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性内切酶是一类能够识别脱氧核糖核酸特定特征并切断其骨架的酶。最为人熟知的限制性内切酶能识别短核苷酸序列,并在固定位置切断两条链,产生可供分析或与其他DNA分子连接的片段。这类酶主要存在于细菌和古菌中,参与抵御外来遗传物质的防御过程。其名称源于一种观察到的现象:当噬菌体感染某些细菌宿主时,病毒的增殖会受到“限制”。
限制性内切酶使人们能够按预期而非随机地切割DNA,从而为分子生物学带来了变革。它们与连接和复制DNA的酶共同促成了重组DNA技术、精细遗传作图及多种分子分析方法的发展。与实验室中常用的序列特异性切割酶相比,限制性内切酶在自然界中的活性更加多样:不同家族可依据序列、化学修饰或两者的组合来区分DNA,有些还会在远离其识别位点的位置进行切割。
发现与历史发展
限制性内切酶的发现始于病毒宿主范围中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初,萨尔瓦多·卢里亚和玛丽·休曼,以及独立开展研究的让·魏格勒和朱塞佩·贝尔塔尼,都研究了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一细菌菌株中增殖的噬菌体,感染另一菌株时效率很低。少数能在第二种宿主中成功增殖的病毒,往往会获得高效感染该宿主的能力,但在原来的宿主中增殖后,又可能丧失这种能力。这种可逆且依赖宿主的行为,不同于病毒发生稳定的遗传突变。
维尔纳·阿尔伯及其同事提出了一种解释,认为细菌具有两种互补的活性:一种破坏未受到充分保护的外源DNA,另一种则通过化学修饰使DNA免遭破坏。20世纪60年代的实验将限制作用与入侵噬菌体DNA的降解联系起来,并将修饰作用与DNA甲基化等变化联系起来。这表明,宿主识别的是病毒遗传物质的物理状态,而不只是阻止病毒附着或进入。这里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区别,在于DNA是否经过适当修饰,而不是细菌序列与病毒序列之间的绝对区别。
早期纯化得到的限制性内切酶并不一定是便于使用的分子工具。1968年,马修·梅塞尔森和罗伯特·袁对一种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限制性内切酶进行了表征,这种酶如今称为EcoKI。它能够识别特定序列,但会在距离识别序列较远且位置不固定的地方切割DNA。1970年出现了决定性进展:汉密尔顿·O.史密斯和肯特·W.威尔科克斯报道了一种来自流感嗜血杆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的限制性内切酶。史密斯与小托马斯·J.凯利确定了它的识别特异性。这种名为HindII的酶在确定的序列处切割,证明了可以通过酶促反应将DNA切割成可重复获得的片段。
随后,丹尼尔·内森斯及其同事利用限制性内切酶分析了猿猴病毒40较小的DNA基因组。所得片段为构建物理图谱,以及将遗传功能与特定基因组区域联系起来提供了标志。与随机降解不同,限制性酶切会产生一组可重复获得的片段,便于在不同实验之间进行比较。这种方法有助于使DNA不再仅仅被视为化学性质均一的聚合物,而成为一种可以划分为可识别实验单元的分子。
197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共同授予阿尔伯、史密斯和内森斯,以表彰他们发现限制性内切酶,并将其应用于分子遗传学问题的研究。他们的工作也为20世纪70年代初的重组DNA研究奠定了实验基础,包括构建杂合DNA分子,以及使其在细菌细胞内增殖。
限制–修饰系统与细胞防御
许多限制性内切酶属于限制–修饰系统,这类系统将DNA切割活性与保护性的修饰活性相结合。在典型系统中,DNA甲基转移酶会修饰限制组分所识别的同一序列内的特定碱基。常见的修饰包括N6-甲基腺嘌呤、N4-甲基胞嘧啶和5-甲基胞嘧啶。经过适当修饰的宿主DNA能够抵抗切割,而外来DNA若携带未经修饰的识别序列,则可能受到攻击。因此,DNA甲基化起着身份标记的作用,不过其具体含义取决于所处的系统。
这种区分能力在DNA复制过程中也必须保持有效。一个完全甲基化的DNA分子刚完成复制时,每个子代双链DNA通常都包含一条经过修饰的亲代链,以及一条起初尚未带有该标记的新合成链。这种DNA称为半甲基化DNA。许多系统会保护这些中间产物免遭限制性切割,同时为新生链补上修饰。这种平衡至关重要:如果限制性内切酶切割了刚完成复制的宿主DNA,就会在细菌染色体上造成可能致命的断裂。
建立新的系统还面临另一项协调难题。当限制基因和修饰基因进入一个原先不受保护的细胞时,其染色体上可能存在许多易受切割的识别位点。因此,具有保护作用的甲基转移酶必须先于破坏性的限制活性表达或发挥作用,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与之协调。不同系统通过基因调控、酶积累速度的差异,或额外的调控蛋白来实现这一点。有些系统含有小型控制蛋白,能够影响限制基因表达的时机。
限制作用是抵御感染的重要屏障,但并非万无一失。噬菌体可以通过避开识别序列、获得相容的甲基化修饰、编码抑制限制作用的蛋白质,或用修饰碱基替代普通DNA碱基等方式逃避限制。例如,T4噬菌体以葡糖基化的羟甲基胞嘧啶取代普通胞嘧啶,从而抵御多种限制活性。另一些宿主酶则会专门攻击经过修饰的DNA,这说明在一种情境中具有保护作用的化学修饰,在另一种情境中反而可能成为弱点。
这些系统也会影响水平基因转移。通过转化、接合或病毒介导的转移进入细胞的DNA,可能尚未在细胞内稳定存在就已被降解。不过,限制作用并不总能清除转入的DNA:其有效性取决于识别位点的数量、修饰状态、进入途径以及宿主的生理状态。限制–修饰系统是微生物多种防御机制中的一部分;这些防御机制还包括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系统,以及通过其他途径中断感染的机制。与CRISPR系统获得的序列记忆不同,经典限制作用的特异性通常直接由限制–修饰蛋白本身的识别特性决定。
分类与酶的命名
限制性内切酶主要根据亚基组成、识别与切割特性、对修饰的敏感性,以及对辅助因子或能量来源的需求进行分类。传统上主要分为I型、II型、III型和IV型。这些类型既不构成简单的进化序列,也不表示复杂程度或实用价值依次增加,而是按作用机制划分的实用类别。常规DNA切割所用的酶大多属于II型,但II型本身也是一个性质多样的集合,其中各亚类之间存在重叠。
I型系统以多亚基复合物的形式集限制、修饰和特异性识别功能于一体。这类系统识别特定序列,通常是由两段组成的序列,但切割位点与识别序列之间的距离并不固定。II型酶通常在其识别序列内部或附近的固定位置切割,其中许多酶独立于其配对的甲基转移酶发挥作用。III型系统具有相互作用的修饰亚基和限制亚基,通常在距离识别序列不远处切割,其切割条件受识别位点排列方式的影响。IV型酶则优先攻击含有特定碱基修饰的DNA,而不是通过配套的甲基转移酶来保护DNA。
常见的酶名包含了其生物来源信息。例如,在EcoRI中,“E”取自属名 Escherichia(埃希菌属),“co”取自种名 coli(大肠埃希菌),“R”表示来源菌株,罗马数字则表示该酶在该菌株所产酶的命名顺序中的序号。类似地,HindIII得名于其来源——流感嗜血杆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Rd菌株。这些命名惯例形成于人们通常通过从培养的生物中进行生化分离来发现酶的时期。酶名反映的是酶的来源及命名历史,而不是其识别序列或作用机制类型。
不同生物可以产生识别同一序列的酶。这类酶称为同裂酶,但它们对甲基化的敏感性或其他反应特性可能有所不同。识别同一序列、却在不同位置切割的酶,通常另称为异裂酶。例如,SmaI和XmaI都识别CCCGGG,但SmaI产生平末端,而XmaI产生突出末端。因此,仅凭识别特异性不足以预测酶切产物。
对限制性内切酶的描述通常会注明识别序列、每条链上的切割位置,以及相关的修饰敏感性。简并碱基字母可用于表示可替代的碱基:R表示嘌呤,Y表示嘧啶,N表示任意一种标准DNA碱基。HindII识别GTYRAC,因此其识别对象涵盖多种相关序列,而不是唯一确定的六碱基序列。REBASE等数据库既收录经实验表征的限制—修饰系统,也收录预测的相关基因。区分经过实验证实的活性与基于序列的预测十分重要,因为仅凭一个推定与限制作用有关的基因,并不能确定相应酶的底物特异性或生物学功能。
序列识别与切割的化学机制
限制性内切酶必须从数量远超靶DNA的其他DNA中辨认出自身的靶标。其蛋白质表面既与糖—磷酸骨架接触,也与暴露在DNA沟槽中的碱基边缘接触。有些接触直接识别官能团;另一些则感知由序列决定的DNA形状、柔性、水合状态或可变形性的差异。因此,结合与切割是相互关联但又彼此独立的步骤。酶在搜索过程中可能短暂结合非靶DNA,但只有在合适的识别位点上,才能形成具备催化能力的构象。
许多经典的II型限制性内切酶识别回文序列:沿一条链的5′至3′方向读出的序列,与沿互补链相同方向读出的序列一致。EcoRI识别GAATTC。蛋白质同源二聚体可以与这种二重对称性相匹配,每个亚基分别参与其中一条链的识别与切割。这种排列方式很常见,但并非普遍适用。有些限制性内切酶识别不对称序列,以单体或更大的组装体形式发挥作用,或需要两个DNA位点之间发生相互作用。
切割通过水解,使DNA每条链上的一个磷酸二酯键断裂。大多数常用限制性内切酶需要二价金属离子(通常为镁离子)才能高效催化。金属离子有助于组织活性位点的结构,促进来自水分子的亲核试剂发起进攻,并稳定化学键断裂过程中的电荷变化。典型产物带有5′磷酸基团和3′羟基。带有这些化学末端的DNA是DNA连接酶的合适底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限制性酶切与连接反应能够配合用于DNA构建。
两处切口的位置决定了末端结构。EcoRI在GAATTC中的G与A之间切割,产生序列为AATT、长四个核苷酸的5′突出端。PstI识别CTGCAG,产生长四个核苷酸的3′突出端。EcoRV识别GATATC,并在序列中央切割,形成平末端。互补的突出端可通过氢键结合,在连接酶封合糖—磷酸骨架之前,使DNA片段暂时对齐。平末端没有这种互补的突出部分,但也可以通过酶促反应连接。
包括X射线晶体学在内的结构研究表明,产生相似切割结果的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催化结构。许多限制性内切酶含有与PD-(D/E)XK相关的核酸酶折叠,而另一些则属于与之无关的结构家族。DNA识别可能引起显著弯曲或局部结构重排,催化残基也可能只有在靶序列结合后才能正确对齐。这些观察结果解释了识别特异性如何由多个相互耦联的检验环节共同产生,而非仅取决于一次识别碱基的接触;也解释了为什么改变反应条件,有时会使酶能够切割通常不被接受的序列。
II型限制性内切酶的多样性
II型限制性内切酶的共同特征主要是在相对于识别位点的特定位置切割DNA,而不是具有某一种共同的蛋白质结构或反应机制。常见的IIP型酶识别回文序列,通常在序列内部切割。EcoRI、HindIII和EcoRV是其中的代表。许多这类酶都是结构紧凑的蛋白质,其限制性内切酶活性与相应的甲基转移酶由彼此独立的蛋白质承担。由于它们能产生可重复获得的切割产物,因此成为早期重组DNA技术的主要工具。
IIS型酶识别非对称序列,并在该序列之外切割。FokI识别GGATG,在其下游的不同位置分别切割两条链,通常表述为在识别序列之外第9个和第13个核苷酸处切割。其DNA识别区与切割区在结构上相互独立,而有效切割需要核酸酶结构域相互结合。由于切割位置位于识别位点之外,所产生的突出端序列可以独立于招募该酶的识别序列而变化。
其他亚型则体现了靶位点识别与催化功能的不同组织方式。IIE型酶会与一个额外的识别位点相互作用,该位点起变构激活作用;EcoRII是研究较为充分的例子。IIF型酶(如SfiI)同时结合两个识别位点,并在多位点复合物内协调切割。这些组织方式使酶活性受到DNA拓扑结构、位点间距以及是否存在第二个靶位点的影响。因此,一个只含一个位点的DNA分子,其反应表现可能不同于其他方面相似但含有两个位点的分子。
IIB型酶在识别序列的两侧切割,释放出一段包含该识别位点的短DNA片段。BcgI就是一个例子。IIG型酶将限制与修饰功能整合在同一条多肽链中,不过其发挥功能时的组装形式和对辅助因子的需求各不相同。这些亚型名称描述的是不同性质,彼此可以重叠;不应将其理解为相互排斥、且每种酶都能明确归入其中一类的分类框架。
识别序列的长度和简并性也各不相同。在假定各碱基相互独立且出现频率相等的简化模型中,一个长度为 的特定序列平均每 个碱基对出现一次。因此,四碱基位点预计约每256个碱基对出现一次,六碱基位点约每4,096个碱基对出现一次,八碱基位点约每65,536个碱基对出现一次。由于碱基组成、重复序列、选择作用以及相邻碱基之间的相关性,实际基因组会偏离这一模型。因此,一种名义上切割位点稀少的酶,可能频繁切割某个基因组,却很少切割另一个基因组。对于识别间断序列或简并位点的酶,需要根据其具体允许识别的序列进行计算,而不能只依据识别序列的长度。
ATP依赖型系统与修饰依赖性限制作用
I型限制性内切酶与“蛋白质结合一段短序列后立即将其切开”这一简单图景截然不同。其复合物包含HsdS特异性亚基、HsdM修饰亚基和HsdR限制亚基。典型的识别序列由两段特定序列组成,中间隔着一段非特异性的间隔序列。例如,EcoKI识别的序列为AAC,其后接六个任意碱基,再接GTGC。其特异性亚基负责识别这两段彼此分隔的序列元件,其他亚基则提供修饰、分子马达和核酸酶活性。
遇到可被限制的位点时,I型复合物利用三磷酸腺苷驱动DNA移位。DNA可被牵引至酶处并形成环,而在反应的重要阶段,酶仍与识别位点保持结合。切割发生在远离靶位点的位置,具体位置并不固定,并受到移位中的复合物相互碰撞或其运动遭遇障碍等因素的影响。因此,ATP主要用于驱动与限制作用相耦联的机械过程,而非仅仅提供断裂磷酸二酯键所需的化学能。
III型系统含有Mod和Res蛋白。Mod提供序列识别和甲基转移酶活性;Res则提供ATP酶和核酸酶功能。EcoP15I识别CAGCAG,并在其下游切割,切割位置通常分别距识别序列约25和27个核苷酸。高效限制作用通常涉及两个取向适当的位点,两者常呈反向、头对头排列。位点间的通信涉及ATP依赖性事件和DNA运动,但具体途径因系统而异,不能简单归结为I型酶的长距离移位模型。
IV型限制作用的生物学逻辑有所不同。这类酶识别的化学修饰,恰恰是许多其他系统用来保护DNA的标记。例如,大肠杆菌(E. coli)的McrBC系统会攻击含有某些修饰胞嘧啶的DNA。McrB含有识别区域和GTP酶马达,而McrC提供核酸酶活性。高效切割通常需要彼此分隔的修饰位点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大肠杆菌的另一种限制活性由Mrr介导,它对具有特定甲基化模式的DNA发挥限制作用。因此,修饰依赖性限制作用可能使在一种生物中制备的DNA难以导入另一种生物。
一些较新的分类将与CRISPR系统相关的RNA引导型核酸酶称为“V型”。这一术语应与经典的I至IV型限制—修饰系统分类区分开来,也应与CRISPR–Cas系统自身的分类区分开来。常规限制性内切酶的靶序列偏好通常由其蛋白质结构决定;可编程CRISPR核酸酶的序列特异性则主要来自引导RNA。两者都能为微生物提供防御并切割DNA,但在靶标如何确定、特异性如何改变以及系统如何组织等方面存在差异。
反应条件、特异性与结果解读
限制性酶切是一种生化反应,其结果不仅取决于识别序列是否存在。缓冲液组成、酸碱度、离子强度、镁离子的可用性、温度以及DNA纯度,都会影响酶的结合与催化。许多从嗜中温细菌中分离出的酶通常在接近37 °C的条件下使用,而来自嗜热生物的酶,其最适作用温度可能要高得多。不同酶所偏好的缓冲液条件也可能互不相容,因此,同时进行酶切是一个需要单独考虑的生化问题,而非简单地混合两种试剂。
酶的用量通常以活性单位表示。商业产品常用的一种定义是:在规定条件下,一小时内将一微克指定参照DNA完全酶切所需的酶量。底物和测定条件都是这一定义的组成部分。一个活性单位并不对应某个通用的酶分子数,也不保证对所有DNA制备样品都有相同的作用效果。识别位点的数量、DNA浓度、超螺旋状态以及底物中的污染物,都可能改变完全切割所需的酶量或时间。
甲基化是DNA出现意外抗酶切现象的常见原因。在标准大肠杆菌(E. coli)菌株中扩增的DNA,通常在GATC序列处带有Dam甲基化,在CCWGG序列处带有Dcm甲基化,其中W表示A或T。若限制性酶切位点与这些序列重叠,切割就可能受到阻断或发生变化,具体取决于所用的酶。真核生物DNA中的CpG甲基化还会产生其他因酶而异的影响。相反,DpnI会优先切割含有甲基化GATC的DNA,此时,修饰反而成为酶切所需的条件,而不只是抑制因素。
在非标准条件下,某些酶会切割与其正常靶序列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序列。这称为星号活性。相对于DNA而言酶量过多、甘油浓度过高、离子条件不合适,或以其他金属离子替代镁离子等因素,都可能促进星号活性的产生。不同酶发生这种现象的倾向差异显著,而经过工程改造的高保真变体可在许多应用中减少这种现象。必须将星号活性与其他核酸酶污染,以及酶对简并靶序列的正常识别区分开来。
酶切产物通常通过凝胶电泳进行检测。解读结果时必须考虑DNA的分子形态:未切割的超螺旋DNA、带缺口的环状DNA和线性DNA的迁移行为各不相同,因此,不能总是根据条带位置直接判断片段大小。对于线性DNA,在 个内部位点完全切割会产生 个片段;对于具有 个位点的环状分子,则会产生 个片段。部分酶切还会产生额外产物,其中相邻片段仍连接在一起。两个长度相近的片段也可能共同迁移,形成一条条带,而极短的片段则可能检测不到。因此,符合预期的条带图谱只能为某种DNA结构提供证据,并不能完整确定其序列。
在DNA构建与分析中的应用
限制性内切酶能够产生末端可相互连接的特定DNA片段,使分子克隆成为切实可行的技术。在经典克隆方法中,用相容的酶切割待插入的DNA片段和质粒载体,再用连接酶将二者组装起来。使用两种产生不同且互不相容末端的酶,可以限定插入片段的方向,并减少载体的自连。随后,可将所得构建体导入合适的宿主中进行扩增。在聚合酶链式反应引物中引入限制性内切酶识别位点,可将这一方法拓展到末端天然缺乏合适位点的片段。
IIS型酶支持另一种组装策略,通常称为金门组装。由于识别与切割发生在不同位置,可以通过设计识别位点的位置,使其不再存在于最终连接产物中。经设计的突出末端决定哪些片段末端相互连接,从而使多个片段能够按既定顺序组装。BsaI和BsmBI是广泛使用的例子。这种方法将酶切与连接结合起来,有利于正确组装产物的积累,因为这些产物不再受到同一切割反应的作用。
限制性酶切分析也可在不构建新DNA的情况下提供信息。在限制性酶切图谱分析中,单酶切和联合酶切所得片段的大小可揭示切割位点的相对位置。当序列变异改变了限制性内切酶识别位点,或改变了位点之间的长度时,就会产生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简称RFLP。历史上,RFLP曾成为连锁分析、生物鉴定和DNA分型的重要遗传标记。一些应用将酶切与Southern 印迹相结合,利用标记探针识别复杂样品中的特定片段。
一个经典的序列依赖性实例涉及人类β-珠蛋白基因的镰状细胞等位基因,该等位基因改变了一个MstII限制性内切酶识别位点。对合适的DNA片段进行限制性酶切分析,可以区分相关的序列状态。更一般地,先进行PCR,再进行限制性酶切,已被用于检测产生或消除识别位点的变异。这类检测针对的是特定的序列差异,并不能揭示扩增区域内所有可能的变异。直接DNA测序已取代许多较早的限制性酶切检测方法,但后者在某些研究和分析场景中仍有用途。
对修饰敏感的酶还提供了另一类应用。HpaII和MspI均识别CCGG,但对特定胞嘧啶位点甲基化的反应不同,因此可通过差异性切割研究某些甲基化模式。限制性内切酶也是简化基因组测序方法的基础,其中包括对限制性内切酶识别位点邻近基因组区域进行取样的方法。低频切割酶与脉冲场凝胶电泳相结合,已被用于比较大型细菌DNA片段。在这些应用中,酶都提供了可重复的取样规则,但观测数据仍取决于位点分布、修饰状态和酶切的完全程度。
演化、工程改造与持续研究
即使在亲缘关系很近的微生物菌株之间,限制—修饰系统的分布也并不均匀。这些系统的基因可存在于染色体、质粒及其他可移动遗传元件上,其演化历程往往涉及水平转移、重排和丢失。这种零散分布既反映了防御带来的优势,也反映了维持具有潜在危险的核酸酶所需付出的代价。对基因组和甲基化模式的比较表明,一个生物体可能携带多个识别特异性不同的系统,其中一些系统的限制组分已失活,但修饰功能仍然保留。
某些限制—修饰系统可以表现为自私遗传元件。如果细胞丢失了编码这两种活性的基因,随着DNA复制,保护性甲基化可能逐渐减少,而残留的限制酶却可能存留足够长的时间,从而攻击染色体。这种分离后效应有利于系统的保留。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限制—修饰系统都会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也不排除它们能为宿主带来防御益处。选择作用可以同时发生在可移动系统、携带该系统的细菌以及与之相互作用的噬菌体种群这几个层面。
识别特异性本身也可通过DNA接触区域的变化或特异性模块的交换而演化。I型系统的特异性蛋白通常含有彼此独立的靶标识别结构域,分别对应其DNA识别位点中相互分隔的部分。这些结构域的重排或替换可以产生新的识别模式。某些系统会发生相变,使甲基化状态出现可逆变化,并在某些情况下进一步改变下游的基因表达。“相变调控子”(phasevarion)一词用于指称那些因DNA甲基转移酶活性的相变而发生表达变化的调控子。
蛋白质工程利用了限制酶的模块化特性。在锌指核酸酶和转录激活因子样效应物核酸酶中,FokI的切割结构域与人工设计的DNA结合蛋白相连接;这两类核酸酶均用于基因组编辑。在这些构建体中,识别能力来自工程化的结合模块,而非FokI原有的序列识别区域。经工程改造、仅切割一条链的切口酶可用于DNA扩增和标记。识别特异性经过改变的变体以及高保真变体,进一步拓展了可利用的切割特性。
持续开展的研究正在探究限制蛋白如何搜索DNA、如何在相距较远的位点之间传递信息、如何辨别修饰碱基,以及如何避免损伤宿主。冷冻电子显微术、单分子测量、结构生物化学和宏基因组学拓宽了可供研究的系统范围。仅凭基因组序列,通常可以鉴定出候选核酸酶家族,却无法确定其确切的靶序列或生理底物。要明确这些性质,需要将序列预测与切割测定、修饰测量、结构信息以及在天然生物学背景下开展的实验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