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性细胞死亡是通过细胞自身基因组编码的分子机制,以受控方式清除细胞的过程。它参与塑造发育中的生物体,维持组织结构,清除多余或受损的细胞,并参与抵御感染。其中研究最充分的形式是细胞凋亡,但受调控的机制也可能导致细胞肿胀、细胞膜破裂和炎症反应,而非经典细胞凋亡所表现的细胞凝缩与碎裂。
这些术语的含义需要加以限定。在当前基于机制的分类中,调控性细胞死亡涵盖由分子机器介导、且这些分子机器的活性可通过遗传或药理学手段改变的细胞死亡。狭义的程序性细胞死亡则指作为生理程序一部分而发生的调控性死亡,例如胚胎发育或组织更新过程中的细胞死亡。许多科学文献对这两个术语的使用较为宽泛,或将两者互换使用。这两个术语都不意味着每一次细胞死亡都有益于生物体:正常的细胞死亡通路可能在疾病中被不恰当地激活,也可能被病原体利用。
要理解这些过程,就必须将执行细胞死亡的分子机制、细胞死亡所处的情境以及细胞残骸的清除联系起来。细胞凋亡、程序性坏死、细胞焦亡、铁死亡及其他受调控的过程,在启动信号、执行机制和对周围组织的影响方面各不相同。对这些过程的研究还证实,细胞死亡并非仅仅是代谢衰竭的被动结果,而往往是一种受到主动调控的生物学事件。
概念、术语与历史发展
早在能够研究细胞死亡的分子基础之前,人们就已认识到,细胞死亡是发育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现象。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胚胎学家描述了组织重塑过程中细胞消失的现象,其中包括临时性结构的清除。这一领域的重要观念转变在于:不再将这些死亡视为偶发的退化现象,而是认识到其发生的位置和时间可以是发育过程中具有可重复性的组成部分。
1964年,理查德·洛克欣和卡罗尔·威廉斯在研究昆虫变态过程中的节间肌退化时,提出了“程序性细胞死亡”这一术语。1972年,约翰·克尔、安德鲁·怀利和阿拉斯泰尔·柯里提出“细胞凋亡”一词,用来描述在生理和病理条件下均可观察到的一种独特的受控细胞清除模式。他们着重指出了细胞皱缩、核物质凝集以及形成膜包裹碎片等特征。这些观察结果从形态学上将细胞凋亡与通常所称的坏死区分开来,后者表现为细胞肿胀和破裂。
随后的遗传学分析证实,细胞具有专门的死亡机制。对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的研究确立了具有可重复性的发育细胞谱系:雌雄同体个体发育过程中产生的1,090个体细胞中,通常有131个会死亡。西德尼·布伦纳、约翰·苏尔斯顿和H. 罗伯特·霍维茨等人的研究鉴定出了控制这一过程的基因。研究者发现,线虫的 ced-3、ced-4 和 ced-9 基因在哺乳动物中具有功能对应基因,揭示了一个保守的分子框架。这三位研究者因在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的遗传调控方面的发现,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现代分类将机制与外观区分开来。坏死描述的是一种以细胞肿胀、细胞膜完整性丧失和细胞内容物破坏为特征的形态,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一过程不受调控。严重的物理或化学损伤可导致意外性细胞死亡,而程序性坏死和细胞焦亡则通过可明确识别的分子通路产生坏死样形态。反过来,凋亡细胞若未被及时清除,最终也可能因继发性坏死而破裂。
细胞死亡还必须与可逆性损伤、分化、休眠和细胞衰老区分开来。衰老细胞已进入持久的增殖停滞状态,但仍保持代谢活性。因此,仅仅丧失增殖能力本身并不能证明细胞已经死亡。实验中的定义通常强调细胞基本功能的不可逆丧失,最终表现为细胞膜永久性通透化或细胞完全碎裂。由于某些早期的死亡相关变化可以逆转,因此,要确定细胞死亡所涉及的通路,不能仅凭观察到的某一种形态学或生化特征。
细胞凋亡:信号传导、不可逆进程的确立与执行
细胞凋亡主要由半胱天冬酶执行。这是一类在天冬氨酸残基之后切割特定蛋白质的酶。起始型半胱天冬酶在信号平台上被激活,随后激活执行型半胱天冬酶,尤其是半胱天冬酶-3和半胱天冬酶-7。这些酶拆解细胞结构,改变细胞膜的组织状态,并激活核酸酶。其底物包括细胞骨架和核膜的组成蛋白,这解释了凋亡细胞中许多特征性变化的成因。
内源性通路响应细胞内部的应激,如严重的脱氧核糖核酸损伤、存活信号不足以及蛋白质稳态紊乱。该通路的核心检查点是线粒体外膜通透化。BCL-2家族成员调控这一事件:BAX和BAK形成使膜通透化的复合结构,而BCL-2、BCL-XL和MCL-1等抗凋亡蛋白则抑制它们。仅含BH3结构域的蛋白将特定应激与这一调控系统联系起来。BIM、PUMA、NOXA和BID通过不完全相同的相互作用发挥功能,因此,细胞对凋亡的敏感性取决于多个家族成员之间的平衡及结合关系,而非某个通用的分子开关。
外膜通透化后,细胞色素c从线粒体释放到细胞质基质中。它与APAF1结合,促进凋亡小体的组装;凋亡小体随后招募并激活半胱天冬酶-9。半胱天冬酶-9继而激活执行型半胱天冬酶。线粒体释放的SMAC还可拮抗凋亡抑制蛋白,使半胱天冬酶得以持续发挥活性。大范围的线粒体外膜通透化通常标志着细胞迈过走向死亡的关键不可逆节点,但在特定实验条件下,也可能出现不完全的通透化,或在有限程度的半胱天冬酶激活后恢复。
外源性通路始于细胞表面的死亡受体。Fas又称CD95,与配体结合后,将衔接蛋白FADD和半胱天冬酶-8前体招募至死亡诱导信号复合物中。活化的半胱天冬酶-8可直接激活执行型半胱天冬酶,也可切割BID,从而启动线粒体通路。肿瘤坏死因子受体1的作用更依赖于具体情境:根据下游复合物的组成及其调控方式,其信号既可支持细胞存活和炎症反应,也可导致细胞凋亡或程序性坏死。
在执行阶段,染色质凝集,细胞皱缩,细胞膜形成膜泡。半胱天冬酶切割抑制蛋白ICAD,释放出使DNA片段化的核酸酶。通常集中分布于质膜内层的磷脂酰丝氨酸会暴露于膜的外表面,促进吞噬细胞识别凋亡细胞。凋亡早期通常仍能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从而限制细胞内物质不受控制地释放。不过,细胞凋亡并非总是在免疫学上保持沉默:引发凋亡的应激、伴随信号以及细胞遗体的清除效率,都会影响其对组织的作用。
坏死性凋亡与细胞焦亡:受调控的膜破坏
坏死性凋亡是一种受调控的坏死过程,其定义性特征是激酶 RIPK3 及其下游效应蛋白 MLKL 的激活。在一条已得到深入研究的途径中,当 caspase-8 正常施加的抑制作用缺失或失效时,肿瘤坏死因子信号会动员 RIPK1 和 RIPK3 参与。RIPK3 磷酸化 MLKL,随后 MLKL 发生寡聚化并与细胞膜结构结合。这些事件破坏膜功能,最终导致细胞裂解性死亡。RIPK3 也可通过其他信号蛋白激活,因此这类过程并非都依赖 RIPK1。
Caspase-8 是连接细胞凋亡与坏死性凋亡的重要环节。除了启动细胞凋亡外,它还能切割坏死性凋亡信号通路中的组分,从而抑制这一替代途径。因此,抑制 caspase 并不一定能维持细胞存活:在适当条件下,反而会使细胞转向坏死性凋亡。在小鼠中,caspase-8 缺失会造成严重的发育异常,而进一步破坏坏死性凋亡机制可以防止这些异常,说明这种联系具有生物学意义,而不仅仅是培养细胞中出现的现象。
细胞焦亡的定义性特征是 gasdermin 家族蛋白在膜上形成孔道。在经典途径中,炎症小体响应微生物产物或细胞内的异常变化而组装,并激活 caspase-1。Caspase-1 加工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β 和白细胞介素-18 的前体,并切割 gasdermin D。切割后释放的 gasdermin 氨基端片段插入膜中形成孔道,使离子得以流动,并使炎症分子得以释放。
另一条途径通过人类的 caspase-4 和 caspase-5,或小鼠的 caspase-11,检测细胞质中的细菌脂多糖。这些酶直接切割 gasdermin D。其他 gasdermin 蛋白则将孔道形成与不同的蛋白酶联系起来:例如,在表达 gasdermin E 的细胞中,caspase-3 可以切割该蛋白,将凋亡信号事件转化为细胞裂解的结局。因此,gasdermin 的激活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炎症小体或某一种细胞类型。
孔道形成与最终的质膜破裂是可以区分的两个步骤。细胞有时能够修复有限的膜损伤,或在不立即死亡的情况下释放炎症介质。在多种裂解性细胞死亡情境中,膜蛋白 NINJ1 参与最终的膜破裂,这进一步说明,最初的孔道形成与细胞内容物的大量释放是不同的环节。因此,不能仅凭膜破裂就判定发生了坏死性凋亡或细胞焦亡。
这些途径参与宿主防御,但也可能加重组织损伤。其炎症效应取决于细胞因子和细胞内分子的释放、所涉及的细胞以及周围的免疫环境。要确定其机制,需要获得通路特异性效应蛋白发挥作用的证据,例如 MLKL 激活或 gasdermin 被切割,并结合功能实验,证明干扰这些效应蛋白能够阻止细胞死亡,或使其转向其他死亡途径。
铁死亡及其他依赖细胞器或代谢的途径
铁死亡是一种依赖铁的调节性细胞死亡形式,由膜磷脂过度氧化驱动。这一术语于2012年提出,用于描述由erastin等化合物诱导、且机制不同于细胞凋亡的细胞死亡。其核心特征不只是活性氧水平升高,而是无法控制易受损膜中有害的脂质过氧化反应。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磷脂的丰度和分布会影响细胞对铁死亡的敏感性。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PX4)是一套主要的保护系统,它利用谷胱甘肽还原磷脂氢过氧化物。谷胱甘肽的合成取决于包括半胱氨酸在内的氨基酸供应。在许多培养细胞中,胱氨酸–谷氨酸反向转运系统 为细胞提供胱氨酸,后者可被还原为半胱氨酸。阻断这一转运系统会耗竭细胞的抗氧化能力,而直接抑制GPX4则绕过了这一上游步骤。铁的可利用性、脂质重塑和抗氧化防御共同决定脂质氧化是否会发展为致命的膜损伤。
对铁死亡的抵抗能力并非仅由GPX4决定。FSP1通过还原膜上的辅酶Q,支持一条与GPX4并行的防御途径;另有其他系统在特定的细胞区室中发挥作用。这些相互重叠的防御机制解释了为何GPX4表达水平相近的细胞会对同一种应激产生不同反应。在实验中,铁螯合剂或脂质自由基捕获剂能够阻止细胞死亡,可作为铁死亡机制的支持证据;但单凭铁含量增加或一般性的氧化损伤,都不足以判定发生了铁死亡。
其他调节性死亡过程则以不同细胞器的异常或生化过程紊乱为核心。溶酶体依赖性细胞死亡涉及溶酶体的原发性损伤,以及包括组织蛋白酶在内的内容物向细胞质中的释放。线粒体通透性转换驱动的坏死涉及线粒体内膜通透性屏障丧失、基质肿胀和能量生成崩溃。在许多实验模型中,亲环蛋白D是重要的调节因子。这些机制不应与细胞凋亡过程中的线粒体外膜通透化混淆。
PARP1依赖性细胞死亡发生于DNA损伤应答酶PARP1过度激活之后,涉及聚(ADP-核糖)信号传导、代谢紊乱,以及凋亡诱导因子等因子的参与。这一名称指的是一条机制明确的途径,而非所有伴有PARP活性的细胞死亡。同样,自噬——将细胞内物质递送至溶酶体降解的过程——通常在应激期间发挥保护作用。要认定自噬依赖性细胞死亡,必须有证据表明自噬机制在因果上是细胞死亡所必需的,而不能仅凭自噬结构的积累。
这些分类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一些提出的机制可能与已确立的途径重叠,或仅适用于有限的实验条件。单凭新的分子标志物、异常形态或独特的代谢扰动,并不能证明存在一种独立的细胞死亡形式;关键要求是明确其执行死亡的因果性机制,并能够以可重复的方式将其与其他机制区分开来。
发育、组织重塑与细胞群体调控
发育过程中产生的细胞和结构多于成熟生物体最终保留的数量。程序性死亡可清除暂时性组织、调节细胞数量,并帮助建立精确的解剖结构关系。这些作用通常与细胞分裂、迁移和分化相互协调。因此,组织的最终大小取决于细胞的产生与清除,而非仅由增殖决定。
秀丽隐杆线虫(C. elegans)的发育细胞谱系具有高度可重复性,因此提供了一个格外精确的研究实例。特定细胞的死亡遵循细胞谱系特异性的基因表达模式,其中包括促死亡基因 egl-1 的激活。EGL-1 拮抗 CED-9 的保护作用,使 CED-4 得以激活半胱天冬酶 CED-3。因此,这一过程并不需要细胞外的损伤信号:发育过程中的转录调控能够直接启动细胞内在的死亡执行机制。
在脊椎动物的肢体中,指(趾)间组织的清除有助于各指(趾)彼此分离。在这一过程中,骨形态发生蛋白信号传导、生存信号的变化、细胞外组织重塑和细胞死亡相互作用。这些因素的相对贡献因物种及发育情境而异。因此,蹼的保留不能简单归因于细胞凋亡的普遍缺失,而是反映了更广泛的形态发生程序在调控与组织方式上的差异。
发育中的神经系统体现了细胞群体数量的匹配。许多神经元群体最初包含的细胞数量,超过其靶组织所能支持的数量。对有限神经营养信号的竞争会影响细胞存活,而支持不足可激活线粒体途径的细胞凋亡。这使神经元数量与其所连接的靶组织的大小和需求相匹配。整个神经元的丧失必须与轴突分支的局部清除或突触重塑区分开来;后两者可以利用部分相同的信号传导组分,而不致使其所属细胞死亡。
变态发育进一步提供了由激素协调组织清除的实例。在昆虫中,类固醇激素蜕皮激素调控幼虫组织的破坏与重塑。不同组织可能依赖半胱天冬酶、自噬和吞噬清除的不同组合。在两栖动物中,甲状腺激素协调包括幼体结构退化在内的变化。这些实例说明,细胞凋亡不能完全等同于发育性细胞死亡。
在成年组织中,受控的细胞清除与持续的细胞产生保持平衡。肠上皮细胞沿隐窝—绒毛轴迁移,最终脱落;细胞挤出与死亡相互协调,以维持屏障的完整性。哺乳期结束后的乳腺退化过程中,上皮细胞的清除伴随着广泛的组织重塑和免疫细胞活动。这类组织层面的过程涉及濒死细胞与相邻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机械力、局部生存信号以及清除能力,共同影响细胞何时被清除,以及清除过程能否维持组织屏障的完整性。
免疫调节、病原体防御与细胞遗体清除
程序性细胞死亡有助于免疫系统的建立和调节。在淋巴细胞发育过程中,抗原受体重排失败或受体特性不适当的细胞会被清除。在中枢免疫耐受过程中,对自身抗原有强烈反应的发育中淋巴细胞可被删除。这只是免疫耐受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其全部机制;受体编辑、调节性细胞的发育以及外周调控机制也发挥作用。
免疫应答使抗原特异性淋巴细胞扩增后,扩增群体中的大多数细胞会在收缩期被清除。存活因子可用性的变化以及BCL-2家族的调控,共同影响哪些细胞能够作为记忆细胞群长期存留。死亡受体信号也会限制某些活化淋巴细胞群的规模。人类Fas通路的缺陷可导致自身免疫性淋巴增殖综合征,表明细胞凋亡缺陷、淋巴细胞积聚与免疫调节紊乱之间存在联系。
细胞毒性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能够诱导受感染或异常的靶细胞死亡。其中一条途径利用细胞毒性颗粒释放的穿孔素和颗粒酶:穿孔素使颗粒酶得以进入靶细胞,而颗粒酶B可激活细胞凋亡机制。另一条途径则由Fas配体与靶细胞上的Fas结合来启动。这些机制使免疫细胞能够清除胞内病原体赖以生存的细胞,同时通过对靶细胞的识别保持作用的特异性。
病原体既能激活,也能抑制宿主的细胞死亡通路。一些病毒编码的蛋白质能够模拟BCL-2家族的抗凋亡功能,或干扰半胱天冬酶,使受感染细胞存活足够长的时间,以便病毒复制。宿主的程序性坏死或细胞焦亡能够对抗某些病原体策略,但过早或大范围的细胞死亡也可能破坏宿主的屏障。细胞死亡能否限制感染,取决于病原体种类、受感染的细胞类型、发生时机以及病原体的传播方式。
清除濒死细胞本身也是一个主动过程。凋亡细胞清除作用是指专职吞噬细胞,尤其是巨噬细胞,或邻近细胞吞噬凋亡细胞的过程。暴露在细胞表面的磷脂酰丝氨酸可以被直接识别,也可以通过桥接分子被识别;这些分子将濒死细胞与吞噬细胞受体连接起来。细胞凋亡过程中释放的可溶性信号可以招募吞噬细胞,而“不要吞噬”信号的变化则会改变吞噬的阈值。
吞噬可防止凋亡细胞继发性破裂,并促进吞噬溶酶体对细胞物质的处理。它还可诱导与炎症消退和组织修复相关的信号。清除缺陷会使细胞核物质及其他细胞内物质持续滞留于细胞外,从而可能增强炎症和自身免疫反应。不过,机体对细胞遗体的反应并非仅由其外观决定:微生物信号、组织损伤以及抗原呈递细胞的活化状态,都可能改变机体对同一死亡通路所产生物质的识别与应答方式。
植物、真菌及微生物系统中的程序性死亡
受调控的细胞清除并非动物所独有,但不同进化谱系所采用的机制存在显著差异。植物缺乏动物中由 BCL-2 家族蛋白和凋亡性半胱天冬酶组成的经典机制。因此,不能仅凭植物细胞出现细胞核固缩或 DNA 片段化,就将其归为动物式细胞凋亡。相似的形态学结果可能由不同的分子机制产生。
植物发育中有一些鲜明的例子,表明细胞死亡能够造就具有功能的结构。在负责输水的木质部细胞分化过程中,细胞先沉积形成加固的次生细胞壁,随后清除自身的活体内容物。大型中央液泡的破裂及水解酶的释放参与了细胞的解体。最终形成的中空管道在原生质体死亡后发挥功能,说明死亡可以是细胞分化的必要步骤,而不仅仅是清除不需要的细胞。
植物也会在某些免疫反应中利用局部细胞死亡。细胞内免疫受体识别病原体相关效应因子后,可触发超敏反应,使感染部位附近的细胞死亡。一些被激活的植物免疫受体会组装成具有膜通道活性的复合物,将病原体识别与离子流动及下游的死亡过程联系起来。这种反应能够限制依赖活体宿主组织的病原体,但杀死细胞并非总能起到保护作用:以死组织为食的病原体反而可能从宿主损伤中获益。
植物的类半胱天冬酶(metacaspase)在进化上与半胱天冬酶相关,但通常在精氨酸或赖氨酸残基之后切割底物,而非在天冬氨酸残基之后切割。它们参与应激反应、发育和蛋白质质量控制,因此,仅凭其存在并不能认定存在细胞凋亡机制。液泡加工酶及其他蛋白酶也参与植物某些特定形式的细胞死亡。因此,发育过程中的细胞清除、衰老相关的组织变化以及病原体触发的死亡,都需要分别开展机制分析。
真菌会因应激、不亲和性及感染而发生受调控的死亡反应。在某些丝状真菌中,遗传上不亲和的个体之间发生融合,会引发局部死亡,从而限制细胞质交换,并可能限制可传播因子的扩散。酵母实验发现了与死亡相关的线粒体变化、特定条件下类半胱天冬酶的参与,以及氧化过程。解释这些结果时需要设置对照,因为菌落形成能力、细胞膜完整性和类似凋亡的形态,衡量的是细胞状态的不同方面。
在细菌中,毒素—抗毒素系统及流产感染机制能够抑制生长或杀死受感染的细胞。一些噬菌体防御系统会在子代噬菌体释放之前牺牲受感染细胞,从而可能保护附近具有亲缘关系的细胞。然而,生长停滞未必意味着死亡,而对群体的益处也必须通过实验证实,不能想当然地认定。进化解释取决于生态条件、亲缘关系和传播方式:一种致死性生化系统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证明它是专门为促成细胞自杀而进化出来的。
在疾病中的作用与治疗干预
在疾病中,细胞死亡的后果取决于哪些细胞死亡、损失了多少细胞,以及周围组织如何响应。细胞清除过度可能损害器官功能,而清除不足则可能使异常细胞积聚。同一病灶内可以并存不同的死亡机制,而且在某一阶段检测到的通路,可能不同于早期发挥作用的通路。因此,组织病理变化通常不能简单归结为细胞凋亡“过多”与“过少”之间某种普遍适用的失衡。
逃避细胞凋亡是癌症的重要特征。恶性细胞可以增加抗凋亡的 BCL-2 家族蛋白、减弱促凋亡信号,或改变应激反应。肿瘤抑制蛋白 p53 的改变可能损害细胞对 DNA 损伤的转录应答,包括对某些促凋亡基因的诱导表达。不过,癌症具有异质性:不同肿瘤依赖不同的促存活蛋白,有些肿瘤仍保留功能正常的凋亡机制,可通过治疗将其激活。
维奈克拉是靶向这一机制进行治疗的直接实例。该药于 2016 年首次在美国获批,用于特定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群体;它通过占据促凋亡结合伙伴所利用的结合槽来抑制 BCL-2。这可以解除对敏感恶性细胞中线粒体凋亡通路的抑制。其他癌症治疗则通过 DNA 损伤、有丝分裂紊乱或抑制致癌信号传导,间接启动细胞死亡。药物结合发生改变、替代性促存活蛋白增多,或下游执行组分发生变化,都可能导致耐药。
过度的细胞死亡也参与缺血性损伤;在这种情况下,供血不足使组织缺乏氧气和代谢底物。严重的能量供应衰竭、线粒体功能障碍、钙稳态紊乱和氧化损伤,可启动多种致死机制。血流恢复后,相互作用的代谢和炎症过程可能进一步加重损伤。实验研究表明,在特定模型中,细胞凋亡、线粒体通透性转换、铁死亡及其他通路均参与其中,但它们的相对贡献随器官、缺血持续时间和测量方法而异。
遗传性疾病为特定分子的功能提供了尤为直接的证据。Fas 通路缺陷将细胞凋亡受损与淋巴细胞增殖及自身免疫联系起来。炎症小体感受器 NLRP3 的某些激活性变异会引起过强的炎症信号传导,从而导致自身炎症性疾病。后一个例子也说明,解释这类现象时需要作出区分:与细胞焦亡相关的机制活动异常,并不意味着每一种临床效应都完全由细胞裂解造成,因为细胞因子的加工和释放是可与细胞裂解分离的输出过程。
细胞死亡通路的抑制剂和激活剂可能产生不同的后果。阻断某一种死亡执行机制,可能使细胞存活,也可能使其转向另一条死亡通路,或使受损且功能不全的细胞继续存留。反过来,在肿瘤中诱导炎症性细胞死亡,既可能影响恶性细胞,也可能影响周围的免疫细胞或基质细胞。这些相互影响解释了为什么分子靶点受到作用、细胞实际存活、组织功能和临床结局属于不同层面的证据。
实验鉴定与尚未解决的机制问题
要可靠地分析细胞死亡,需要结合时间分辨观察、生化测量和因果性干预。没有任何一种染色方法能够同时确定以下所有问题:细胞是否已经死亡、哪条通路导致了死亡,以及是什么启动了这条通路。在实验中,区分细胞损伤的检测、死亡执行机制的鉴定,以及证明该机制是所观察到的细胞活力丧失所必需的,有助于准确解释结果。
细胞凋亡通常通过执行者半胱天冬酶的活性、特定底物的裂解、细胞核凝集以及磷脂酰丝氨酸外露来评估。膜联蛋白V可与外露的磷脂酰丝氨酸结合,在流式细胞术中常与不能透过细胞膜的染料联合使用。能够结合膜联蛋白V而不被该染料染色的细胞,通常被归为早期凋亡细胞,但这种表现并非凋亡所独有。磷脂酰丝氨酸外露也可发生于活化的活细胞以及其他细胞死亡通路中,而晚期凋亡细胞和原发性裂解死亡细胞都可能被不能透过细胞膜的染料染成阳性。
DNA片段化检测同样需要结合具体背景来解读。TUNEL检测可被标记的DNA末端,因此不仅能标记凋亡细胞,也能标记正在经历其他多种损伤或死亡过程的细胞。乳酸脱氢酶释放反映细胞膜已无法将细胞内容物保留在细胞内,但不能确定其原因。基于细胞内三磷酸腺苷含量或代谢还原能力的检测,可能在细胞尚未发生不可逆死亡时,就受到生长停滞或代谢变化的影响。长期恢复或集落形成实验可以补充这些测量,不过,细胞能否存活并继续增殖,本身也不同于细胞膜在当下是否完整。
当破坏某条候选通路能够阻止死亡,而恢复相关组分又能使细胞重新对死亡刺激敏感时,对死亡机制的判定最有说服力。基因组编辑可用于检验BAX和BAK、RIPK3和MLKL、gasdermin蛋白或其他效应分子是否为死亡所必需。药物挽救实验可以提供进一步证据,但需要针对脱靶效应、剂量和给药时机设置对照。半胱天冬酶抑制剂可能阻断凋亡形态的出现,却使坏死性凋亡得以显现;广谱抗氧化剂则可能抑制多种形式的损伤,而不能特异性地证明发生了铁死亡。
单细胞活体成像能够揭示终点测量平均值所掩盖的异质性。遗传背景相似的细胞,可能因蛋白质丰度、代谢状态、所处细胞周期阶段或既往信号传导经历的差异,而在死亡时间上有所不同。监测半胱天冬酶活性、线粒体膜通透化、钙变化和细胞膜破裂的报告系统,可以确定这些事件的时间先后顺序。组织中的空间分析方法也很重要,因为同一个濒死细胞可能对邻近的免疫细胞、血管细胞和存活的上皮细胞产生不同影响。
若干机制之间的界限仍未明确。细胞可能激活多套死亡执行系统,而通路组分也可能在分化、信号传导或修复过程中发挥非致死性功能。有限的线粒体膜通透化或亚致死水平的半胱天冬酶活性,不一定最终导致细胞立即死亡;gasdermin蛋白形成的膜孔有时也能得到修复。这些观察表明,通路激活的程度、持续时间及其在细胞内的分布,与通路是否被激活同样重要。因此,对细胞死亡进行分类,需要将分子活动与细胞的不可逆丧失联系起来,而不能认为只要检测到某种死亡相关蛋白就足以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