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得西亚是历史上对英国控制的非洲南部一些地区的称呼,最常指1980年成为津巴布韦的那片领土。在较狭义的政治语境中,它指的是白人少数政府于1965年11月11日单方面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后建立的国家。这一独立宣言未获任何国家的正式承认。英国仍将该地区视为其殖民地南罗得西亚,但罗得西亚政府实际上控制着大部分国家机构,直至1979年经谈判启动过渡进程。
罗得西亚之名源自塞西尔·罗得斯。他的英属南非公司于19世纪90年代取得了赞比西河南北大片领土的行政管理权。北罗得西亚于1964年成为赞比亚;此后,南罗得西亚越来越多地使用“罗得西亚”这一简称。其历史交织着移民殖民主义、商业化农业与采矿业、种族不平等的政治制度、非洲民族主义动员、国际制裁和旷日持久的战争。事实上的独立与未获国际承认的主权之间的区别,是贯穿其国内政治及最终解体过程的核心问题。
名称、领土与自然地理
“罗得西亚”最初所指的地域,比后来以索尔兹伯里(今哈拉雷)为首府的国家更为广阔。英属南非公司于19世纪90年代采用这一名称来称呼其辖地。行政上,这些辖地最终划分为赞比西河以南的南罗得西亚和河以北的北罗得西亚。后者于1911年由东北罗得西亚和西北罗得西亚合并而成。尽管两地都与罗得斯及公司的扩张有关,却形成了不同的行政体制:南罗得西亚于1923年成为自治殖民地,北罗得西亚则于1924年成为由英国直接管治的保护国。
狭义的罗得西亚面积约为391,000平方公里,与今天的津巴布韦相当。它是一个内陆国家,西北邻赞比亚,东接莫桑比克,南连南非,西南与博茨瓦纳接壤。北部边界大部分沿赞比西河划定,南部边界则大部分以林波波河为界。通往海洋必须依靠途经邻近地区的运输线路,尤其是经过莫桑比克和南非的线路。这种地理格局后来影响了制裁的成效、游击队的活动,以及铁路线和边境口岸的军事重要性。
广阔的内陆高原通常分为高草原、中草原和低草原,决定了聚落与经济活动的分布格局。高草原的海拔一般在约1,200米以上,气温较为温和,成为移民农业、城市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区域。索尔兹伯里和布拉瓦约这两座最大的城市,均位于海拔较高的内陆地区。东部高地有境内最高峰因扬加尼山,如今通常称为尼扬加尼山,海拔约2,592米。靠近赞比西河谷和林波波河谷的低地更为炎热,人口密度也普遍较低。
降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集中在南半球的夏季,且境内各地差异很大。东部高地比西部和西南部大部分地区更为湿润。因此,各地农业生产方式不一,既有依靠雨水种植的玉米和烟草,也有粗放式养牛和灌溉甘蔗种植。周期性的干旱暴露了商业农业和非洲本地农村家庭的脆弱性,在土地压力导致人们难以获得更肥沃土壤的地区尤为如此。
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卡里巴大坝改变了赞比西河谷部分地区的面貌。卡里巴湖自1958年开始蓄水,成为一座重要水库和水力发电来源。它的形成也迫使河流两岸数万名通加人迁离家园。因此,这一工程集中体现了罗得西亚发展历程中反复出现的几个特征:大型工程建设、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社会代价分担不均。
公司的征服与殖民统治的建立
殖民占领之前,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多种多样的非洲社会群体,彼此通过农耕、养牛、采矿、贸易和政治网络相互联系。说绍纳语的社群分布在中部和东部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而19世纪由姆齐利卡齐建立的恩德贝勒王国则以西南部为中心。更早时期,与大津巴布韦、穆塔帕诸王以及罗兹维相关的国家,已将这片高原与区域贸易及印度洋贸易联系起来。殖民者声称这片土地没有深厚的政治或经济历史,掩盖了这些原已存在的社会及其制度。
罗得斯的扩张依靠特许权、帝国授权和武装占领。1888年,其代表从恩德贝勒国王洛本古拉手中取得《拉德特许权协议》,获得了广泛的矿产权,但协议措辞的解释后来引发了激烈争议。罗得斯以这份协议为依据,申请皇家特许状。英国政府于1889年向英属南非公司颁发特许状,准许其在帝国监督下管理领土并行使特定的政府权力。这一安排将商业目标与英国势力向南非以北扩张结合起来。
1890年,公司的“先锋纵队”进入马绍纳兰,建立了索尔兹伯里堡。移民获得土地和矿权,公司官员则开始建立殖民行政体系。占领最初并未带来其倡导者所预期的矿产财富。因此,农业、土地攫取以及对非洲劳动力的控制,在新兴的移民经济中变得日益重要。公司的权威不仅建立在条约或特许权之上,也依赖于其以武力落实领土主张的能力。
1893年,公司与洛本古拉王国之间的战争摧毁了独立的恩德贝勒国家。公司军队在枪械装备上拥有显著优势,其中包括马克沁机枪。布拉瓦约被占领,洛本古拉于1894年初在撤退途中去世。1896年,马塔贝莱兰再次爆发反抗,并蔓延至马绍纳兰。这些起义后来在津巴布韦被作为第一次奇穆伦加加以纪念,其背后有多重不满,包括土地遭侵占、牛群损失、强制性的行政管制,以及殖民势力对地方权威的侵扰。起义的组织形式因地区而异;宗教权威、政治领袖和地方社群各自发挥了不同作用。
对反抗的镇压为长期殖民统治奠定了基础。一些领袖于1898年被处决,其中包括分别被视为内汉达和卡古维之灵附身的灵媒。罗得斯在马托波山与恩德贝勒代表谈判,但由此达成的妥协并未恢复征服前的政治秩序。非洲人保留地的设立、移民土地所有制、征税和劳工招募,日益重塑着乡村生活。
公司统治还引发了移民与公司本身之间的争端。移民反对公司控制土地、财政收入和行政事务,而公司则力求从投资中获得回报。这些冲突推动该地区走向新的宪制安排。到20世纪20年代初,决定性的问题已不再是殖民统治是否会延续,而是南罗得西亚将加入南非联邦,还是在英国王室之下实行责任政府制。
责任政府与中非联邦
在1922年举行的公民投票中,以白人为主的选民否决了并入南非的提议,转而支持建立责任政府。南罗得西亚于1923年10月1日成为英国自治殖民地。其民选内阁获得了对内部事务的广泛控制权,涵盖土地、教育、警务和劳工管理等领域。英国保留了宪制权力和最终主权,包括涉及非洲人利益事项的保留权力,但通常给予定居者政府相当大的自治空间。选举权在形式上取决于资格条件,而非一概以种族划定,但收入、财产和教育方面的要求使几乎所有非洲人都被排除在外。
定居者政治最初主要围绕发展、移民、基础设施,以及农业与矿业之间的关系展开。1933年至1953年担任总理的戈弗雷·哈金斯推行鼓励经济扩张的政策,同时维持白人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殖民当局推动欧洲人定居和商品生产,扶持公路与铁路建设,并对非洲人获取土地和就业机会加以管制。这些政策造就了一个按区域标准而言相对多元的经济体,但经济机会和公共服务的分配仍以种族为界。
该地区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工业生产,也加强了其与英国的联系。罗得西亚的白人和黑人在不同的军事编制中服役,战时需求则刺激了制造业和农业产出的增长。1945年后,欧洲移民增加、城镇扩张和工业投资推动了定居者人口与经济规模的增长。与此同时,非洲裔城市工人和新兴政治组织也开始要求提高工资、保障公民权利,并争取政治代表权。
1953年,南罗得西亚与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共同组成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又称中非联邦。索尔兹伯里成为联邦首都。联邦将南罗得西亚的农业和工业经济、北罗得西亚的铜矿业,以及尼亚萨兰的劳动力资源联系起来。联邦负责主要经济事务,三个地区则各自保留本地行政机构。哈金斯出任首任联邦总理,1956年由罗伊·韦伦斯基接任。
支持者将联邦描述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种族间“伙伴关系”的框架。非洲人中的反对者,尤其是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反对者,则认为联邦是扩大定居者影响、拖延多数统治的手段。随着非洲其他地区的去殖民化进程加快,反对声浪也日益高涨。民族主义领袖遭到拘押,以及1959年尼亚萨兰进入紧急状态,暴露出联邦的主张与非洲人的政治诉求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
联邦于1963年12月31日解体。尼亚萨兰于1964年7月独立为马拉维,北罗得西亚则于同年10月独立为赞比亚。南罗得西亚仍由原有的定居者政府统治。联邦解体终结了联邦体制,却未能解决该殖民地未来的宪制安排问题。英国坚持认为,独立必须以朝着多数统治取得进展为前提;这一立场与执政的罗得西亚阵线维护白人控制权的决心之间,冲突日益加深。
单方面宣布独立与国际孤立
成立于1962年的罗得西亚阵线以反对迅速扩大非洲人政治权利为政纲,赢得了当年的选举。1964年4月,伊恩·史密斯接替温斯顿·菲尔德出任总理。与英国的谈判围绕南罗得西亚在何种条件下能够独立展开。英国历届政府要求建立保障机制,防止少数族裔无限期掌权;史密斯政府则寻求在保留白人决定性权力的制度下实现独立。
1965年11月11日,史密斯及其内阁部长发表《单方面独立宣言》,通常简称为UDI。他们宣布独立,但最初仍宣称效忠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这份宣言并未使罗得西亚成为获承认的英联邦王国:英国政府拒绝接受宣言,女王也不承认史密斯及其部长是她在罗得西亚的合法政府。总督汉弗莱·吉布斯爵士解除了这些部长的职务,但他们仍控制着警察、武装部队、公务员体系和立法机关。由此,英国所认定的宪制合法性与当地实际行使的政府权力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裂。
哈罗德·威尔逊首相领导的政府采取经济措施,而非军事干预来应对。英国限制了贸易和金融往来,联合国则谴责了这份宣言。1965年11月12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216号决议呼吁各国不要承认罗得西亚当局。1966年12月的第232号决议对特定商品实施强制制裁,1968年5月的第253号决议又将制裁扩大为全面制裁。罗得西亚案例成为联合国早期针对某一地区行政当局实施具有约束力的经济制裁的重要先例。
制裁增加了成本,限制了市场,却未能立即使政府垮台。南非和葡萄牙统治下的莫桑比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商贸与运输通道,中间商则掩盖货物的来源或目的地。英国海军开展了名为“贝拉巡逻”的行动,试图阻止石油经莫桑比克的贝拉港运往罗得西亚。然而,这一行动获准执行任务的地理范围有限,无法封堵所有替代路线。没有任何国家正式承认罗得西亚独立,即使其中一些国家仍与其保持大量实际合作。
英国与罗得西亚曾多次尝试谈判。1966年在英国皇家海军“虎”号和1968年在“无畏”号上举行的会谈,都未能达成解决方案。1971年,英国保守党政府与史密斯议定了一套方案,但受命评估方案能否为民众接受的皮尔斯委员会于1972年报告称,非洲人反对这些方案。因此,这些方案未能成为罗得西亚获得国际承认的独立地位的基础。
在1969年一场投票者以白人为主的公投之后,罗得西亚于1970年3月2日宣布改为共和国。它由此不再声称与英国王室保持宪制关系,但其国际地位并未改变。它在外交上的孤立,始终与国内由谁行使政治权力的问题紧密交织。
宪政体制与种族等级制度
罗得西亚拥有议会制政府的许多常见机构和制度,包括内阁、立法机关、法院、公务员体系以及定期选举。但这些机构和制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政治参与上的平等。宪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人数很少的白人与人数远多于白人的非洲裔多数人口之间分配权力。选举规则、土地立法、治安权力以及按种族分设的公共服务相互强化,使种族等级制度成为国家体制的特征,而不仅仅是私人歧视的问题。
1961年宪法设立了一个由65名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其中50个席位主要由资格要求较高的甲类选民选出,15个席位由乙类选民选出。有限的交叉投票安排使这一制度更为复杂,但收入、财产和教育程度方面的资格要求,确保了白人对席位较多的那一组的支配地位。少数非洲裔居民能够取得甲类选民资格,一些白人也可以取得乙类选民资格;但这种形式上的灵活性并未消除制度在实际运作中造成的不平等。大多数成年人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途径通过选举影响政府。
1969年通过的共和制宪法确立了另一种架构,并于1970年实施。众议院共有66个席位,其中50席由白人选民选举产生,8席由符合特定资格的非洲裔选民选举产生,另有8席通过非洲裔酋长及其他代表参与的选举团选出。宪法规定,未来非洲裔代表席位能否增加,与非洲裔缴纳的所得税占所得税总额的比例挂钩。这类机制推迟了平等政治代表权的实现,并使其取决于一个本已不平等的社会所形成的经济条件。
土地法是白人占据主导地位的另一项基础。1930年的《土地分配法》按种族将全国土地划分为不同类别,并划出大片地区,专供欧洲裔居民拥有。非洲裔保留地容纳着不断增长的人口,其牧场、土壤和家庭生计往往承受着日益加重的压力。1969年的《土地保有法》重整了这一制度,将土地大致均分给非洲裔和欧洲裔居民,尽管非洲裔人口占压倒性多数。因此,土地面积在形式上的平等,保留了人均可用土地上的巨大差距,而土地的质量和位置也同样重要。
劳工与居住管制将乡村和城市的不平等联系起来。非洲裔劳动者为矿山、农场、工厂和家政服务提供劳动力,但能否在城市居住,往往仍取决于是否受雇以及是否获得行政许可。工会受到限制,紧急状态立法则允许当局拘留人员并限制政治组织活动。1960年的《法律与秩序(维持)法》成为打压民族主义活动的一项尤为重要的工具。
法院继续审理普通民事和刑事案件,而宪法诉讼则对单方面宣布独立后所建秩序的合法性提出了检验。1968年,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在“马津巴穆托诉拉德纳-伯克案”中裁定,叛乱当局在既有宪制框架下不具有合法权力。此后,罗得西亚法院认可了新秩序的实际效力。这一分歧表明,法律机构能够正常运作,与各方认同其权威来源的正当性,是两回事。
农业、采矿业与制裁下的经济
罗得西亚的经济由商业化农业、矿产开采、制造业以及规模可观的非洲人小农经济共同构成。其基础设施虽较为发达,却并未消除对外部运输、资本和市场的依赖。铁路将内陆与莫桑比克和南非的港口相连,电力、城市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则将不同经济部门联系起来。然而,国家投资和商业扩张带来的主要收益,仍集中在白人控制的经济部门。
烟草成为国际市场上最具知名度的农业出口产品,尤其是大型商业农场生产的烤烟。玉米既保障国内粮食供应,也用于商业销售;养牛业则在较干旱的地区尤为重要。棉花和依靠灌溉种植的甘蔗进一步丰富了出口作物的种类。农业生产依赖非洲雇佣劳动力,而商业农场在获取信贷、科研支持、机械设备和产销机构服务方面,通常比非洲生产者更有优势。
非洲人的农业并非单纯的自给性生产。农村家庭出售农作物和牲畜,参与劳动力市场,并根据价格和机会的变化作出调整。然而,土地限制和人口压力制约了生产。1951年的《土著土地管理法》试图在非洲人居住区推行个体土地持有制、管控牲畜数量,并改造农业生产方式。由于干涉了土地使用、地方权威和家庭生计安排,该法在实施过程中遭到强烈反对。对这些措施的抵制,推动了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在更大范围内发展。
采矿业开采的矿产包括黄金、石棉、煤、铬和镍。万基(今称旺盖)出产的煤炭为铁路、发电和工业提供了支撑。铬使罗得西亚卷入了围绕战略矿产的国际争端。1971年,美国通过《伯德修正案》,允许在从共产主义国家进口某些战略物资的同时,也从原本禁止进口的来源地进口同类物资。这使美国得以在联合国制裁之下购买罗得西亚的铬。该豁免于1977年被废除,美国随之恢复了进口禁令。
制裁促进了进口替代。本地企业扩大了机械、化工产品、消费品以及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取代此前的进口产品。外汇管制和国家对稀缺进口物资的分配有助于维持生产,而隐蔽的贸易网络则使部分出口得以继续。这些调整解释了为何制裁没有造成经济立即崩溃。但它们也带来了代价:设备可能难以更换,交易成本上升,获取较新技术的渠道也日益收窄。
随着20世纪70年代战争加剧,经济逐渐走弱。军费开支增加,运输路线的安全性下降,征兵也扰乱了农场和企业的运作。白人外迁造成了技术人才和投资的流失,非洲农村社区则遭受人口流离失所和生产破坏。莫桑比克于1975年独立,并于1976年关闭与罗得西亚的边境,使罗得西亚更加依赖经由南非的运输路线。因此,经济上的持续支撑能力,与战略上的日益脆弱并存。
人口、教育与文化生活
罗得西亚存续期间,非洲人始终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移民迁入,白人人口不断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约30万,但在总人口中仍只占很小的比例。大多数白人居民来自英国或南非,不过当地也有其他欧洲族裔社群。被当局划为亚裔或“有色人种”的人口规模较小,在法律和社会上各有其特定地位。这些官方种族分类影响着人口统计、学校教育、居住、就业和政治权利。
在非洲居民中,绍纳语群体和恩德贝莱语群体规模最大,但两者内部都具有多样性。汤加人、卡兰加人、文达人、尚加尼人等社群也是这片土地社会构成的一部分。人口迁移将罗得西亚与邻国联系起来:劳工从尼亚萨兰、北罗得西亚和莫桑比克前来,罗得西亚的劳工也向南流动。行政分类往往将这些人口描述为界限固定的群体,但城市就业、婚姻、宗教和政治组织活动却使人们形成了相互交叠的身份认同。
城市既是机会汇聚之地,也是实施管控的中心。索尔兹伯里是中央行政机关和主要商业机构的所在地;布拉瓦约则是重要的工业与铁路中心。非洲人居住区为城市雇主提供劳动力,但其住房和公共服务通常不及欧洲人居住的郊区。流动劳工制度促使家庭维持城乡之间的联系。乡村家园提供家庭支持和土地使用机会,而城市工资则有助于支付税款、学费和农业开支。
教育在经费、课程和入学机会方面存在种族差别。欧洲裔学生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远高于非洲裔学生,而非洲人的教育有很大一部分由传教机构承担。尽管如此,教会学校仍培养了教师、神职人员、专业人才以及许多日后的民族主义领袖。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大学学院成立于1955年,招收不同种族的学生,在整体实行种族隔离的教育体制中占有独特地位。非洲人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仍远比白人有限。
基督教传教机构通过教堂、学校和医院发挥了重大影响,但非洲本土宗教习俗和独立教会仍然十分重要。灵媒传统也具有了政治意义,尤其是在民族主义运动将当时的斗争与19世纪的反抗联系起来的地方。不过,这种联系并不处处相同:宗教权威可能支持、抵制游击活动,也可能试图与之保持距离,具体取决于当地情况。
文化创作既在殖民体制之内发展,也在对抗这一体制的过程中成长。索洛蒙·穆茨瓦伊罗于1956年出版绍纳语小说《费索》,恩达巴宁吉·西索尔于1959年出版《非洲民族主义》;这些作家参与并推动了关于身份认同和政治变革的讨论。后来,托马斯·马普富莫将姆比拉琴演奏的音乐模式改编为电声乐队编曲,其音乐与解放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审查制度、广播管制以及不平等的出版机会,影响着哪些声音能够传达给公众,却未能阻止非洲文学和音乐传统的兴起。
非洲民族主义与罗得西亚丛林战争
20世纪50年代,非洲人有组织的反抗从请愿、福利社团和工会活动,发展为群众性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南罗得西亚非洲国民大会成立于1957年,1959年遭到取缔。民族民主党随后于1960年成立,1961年也被取缔;此后,约书亚·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应运而生。1963年,该组织发生分裂,产生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最初由恩达巴宁吉·西索尔领导。当局反复取缔组织、拘押人员,使民族主义者合法活动的空间日益收窄。
由此引发的罗得西亚丛林战争,又称第二次奇穆伦加战争或津巴布韦解放战争,其发展并非始终保持同一强度。1966年4月在锡诺亚(今奇诺伊)附近发生的一次冲突,后来成为重要的纪念事件,但持续性的武装反抗是在此后才逐渐扩大。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武装翼“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ZIPRA)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武装翼“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ZANLA),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组织体系、对外关系和作战方式。即使双方政治领导人在外交上开展合作,两者之间的竞争仍是这场冲突的一大特征。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获得了中国的大力支持,并越来越多地经由莫桑比克开展行动,在进行游击战的同时,注重在农村社区开展政治动员。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得到苏联的大量援助,在赞比亚设有重要基地,既发展游击部队,也组建接受较正规训练的部队。这些阵营关系使这场冲突与冷战联系起来,但不能仅将任何一方视为外部势力的工具。土地问题引发的不满、政治上的排斥、地方关系网络以及非洲区域政治,都是它们招募人员和争取支持的根本因素。
1972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在东北部发动攻势,此后战争愈演愈烈。葡萄牙的非殖民化进程改变了这场战争的战略环境。1974年葡萄牙革命后,莫桑比克于1975年6月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下独立,使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得以利用长得多的边境线,并获得一个邻国政府的支持。罗得西亚军队则以跨境突袭、情报行动和破坏渗透路线等方式应对。罗得西亚的陆军、空军、警察及特种部队具备相当强的战术机动能力,却难以阻止武装反抗蔓延。
平民付出了沉重代价。游击组织通过劝说、政治教育、征用物资、恐吓和暴力等手段,争取农村居民配合。政府军开展反叛乱行动,对居民实施集体性限制,并将大批人口迁入“保护村”,意在切断叛乱武装的粮食与情报来源。杀戮、拘押、流离失所和农业生产中断波及许多农村地区。政府安全部队中也有非洲人士兵和警察参战,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这场战争描述为白人部队与黑人部队之间的对抗。
区域内各方对无限期依靠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支持逐渐减弱。南非对罗得西亚的存续仍至关重要,但越来越多地向史密斯施压,促其谈判;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则因收容民族主义运动组织、遭受罗得西亚袭击而承担经济损失与人员伤亡。到20世纪70年代末,无论是战场上的胜利,还是规避制裁的做法,都未能解决根本的政治问题。随着冲突不断扩大,通过谈判实现权力移交,在英国、区域各国及国际外交议程中变得日益重要。
1979年的和解与津巴布韦的建立
结束少数统治的初步尝试,是史密斯与阿贝尔·穆佐雷瓦主教、恩达巴宁吉·西索尔和杰里迈亚·奇劳酋长等非洲人领袖于1978年3月3日签署的《内部和解协议》。协议规定举行选举,并由非洲人出任总理,却将主要以境外为基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排除在外。这一安排还保留了白人对议会、公共行政和安全机构的重大影响力。在外交上以“爱国阵线”名义合作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拒绝接受该协议,战争仍在继续。
1979年4月的选举使穆佐雷瓦领导的联合非洲民族委员会获得多数席位。6月1日,该地区改名为津巴布韦罗得西亚,由穆佐雷瓦出任总理。新众议院的100个席位中,有28席保留给白人。尽管这一和解安排改变了政府首脑的种族身份,并扩大了政治参与,却未能获得国际承认,也未能促成停火。英国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并不认为它最终解决了独立争端。
英国政府于1979年9月在伦敦召开了兰开斯特宫协议谈判会议。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主持谈判,参与方包括津巴布韦罗得西亚代表团,以及由罗伯特·穆加贝和约书亚·恩科莫领导的爱国阵线。谈判围绕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问题展开:独立宪法、过渡行政安排,以及为举行选举创造条件的停火。土地问题尤其富有争议,因为非洲人要求重新分配土地,而白人地主则关切财产权和补偿问题。
1979年12月21日签署的协议规定,在暂时恢复英国直接管治后,该地区将获得国际承认的独立。索姆斯勋爵已于12月12日抵达并出任总督,该地区在过渡期间于法律上恢复了南罗得西亚的地位。停火于12月28日生效。英联邦部队负责监督游击队员的集结安排,而原有安全部队和各武装团体仍是紧张局势的源头。这一过渡进程将重大的军事和行政变革压缩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独立宪法确立了成年公民普选权,同时暂时将众议院100个席位中的20席保留给白人选民。宪法还保护财产权,并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强制征收财产时必须给予补偿。这些条款体现了和解方案经谈判达成的性质,而非任何一方的完整纲领。在1980年2月的选举中,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赢得了80个普通选民名册席位中的57席;恩科莫领导的爱国阵线赢得20席,穆佐雷瓦的政党获得3席。
津巴布韦于1980年4月18日独立,由穆加贝担任总理,卡南·巴纳纳担任礼仪性总统。新国家继承了原有地区的边界、基础设施、债务、公务员体系,以及极不平等的土地和财富分配格局。索尔兹伯里于1982年更名为哈拉雷。此后,罗得西亚不再是一个实际行使统治权的国家的名称,而成为一个历史称谓;其具体含义取决于它所指的是范围更广的公司属地、南罗得西亚殖民地,还是1965年后未获承认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