子探针、诊断与生物分析

生物偶联使分子识别能够在实验中被观测到。在荧光显微成像中,抗体–染料偶联物将对表位的识别转化为光学信号。在流式细胞术中,多种标记抗体组成的检测组合通过细胞表面或细胞内标志物的不同组合来识别细胞群体。标记物的选择、连接数量和偶联位点都会影响信号亮度与特异性。染料标记量过高可能削弱抗体的结合能力,或引起自猝灭,因此,更高的化学标记量不一定能产生更强的有效信号。

酶偶联物通过反复催化底物转化来放大检测信号。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和组织染色中,辣根过氧化物酶与碱性磷酸酶被广泛用于连接抗体或其他识别分子。由于一个酶分子可以转化许多底物分子,测得的信号不必与识别事件形成一一对应的光学读出。检测灵敏度取决于酶活性、底物的化学性质、背景反应以及测定体系的设计。检测用试剂的共价标记,与识别待测物的可逆结合事件,是两个不同的过程。

核酸偶联物支持基于序列互补的识别方式。在荧光原位杂交中,荧光标记的寡核苷酸与选定序列杂交。其他构建体则将荧光团与猝灭剂连接起来,使杂交或酶切改变两者的相对位置,从而产生信号。抗体–寡核苷酸偶联物将蛋白质识别与 DNA 扩增或测序读出联系起来。在邻近连接测定中,两个位置相近的识别事件使各自连接的寡核苷酸形成适于连接并随后扩增的构型。这类设计将空间邻近关系转化为核酸信号,而不是直接测量被识别靶标之间的分子键。

生物偶联还使研究人员能够利用化学方法探究生物通路。通过代谢途径提供的带有叠氮基团的糖类似物可以掺入细胞糖链,随后与荧光探针或亲和探针反应。相关方法利用氨基酸类似物标记新合成的蛋白质,或利用修饰的前体追踪核酸合成。结果的解释取决于前体的摄取、代谢加工及掺入效率;最终信号并不必然反映相应类别中每一种分子的丰度。

在蛋白质组学中,亲和标签用于从复杂混合物中富集选定分子,而交联剂则用于捕获蛋白质内部或蛋白质之间的邻近关系。交联质谱将这些连接关系用作结构约束,但允许的距离取决于连接臂长度、残基的可及性以及蛋白质的运动。福斯特共振能量转移利用位置适当的供体和受体标记物,研究纳米尺度上的空间关系。其信号高度依赖于距离,但也受光谱重叠和染料取向的影响。在这些应用中,偶联位点是测量机制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便于连接的位置。

治疗性偶联物与靶向递送

治疗性生物偶联将生物分子的识别、运输或持留能力与具有药理活性的组分结合起来。抗体–药物偶联物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主要组成部分为抗体、连接子和载荷。抗体与细胞表面抗原结合后,可促进细胞摄取偶联物,随后经细胞内加工释放药物,或生成含有药物的活性分解代谢产物。其效能不仅取决于抗原结合,还受到抗原分布、内化、细胞内转运、连接子稳定性以及细胞对载荷的敏感性等因素的影响。

靶向 CD33 的吉妥珠单抗奥唑米星于 2000 年在美国获批,是首个获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2011 年获批的维布妥昔单抗通过可被蛋白酶切割的连接子系统,将抗 CD30 抗体与破坏微管的载荷单甲基澳瑞他汀 E 连接起来。2013 年获批的恩美曲妥珠单抗则通过不可切割的连接子,将靶向 HER2 的抗体与美登素类药物 DM1 偶联。这些实例展示了截然不同的释放机制:前者通过蛋白酶切割连接子释放药物,后者则通过抗体降解生成含有药物的分解代谢产物。

抗体靶向并不意味着所有作用都局限于抗原阳性细胞。某些释放出的载荷能够穿过细胞膜,影响邻近细胞,产生旁观者效应。这种效应是否发生,取决于所释放化合物的膜通透性及其在局部的暴露水平。相反,抗原表达的异质性、有限的组织穿透能力、转运过程的改变以及细胞耐药性,都可能限制递送效率或药物活性。因此,偶联物设计将分子化学与药代动力学以及靶组织的空间生物学特征联系起来。

聚合物–蛋白质偶联物则追求不同的目标。聚乙二醇化,即以共价方式连接聚乙二醇,可以增大流体动力学尺寸,减少肾脏滤过,并改变蛋白质与蛋白酶接触或被免疫系统识别的程度。培非格司亭于 2002 年首次获批,是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聚乙二醇化形式。聚合物的连接也可能降低受体结合活性,而且部分人体内存在识别聚乙二醇的抗体。其他偶联策略则通过连接脂质或白蛋白结合基团,使其与循环中的蛋白质可逆结合,从而改变循环时间。

核酸类治疗药物利用偶联来影响组织摄取。三分支 N-乙酰半乳糖胺(GalNAc)配体可与肝细胞表面大量表达的去唾液酸糖蛋白受体结合。连接这些配体有助于将某些小干扰 RNA 和反义寡核苷酸递送至肝脏;2019 年获批的吉伏司兰就是一种与 GalNAc 偶联的小干扰 RNA 药物。放射免疫偶联物则将抗体与放射性核素连接起来,通常借助能够配位结合放射性金属的螯合剂实现。对于上述所有形式,具有生物活性的产物都不仅仅是未偶联的药物,其载体、连接所用的化学结构以及加工途径也都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表面固定化、生物材料与多组分系统

生物偶联通过将生物分子连接到固体载体、颗粒、聚合物和水凝胶上,把分子生物学与材料工程联系起来。固定化酶用于分析装置和生物催化;结合在表面的抗体和核酸探针在生物传感器中发挥识别作用;经肽功能化的材料则可向细胞呈递信号。与游离于溶液中的偶联物相比,其关键区别在于,固定后的分子在界面处发挥作用,拥挤程度、取向、传质和表面化学性质都会影响其行为。

物理吸附通常比共价固定化更简单,但可能发生解吸、重排或结构丧失。共价连接能使分子更牢固地保留在表面,不过,非选择性的多点结合可能限制蛋白质的运动,或遮挡活性位点。定向固定化旨在使功能区域朝向周围溶液,为此可利用明确的偶联位点、工程化标签,或先进行识别、再通过共价反应捕获。当结合对象较大,或表面靠近识别位点时,取向尤为重要。

表面密度具有相互矛盾的效应。增加识别分子的数量可能提高捕获容量,但拥挤也可能降低可接近性,并改变表观结合行为。表面高度功能化的颗粒可同时结合多个受体,形成多价结合,其表现不同于单个配体的亲和力。这种现象取决于间距、受体的移动性以及同时形成的接触数量,不能简单地用单个位点的结合强度乘以所连接的配体数量来预测。

在水凝胶中,生物偶联既可用于构建聚合物网络,也可用于连接生物信号分子。硫醇–烯反应、迈克尔型加成、酶介导的偶联和生物正交反应,均已用于在与生物分子或细胞相容的条件下形成网络。引入对蛋白酶敏感的肽交联结构,可使网络在局部经酶作用降解;而锚定的黏附肽则可与细胞表面受体相互作用。此类系统模拟了细胞外基质的部分特征,但其生物学效应取决于力学性质、孔隙率、配体可接近性和可降解性的共同作用。

多组分颗粒带来了更多复杂性。一个纳米颗粒可以携带靶向配体、成像剂和治疗性载荷,各组分分别通过不同的化学反应引入。最终行为不仅取决于各组分的标称数量,还取决于其空间分布、暴露程度和结构完整性。在生物体液中,周围蛋白质的吸附可形成表面结合层,改变颗粒与细胞的相互作用,并遮蔽已引入的配体。因此,对这些系统的表征不仅要考察化学连接情况,还需涵盖粒径、胶体稳定性、表面组成,以及预期分子功能在相关环境中能否持续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