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坦卡蒙 · aiwiki.page

图坦卡蒙（约公元前1341—1323年）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一位法老，幼年即位，去世时尚未满二十岁。在1922年以前，他并不起眼，后世的王表也很少提及他。他之所以闻名，源于他位于卢克索附近帝王谷的陵墓KV62；霍华德·卡特于1922—1923年间打开了这座陵墓。墓葬虽在古代遭过盗掘，但其中物品大多仍留在原处，因此出土了迄今在埃及发现的最完整的王室墓葬遗物，也重塑了公众与学界对古埃及、考古学及博物馆实务的认识。

本词条从三个层面介绍图坦卡蒙。首先是国王本人：他在阿玛尔纳时期之后的宗教动荡中所处的位置、他的身世与王位继承，以及后世埃及人为何将他遗忘。其次是他的陵墓及其发现、发掘和珍宝，同时介绍对这位国王木乃伊的研究，以及围绕其死因的争论。最后是这一发现的后续影响：“诅咒”传说、埃及的民族认同、学术档案、持续进行的隐蔽墓室搜寻——其中可能存放着奈费尔提蒂王后的遗骸——以及这位国王在大众文化中经久不衰的地位。

身份、统治时期与历史背景

图坦卡蒙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在新王国时期这一王朝接近末期时统治埃及；图特摩斯三世、阿蒙霍特普三世和阿肯那顿也都属于这一王朝。他的在位时间通常定为约公元前1336—1327年，但也有其他年代体系将其定在约公元前1333—1323年。这些差异涉及如何将埃及王室的相对年代换算为绝对年代，并不意味着存在不同的统治时期。他属于该王朝的最后阶段：在他之后，阿伊和霍伦赫布先后执政，此后才建立了第十九王朝。因此，他的统治处于公元前14世纪晚期，而非远为后来的拉美西斯二世时代。(britishmuseum.org)

他原本的个人名字是图坦卡吞，通常译为“阿吞的活化身”，其中的阿吞指阿肯那顿统治下被奉为至高神的太阳圆盘。在位期间，他改名为图坦卡蒙，意为“阿蒙的活化身”，替换了名字中的神名部分，其余部分则保持不变。这是在公开表明其宗教归属：国王的名字如今尊崇的是阿蒙，而阿肯那顿曾压制对阿蒙的崇拜。图坦卡蒙还有一个独立的王位名，即 prenomen，称为内布凯佩鲁拉。因此，埃及王室铭文会以不止一个名字来指称他；内布凯佩鲁拉和图坦卡蒙指的是同一位统治者，而不是先后在位的两位国王。(resources.metmuseum.org)

图坦卡蒙约九岁即位，统治了约九至十年。“少年国王”这一称呼描述的是他即位时的年龄，但他的统治一直延续到青少年后期。由于他年幼，大量权力掌握在经验丰富的官员手中，尤其是廷臣阿伊，以及拥有“国王代理人”头衔的军事统帅霍伦赫布。现存史料既未提供宫廷决策的连续记录，也无法确定这位年轻君主与这些官员之间如何分担职责。关于他的统治，史料主要来自零散的铭文、纪念建筑和带有其名字的器物，包括卡尔纳克和卢克索的神庙文字，以及努比亚法拉斯的铭文。(britishmuseum.org)

此前紧接着的历史背景是阿玛尔纳时期，这一时期以阿肯那顿王城阿赫塔吞遗址所在地的现代地名命名。阿肯那顿即位时名为阿蒙霍特普四世，起初仍依照传统尊奉阿蒙—拉，同时日益推崇阿吞。到在位第五年，他已在中埃及选定新的王室中心；界碑记载了这座城市的建立，而他改用阿肯那顿这一名字也与此次转变相伴发生。阿吞的形象同样发生了变化：光芒末端呈手形的太阳圆盘，取代了早期的鹰首形象。王室夫妇阿肯那顿和娜芙蒂蒂在新的宗教图像与仪式活动中占据显著地位。(metmuseum.org)

图坦卡蒙很可能出生并成长于阿赫塔吞，他原本的名字也表明，其早年生活处于这一宗教环境之中。他是在阿肯那顿统治末期动荡不安的阶段之后即位的，而非平稳地延续既有惯例。从图坦卡吞改名为图坦卡蒙，标志着他逐渐脱离此前承袭的宗教体系，转而回归传统诸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块石灰岩雕像残片，具体呈现了这种关系的变化：图坦卡蒙原本站在一尊体形更大的阿蒙神像前，阿蒙的一只手放在国王的王冠上，这一姿势与授予王权的仪式有关。(britishmuseum.org)

父母身份与王位继承

图坦卡蒙的父母身份仍有部分悬而未决，因为确认王室木乃伊之间的生物学亲缘关系，并不一定能确定他们在历史上的姓名。阿肯那顿被普遍认为可能是他的父亲，但现存铭文并未提供明确无疑的家谱。扎希·哈瓦斯及其同事于2010年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八个常染色体脱氧核糖核酸标记，并重建了一份五代家系图。研究认定，KV55号墓中的男性木乃伊与KV35号墓中通常被称为“年轻女士”的女性木乃伊是图坦卡蒙的父母，并认为两人是阿蒙霍特普三世与泰伊所生的同胞兄妹。研究者将KV55号墓中的男子认定为阿肯那顿；不过，也有人提出该墓的墓主是斯门卡拉。“年轻女士”的姓名尚未得到可靠确认。因此，必须区分这项研究所提出的生物学亲缘关系，与其将遗骸归属于具体统治者的判断。(amarnaproject.com)

无论是娜芙蒂蒂，还是阿肯那顿的次妻基娅，都不能被确证为图坦卡蒙的母亲。两人都曾被纳入王室家系的重建方案，但没有任何铭文明确称其中一人为他的母亲，因此这两种认定均未得到证实。按照2010年研究的解释，他的母亲是阿蒙霍特普三世与泰伊的一位女儿，但除此之外，其身份不明。这一结论取决于是否同时接受研究提出的遗传家系，以及与之对应的历史人物身份认定。这一区别十分重要：证明两具遗体具有近亲关系的证据，本身并不能确定一具无名木乃伊究竟是哪位公主或王后。(arch.cam.ac.uk)

图坦卡蒙娶了安赫塞娜蒙。她原名安赫塞娜帕顿，是阿肯那顿与娜芙蒂蒂的第三个女儿。无论图坦卡蒙生母的身份有多少疑点，这段婚姻都使他与前一位国王已获确认的家族成员建立了直接联系。如果阿肯那顿也是图坦卡蒙的父亲，那么这对夫妇便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一件出土于古罗卜、现藏于皮特里博物馆的器皿，馆藏编号为UC 16021，上面同时刻有图坦卡蒙与安赫塞娜蒙的名字，为两人的王室配偶关系提供了实物证据。她的出身加强了这对夫妇所体现的王朝传承联系，但这并不能证明迎娶王室之女是即位的法定前提。(ucl.ac.uk)

图坦卡蒙即位前夕的王位继承情况颇为复杂，因为此前有两位统治者使用了“安赫赫佩鲁拉”这一登基名：男性统治者斯门卡拉与女性统治者奈芙尔奈芙鲁阿顿。可以通过他们各自的本名区分二人；此外，奈芙尔奈芙鲁阿顿的一些铭文还使用了阴性词形和称号。在阿玛尔纳的梅里拉二世墓中，斯门卡拉与王后梅丽塔顿一同出现；而底比斯帕伊里墓中的一处刻文，则证明奈芙尔奈芙鲁阿顿至少在其在位第三年仍是统治者。这些记录既不能确立一个没有争议的继位顺序，也无法准确说明两人的统治时期与阿肯那顿在位时期如何重叠。一些带有不止一位统治者姓名的器物，被用来论证共治的存在，但器物上的改刻与再利用使其解释更加复杂。詹姆斯·P.艾伦在2009年提出的重建方案中，将奈芙尔奈芙鲁阿顿排在斯门卡拉之前，这表明继位顺序本身仍有待解释，而非已有可靠文献记载的王位继承名单。(bpb-us-w2.wpmucdn.com)

图坦卡蒙在位期间，两位经验丰富的官员身居要职，具有重要影响力。阿伊拥有“神之父”的头衔，阿玛尔纳第25号墓中的记载反映了他早年的仕途；霍伦海布则统领军队，并拥有“国王代理人”这一不寻常的头衔。他们的地位支持这样一种推断：两人曾在年轻国王治下协助主持政务，但这并不能证明存在正式设立的联合摄政体制。阿伊继承了图坦卡蒙的王位；图坦卡蒙墓室北壁的画面描绘了阿伊为已故国王举行开口仪式，将主持丧葬的职责与王位继承联系起来。霍伦海布是在阿伊短暂统治结束后成为国王的，并非直接继承图坦卡蒙的王位。(amarnaproject.com)

传统宗教的复兴与对外关系

图坦卡蒙的宗教政策扭转了阿肯那顿推行阿顿崇拜时对传统神祇崇拜的压制。阐述这一政策的主要文献是《复兴碑铭》，刻在一座高约2.54米的红色花岗岩石碑上。这座石碑于公元前14世纪晚期竖立在卡纳克。碑铭上方的图像描绘国王向阿蒙—拉和穆特献上供品。碑文称，埃及各地的神庙无人照管，圣所杂草丛生，诸神不愿回应祈祷；碑文还将诸神不再眷顾埃及与远征叙利亚的失利联系起来。这些描述旨在为国王的复兴政策提供正当理由，并非对每座神庙状况的客观记录。后来，霍伦海布替换了碑上的王名，将这座纪念碑据为己有，但图坦卡蒙的部分王名圈仍得以保存。（digitalkarnak.ucsc.edu）

碑铭宣布的措施不仅涉及宗教教义，也涉及物资和行政管理。图坦卡蒙下令以金银合金和宝石制作神像，重建圣所，设立每日献祭，并从地方显贵官员的子嗣中任命祭司。碑文明确记载，阿蒙的巡游仪仗得到扩充，承载用的抬杆由十一根增至十三根；普塔的则由七根增至十一根。碑文还记载了金属、织物、油和香料供应量的增加，以及用雪松木建造、表面包金的河上神舟。恢复这些资源，使神庙能够重新开展周期性的仪式活动，也充实了雇用祭司、工匠及其他工作人员的神庙机构。（mjn.host.cs.st-andrews.ac.uk）

放弃阿玛尔纳，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将首都迁回底比斯。孟菲斯成为王室和行政的主要中心，而底比斯则重新确立了其在阿蒙崇拜和王室礼仪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复兴工程并不限于底比斯的神庙：孟菲斯、赫利奥波利斯及其他中心也有开展相关工程的证据。国库官员为这项计划提供了经济运作机制。梅里拉受命在全国进行评估，以确定供奉传统诸神所需的供品；图坦卡蒙在位第八年的一道敕令同样指示梅里拉的继任者玛雅，在从象岛到尼罗河三角洲的各地征收收入，用于向诸神献供。因此，这项计划涉及恢复神庙的财产与收入来源以及税收，而不只是重新开放庙宇。（arce.org）

在卡纳克，图坦卡蒙修复了阿肯那顿统治期间遭到破坏的神祇形象。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第三塔门上，他修复了阿蒙仪式神舟的图像，并在这位先王身后加上了一个较小的自身王者形象。留存的重刻痕迹和王名圈残迹，使人们能够将这些改动与后来霍伦海布时期的修复区分开来。在神庙建筑群的其他地方，他还竖立了阿蒙和阿蒙奈特的石英岩巨像。在附近的卢克索神庙，阿蒙霍特普三世未完成的柱廊大厅饰有描绘奥佩特节的图像，将国王与重新举行的底比斯诸神巡游联系起来。这些工程既包括修复，也增添了新的宗教图像，同时彰显了与阿玛尔纳时期之前的王室传统的联系。（classic.memphis.edu）

由于双方争夺叙利亚，埃及与赫梯人的关系依然紧张。一件可能与图坦卡蒙有关、极不寻常的外交事件，见于哈图沙出土泥板上保存的《苏庇路里乌玛事迹》。一位被称为“达哈蒙祖”的埃及王室寡妇，请求苏庇路里乌玛一世派一位王子前来，让她能够与之成婚，并立他为埃及国王。“达哈蒙祖”是“国王之妻”这一称谓的转写。许多学者认为她是安赫塞娜蒙，但也有人提出，她可能是阿肯那顿的一位遗孀。苏庇路里乌玛对这一请求心存疑虑，先派出调查使者，后来才派遣扎南扎王子。王子在婚礼举行前便已身亡，据称是在前往埃及的途中。赫梯文献指责埃及人杀害了他，但责任归属及具体情形仍未确定；这一事件不足以成为认定某位埃及官员应为其死亡负责的可靠依据。（archaeology.org）

抹除、湮没与后世记忆

尽管图坦卡蒙恢复了埃及的传统宗教崇拜，他仍从官方认可的王位传承序列中消失了。在阿伊之后即位的霍伦赫布，将带有图坦卡蒙名字的纪念建筑据为己有，使公众将这些建筑的功绩归于自己。最清楚的例子是卡尔纳克的红色花岗岩《复兴碑》：碑文记述了图坦卡蒙修复失于维护的神庙的事迹，但霍伦赫布将其中王名圈内的名字替换成了自己的王名。王名圈是在埃及象形文字铭文中标示国王身份的椭圆形框。这一改动并不彻底，部分图坦卡蒙的王名圈仍完好保留，因此得以确认碑文原本属于谁。这种据为己有的做法不仅掩盖了国王的身份，也掩盖了他在推行某些政策方面的作用，而这些政策后来被归于霍伦赫布。(digitalkarnak.ucsc.edu)

这一过程既不是单一事件，也未能彻底销毁证据。霍伦赫布拆除了阿吞神庙，并将几位直接前任的纪念建筑据为己有；然而，对阿肯那顿、娜芙蒂蒂和图坦卡蒙名字的系统性抹除，似乎是在其后的第十九王朝逐步展开的。区分这些阶段十分重要：在一座尚可使用的纪念建筑上替换前任的王名圈，与将整段时期排除在公认的王位传承序列之外，并不是同一回事。现存铭文也表明，不能认为图坦卡蒙的名字曾在所有地方消失。他的统治仍见于卡尔纳克、卢克索和努比亚法拉斯的铭文，也见于带有其登基名“内布凯佩鲁拉”的可移动器物。(ucl.ac.uk)

拉美西斯时代的王表将这种选择性记忆制度化了。塞提一世神庙中的阿拜多斯王表，刻于他约公元前1290—1279年的统治期间，列有七十六个王名，却排除了阿玛尔纳时期的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神庙中的相应王表，同样省略了阿蒙霍特普三世与霍伦赫布之间的第十八王朝君主，包括图坦卡蒙和阿伊。这些王表并非中立的年代名录：在塞提的神庙里，国王与未来的拉美西斯二世一同参与向获认可的王室先祖献祭的仪式。尽管图坦卡蒙本人的宗教政策已经扭转了阿肯那顿的革新，他仍因被省略而未能在这种特定的合法王权表述中占据一席之地。但这并不能证明，后世所有埃及人都不知道他。(arce.org)

在陵墓发现之前，图坦卡蒙在历史叙述中所占的篇幅有限，这反映的是文献记录遭到破坏，而不是证明古人认为他的统治无足轻重。约十年的统治留下的证据本就相对有限，而纪念建筑被据为己有，又使幸存的建筑失去了原本的归属。不过，图坦卡蒙在1922年之前便已为人所知。1907年12月，由西奥多·M. 戴维斯资助的发掘发现了如今编号为KV54的一处埋藏遗存，其中有写着图坦卡蒙登基名以及在位第六年和第八年日期的亚麻布。戴维斯误将这处遗存认定为国王的陵墓；赫伯特·温洛克后来认出，其中的泡碱和亚麻布是制作木乃伊时留下的废弃物。在KV62被发现之前，这些发现已经为这位国王的存在及其安葬准备提供了确凿证据。(ucl.ac.uk)

因此，现代学者重建这段历史时，需要综合在不同环境中保存下来的证据：后世改刻处下方或旁边残存的名字、神庙铭文、带有日期的亚麻布，以及王陵中的器物。《复兴碑》保存了一份政策宣言，尽管遭人冒名，仍可辨认出其最初的颁布者；陵墓以外的铭文则提供了超出底比斯范围的地理记录。霍华德·卡特于1922年11月发现KV62，带来了一批规模极为庞大、与这位国王有关的遗物，但要重建他的统治历史，仍须将这些遗物与陵墓之外的佐证相互比对。因此，应当区分这座陵墓在现代记忆中的显赫地位，以及用来确认图坦卡蒙历史活动、范围较为有限的铭文证据。(digitalkarnak.ucsc.edu)

KV62的建筑与布局

KV62位于帝王谷的东支谷，地处尼罗河西岸，与卢克索隔河相望。墓穴开凿于谷底的石灰岩基岩中，入口位于山麓下方的低处，靠近拉美西斯五世和拉美西斯六世的陵墓KV9。后来开凿KV9产生的废土，以及拉美西斯诸王时期工人的棚屋，最终掩盖了KV62的入口。与山谷坡面较高处那些显眼的墓葬入口相比，KV62的位置颇为隐蔽，使墓葬在古代最后一次封闭后得以隐藏起来。(en.wikipedia.org)

入口通道沿十六级阶梯向西下行，通向一道门口。这道门口原先用砌体和灰泥封堵，并带有封印。门后是一条长约8米的斜坡走廊，穿过另一道被封堵的门口后便进入前室。四个主要墓室并非依次相连：侧室的入口位于前室西南角，墓室则位于前室北侧，以一道抹有灰泥的隔墙相隔。宝库从墓室向东延伸。因此，从入口通道前往安葬国王的墓室，需要向右转一个直角。前室约长7.9米、宽3.6米，墓室约长6.4米、宽4米；整个开凿空间的面积约为110平方米。(en.wikipedia.org)

这种紧凑而不规则的建筑布局，缺少较大型王陵常见的长走廊、中间厅室和带柱墓室。一种主要解释认为，图坦卡蒙过早去世，迫使人们迅速改造一座已有但尚未完工的墓葬。该墓最初可能是为一位地位显赫的非王室人士准备的，有时被认为是阿伊，但这一归属尚未得到证实。按照这一推测，墓室和宝库是在较为简单的原有布局上增建的。与此相关的另一种说法认为，西谷中规模较大、最终安葬阿伊的WV23原本是为图坦卡蒙准备的；这同样只是一种解释，而非有文献记载的墓葬交换。拉莎·苏莱曼在2012年对这位国王的镀金神龛所作的研究中，考察了神龛的尺寸和排列方式，以探讨其原定安葬地点的问题。(en.wikipedia.org)

只有墓室的墙壁绘有较大规模的装饰画。画中人物和象形文字题铭以黄色为背景，丧葬主题的图像集中在石棺周围，而没有沿入墓通道展开。东壁上，十二名男子拖曳着雪橇，将置于雪橇上神龛内的国王木乃伊运往安葬地点；队伍最后两人被明确表现为维齐尔。北壁从右至左呈现三个场景：阿伊身披祭司的豹皮，在化身为奥西里斯的图坦卡蒙面前举行开口仪式；随后，国王从天空女神努特那里获得生命；最后，他在自己的卡陪伴下拥抱奥西里斯。这些场景将实际的葬礼与使死者复苏、进入神界的仪式联系起来。(getty.edu)

西壁绘有《阿姆杜阿特》第一时辰的简化场景，其中包括十二只端坐的狒狒，将这场安葬与太阳神穿越冥界的旅程联系起来。南壁上，哈索尔赐予图坦卡蒙生命，阿努比斯站在他身后；另一部分则描绘了伊西斯和三位冥界神祇。这面墙的一部分属于分隔墓室与前室的隔墙，清理墓葬时，为了将神龛移出，这部分墙体被拆除。因此，原有的装饰方案不仅包括墓室凿岩墙面上的图像，也包括人工砌筑的封闭墙体上的图像。(touregypt.net)

古代盗墓与重新封闭

KV62并非一座从未遭到侵扰的陵墓：它之所以保存得格外完好，是在经历古代盗墓、官方修复以及最终被掩埋之后才得以实现的。霍华德·卡特根据封堵门道上的破口、后来重新抹上的灰泥以及墓内物品遭到扰动的情况，认定至少发生过两次盗墓。修补后的开口上盖有墓地印章，图案是一只胡狼位于九名被捆绑的俘虏上方。这些印痕表明墓地管理人员曾介入处理，而不是说陵墓自葬礼后便一直保持封闭。一般认为，盗墓发生在下葬后不久，但确切时间不详。(touregypt.net)

入口通道保留了盗墓者侵入与管理人员采取防范措施的先后痕迹。第一次盗墓后，官员修复并重新装放了部分遭到翻动的物品，又用石灰岩碎屑填满向下延伸的走廊。后来的盗墓者在这些填料中挖出隧道，抵达内侧门道。这条隧道随后被重新填塞，但在先前的填料中留下了一条可以辨认的通路。走廊回填物中混入的小件物品和破碎残片，为盗墓及修复活动提供了进一步证据。因此，填塞通道虽能延缓进入，却未能阻止再次入侵；其防护效果不仅取决于实体障碍，也取决于看守。(en.wikipedia.org)

各墓室遭到扰动的程度差异很大。附室被彻底翻乱，物品堆满地面，而宝库则保留了大部分体积较大的随葬器具。卡特在宝库中记录了破损的封印、移位的箱盖、散落在地上的珠宝碎片，以及从箱中露出的亚麻布。他认为，盗墓者有选择地打开装有贵重物品的容器，说明他们清楚自己要寻找什么。古代的修复并未完全恢复原有陈设：门道虽已修补，墓内物品却仍有移位，因此不能把发掘时记录的所有位置都视为葬礼时的原始摆放位置。(metmuseum.org)

有时可以通过对照现存物品与其容器上书写的清单，推知失窃情况。宝库珠宝箱上的标签表明，这些箱子原有物品中约有60%已经遗失；这并不意味着整座陵墓的随葬品有60%被盗。遗失物品包括便于携带的贵重物品、金属器皿和化妆品。在前室的一个箱子里发现了一块包着金戒指的围巾，卡特据此推测，盗墓者可能受到阻挠或被捕，而官员随后将这包物品放了回来。这一发现说明墓中存在被遗弃或追回的赃物，但无法确定盗墓者究竟是如何被制止的。(en.wikipedia.org)

后来被掩埋隐藏，为陵墓提供了仅靠修复后的屏障未能实现的保护。KV62的入口位于帝王谷的低处，堆积物容易遮住其阶梯。公元前十二世纪，附近的KV9，即拉美西斯五世和拉美西斯六世的陵墓，在开凿时产生的弃土堆到了KV62入口上方；工人的棚屋又进一步覆盖了这一地点。洪水沉积物也促成了它的掩埋。隐藏在这些堆积层之下的KV62，躲过了后来对王室陵墓的大规模劫掠。它的非凡之处，在于保存了一套大体完整的王室随葬品，以及置于层层套叠容器中的国王遗体，而不在于它从未遭盗。第二和第三座镀金神龛上原有的泥封表明，盗墓者未曾进入最内层的安葬空间。(en.wikipedia.org)

1922—1923年的发现

霍华德·卡特的搜寻工作由第五代卡那封伯爵乔治·赫伯特资助。卡那封于1914年获得了帝王谷的发掘许可，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动荡使系统性发掘直到1917年才得以开展。卡特认为，图坦卡蒙的陵墓尚未被发现：此前的发掘中曾出土带有这位国王名字的物品，却没有发现能够确切认定属于他的王陵或木乃伊。他雇用的埃及工人清除了历次发掘堆积的弃土和古代遗留的碎石杂物，露出此前未曾探索的地面。经过五个发掘季，期待中的发现仍未出现，卡那封于1922年考虑停止资助。卡特说服他再资助一个发掘季，并将工作重点放在拉美西斯六世陵墓入口附近古代工人棚屋下方的地面。(smithsonianmag.com)

发掘于1922年11月1日恢复。11月4日，埃及工人在棚屋下方发现了第一阶凿岩台阶；随着清理继续，一道向下延伸的阶梯显露出来。到次日下午，一处涂有灰泥、被封堵的门口露出了上部。门上的封印包括王室墓地的徽记，即阿努比斯位于九名被捆绑的俘虏上方的图案，但墓主的名字尚不可见。卡特开了一个小孔，确认门后的通道填满了碎石，随后又将小孔封上。11月6日，他向身在英国的卡那封发去电报，宣布发现了“一座宏伟的陵墓，封印完好无损”。入口随后被覆盖并派人看守，同时着手准备迎接资助者的到来。(tutankhamun.griffith.ox.ac.uk)

卡那封于11月23日抵达卢克索，其女伊芙琳·赫伯特勋爵之女也参与了随后的探查。到11月24日，全部十六级台阶均已清理完毕，第一道门口下部带有图坦卡蒙名字的封印也显露出来。11月25日，封堵物被移除，露出一条填满碎石、向下倾斜的走廊。11月26日，清理工作推进到第二道封闭的门口。卡特在门口上方一角凿开小孔，用铁杆探查后方的空间，然后借着烛光向内窥视。这个开口通向前室，而非直接通往国王的墓室。(tutankhamun.griffith.ox.ac.uk)

卡特的发掘日志记载，首次查看墓内时，卡那封、伊芙琳、阿瑟·卡伦德以及埃及工头都在他身旁。随着眼睛逐渐适应昏暗的光线，他辨认出密密摆放的家具、兽形卧榻、雕像、箱子和拆卸后的战车。在1923年出版的叙述中，卡那封问道：“你能看见什么吗？”卡特回答：“能，奇妙的东西。”而日志中记下的回答则没有那么讲究：“能，真是太奇妙了。”因此，这段广为人知的对话，具体而言来自卡特后来出版的回顾性叙述。随后的探查发现，另一处封堵的门口两侧各立着一尊真人大小的国王守护像，门后便是墓室。(visit.bodleian.ox.ac.uk)

前室得到充分清理后，卡特与阿瑟·梅斯于1923年2月16日正式打开墓室入口，现场约有二十名受邀见证者，包括埃及政要和古物局局长皮埃尔·拉科。隔墙后紧挨着一座巨大的镀金木龛，四周仅留有狭窄的通道。查看后发现，木龛内部还有一座较小的龛，其龛门仍保持封闭，此外还有一个通往宝库的入口。2月的发现揭示的是包围并保护棺椁的龛室结构，而非石棺本身：石棺一直藏在层层套叠的龛内，直到1924年1月3日最内层的龛门打开后才显露出来。(visit.bodleian.ox.ac.uk)

发掘、记录与保护

图坦卡蒙陵墓的清理工作并非在一个发掘季内完成，而是发展为一项从1922年持续至1932年的十年工程。霍华德·卡特的团队在进行考古记录的同时，还负责文物的保护处理、包装及运往开罗埃及博物馆的工作。第二个发掘季，即1923—1924年，主要用于拆卸环绕石棺的四重镀金椁；最后两个发掘季则用于加固这些椁的构件，以便运输，工作于1932年2月结束。1932—1933年冬季，团队仍在为开罗重新组装的椁和留在墓内的石棺拍照。因此，清理工作的完成并不意味着记录工作随即结束。(tutankhamun.griffith.ox.ac.uk)

记录工作分阶段进行，因为每移走一件物品，也会破坏部分能够说明它与邻近物品原有关系的证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借调的摄影师哈里·伯顿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逐次拍摄墓内物品的排列状况，也为移出的物品单独拍照。他的摄影记录还辅以平面图、绘图、描述卡片和发掘日志。卡特的主要目录编号从1至620，相关构件和成组物品另设子编号；因此，这些编号并不代表单件文物的数量。文物记录卡汇集了多位专家提供的照片和笔记，其中包括阿瑟·C.梅斯、阿尔弗雷德·卢卡斯、艾伦·加德纳和珀西·纽伯里。梅斯在1923年11月14日至1924年2月23日期间所写的日志，补充了卡特的记述，为该发掘季的工作提供了第二份文字记录。(metmuseum.org)

对于表面脆弱的物品，往往必须先进行保护处理，才能安全地将其提起、全面检查或包装。埃及文物部门派来的化学家卢卡斯与梅斯在附近的塞提二世陵墓内设立了临时实验室。他们用小型风箱或软毛刷清除灰尘，因为擦拭可能勾住已经松脱的金箔，将其带走。对于同时包含木材、石膏、颜料、镀金层、镶嵌物及黏合剂的物品，必须先检查各个组成部分，才能使用水或溶剂。他们采用的保护修复处理包括用石蜡或蜂蜡浸渍，以及涂敷溶于丙酮的赛璐珞，以加固已经变得脆弱的材料。实验室还为清洁、修复以及运往开罗前的准备工作提供了空间。(blog.griffith.ox.ac.uk)

纺织品则带来了另一种难题：如何增强纤维的强度，同时又不使表面变硬或出现明显变化。发掘报告所记载的试验，将几种加固剂用于已经腐朽的棺罩，并比较了效果。浓度为2.5%的赛璐珞丙酮溶液能提高韧性，但处理后的织物柔软度不及使用专有配方制剂“Duroprene”的效果。火棉胶会在线与线之间形成薄膜，产生不理想的银色光泽，因此被排除在这一用途之外。最终，团队选用了Duroprene溶液，尝试保存棺罩。这些试验表明，保护处理需要比较材料的机械强度和外观效果，而不是简单地给所有脆弱物品涂上同一种物质。(tutankhamun.griffith.ox.ac.uk)

1924年2月，围绕发掘特许权、官方监督及陵墓进入权限的争议导致工作中断。此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是参观限制，其中涉及卡特合作者的妻子们拟议中的一次参观；卡特暂停了工作，埃及当局随后禁止其团队进入陵墓。经过谈判，双方于1925年1月14日签署了新的发掘特许协议，使清理工作得以恢复。然而，这项协议达成后，出土文物的处置和分配仍然存在争议：卡特最后一卷发掘报告记载，埃及政府于1930年决定，所有古物均不得运出国境，并以金钱补偿取代此前考虑分配的“重复品”。(journals.ekb.eg)

主要器物与珍宝

黄金葬仪面具的卡特文物编号为256a，覆盖着图坦卡蒙的头部和双肩，成为他墓葬中最为人熟知的器物。面具的金质表面镶嵌着彩色玻璃和宝石，包括青金石、红玉髓、石英和黑曜石，显得色彩鲜明。条纹奈迈斯头巾、王者假须和护佑徽饰，将逝者表现为神圣的国王，而非仅仅再现其生前容貌。黄金使他与太阳神拉相联系，木乃伊形象则将他等同于冥界之主奥西里斯。背面的象形文字铭文将面部各个部位与护佑神祇对应起来，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转化。因此，这副面具既是理想化的王者形象，也是保护身体、促使其再生的器物。(tutankhamun.griffith.ox.ac.uk)

石棺周围套着四重镀金木制神龛；最外层几乎占满整个墓室，高度接近天花板。这些神龛内安置着一具长方形石英岩石棺，四角雕有展开双翼的护佑女神。石棺里套放着三具人形棺。外面两具由镀金木材制成，饰有彩色镶嵌；最内一具则由纯金制成，重110.4千克。最大的棺长223.5厘米，配有用于抬起棺盖的银制把手。交叉的双臂、牧杖与连枷将国王表现为奥西里斯的形象，使这一层层套叠的结构既成为反复彰显神圣王权的象征，也成为包覆木乃伊的实体屏障。(gem.eg)

内脏葬具为国王的内脏提供了另一套同样精致复杂的保护结构。在藏宝室中，一座镀金神龛围绕着一只由方解石制成的箱子，这种石材传统上称为雪花石膏，箱子由四尊女神像守护。箱内并非放置四只独立的罐子，而是分为四个隔室，每个隔室都容纳一具带有镶嵌装饰的微型金棺。这些小棺盛放经过防腐处理的肝、肺、胃和肠，其外形与国王的第二具人形棺十分相似。棺上的王者面容和护佑装饰，将施于身体的葬仪处理延伸到了单独保存的内脏。(metmuseum.org)

所谓的黄金宝座并非由纯金制成，而是一把包覆金片的木制扶手椅，饰以錾刻纹样，并镶嵌玻璃、费昂斯和半宝石。椅背描绘了阿顿光芒照耀下的图坦卡蒙与安赫塞娜蒙，两侧面板则由带翼眼镜蛇形象构成。这种组合保留了与其统治早期有关的图像元素。宝座发现于前室，当时裹着亚麻布；它与椅子、卧榻、箱子、衣物、化妆用品和各类容器一道，将宫廷生活的种种要素带入墓葬。这些器物既展现了奢华的工艺，也体现了当时人们认为国王死后继续存在所需的物质供给。(gem.eg)

六辆战车展现了王室交通工具的多样性。卡特的记录将其区分为两辆装饰华丽的礼仪战车、两辆较重且较朴素的车辆，以及在藏宝室发现的两辆较小、较轻且已破损残缺的车辆。礼仪战车的木制板面覆有石膏底料和黄金，并以玻璃和象牙装饰。武器同样将实用形制与昂贵材料相结合。其中尤为独特的是一把铁刃匕首：2016年，丹妮拉·科梅利主持的一项研究使用无损X射线荧光光谱学分析，测得其镍含量约为10.8%，钴含量约为0.58%，支持了其金属来源于陨石的判断。(tutankhamun.griffith.ox.ac.uk)

珠宝和游戏用具进一步将个人用品与葬仪联系起来。面具之下，一顶金制额冠环绕着国王的头部，上面饰有红玉髓圆片和蓝色玻璃方片。墓中还出土了塞尼特棋棋盘。这种棋盘有三十格的游戏本是一种娱乐活动，但《亡灵书》第17章对它的描绘，又将游戏与通往来世的旅程联系起来。因此，随葬游戏用具也是一套葬俗传统的组成部分；在这一传统中，熟悉的日常活动可以获得宗教意义。(gem.eg)

王室木乃伊及其科学研究

1925年11月11日至19日，在第四个发掘季期间，研究人员检查了图坦卡蒙的木乃伊，并拆除了其包裹物。装有遗体的最内层棺椁被移至附近的塞提二世陵墓KV15，那里有更充裕的工作空间。开罗医学院解剖学家道格拉斯·德里与埃及医生萨利赫·贝伊·哈姆迪在埃及文物局的授权下进行了人体解剖检查。霍华德·卡特记录了包裹物和随葬物品的排列情况，哈里·伯顿则拍摄了各个阶段的照片。由于外层亚麻布已劣化成松脆易碎的团块，研究人员先涂上熔化的石蜡，再割开并移除裹布。在包裹物内记录到的物品超过100件，包括护身符、手镯、指套、趾套和两把匕首。(tutankhamun.griffith.ox.ac.uk)

遗体的保存状况既反映了古代的木乃伊制作工艺，也反映了将遗体与随葬器具分离时不得不采取的破坏性操作。硬化的防腐液将木乃伊牢牢黏在金棺上，也将其头部黏在葬仪面具上。卡特的团队拆下了四肢，将躯干分段，并切断头部；他们用加热的刀具将头部与面具分离。遗体于1926年放回陵墓。后来的影像检查发现，鼻腔通道遭到破坏，这与经鼻取出脑组织的操作相符。颅内凝固物质的密度和分布各不相同，表明防腐液曾被多次注入，而每次注入时头部的位置有所不同。这些沉积物保留了防腐处理顺序的证据，却也遮蔽了解剖结构。(guardians.net)

此后，利物浦大学的R. G. 哈里森于1968年、密歇根大学的詹姆斯·E. 哈里斯于1978年分别主持了常规X射线检查。2005年1月5日，由扎希·哈瓦斯领导的埃及团队使用陵墓附近的移动扫描设备，对木乃伊进行了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检查。约1,700幅横断面图像使研究人员能够在不进一步拆除包裹物的情况下进行三维检查。骨骼成熟度和牙齿发育状况支持其死亡年龄约为18至20岁的估计，通常表述为约19岁。根据胫骨测量结果推算，他生前的身高约为170厘米。这些都是基于解剖学的估计，并非确切年龄，也不是对完整活体的直接测量。(guardians.net)

2010年2月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的一项研究，将影像检查与DNA分析结合起来，研究对象包括11具被认为可能存在亲缘关系的王室木乃伊，以及用于比较的5具年代更早的木乃伊。扎希·哈瓦斯、叶希亚·加德及其合作者扩增了8个常染色体微卫星标记——即短小且具有变异性的重复序列——以比较遗传的等位基因，并检验可能的家系关系。他们重建的家系将KV55中的男性木乃伊和KV35中身份不明的“年轻女子”木乃伊确定为图坦卡蒙的父母，并推断这两人是同父同母的兄妹或姐弟。必须区分生物学上的亲属关系与历史身份的认定：遗传特征相符本身并不能揭示一个人的姓名。作者将KV55中的个体认定为阿肯那顿，还依赖于考古学和解剖学上的解读；“年轻女子”的姓名仍未确定。(jamanetwork.com)

这些遗传学结论引发了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2010年6月，埃琳·洛伦岑和埃斯克·威勒斯莱夫考虑到古DNA的降解及可能存在的现代污染，对微卫星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加德、阿什拉夫·塞利姆和卡斯滕·普施回应称，研究已采取污染控制措施，包括监测接触过遗体的人员，并为所获取序列的真实性作了辩护。该研究得到的是针对特定位点的遗传指纹，而非完整的基因组。因此，在评估其提出的亲属关系时，还必须一并考虑DNA真实性的验证，以及对所采样木乃伊身份的独立认定。(jamanetwork.com)

对这位国王容貌的复原，同样需要区分实测的解剖特征与解释性推断。2005年5月公布的三套面部复原均以CT影像重建的颅骨为依据，但鼻子、耳朵等特征各有不同；仅凭颅骨的几何形态无法确定肤色和眼睛颜色。影像检查还揭示了一些解剖变异，不过，其临床意义需要经过分析解释，而不能仅靠目视辨认来确定。2010年的研究报告了足部异常及跖骨变化，但如何将骨骼上的发现转化为对其生前行动能力的确切描述，是另一个问题。关于其疾病和死因的各种推测虽以这些观察结果为依据，却不能仅凭木乃伊检查就作出定论。(guardians.net)

健康状况、伤势与死因

图坦卡蒙去世时正值青春期末期，通常估计其年龄约为18至20岁。2005年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检查根据其骨骼和牙齿的发育状况，支持这一年龄范围：骨骺板的融合程度符合青年人的特征，而智齿尚未完全萌出。这些观察结果只能确定大致的发育年龄，无法确定其确切出生日期。同一次检查未在骨骼上发现童年时期严重营养不良的证据，但这并不能排除那些不会在骨骼上留下可辨认痕迹的疾病。(archive.rsna.org)

已发表研究中，对其慢性骨骼异常最详尽的解读，见于扎希·哈瓦斯及其同事主导、2010年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描述，他的左足有轻度马蹄内翻畸形，右足为扁平足，左足第二、第三跖骨头则存在骨坏死，即骨组织死亡。他们将后者诊断为科勒病Ⅱ型，又称弗赖贝格—科勒综合征，并认为关节的变化表明，这一病变在他去世时仍处于活动期。这些发现提示，他行走时可能感到疼痛，或存在行走障碍；作者还援引墓中出土的130根手杖和长杖作为佐证，其中部分带有磨损痕迹。然而，对各项足部异常的诊断，以及其行动能力受损的程度，学界均未达成一致；随葬器物本身也无法独立证明他日常的身体活动能力。(jamanetwork.com)

左股骨下端附近的一处骨折，是几种死因解释的关键。在2005年3月8日公布的结果中，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骨折边缘不规则，且伴有防腐材料，说明他可能在死前不久受过伤；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也可能是取出或检查木乃伊时造成的损伤。如果骨折发生于生前，严重的开放性骨折可能引发感染或其他致命并发症。提出的受伤机制包括跌倒、战车事故或被动物踢伤，但没有一种能够对应到可证实的历史事件。仅凭这处骨折，既无法确定受伤的具体情形，也无法确定直接死因。(biomodel.com)

2010年的研究还报告发现了被认为来自恶性疟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的DNA片段，这种寄生虫可导致恶性疟疾。哈瓦斯及其同事提出，疟疾与这位国王的骨骼疾病、突发的腿部骨折共同促成了他的死亡。克里斯蒂安·蒂曼和克里斯蒂安·G.迈耶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质疑这一解释：检出寄生虫可以支持存在感染，却不能证明感染致命。他们提出，镰状细胞病也可能解释其骨骼病变和早逝，并呼吁检测相关基因变异。不过，这仍只是一项鉴别诊断，并非经遗传学证实图坦卡蒙患有的疾病。(jamanetwork.com)

认为他因头部遭重击而被谋杀的假说，部分源于对1968年拍摄的颅骨X光片的解读。理查德·S.博耶及其同事于2003年重新评估后，未发现先前所提出的颅骨骨折，或颅内出血形成的钙化膜的证据。那些被视为异常的影像，其实可以用正常的颅骨解剖结构、防腐树脂和死后损伤来解释。游离的骨片并未嵌入树脂，且在不同检查之间发生了位置变化，这支持了它们是在制成木乃伊之后才移位的判断，很可能发生于1925年的检查期间。2005年的CT研究同样未发现颅骨遭受致命打击的证据。这些结果削弱了这一特定谋杀假说，却未能提供另一种明确的死因。(pmc.ncbi.nlm.nih.gov)

木乃伊的身体状况已发生改变，这限制了研究结果的解读。防腐处理改变了软组织，并引入了致密的树脂；此后，霍华德·卡特的团队为将遗体从棺中取出，并取回附着在遗体上的物品，又将身体的部分部位分离、肢解。因此，研究人员必须区分生前的疾病和损伤，以及防腐处理、劣化和现代操作造成的变化。弗兰克·吕利和萨利玛·伊克拉姆于2014年发表的批判性综述强调，许多回溯性诊断所依据的基础并不确定。对于究竟哪一种病理过程导致了死亡，学界尚无共识：慢性疾病、可能发生于近期的骨折或感染的证据，都不足以确定他临终前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及严重程度。(pmc.ncbi.nlm.nih.gov)

“诅咒”传说与媒体关注

发掘工作的资助者卡纳冯勋爵于1923年4月5日在开罗去世，享年56岁，距图坦卡蒙墓室于2月16日正式开启尚不足两个月。他因蚊虫叮咬后伤口感染而患病；据记载，他在刮胡子时割伤了被叮咬的部位。感染随后发展为丹毒和败血症，继而引发肺炎。报纸将这一连串事件渲染成扰乱王室墓葬而遭受惩罚的故事：原本普通的蚊虫叮咬，被说成了古老诅咒发挥作用的手段。卡纳冯的病情与死亡有不依赖于这种解释的独立记录，其中包括埃及学家艾伦·加德纳所写的信件；加德纳曾在卡纳冯临终前的几天探望过他。（tutankhamun.griffith.ox.ac.uk）

超自然解释借助知名文学人物的言论获得了广泛传播。卡纳冯去世前不久，小说家玛丽·科雷利在一封公开发表的信中警告说，闯入封闭的墓穴可能招致可怕的惩罚。阿瑟·柯南·道尔随后提出，卡纳冯之死可能是某种守护灵或“元素精灵”所为。报道还将一些不祥的巧合与此事联系起来，包括声称卡纳冯去世的那一刻，开罗的灯光全部熄灭，而他养在英国的狗也同时死去。这些都是逐渐形成的传说的一部分，并不能证明它们与发掘工作存在因果关系。尽管通俗叙述声称图坦卡蒙墓中留有类似警告，但墓内并未发现任何预言闯入者将会死亡的铭文。（biography.com）

新闻业的商业运作方式助长了这一故事的传播。卡纳冯与伦敦《泰晤士报》签订的独家协议限制了其他报纸获取发掘消息的渠道，使埃及及外国记者都心生不满。诅咒故事提供了另一种叙事，即使无法优先接触出土发现，也能继续编写。这一故事在卡纳冯去世前就已流传：卡特的文书中保存着一封1923年1月的电报，建议他举行奠酒仪式以避开诅咒，显然是对沙尘暴妨碍发掘工作的报道作出的回应。这类报道与较为客观的文物和发现报道并行，将考古发掘重新塑造成一场与超自然危险的遭遇。（friendsofpetrie.org.uk）

霍华德·卡特自己面向大众的著述也运用了不祥巧合的意象。在一篇与小说家珀西·怀特合著、发表于1923年的叙述中，卡特描述了墓中珍宝显露之际，一条眼镜蛇咬死了他饲养的金丝雀。他将这条蛇与墓内可见的王室眼镜蛇徽记联系起来。虽然这篇叙述表面上是在质疑迷信，但其富有戏剧性的安排却强化了发掘工作与神秘力量之间的联系。博德利图书馆的档案展指出，卡特公开表达的怀疑态度与其耸人听闻的叙述方式之间存在这种矛盾；照片也驳斥了金丝雀在墓穴最初开启之际死亡的说法。（visit.bodleian.ox.ac.uk）

此后相关人员的生存记录并不支持进入墓穴会导致异常早逝的说法。卡特于1939年3月2日去世，享年64岁，距发现陵墓已超过十六年。2002年，流行病学家马克·R.·纳尔逊在《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从卡特的记录中确定了44名西方人，其中25人因参与特定的开墓活动，符合研究对潜在暴露者的判定标准。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为70岁，而被归为未暴露者的人为75岁；分析未发现暴露与生存之间存在统计学显著关联。这项研究以一个明确定义的对照组，取代了有选择地拼凑而成的所谓受害者名单，不过其历史样本仍然较小，而且仅限于现存记录中能够确认身份的人。（nationalgeographic.com）

埃及民族认同与博物馆展示

1922年11月发现陵墓时，埃及刚刚宣布脱离英国独立，但独立程度有限，因此陵墓的控制权不仅是考古问题，也是主权问题。这一发现强化了法老主义，这一埃及民族主义思潮将古代文明视为现代民族认同的根基。诗人艾哈迈德·邵基和哈利勒·穆特兰创作了以图坦卡蒙为题材的爱国诗篇。相关意象也出现在马哈茂德·穆赫塔尔的雕塑《埃及的觉醒》中。这座于1928年揭幕的雕塑，将一尊正在起身的狮身人面像与一名掀起面纱的农妇结合在一起。因此，这一发现融入了既有的民族复兴表达，而非凭空唤起埃及人对法老时代的兴趣。(ciaotest.cc.columbia.edu)

争议既涉及文物的所有权，也涉及谁有权对外呈现这一发现。外国考古队通常受益于所谓的文物分配制（partage），即由发掘者与埃及文物局分享出土文物；卡纳冯勋爵也期望分得部分发现。他与伦敦《泰晤士报》签订协议，授予该报独家报道权，这也引发了包括阿拉伯语报刊在内的反对，因为埃及报纸无法获得同等机会来报道本国古迹的消息。埃及文物局的法国籍局长皮埃尔·拉科支持将整批文物留在埃及。1924年，在萨阿德·扎格卢勒领导的华夫脱党政府执政期间，围绕陵墓进入权限和官方监管的分歧最终导致卡特关闭陵墓，政府则撤销了发掘许可并接管陵墓。墓中文物没有被分割，而是全部由埃及保管，随后送入开罗埃及博物馆，并未分配给外国机构。(academic.oup.com)

此后，开罗的这批藏品成为经精心挑选的国际借展文物的来源。1961年11月3日至12月3日，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举办了“图坦卡蒙珍宝”展，展出34件小型文物。杰奎琳·肯尼迪、埃及驻美大使穆斯塔法·卡迈勒和文化部长萨尔瓦特·奥卡沙共同为展览揭幕；随后两年间，展览又在美国另外十四家博物馆巡展。展览明确提出，其目的在于推动公众支持拯救受阿斯旺大坝工程威胁的古迹，将这座王室陵墓的国际吸引力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保护努比亚文化遗产的行动联系起来。(nga.gov)

20世纪70年代规模更大的展览，使这批藏品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为纪念陵墓发现五十周年，大英博物馆于1972年3月30日至12月30日举办“图坦卡蒙珍宝”展，吸引了逾160万人次参观。1976至1979年的北美巡展展出了黄金葬仪面具；仅在芝加哥，1977年4月15日至8月15日期间就有逾130万人次参观。这些展览均为埃及授权的借展，并不涉及所有权转移。美国的展陈还利用发掘照片和说明标签，将文物置于其考古与丧葬背景之中加以呈现。(britishmuseum.org)

这批藏品的主要展示地点从开罗解放广场的埃及博物馆迁至吉萨金字塔附近的大埃及博物馆。虽然新馆于2024年10月试开放了部分展厅，但图坦卡蒙展厅直到博物馆全面开放时才对外开放。2025年11月1日举行开馆典礼后，博物馆于11月4日开始向公众开放。新展厅汇集了逾5,000件文物，包括黄金面具、珠宝和镀金战车。这一展陈是埃及政府投资旅游业的核心项目之一，而外国君主和政府首脑出席开馆典礼，也使埃及古代遗产的展示成为当代国家外交的一部分。(egymonuments.gov.eg)

学术研究、档案与文献记录

牛津大学的格里菲斯研究所保存着霍华德·卡特发掘图坦卡蒙陵墓的主要文献档案，包括文物卡片、地图、平面图、绘图、工作日志、日记、书信、保护处理笔记，以及哈里·伯顿拍摄的照片。卡特于1939年去世后，他的侄女菲莉丝·沃克继承了他的文献资料。1939年8月，艾伦·H. 加德纳和珀西·E. 纽伯里安排将这些资料从卡特位于伦敦的公寓转移至牛津妥善保管；1945年，沃克正式将图坦卡蒙相关档案捐赠给牛津大学。1946至1959年间，馆藏又增添了一批照片、平面图和讲座幻灯片。这些文献后来为专业研究著作的出版提供了支持，其中尤以1963至1990年间出版的《图坦卡蒙陵墓丛书》为代表。(tutankhamun.griffith.ox.ac.uk)

这些档案保留了文物之间的关联，而文物后来被移出陵墓并分开展示，已无法呈现这种关联。卡特的编号体系构成了一条贯穿文献的线索，将文字描述、绘图和照片联系起来。1925年11月11日至19日，在拆解法老遗体包裹的过程中，伯顿先拍摄文物原位的照片，再放上标有识别编号的卡片重新拍摄。葬仪面具的编号为256.a，各件饰物也有相应的识别编号。卡特还绘制了18幅“尸检图”，记录遗体周围各件物品的分布。这些记录与阿尔弗雷德·卢卡斯的保护处理报告及随后拍摄的单件文物照片相结合，使研究者能够区分文物在墓葬中的放置状态与其取出并经处理后的外观。因此，它们为解读葬仪提供了证据，而不只是展示宝藏的图像。(tutankhamun.griffith.ox.ac.uk)

档案的数字化发布始于档案保管员雅罗米尔·马莱克主持启动的“图坦卡蒙：剖析一次发掘”项目。1995年，马莱克与乔纳森·莫菲特开始在网上发布卡特第一个发掘季的工作日志和日记；随后，可检索的文物卡片数据库和照片数据库也陆续上线。到马莱克2011年退休时，主要文献资料均已可在线查阅。2025年11月11日推出的图坦卡蒙空间档案将这些材料重新组织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数据库。其首个测试版重点收录了1925年拆解遗体包裹的记录。该平台将照片、卡片和日志条目相互链接，并将文献记录对应到墓内各个墓室，使考古背景成为浏览和检索的一部分。完全可交互的三维重建被列为后续开发方向，并非首发版本中已经完成的功能。(tutankhamun.griffith.ox.ac.uk)

档案研究也有助于重建单件文物，以及如今已无法看到的陈设状态。伯顿拍摄的阿努比斯像照片，记录了发掘人员移除其覆盖物之前的层层包覆，包括带流苏的短袍、薄裹布和花环。这些照片保存了包裹与装饰先后次序的证据，而仅凭如今裸露的雕像无法获得这些信息。在西本直子与劳拉·班普菲尔德于2026年4月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照片和文物记录帮助研究者重建了折叠床，其卡特编号为586，博物馆入藏编号为JE 62018。床架由三部分组成，可折叠成紧凑的Z形；数字重建展示了铰链结构和向内折叠的床腿。西本认为，铰链附近未使用的绳孔表明，为使床能够顺利折叠，制作者曾对其进行调整。(metmuseum.org)

不过，将这些记录纳入新的研究方法时，仍须进行史料批判。伯顿的照片既包含原位记录，也包含经过刻意布置的画面：例如，一件腰布在拍照时已被展开并铺平，但出土时却处于折叠状态。因此，这些照片并非对墓葬状态单一且未经改变的呈现。它们对参与人员的记录也并不均衡：照片中与伯顿一起工作的两名埃及助手，姓名并未被记录下来。数字化整合又增加了一层诠释。由于早期在线资源只有扫描件和转录文本，缺乏结构化元数据，空间档案的开发者不得不重新建立统一的描述和交叉链接。因此，三维重建必须区分有文献记录支持的位置与机械结构，以及经推断复原的关联；而数字检索所依赖的，也不只是原始记录，还包括新近标准化的术语。(metmuseum.org)

隐藏墓室与娜芙蒂蒂假说

2015年7月，尼古拉斯·里夫斯提出，图坦卡蒙的墓室内隐藏着两处被封堵的门洞：西侧入口通往另一间储藏室，北侧入口则通向一座规模更大的陵墓。他的论证始于Factum Arte制作的高分辨率照片和三维表面记录。这些资料显示，彩绘灰泥下存在一些线状特征，里夫斯将其解释为门框和隔墙的边缘。他认为，KV62已知的几间墓室经过改造，用于安葬图坦卡蒙，而更早的一处墓葬仍封存在这些墓室之外。他推测最初葬于此处的是娜芙蒂蒂；这一身份判断依据的是他对陵墓建筑与装饰的解读，而非在另一间墓室中发现了遗骸或铭文。(factum-arte.com)

最初的调查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果。2015年和2016年在KV62内部开展的探地雷达勘测，对是否存在隐藏空间给出了不同结论。第三次勘测于2018年2月进行，由弗朗切斯科·波尔切利协调的意大利合作团队负责，使用了三套雷达系统，覆盖150至3,000兆赫的频率范围，并对墙面进行了密集采样。其发表的分析未发现明显的不连续界面，因而没有证据表明天然基岩与人工封堵墙之间存在过渡；研究据此得出结论，陵墓紧邻处不存在隐藏墓室。这一结果针对的是现有墓室旁推测存在的门洞，并不意味着周边区域的所有地下构造都已得到确认。(em-consulte.com)

2023至2024年，艾因夏姆斯大学的马姆杜赫·埃尔达马提主持了进一步的实地调查，参与方包括总部位于剑桥的GBG集团以及埃及国家天文学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并与阿玛尔纳王陵项目合作。此次调查引入了微重力测量，并着重比较相互独立的遥感方法。最终评估综合了新的雷达和微重力观测结果，以及早先的电阻率数据。这些方法探测的是不同的物理性质：雷达反射、电阻，以及与地下密度差异相关的重力场微小变化。因此，对结果的解读取决于不同测量所发现的异常是否在空间位置上相互对应，而不能将单一信号视为某个墓室的图像。(independent.academia.edu)

该项目于2026年发表的《不定期论文第8号》由埃尔达马提、阿巴斯·穆罕默德·阿巴斯、乔治·巴拉德和里夫斯共同撰写，回顾了2015年以来的调查，并介绍了新的实地工作。作者认为，KV62很可能延伸至目前已知范围之外，而且其建筑结构早于图坦卡蒙的安葬时间。他们提出的复原方案包括宝库对面的一间额外墓室，以及向北延伸的一部分；后者被解释为一条长约25至30米的下行走廊，通向数个矩形空间。这些是根据地球物理异常提出的建筑解释，并非已经发掘出的墓室；即使确认存在一个更大的墓葬建筑群，也不能仅凭这一点认定其墓主就是娜芙蒂蒂。(independent.academia.edu)

这一解释仍有争议。在2026年9月的一份声明中，代表2018年雷达合作团队发言的詹卢卡·卡坦扎里蒂质疑，接近微重力探测技术分辨率极限的异常，是否足以支持复原出彼此独立的墓室和直角结构。该团队也否认了此前勘测忽略碎石填塞通道可能性的说法。因此，直接察看成为拟议下一阶段工作的核心。巴拉德介绍了向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申请许可的计划：从地表钻出直径约7至8厘米的孔，让配备摄像头的微型机器人穿过钻孔，检查一处疑似空间，而不穿透彩绘墙面。2026年9月报道的时间安排设想，工作可能于2026年11月启动，但这取决于能否获得许可，并不是已经获批的发掘日期。(djedmedu.com)

后世影响与流行文化

1922年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引发了“图坦卡蒙热”，这股商业与文化热潮远远超出了人们对考古学的兴趣。埃及图案出现在服装、珠宝、家具陈设和电影院的外立面上，往往将不同时期的纹样组合在一起，而非准确再现墓中的物品。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埃及风格晚礼服外套，于1923年在巴黎以手工缀珠的金属丝织物制成，展现了这次发现如何影响时尚服饰。圣甲虫、金字塔和象形文字为设计师提供了辨识度鲜明的装饰元素。这场复兴推动了装饰艺术风格中的埃及风格分支，而不是整个运动的起源：装饰艺术风格还汲取了其他历史传统及当时工业设计的养分。(vam.ac.uk)

图坦卡蒙在现代的知名度，部分得益于图像的传播。哈里·伯顿拍摄的发掘照片，让报纸读者以及后来的博物馆观众得以看到此前深藏墓中的文物。艺术史学者克里斯蒂娜·里格斯强调，伯顿反复拍摄黄金葬仪面具，帮助它成为一个标志性形象；而那些看似呈现霍华德·卡特独自工作的照片，则可能掩盖了发掘工作的集体性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2022年举办的发现百年纪念活动中，有意将伯顿较少为人所知的照片与介绍图坦卡蒙时代背景的材料一同展出。配套介绍指出，这位国王短暂的一生，被陵墓的发掘及其中令人惊叹的发现所掩盖。在理解他的声名时，区分其历史重要性与现代公众关注度，仍然十分重要。(news.harvard.edu)

沿用至今的昵称“图特王”（King Tut），使这位国王特别容易融入英语娱乐作品。1923年的诙谐歌曲《老图特王》（Old King Tut）推动了这一简称的流行，将埃及历史当作喜剧素材，而非力求重现历史。1978年，随着巡回展出的珍宝再次引发热潮，史蒂夫·马丁在《周六夜现场》表演了歌曲《图特王》（King Tut），重拾了这种创作方式。在电影中，这次发现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1932年的《木乃伊》由鲍里斯·卡洛夫饰演虚构人物伊姆霍特普，影片借用了图坦卡蒙陵墓发现的背景，并以图坦卡蒙妻子的名字为角色安克塞纳蒙命名。2015年的电视迷你剧《图坦卡蒙》（Tut）则由阿万·乔贾饰演图坦卡蒙、本·金斯利饰演阿伊，将王室宫廷生活演绎成历史冒险故事。这些作品体现了两类创作的区别：一类描绘国王本人，另一类则借鉴围绕埃及陵墓形成的更广泛的神秘传说。(aclib.us)

博物馆展览一次次重新唤起公众对古埃及的兴趣，也让图坦卡蒙的受众远远超出了埃及学专业圈。大英博物馆1972年的《图坦卡蒙的珍宝》展览展出了50件文物，吸引了超过160万名参观者。其规模使图坦卡蒙与大张旗鼓宣传的“重磅大展”紧密联系起来，不过，这些国际借展的历史属于该批藏品的博物馆史。书籍也以这座陵墓为切入点，介绍更为广阔的古埃及文明：托比·威尔金森2022年出版的《图坦卡蒙的号角》，围绕100件文物展开叙述，将单件出土物与古埃及社会联系起来，而不将目光局限于王室黄金珍宝。(britishmuseum.org)

学术研究将图坦卡蒙的年少置于其统治时期的政治与宗教背景中考察，从而修正了人们熟悉的“少年国王”刻板印象。例如，玛丽安娜·伊顿-克劳斯在2015年的讲座“图坦卡吞：王子与国王”中，考察了记录其生平的器物及其改名的意义，将关注点从名人光环转向历史证据。其他重新审视的工作则着眼于现代的发现叙事：牛津大学2022—2023年的展览《图坦卡蒙：发掘档案》，重点呈现了那些常被官方记述遗漏的埃及籍发掘队成员。里格斯的分析同样区分了实际考古工作与欧洲发现者孤身探索的形象。这些研究视角将大众熟知的图坦卡蒙视为二十世纪摄影、娱乐和选择性叙事共同塑造的产物，而非这位古代统治者真实面貌的直接呈现。(archaeology.harvard.edu)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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