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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生物 / neanderthal-genetics

尼安德特人遗传学

尼安德特人遗传学通过古DNA及其与现生人类的比较,重建尼安德特人的演化史、种群生物学特征及遗传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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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安德特人遗传学研究的是尼安德特人的遗传物质。尼安德特人是一个已经灭绝的人类群体,曾生活在欧洲以及西亚和中亚的部分地区。这一学科探究他们的演化关系、种群结构、生物学特征,以及与其他人类群体之间的杂交。其主要证据来自骨骼遗存和沉积物中提取的古DNA,以及通过祖先传承而保留在现生人类体内的遗传序列。这些发现表明,现代人类的出现既涉及种群分化,也伴随着反复发生的杂交,从而改变了人类演化研究。

对于祖源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非洲以外种群的人而言,大多数人约有1%—2%的尼安德特人祖源,不过具体估计值因种群和分析方法而异。一些非洲种群也携带源自尼安德特人的序列,这主要是具有欧亚祖源的种群迁徙所致。拥有这类祖源并不意味着属于某个独立的现生人类类别,也无法根据一个人的身高、肌肉发达程度、面部外貌或行为,可靠地判断其尼安德特人祖源所占的比例。这一领域依靠的是对整个基因组的比较、运用统计方法重建种群历史,以及针对特定遗传变异开展的实验研究。

从最早的序列到高覆盖度基因组

对尼安德特人的分子研究始于线粒体DNA。每个细胞中都有许多份线粒体DNA,因此它通常比核DNA更容易获取。1997年,马蒂亚斯·克林斯、斯万特·帕博及其同事报告了从尼安德特人模式标本中获得的一段线粒体序列;该标本于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河谷被发现。这段序列超出了现生人类中观察到的变异范围,为尼安德特人属于独立演化支系提供了直接的分子证据。然而,由于线粒体DNA只沿母系遗传,它无法确定杂交是否使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其他部分进入了现代人类的基因组。

大规模DNA测序带来了决定性的转变。2010年,由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牵头的国际团队发表了尼安德特人核基因组草图,主要依据来自克罗地亚温迪亚洞穴的骨骼。比较结果表明,尼安德特人与所采样的欧亚人群共有的遗传变异,多于与所采样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群共有的遗传变异。证据支持最充分的解释是,现今非洲以外人群的祖先离开非洲后,曾与尼安德特人发生杂交。这一结果推翻了此前的一类模型,即扩张中的现代人类完全取代了尼安德特人,而后者没有留下任何遗传贡献。

随后获得的高覆盖度基因组使个体层面的分析成为可能。2014年发表的一个基因组来自阿尔泰山脉丹尼索瓦洞穴中发现的一块趾骨,揭示了该个体的父母存在很高的亲缘关系,并使研究人员得以对古人类种群进行详细比较。2017年发表的温迪亚高覆盖度基因组,与为现生人类贡献祖源的尼安德特人种群的亲缘关系,比阿尔泰个体更近。2020年发表的查吉尔斯卡娅洞穴基因组,则为了解东部尼安德特人及横跨欧亚大陆的种群迁徙提供了更多证据。这些基因组在年代、地点和祖源上各不相同,没有任何一个能够代表所有尼安德特人。

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也不再局限于零散的骨骼标本。即使没有可辨认的人骨,从洞穴沉积物中提取的DNA也能证实古人类支系曾在当地存在。与此同时,早期现代人类的基因组揭示了一些仅凭现生人群无法重建的杂交事件。帕博因在已灭绝古人类基因组与人类演化方面的发现,获得了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因此,尼安德特人遗传学的发展既是一部获取受损分子的技术史,也体现了一场观念转变:将人类起源重建为由种群间关系构成的网络。

古代遗传物质的提取与真实性鉴定

生物死亡后,脱氧核糖核酸会在化学降解和生物活动的作用下断裂为短片段。水分、温度、埋藏条件和微生物都会影响可提取遗传物质消失的速度。古代骨骼通常含有多种来源的DNA,其中微生物序列占主导,同时也含有个体自身的DNA,以及发掘或实验室操作过程中可能引入的污染。因此,技术上的核心问题不仅是检测人类DNA,还要确定哪些分子确实来自古代,并且属于该标本。

研究人员在专用洁净实验室中工作,穿着防护服,并在提取和建库过程中设置空白对照,以监测污染。致密的骨骼组织,包括颞骨的某些部位和牙齿,可能保存比例相对较高的内源性DNA。提取出的片段通过连接短分子接头,被制备成测序文库。靶向捕获可以富集选定区域,而鸟枪法测序则对整个提取物中的DNA进行取样测序。短读段会与参考序列进行比对,再通过计算过滤去除可能来自微生物的匹配结果、重复读段以及不可靠的比对结果。每个环节都可能引入偏差,尤其是在受损的古代序列与用于比较的参考基因组存在差异时。

古代DNA分子具有特征性的化学变化。一个典型例子是胞嘧啶脱氨基作用,它可使片段末端附近出现表观上的胞嘧啶至胸腺嘧啶替换。片段长度和这些末端损伤模式有助于区分古代分子与近期引入的污染物。当准确测定序列是首要目标时,可通过酶处理去除大部分损伤;而有些实验方案则保留末端信号,用于真实性鉴定。研究人员还可以利用线粒体变异、性染色体数据,以及现代人与古人类经常存在差异的位点来估算污染程度。没有任何单一指标能适用于所有标本,因此,真实性鉴定通常需要结合多项相互独立的观察结果。

测序覆盖度决定了能够推断出哪些信息。在低覆盖度下,许多基因组位点仅有一条读段覆盖,甚至完全没有读段,因此难以重建完整的二倍体基因型。高覆盖度则能更可靠地识别某个位点上的两个拷贝、罕见变异,以及从共同祖先遗传而来的长片段区域。标本的年代需要依据考古背景、适用情况下的放射性碳测年或其他测年方法另行评估。遗传分化时间并非对化石年代的直接测量,而是依赖于对突变率、世代间隔和种群历史的假设。因此,可靠的解读需要综合分子真实性鉴定、年代学和考古出土背景,而不能将一段序列视为无需其他背景即可说明问题的证据。

演化关系与不同的谱系历史

核基因组表明,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之间的亲缘关系,比二者各自与现生人类的亲缘关系更近。遗传模型通常认为,通向现代人的谱系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共同祖先谱系,大约在距今55万至76.5万年前分离。随后,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的分离时间通常被估计为距今约40万年前。这些时间范围取决于所采用的模型,并非精确定年的事件。种群在最初分化后,仍可能通过基因流保持联系,因此种群分离不一定对应着某个生殖联系完全中断的单一时刻。

基因组的不同部分有着不同的谱系历史。通过染色体交叉互换,遗传片段不断发生交换,使相邻区域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历史。有些变异在种群分离之前就已存在,并在多个后代谱系中延续下来。这一过程称为不完全谱系分选,即使后来没有发生杂交,也可能造成遗传上的相似性。因此,研究人员会比较共有片段的分布、长度及序列分化程度,而不会将每一个共有变异都解释为近期共同祖先的证据。

线粒体证据与核基因组证据也可能揭示不同的历史。西班牙“骨坑”遗址出土的约43万年前遗骸中,线粒体DNA与丹尼索瓦人线粒体序列的亲缘关系,比与较晚期尼安德特人线粒体序列的亲缘关系更近。随后获得的核DNA证据则表明,骨坑种群属于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分化后的尼安德特人一支。这两类证据共同说明,单一母系遗传谱系的历史可能与核基因组的历史不同。后来的基因流、谱系消失和种群更替,都可能改变哪些线粒体谱系得以存续,而不必替换核基因组中的大部分祖源成分。

Y染色体证据又呈现出另一种差异。对古人类Y染色体的比较表明,较晚期尼安德特人的父系谱系与现代人父系谱系的亲缘关系,比与丹尼索瓦人Y染色体的亲缘关系更近。这被解释为一种证据,表明一个与现代人有亲缘关系的种群曾向尼安德特人输入祖源成分,并最终取代了较早的父系谱系。线粒体谱系的替换同样可能反映了古代种群间的接触,不过其发生时间和种群背景仍有待研究。这些发现说明,人类的系统发育关系不能简化为一张不附加任何限定条件的分支图。物种树概括的是种群之间的关系,而特定染色体和基因组片段则保留着范围更局部、有时彼此不一致的历史。

杂交与接触的时间

现代人具有尼安德特人祖源的最有力证据,来自序列共享的不对称性,以及异常相似的长段遗传序列。一种广泛使用的统计方法会比较两种共享衍生变异的模式,通常称为ABBA和BABA。在后期没有基因流动的简单种群树模型下,这两种模式出现的频率应当大致相等。如果存在系统性的不平衡,则可能表明某一种群与某个古人类群体共享的祖源超出了预期。不过,这种方法本身无法确定杂交事件的确切时间、方向或次数;这些问题需要借助额外的种群历史建模和片段层面的证据来解答。

祖源片段的长度可充当遗传时钟。杂交最初会引入长段DNA,随后在一代代繁衍中,重组会将其打散成更短的片段。在简化的单次脉冲混合模型下,保留下来的片段以摩尔根为单位的平均长度近似为

E[L]≈1t,\mathbb{E}[L]\approx \frac{1}{t},

其中,tt 是自混合发生以来经过的世代数。真实的历史并不完全符合这一理想模型,因为交配可能持续许多代,重组率存在差异,自然选择也会改变哪些片段能够保留下来。尽管如此,片段长度的分布,尤其是在结合年代已确定的古代个体进行分析时,仍将现今非洲以外人群祖先获得大量尼安德特人遗传成分的时间大致确定在距今5万年前后。

一些早期现代人的尼安德特人祖先则生活在近得多的年代。来自罗马尼亚、距今约4万年的奥阿塞1号个体,约有6%至9%的尼安德特人祖源,其中包含非常长的片段,与其大约四至六代之前有一位尼安德特人祖先的情况相符。与保加利亚巴乔基罗洞穴遗存相关、距今约4.5万年的个体,也有距其生活年代不远的尼安德特人祖先。这些案例表明,双方的接触并非仅限于一次相遇。但它们并不能证明,这些个体中的每一个都为现今人群贡献了祖源:某些早期现代人谱系几乎没有留下可检测到的遗传遗产,甚至完全没有留下。

不同古人类群体之间也发生过杂交。在丹尼索瓦洞穴发现的一名第一代杂交后代,通常称为丹尼索瓦11号,其母亲是尼安德特人,父亲是丹尼索瓦人。父亲的基因组本身也包含更早的尼安德特人祖源证据。其他分析还检测到,与早期现代人有亲缘关系的种群向尼安德特人发生过基因流动。由此呈现的历史在地理和时间上都十分复杂:不同种群之间反复接触,却仍保持着显著的遗传分化。遗传证据证明,跨越这些种群界限的交配能够成功产生后代,但它并不能直接揭示相遇时的社会情境、不同群体成员结为伴侣的频率,或当事人如何理解自身的群体归属。

当今尼安德特人祖源的分布

一个人的尼安德特人祖源由散布于基因组中的片段组成,而不是一套独立、完整的染色体。欧亚祖源占比较高的人,其尼安德特人祖源比例大多约为1%—2%,但不同人保留下来的片段各不相同。因此,将许多现存个体中源自尼安德特人的序列汇总起来,所覆盖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比例远高于任何单个人所拥有的比例。对这种合计覆盖比例的估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样本量、样本对不同人群的代表性,以及将某个片段判定为古人类来源时采用的置信度阈值。

如今,东亚人群平均每人携带的尼安德特人祖源通常略多于欧洲人群。多种过程都可能促成这一差异,包括额外的混合事件、后续祖源稀释程度的差异,以及自然选择和种群历史对不同人群产生的特定影响。西欧亚人群还从尼安德特人祖源比例相对较低的群体中获得了祖源,这可能降低了其平均比例。这些解释并不相互排斥。一个现代地理标签所涵盖的人群可能有着不同的历史,不能将人群之间的平均差异视为归入这些类别的每个个体都具有的固定属性。

早先那种认为非洲不存在尼安德特人祖源的简化说法并不正确。欧亚大陆向非洲的人口迁徙,将源自尼安德特人的片段带入了一些非洲人群,其含量随种群历史而异。此外,部分序列相似性反映的是更早时期与现代人类有亲缘关系的种群向尼安德特人发生的基因流,而不是尼安德特人祖源进入了非洲人群。要区分这些基因流的方向,就需要采用不以非洲参照人群完全未经混合为前提的方法。这一方法上的转变十分重要,因为如果基于参照人群的分析方法预先认定该人群必然不具备某种祖源,就可能漏检共有的祖源。

祖源估算还取决于可供比较的古人类基因组。已采样的尼安德特人与实际贡献祖源的种群存在亲缘关系,但未必能直接代表这些种群。如果某个片段的来源种群与现有参照样本在遗传上相距较远,该片段就可能被漏检;如果模型未能充分区分尼安德特人祖源和丹尼索瓦人祖源,也可能出现误判。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通常只检测选定的变异,并使用专有的比对参考样本集,因此其报告的百分比不一定与科研级全基因组估算结果一致。所以,这一百分比是特定方法下的统计重建结果,而不是可明确识别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所占的精确比例。它也不能衡量一个人在演化意义上的原始程度、智力,或其体貌与重建的尼安德特人体貌有多相似。

种群规模、亲缘关系与种群动态变化

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遗传多样性通常低于许多现生人类群体的基因组。这与其长期有效种群大小相对较小、整个地理分布范围内种群分化明显的情况相符。在群体遗传学中,有效种群大小是一个基于模型的量,用来描述随机遗传变化的强度及祖先谱系的分布,并非对某一时刻所有存活个体的直接计数。个体繁殖成功率不均、种群规模变化以及群体间迁移受限,都可能使有效种群大小远小于种群总规模。

长纯合片段,即一对同源染色体的两个拷贝异常相似的区域,可以提供有关父母亲缘关系的证据。极长的纯合片段表明,个体的父母拥有年代较近的共同祖先;而大量较短的纯合片段,则可能反映出祖先种群连续多代规模较小。获得高覆盖度基因组测序的阿尔泰尼安德特人个体具有异常长的纯合区域,与其父母之间的遗传亲缘程度约相当于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姐妹的情况相符,也可能是遗传亲缘程度相当的其他关系。这一发现仅涉及一个个体,不能推广到所有尼安德特人种群。其他基因组呈现出不同模式,表明近期亲缘关系和较长期的种群历史都存在差异。

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了查格尔斯卡娅洞穴和奥克拉德尼科夫洞穴的尼安德特人,为了解当地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细致视角。研究在查格尔斯卡娅洞穴的样本中识别出了近亲,包括一对父女。相较于线粒体多样性,Y染色体多样性较低,这与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在社群之间迁移的情况相符。遗传模式支持这一解释,但它仍然只是根据一个规模较小的局部样本作出的重建。这些遗骸未必代表一个生前完整的群体;在推断尼安德特人普遍实行何种婚后居住制度之前,还需要其他地区的类似证据。

基因组也揭示了种群更替和远距离联系。阿尔泰地区一些较晚期的尼安德特人,在遗传上与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关系,比与附近丹尼索瓦洞穴中一名年代更早的尼安德特人更近。因此,地理位置接近并不意味着种群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气候波动、栖息地变化、局部种群消失以及迁徙,都可能反复重塑种群的分布格局。遗传多样性低、社群规模小,可能使尼安德特人更容易受到种群变动的冲击,但仅凭遗传学,无法确定他们为何在约4万年前不再作为独立种群存在。要评估这一更广泛的问题,还需要结合考古证据、生态条件,以及他们与不断扩张的现代人种群之间的互动。

选择与古人类DNA的不均匀留存

尼安德特人祖源在现生人类基因组中的分布并不均匀。有些区域保留的古人类遗传变异频率相对较高,另一些区域则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这类变异。随机遗传和遗传漂变可以解释其中一部分现象,但功能重要区域附近的尼安德特人祖源普遍减少,表明自然选择发挥了重要作用。基因渗入序列进入了不同的基因组和种群背景,其影响取决于它们与现代人类遗传变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后代种群所处的环境。

对于尼安德特人祖源为何大范围丢失,一种解释是:尼安德特人的有效种群规模较小,使一些轻度有害的变异比在较大种群中更容易留存。当这些变异进入规模更大的现代人类种群后,净化选择便能更有效地将其清除。针对有害变异的选择也可能一并清除附近的中性尼安德特人序列,因为这些变异最初位于共同遗传的长片段上。随着时间推移,重组使部分中性变异与有害变异分离,从而让周围的一部分祖源得以保留。这一机制能够造成基因组中大范围的尼安德特人祖源减少,而不必假定每一段被清除的古人类序列都在本质上与现代人类不相容。

尼安德特人祖源在X染色体上,以及某些含有睾丸表达相关基因的区域中,尤其稀少。这些观察结果促使研究者提出假说,认为部分杂交后代的男性生育力可能有所降低,同时作用于性染色体的选择也存在差异。这些现象并非对古代繁殖成功率的直接测量,也不能证明所有混合血统后代都有生育问题。目前尚未在现生人类中发现延续至今的尼安德特人线粒体谱系或Y染色体谱系,但这种缺失可能是遗传漂变、选择、性别偏向的混合,以及最终留存的谱系数量有限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相反,一些古人类遗传变异的频率似乎因其在特定条件下具有益处而上升。这一过程称为适应性基因渗入。影响病原体应答、皮肤生物学或环境生理适应的变异,是可能受到这类选择的对象,因为迁入种群所遇到的环境条件,是当地古人类群体早已经历过的。要证明适应的存在,仅仅发现某种常见的古人类遗传变异还不够:种群动态过程同样可以提高变异频率,而具有功能效应也不一定意味着能提高适合度。有力的案例需要综合祖源证据、选择的统计学信号和生物学数据。某个片段得以留存,可能反映了它在历史上曾带来优势,但这种优势未必能在当今环境中转化为益处。

生物学效应与性状解读的局限

源自尼安德特人的遗传变异可以通过改变蛋白质、调控基因表达或影响RNA剪接来影响生物学性状。留存至今的许多效应体现在调控层面,而非蛋白质序列的改变。研究人员将古基因组比较与现代生物样本库、组织基因表达数据集及实验室实验相结合,对这些效应展开研究。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可以揭示某个变异与某项测量性状之间的相关性,但相邻变异往往会一同遗传。要确定真正起因果作用的变异及其机制,通常还需要更多证据。

免疫相关位点提供了一些研究较为深入的实例。源自尼安德特人的变异存在于TLR1、TLR6和TLR10基因附近,这些基因编码参与固有免疫的受体。OAS基因簇中的古人类遗传成分会影响响应病毒RNA的通路。这些发现具有生物学上的合理性,因为不同环境中的病原体压力各不相同,可能促使防御机制迅速发生变化。然而,更强的免疫反应并不总是有利:其效应取决于病原体、组织、调控背景,以及炎症可能带来的代价。同一段遗传片段可能与不同结局呈现不同的关联。

医学上的关联说明,遗传来源、作用机制与临床预测之间存在区别。从2020年开始开展的研究发现,3号染色体上一段遗传自尼安德特人的区域与重症COVID-19风险升高有关。12号染色体上另一段源自尼安德特人、包含OAS基因的区域,则与降低重症风险有关。这些是特定基因组区域的效应,并不能证明尼安德特人遗传成分的总比例决定疾病严重程度。在观察到这些关联的同时,年龄、既有免疫力、其他遗传变异和环境条件也都具有重大影响。同样,仅凭这些遗传区域在人群间的频率差异,也不足以解释疾病负担的差异。

已报道的关联还涉及色素沉着、睡眠相关性状、痛觉敏感性以及代谢的某些方面。这些关联的效应量通常不足以让人根据古人类遗传成分的百分比,还原一个人的外貌或行为。身高和体格是复杂的表型,受到许多遗传变异、营养、发育及其他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尼安德特人粗壮的骨骼形态并不意味着,当今身材高大或肌肉发达的人就携带着异常高比例的尼安德特人遗传成分;尼安德特人本身也并非个个高大。同一变异在现代人遗传背景下的效应,也可能不同于其在尼安德特人中的效应。遗传重建可以检验具体的生物学假说,却无法仅凭少量存在关联的变异,就完整描绘出某个已灭绝人类个体的生理特征或性格。

实验重建、证据缺口与研究伦理

功能研究越来越多地在受控实验系统中检验候选古人类变异。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报告基因实验比较不同的DNA序列,测量不同细胞类型中的调控活性,或利用基因组编辑引入选定的改变。这些方法有助于区分仅存在关联的变异与直接改变分子行为的变异。对结果的解释取决于实验背景:在培养细胞系中测得的效应,未必会出现在其他组织、发育阶段或环境条件下。

使用类器官的研究将这类工作拓展至简化的三维组织模型。例如,一项针对神经发育调控因子NOVA1某种古人类相关形式的研究报告称,携带经编辑序列的大脑皮层类器官出现了差异。这类实验检验的是在其余部分均为现代人类的背景下,某一特定改变会产生什么后果。它们并未重建尼安德特人的大脑,而且类器官缺乏完整发育过程中的许多特征,包括正常的感觉体验、血液循环以及全身各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归因于某个候选改变的效应也需要重复验证,并仔细排除非预期编辑或细胞系差异的影响。

表观遗传重建提供了另一种途径。有时可以利用DNA损伤模式推断古代DNA甲基化的某些特征,从而提出有关基因调控差异的假说。这类重建是间接推断,容易受到组织类型、保存状况、年龄及分析假设的影响。同样,从沉积物中提取环境DNA可以扩大地理采样范围,但往往无法再将序列与某一具骨骼或某个个体联系起来。每种技术回答的问题各不相同,而遗传学、解剖学与考古学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比任何单一重建结果都更有说服力。

主要的证据缺口仍体现在地理与种群层面。现有高质量基因组仅来自有限地点的少数个体,其中DNA保存条件良好的地点占比过高。这些基因组无法涵盖跨越数十万年的各个种群的全部多样性。对人类遗骸采样还具有破坏性,因此,保护标本、透明地说明采样理由以及开展适当协商,都是研究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人类比较数据集还带来了涉及知情同意、数据隐私及各人群代表性不均等方面的问题。从科学角度看,必须区分遗传祖源、社会身份与生物学性状:古人类祖源是种群历史带来的共同结果,不能作为将当今人类分为高低等级或归入截然不同演化阶段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