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山》(Der Zauberberg)是托马斯·曼创作的一部小说,德文版于1924年首次出版。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从汉堡前往瑞士达沃斯上方山中的一所结核病疗养院,原打算探望表兄,逗留三周。他却在那里住了七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被重新卷入欧洲历史的进程。在这个看似局促的场景中,曼将爱情故事、对疾病与死亡的探究、时间呈现方式的实验,以及不同文明观之间旷日持久的交锋融为一体。
这部小说在文学现代主义中占据核心地位,同时也保留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诸多特征:广阔的社会图景、善于阐述议论的叙述者,以及对人物成长历程的持续关注。它的独特成就在于,使疗养院既是一所具体的机构,也成为一处思想的试验场。诊疗作息、用餐、调情、讲座和娱乐活动,逐渐获得了超出其眼前情境的意涵。汉斯的成长经历提出了一个问题,而小说始终没有将其化约为某种简单的信条:与疾病、死亡及极端思想的相遇,能否使人对生命产生更具人文关怀的理解。
创作与历史背景
《魔山》的直接创作契机,是曼于1912年前往达沃斯,探望住在当地疗养院的妻子卡蒂娅。阿尔卑斯山区疗养机构的日常作息与社交秩序,为他提供了既可细致观察、又令人感到疏离的素材:定时的静卧疗养、丰盛讲究的餐食、反复测量体温、来自各国的住客,以及因疾病而暂时中断的日常工作生活。曼起初设想写一部篇幅较短、带有喜剧色彩的作品,与他1912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相呼应。两部作品都描写了一个看似体面的男人,如何逐渐偏离既定的社会位置,进入一个欲望与死亡密不可分的世界。
小说于1913年动笔,但这一创作计划在战争期间发生了深刻变化。曼一度中断写作,战时撰写的作品包括1918年出版的《一个非政治者的思考》。在这部作品中,他捍卫德国文化传统,反对他所理解的西方政治文明的种种主张。战后,当他重新投入小说的持续创作时,思想格局已然改变。德意志帝国的崩溃、革命冲突以及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使山上发生的争论具有了超出最初喜剧构想的历史分量。
曼本人政治立场的演变与小说密切相关,但不能据此简单解读其中的各个人物。到1922年,他在《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讲中公开表达了对共和国的支持。然而,小说并未将这一转变写成某一位意识形态代言人毫无疑义的胜利。人物彼此揭示对方立场中的弱点,而汉斯容易受到不同导师影响的特点,也使他的受教历程无法成为作者最终确立政治立场的直线式叙述。小说以战前为故事背景,却写成于战后,这一时间差是作品双重视角的根本所在。
小说完成后,于1924年11月由柏林的S.费舍尔出版社分两卷出版,其篇幅和哲学抱负都远远超出了曼最初的计划。故事发生在1914年之前的若干年间,叙述者却是在终结那个世界的浩劫之后回望往事。这种回溯式安排形成了贯穿全书的反讽:疗养院里的讨论看似可以无休止地重复下去,却早已笼罩在一场历史剧变的阴影之下,而叙述者和最初的读者都知道这场剧变即将到来。疗养院表面上与历史隔绝,恰恰成为小说审视欧洲如何走向战争的条件之一。
汉斯·卡斯托普的逗留与情节架构
汉斯·卡斯托普初到山上时,还是一个准备投身造船业的年轻人。他幼年失怙,在汉堡富裕的资产阶级社会中长大,为人循规蹈矩,体面得体,却没有格外强烈的职业志向。他的表兄约阿希姆·齐姆森已是贝格霍夫疗养院的病人,两人一开始就形成鲜明对照。约阿希姆盼着康复后重返军旅;汉斯起初只是来探望,却更容易接受山上这种不受职业责任约束的生活。当宫廷顾问贝伦斯医生发现他有患病迹象后,原定三周的探访便成了归期未定的长住。
小说前期的情节围绕汉斯逐渐融入疗养院的日常生活展开。他熟悉了餐厅的座次安排、有关疾病的术语、户外躺卧休养的种种规矩,也适应了病人衡量离去与归来时所采用的另一套时间尺度。俄国女病人克拉芙迪娅·肖夏不拘礼节的举止,冲击着他自幼接受的礼仪规范;他对她的迷恋,也使离开变得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意大利作家、人文主义者洛多维科·塞特姆布里尼开始把他当作学生教导。这段原本可能只是打断汉斯成长历程的插曲,转而成为另一种与原有教育相抗衡的教育。
小说漫长的中段以几次关键的离去与归来为骨架。约阿希姆不顾医嘱离开疗养院,重返军旅,但病情恶化,只得回到山上,最终死去。克拉芙迪娅在狂欢节庆祝活动中与汉斯亲密相会后离去,后来又陪同富有的荷兰人佩佩尔科恩先生重返疗养院。汉斯的舅父詹姆斯·蒂纳佩尔前来探望,希望把外甥带回正常生活,却在察觉疗养院的吸引力也有可能波及自己时匆匆退却。这些情节表明,离开魔山并非不可能,却既不容易,也未必意味着一去不返。
此后的事件越来越充斥着暴力、非理性与倦怠。汉斯在一次外出时陷入暴风雪,濒临死亡;小说也由此对人道行为与死亡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最为集中的沉思。佩佩尔科恩到来后,凭借个人魅力,一度取代了思想辩论的权威地位。一场降灵会让死去的约阿希姆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再度出现。塞特姆布里尼与莱奥·纳夫塔的冲突最终演变为决斗:塞特姆布里尼拒绝向对手开枪,纳夫塔则自杀身亡。
战争的爆发终于打破了山上的封闭世界。汉斯离开贝格霍夫疗养院;在最后一幕中,他置身于一群士兵之中,正穿越满目疮痍的战场向前推进。小说没有交代他是否幸存。结尾并未像许多成长小说那样,为主人公安排一个安稳的社会归宿,而是将他投入了一场个体泯然无名的集体危难。他七年的准备带来了种种经历和片刻领悟,却无法保护他免受历史的冲击。
作为机构与社会天地的疗养院
贝格霍夫不仅是一处具有象征意味的山间静养地。它的感染力有赖于细密的机构生活:体检、用餐时间表、费用、固定座位、阳台、寝具,以及谈论病症时的礼仪。结核病是二十世纪初的主要死因之一,也构成了这家机构存在的医学依据。在有效的抗生素疗法出现之前,疗养院的护理通常强调休息、营养丰富的饮食、新鲜空气和规律的日常生活。曼将这些历史上的做法转化为组织其虚构社会的基本条件,却并未把小说写成一部医学论著。
贝格霍夫的权威由贝伦斯和克罗科夫斯基医生共同掌握:前者拥有宫廷顾问头衔,作风务实,却往往粗鲁而滑稽;后者则在讲座中将疾病与受压抑的情感生活联系起来。这两个人物使医学不再显得是一套单一而清晰透明的体系。贝伦斯通过临床体征、检查和诊断影像来解读身体;克罗科夫斯基则提出涵盖广泛的心理学解释,使病人陷入另一种依赖。他们拥有相当大的权威,但叙述者一再揭示这种权威所具有的表演性与商业性。
病人相对闲适的生活同样重要。贝格霍夫主要服务于有能力支付长期疗养费用的人,其日常安排以住客无须急于挣取工资为前提。因此,汉斯的抽身退隐以物质支持为基础,并不意味着彻底逃离社会组织。疗养院暂时免除了人们日常的职业职责,却又再现着财富、国籍、举止和声望上的差别。精心维持的舒适生活与身体的衰败并存,丰盛的饮食则一次次让食欲与死亡的可能性相遇。
各国人士共聚的餐厅,使这家机构成为欧洲社会的缩影。人物通过语言、口音、姿态、偏见,以及对民族性格的种种预设彼此接触。这些描写往往揭示的是病人用来梳理自身世界的刻板印象,不应被视为对现实中各民族的中立描述。曼尤其突出这位初来乍到的德国资产阶级青年,与那些分别关联着意大利人文主义、俄罗斯异质性以及中欧意识形态冲突的人物之间的对立。山中的生活为汉斯带来了种种相遇,而他未来在汉堡的职业生涯或许永远无法提供这样的机会。
死亡无处不在,同时又受到社会性安排的管控。病人们谈论体温与预后,而死者被移走、餐食照常供应,又有助于维持机构惯常的生活节奏。汉斯热衷于探望重病患者,打破了这种既熟悉死亡又回避死亡的状态。他的行为既出于同情,也带着好奇,小说并未抹去其中的暧昧之处。贝格霍夫教会住客与死亡为邻,同时又建立起一套程序,防止死亡扰乱日常生活。这一矛盾,正是它将款待、禁锢、教育与衰败奇特地融为一体的根源。
时间、叙事与读者的体验
时间不仅是《魔山》探讨的主题,也是支配其结构的原则。小说以极其细致的笔墨叙述汉斯初到疗养院的生活,而随后的数月乃至数年则被越来越大幅度地压缩。起初以天数计算的探访,变成了一场漫长的居留,时间单位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这种叙述上的失衡,使读者获得一种近似于汉斯的体验,感受到他对时间长短的感知如何改变:陌生的事件仿佛占据了更大的时间幅度,而重复则减少了那些可供记忆辨识的差异,使人难以凭借这些差异重构一段漫长的时光。
小说区分了时间流逝当下的体验与回忆中那段时间显得有多长。一段单调的时光,当下可能令人觉得过得缓慢,回首时却会收缩,因为其中鲜有独特的事件。反过来,一段充满新鲜印象的日子,可能感觉转瞬即逝,却在记忆中留下广阔的跨度。因此,汉斯上山后的最初几天,并不只是时间顺序上的开端;它们还提供了对照,使此后日复一日的雷同变得可感。疗养院制度化的重复生活,逐渐削弱了他与山下世界日历时间的联系。
全书七章的结构强化了这一实验,却没有使之沦为机械的数字安排。各章篇幅差异显著,越往后的章节,越容纳了更为铺展的辩论、插曲以及更大幅度的时间跳跃。第七章明确思考了一个问题:能否叙述时间本身,而不只是叙述发生在时间之中的事件?这类反思属于小说的元小说层面:叙事在继续讲述用餐、交谈、疾病与出游的同时,也审视自身讲述得以成立的条件。
小说的叙述者有着鲜明的存在感,能够向读者说话、预告情节发展、暂不透露信息,并评论主人公表面上的平庸无奇。这一叙述声音常常将亲切与居高临下的态度并置。汉斯被称作一个普通人,但恰恰是他那普通人的接受能力,成为种种极为艰深的议题进入小说的途径。叙述者与人物之间不断变化的距离,使读者既无法完全认同汉斯,也不能轻易将他看轻。他容易受影响的特质,随情境不同,可能显得滑稽,可能激发思想,也可能带来危险。
重复也体现在反复出现的物件、话语和感觉之中。体温计、雪茄、餐食、身体的暖意以及记忆中的姿态,一再出现,却带上了不同的意义。这种主导动机的运用,尤其与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实践相关,它将局部细节与小说更宏大的结构模式连接起来。因此,组织时间的不只是先后次序,还有对曾经出现之物的辨认。某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再次出现,可能比按时间顺序作出的解释更有效地将情欲记忆、医疗体验与先前的某个场景联系起来。叙事的节奏,正是由向前推进与形式复现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
教育、论辩与相互抗衡的思想权威
《魔山》将年轻的主人公从富有成效的社会生活中抽离,由此改造了成长小说这一讲述个人成长的小说类型。汉斯并非通过工作、旅行、婚姻或履行公民责任来学习,而是在一所旨在让人暂停日常活动的机构中接受教育。他的导师们对于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意见不一,而这种分歧并非他成长过程中的枝节:它构成了教育过程的很大一部分。小说呼应了与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相联系的文学传统,却没有明确回答:个人的成长是否仍能以协调地融入社会而告终。
塞特姆布里尼始终不渝地主张以理性可以理解的方式实现进步。他捍卫文学、理性、公民自由,以及通过教育改善人类处境的理念。他对清晰言说的信心,使他既令人敬佩,又带有喜剧色彩。他认为,疗养院对疾病的迷恋在精神上十分危险,因此反复敦促汉斯投身生活、采取行动。然而,他的雄辩有时会脱离自身的现实处境;小说由此检验:当欲望与历史力量不听从理性的教诲时,一套承袭而来的解放话语是否足以应对它们。
莱奥·纳夫塔带来了另一种更具攻击性、也更为矛盾的思想选择。他出生于犹太家庭,接受过耶稣会教育,将宗教绝对主义与革命政治以一种挑衅性的方式结合起来。他抨击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安逸生活,以及对渐进式进步的信心。他的论证既援引中世纪的基督教制度,也诉诸现代的革命愿景,揭示出看似对立的集体规训体系之间出人意料的相似之处。他并非某个历史政党或某种学说的简单代言人;这种刻意构造的不稳定组合,正是他在小说中所起作用的核心。
两人的争论涉及教育、苦难、自由、权威、暴力,以及个人在集体秩序中的位置。汉斯常常觉得双方各有道理,轮番被他们说服。他的这种易受感召,使读者得以体会不同立场的吸引力,而这些立场并不能仅靠折中各自的主张就得到调和。虽然小说让相互抗衡的声音持续交锋,但其中的复调也受到叙述者的反讽、对人物不均等的同情,以及人物行为后果的制约。这些论辩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们提出了什么命题,也在于它们表达了怎样的性情与意志。
决斗暴露了思想言辞与实际行为之间的距离。塞特姆布里尼虽然接受了挑战,却向空中开枪,不愿杀人。纳夫塔对他的拒绝怒不可遏,随即开枪自尽。这一场景赋予塞特姆布里尼出于人道的克制以超越其雄辩的实际意义,同时也揭示出纳夫塔要求绝对献身的主张中所蕴含的毁灭性压力。这并不意味着,此前所有争论都以塞特姆布里尼的胜出而告终。但它确实确立了一项决定性的区别:一方拒绝以对手的死亡来证明自身立场,另一方则认为这种拒绝不可容忍。
欲望、记忆与人格的权威
汉斯对克拉芙迪娅·肖夏的迷恋,动摇了他初来时所秉持的端正得体的行为习惯。她走进餐厅的姿态、对礼仪的漠视以及身体特征,都被赋予了远超她最初对他所说的话的意义。欲望并非源于一段一开始就两情相悦的关系,而是在观察、恼怒、反复接触与幻想中逐渐滋长。医疗环境非但没有压抑这种迷恋,反而使它愈加强烈:身体不断被谈论、测量和想象,而疾病则使肉身的存在蒙上了一层脆弱与禁忌亲密感交织的氛围。
克拉芙迪娅的外貌让汉斯想起了少年时代仰慕过的男同学普里比斯拉夫·希佩。这段回忆围绕着一些细节展开,包括眼睛的形状,以及往日一次借铅笔的经历。这一联想使成年后的异性欲望与记忆中对另一名男孩的依恋密不可分。曼没有给出一种诊断式的解释,为此事盖棺定论。相反,这段旧情的重现使任何仅凭汉斯公开追求女性的行为来解释其性取向的说法都显得不够充分,也表明当下的吸引如何能够唤醒一段尚未被充分理解的过去。
狂欢节庆祝期间,平日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暂时松动。汉斯与克拉芙迪娅用法语交谈,语言的转换帮助他越出了惯常身份的束缚,说出了平时难以启齿的话。这一场景融合了告白、对人体构造的迷恋、情欲中的臣服,以及放纵被暂时允许的氛围。克拉芙迪娅的X光片成了欲望尤为集中的寄托之物:它将身体内部呈现为亲密的袒露,同时又是一份非人格化的医疗记录。因此,汉斯的依恋跨越了人、影像、记忆以及想象中的身体隐秘之间的界限。
克拉芙迪娅与皮佩尔科恩先生一同归来,改变了情欲关系的格局,也带来了一种不同于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凭借论辩能力建立的权威。皮佩尔科恩的话语常常残缺不全,但他的举止、待客之道、身体的存在感和情感力量却足以吸引众人的注意。他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一是拥有一套逻辑完备的立场,二是具备左右他人反应的力量。汉斯认识到了这一区别;而那些热衷思想论争的人,在这个权威几乎不依赖连贯论述的人面前,也发现自己的雄辩黯然失色。
然而,皮佩尔科恩并未提供一种足以稳妥取代论辩的选择。他那慑人的人格魅力,与对自身肉体的信心以及回应生命要求的能力紧密相连;他对无法履行这一使命的恐惧,促成了他的自杀。这一情节揭示出,看似足以主宰一切的生命力,其内部同样潜藏着脆弱。与此同时,克拉芙迪娅并不只是男人们竞相争夺的抽象奖品,尽管叙事对汉斯如何理解她的呈现,远比对她独立内心世界的呈现更为充分。她在疗养院的来去,暴露了汉斯想将欲望化为永久占有这一愿望的限度。
疾病、死亡与雪中幻象
小说反复追问:疾病究竟能带来认识,还是仅仅让退隐变得诱人。汉斯在做病人期间,求知欲日益旺盛:他阅读有关解剖学和生命过程的书籍,仔细体察自身的生理感受,并开始关注濒临死亡的人。然而,这些活动也伴随着摆脱工作的快意。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疾病归为生命的充实或损耗。叙事审视了一种诱惑:将肉体的脆弱转化为精神优越的依据;同时,也不让这种主张可能遮蔽的真实苦难消失于视野之外。
面对汉斯那种乐于接纳各种体验的态度,约阿希姆构成了最有力的制衡。他渴望成为军官,这使他在山外有了明确的目标;他对无休止治疗的不耐,也源于这一目标。重返军旅并未能挽救他;回到贝格霍夫疗养院后,他便去世了。他的命运使读者无法建立一种简单的对立,仿佛日常职责就意味着健康,疗养院就意味着颓靡。小说尊重他的自律,同时也表明,道德上的坚定意志无法左右疾病的进程。
汉斯独自外出滑雪的一段,最集中地呈现了他与死亡的对峙。他在暴风雪中迷了路,找到一处地方避风,喝下波特酒,随后睡去。梦境首先展现出一个明媚的地中海世界:人们相处温雅,年轻人俊美动人,一切看似和谐。然而,在这幅景象背后,却藏着一幕对儿童施以骇人暴行的场景。两者并置,使文明之美与对残酷的认知密不可分,后者无法被简单地排除在整幅图景之外。这个梦既不是纯粹无瑕的古典理想,也不是在揭示一切人道的表象皆为骗局。
醒来后,汉斯形成了一种领悟,常被视为小说的伦理核心:为了善与爱,绝不能让死亡主宰思想。不同译本对此句的处理各异,但其中的区分十分明确。死亡并未遭到否认或战胜,也没有被解释消解;遭到拒绝的,是它决定生命价值的权威。这段文字质疑了将死亡奉为真理特殊源泉的浪漫主义倾向,同时也拒绝那种依靠遗忘人终有一死才得以维系的肤浅乐观。
这一启示能否持久,仍无定论。汉斯很快便无法牢牢把握梦境及其结论,后来的行为也没有成为对新获原则的持续践行。这种遗忘在小说结构上至关重要。小说让人物获得了伦理上的领悟,却不保证这种领悟会转化为品格或历史行动。随后那些躁动、神秘学实验与暴力的情节表明,疗养院中的人是多么容易重新陷入迷狂与无法自制的冲动。雪中一节提供了一把衡量后续发展的标尺,而非一剂已将这些问题彻底治愈的良方。
音乐、神话与种种迷魅形式
山的“魔力”并不需要一以贯之的超自然解释。它源于变了样的时间、反复进行的仪式、情欲上的依恋,以及日常责任的逐渐淡化。不过,书名仍唤起了广泛的神话与文学联想。山可以是启示、入门试炼、危险或受魔法禁锢之地;那些讲述来访者被困在日常时间之外的故事,构成了重要的背景。曼让这些联想围绕着一个仍可辨认的现代医疗机构不断积聚,而没有用某个单一的寓言场景取代这一机构。
作品与瓦格纳之间的呼应尤为重要。这座魔山让人想起《唐豪瑟》中的维纳斯山:主人公沉湎于感官享乐,因而脱离了日常的共同体生活。贝格霍夫疗养院同样提供种种享乐,而这些享乐也可能成为禁锢。更广泛地说,曼将瓦格纳式的反复、延迟满足和主题联想等手法运用到散文叙事中。这种关系并非仅仅出于崇敬:小说审视了某些文化体验的诱惑力——它们许诺深度,却又促使人远离现实责任。
汉斯后来迷上了疗养院的留声机,使音乐在小说中发挥了异乎寻常的具体作用。唱片让人能够随时重现演奏,反复聆听,并独自沉浸其中。这台机器改变了聆听的社会组织方式:原本与剧院或音乐会演出相联系的作品,如今也能融入疗养院封闭生活的节奏。汉斯对威尔第、比才、古诺和舒伯特等作曲家作品录音的反应,显露出他的情感归属,而这种归属无法归结为那些思想导师的论辩。
舒伯特声乐套曲《冬之旅》中的《菩提树》尤其意味深长。歌中的树唤起了关于庇护与归属的记忆,但它发出的邀约也与安息相连,而这安息可能意味着死亡。汉斯对这首歌的喜爱是真挚的,叙述既不嘲弄它的美,也不把美视作无害之物。问题在于,一份珍爱的情感遗产竟能如此轻易地将听者引向屈从。音乐因此成为小说更广泛关切的一个突出例证:某种事物可以极有价值,却依然带有危险的吸引力。
结尾的战场场景再次响起这首歌,此时汉斯正穿行于泥泞与炮火之中。曾在私密聆听中寄托文化情感的歌曲,如今却伴随着工业化的暴力。这一重现将魔山与它似乎排斥在外的历史世界联系起来,也使德国音乐所代表的文化遗产无法再置身于其被接受的历史处境之外,保持清白。结尾追问,爱能否从这场席卷世界的浩劫中诞生,却没有给出肯定的明证。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建立在音乐之美、人的脆弱与有组织的毁灭三者并存的基础之上。
接受、翻译与改编
《魔山》出版后,确立了其作为曼的代表作之一的地位,也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语小说领域的一件大事。小说融社会观察、思想辩论与形式实验于一体,很难将其归入单一的文学类别。它既可被读作一部疗养院小说、一部成长小说,也可被视为对战前欧洲的历史阐释,或是一部探索叙事本身可能性的作品。这些分类各自揭示了小说的不同特征,却没有哪一种能充分说明其中日常的机构生活细节与哲学抱负之间的关系。
曼于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魔山》提升了他的国际声望,授奖词却特别强调了他较早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这一差别值得注意,因为后来的叙述有时会将这次获奖简化为仅仅是对《魔山》的表彰。从曼创作生涯的长期发展来看,这部小说承接了他早期小说中的家庭与艺术冲突,又开启了《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浮士德博士》等作品对神话与音乐的宏大探索。
英语世界对这部小说的接受,尤其受到海伦·特蕾西·洛—波特1927年出版的译本和约翰·E.伍兹1995年出版的译本的影响。这两个颇具影响力的版本,使翻译成为小说阐释史的一部分。曼的长句、语体转换、反复出现的措辞模式,以及庄重与诙谐的交融,都给翻译带来了特殊的困难。对这些特征的不同处理,会影响一段文字究竟主要呈现为肃穆、讽刺、亲密,还是怪诞。狂欢节段落中的法语对话又提出了另一重问题:译文该如何保留德语原作中已有的语言距离感。
曼本人回顾这部作品时所作的论述,也影响了人们对小说的阐释。在1939年于普林斯顿的一次演讲中,他从启蒙历程的角度描述这部小说,并强调反复阅读的重要性。这些评论促使读者留意结构上的反复,并将汉斯的旅程理解为深入种种体验、从中可能获得认识的过程。但它们并没有消除小说中悬而未决的因素。尤其是,从启蒙历程的角度解读小说,仍须解释汉斯的遗忘、他未竟的成长,以及他个人的未来如何消失于战争之中。
汉斯·W.盖森德费尔执导的德语电影改编版于1982年上映。改编凸显了将这部小说的篇幅安排转化为另一种媒介的困难:书中的行动大多由讨论、重复、等待和回顾性评论构成,而非接连不断的戏剧性事件。疗养院及其住客可以化为可见的形象,但故事所叙时间与阅读时间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则必须经过大幅转换。这一难题与小说批评接受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相呼应:如何将思想论辩和叙事形式中的时间延展视为本身就有意义的行动,而非对情节的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