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迪拉·甘地(1917年11月19日—1984年10月31日)是印度政治领袖,曾于1966年1月至1977年3月担任总理,1980年1月再次出任总理,直至遇刺身亡。她是印度首位女总理,领导印度国民大会党经历了重大选举胜利、深刻的党内分裂、败选以及重新执政。她领导的政府扩大公有制,支持农业现代化,主导印度介入1971年战争,促成孟加拉国独立,并批准进行印度首次核爆炸试验。
甘地的政治生涯中,也曾出现宪法所保障的自由遭到严重中断的时期。在1975—1977年的紧急状态期间,她的政府实行新闻审查,拘押政治反对派,并削弱司法保障。她最后一届政府面临地区冲突,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旁遮普邦的冲突:1984年6月,军队在金庙展开行动,此后她遭两名锡克教保镖刺杀。她的政治历程与国大党的转型、权力向总理办公室集中,以及家族传承成为印度国家政治的长期特征密切相关。
家庭背景、教育与独立运动
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尼赫鲁出生于当时属英属印度的阿拉哈巴德,出身于一个在印度独立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克什米尔婆罗门家庭。她的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后来成为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母亲卡玛拉·尼赫鲁也参加了民族主义运动。她的祖父莫蒂拉尔·尼赫鲁是一名律师,也是国大党领袖。家宅阿南德庄园成为民族主义政治人物的重要聚会场所。因此,政治活动、监禁与警方监视并非遥远的公共事件,而是她童年生活中反复出现的经历。
母亲的疾病、家庭旅行以及父母投身政治活动,使她的学校教育时有中断。她曾在印度和欧洲多所学校就读,其中包括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创办的学校,该校后来成为维斯瓦·巴拉蒂大学的一部分。1936年卡玛拉·尼赫鲁在瑞士去世后,她赴英国继续求学,并于1937年进入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健康问题使她的学业中断,最终未取得学位便离开了学校。不过,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益逼近的年代,海外生活使她得以持续接触欧洲政治。
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她就参与了民族主义活动,包括一个通常被称为“瓦纳尔军”(即“猴子军”)的儿童组织,其成员协助传递消息并承担其他具体事务。这些活动使她融入国大党广泛动员民众的氛围之中,但她后来地位的上升,更直接地得益于她在党内的工作以及与国家领导层的密切关系。父亲在狱中写给她的信后来结集出版,广为人知,其中包括《父亲给女儿的信》以及以《世界历史一瞥》为题出版的书信集。
1942年3月,她与民族主义活动家费罗兹·甘地结婚,后者后来成为议员和记者。这一姓氏并不意味着他与圣雄甘地有亲属关系。同年晚些时候,在围绕退出印度运动展开的镇压中,英迪拉和费罗兹双双入狱。他们育有两个儿子:1944年出生的拉吉夫和1946年出生的桑贾伊。两人后来的事业在她领导的历届政府及国大党的历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费罗兹·甘地于1960年去世;在此之前,他已凭借在议会中的独立表现赢得声誉,尤其以追查金融违规行为而闻名。
政治历练与接任总理
1947年印度独立后,甘地日益深入地协助父亲履行公务。她帮助料理总理府的日常事务,陪同父亲在国内视察和出国访问,并参与组织工作与社会福利工作。这些活动使她得以接触政界领袖和行政事务,但起初她并未担任经选举产生的国家级公职。她既是陪伴父亲的家人、总理府的女主人,也是党务工作者和政治中间人。
20世纪50年代,她在国大党内的正式地位逐步提升。1955年,她加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1959年出任党主席。在她担任党主席期间,喀拉拉邦经选举产生的共产党政府在一场大规模反对运动后被解职。中央政府援引宪法条款,在该邦实行总统治理。这一事件凸显了一个在她政治生涯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在印度联邦制下,中央政治权力与民选邦政府之间的关系。当时,国大党的领导权仍分散在全国和地方的资深政治人物手中,而非完全集中于某一职位。
1964年5月尼赫鲁去世后,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出任总理,并任命甘地为新闻与广播部长。同年,她进入印度议会上院联邦院。她的部长职责包括广播和电影政策,当时广播是面向全国传播信息的主要电子媒介。1965年印巴战争期间,她走访受战事影响的地区,作为全国性政治人物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1966年1月11日,夏斯特里在与巴基斯坦签署协议后不久,于塔什干去世。国大党因此必须再次选出领导人。党内资深组织领导人,尤其是K.卡马拉杰,支持甘地,而莫拉尔吉·德赛则参与竞逐。在国大党议会党团的投票中,她以355票对169票击败德赛,并于1966年1月24日就任总理。她的当选既得益于尼赫鲁这一姓氏的号召力,也反映了党内老练领导人的盘算。然而,随后围绕权力展开的斗争表明,他们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双方在政策或主导权问题上意见一致。
甘地接手的是一个多重困境交织的局面:粮食短缺、外汇紧张、近期战争的后果,以及不到两年内两位总理相继去世所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印度的议会制要求她在与强大的政党组织协商周旋的同时,维持议会支持。因此,她执政初期的局面并非父亲主导地位的简单延续,而是一开始就围绕新总理能够行使多大程度的独立权力展开了角逐。
选举政治与国大党的转型
1967年大选削弱了国大党的实力,但并未立即使其失去中央执政地位。该党保住了人民院(议会下院)的多数席位,但席位数降至283席。它还在数个邦失去了政权,反对党在这些邦组建了政府,往往采取联合执政的形式。选举结果打破了国大党在各邦的主导地位稳固无虞的想法。甘地继续担任总理,莫拉尔吉·德赛出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但政府内部的政策分歧依然存在。
决定性的交锋发生在1969年。甘地解除了德赛的财政部长职务,并将十四家大型商业银行收归国有。同年的总统选举随后成为她与国大党既有领导集团之间的一场权力较量,这一集团通常被称为“辛迪加”。国大党的正式候选人是尼拉姆·桑吉瓦·雷迪,但甘地主张党员自主投票,这使副总统瓦拉哈吉里·文卡塔·吉里受益,并最终当选。冲突最终导致甘地被开除出党,国大党也分裂为国大党(组织派)和她领导的国大党(要求派),后者通常称为国大党(R派)。
甘地派系在包括左翼政党在内的其他议会党团支持下继续执政。她日益将政治争端描绘为在本届政府的社会改革纲领与根深蒂固的特权之间作出选择。“消除贫困”(Garibi Hatao)的口号成为1971年竞选的核心诉求。这一口号将银行国有化、反对世袭特权的提议以及扶贫措施联系起来,号召全国选民给予她本人执政授权。国大党(R派)赢得人民院352个席位,使甘地获得了压倒性多数,不再依赖那些曾于1966年支持她上台的党内领袖。
1971年,印度通过宪法第二十六修正案,取消了对前土邦统治者的王公津贴及官方承认。此前的一次尝试曾遭遇议会和司法方面的阻碍。这一事件表明,选举胜利可以成为推动修宪的契机,同时也显示出议会和法院仍然具有重要作用。这些措施为她所宣称的社会变革赋予了具体内容,尽管其象征意义有时超过了直接的经济成效。
这些变化对组织层面的影响比政策本身更为持久。国大党与其全国领袖的联系日益紧密,而邦一级的领导安排和候选人遴选则越来越依赖中央。总理秘书处在政策协调和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国大党仍保有广泛的地方网络,但其内部权力平衡发生了转变,逐渐偏离此前数十年地方领导层相对自主的模式。因此,甘地的胜利不仅改变了由谁执政,也改变了执政党行使权力的组织结构。
经济政策、农业与社会计划
甘地的经济政策将国家计划、扩大公有制、有选择的技术现代化以及面向贫困家庭的扶助计划结合起来。这些政策在既有的混合经济体制内推行,并未以全新制度取而代之。私营企业仍继续经营,但工业许可、进口管制、公共部门投资和监管措施影响着资本配置。1969年的《垄断与限制性贸易行为法》和1973年的《外汇管理法》构成了这一监管框架的一部分。
1969年7月,十四家商业银行被国有化,存款额超过规定门槛的银行由此转为公有。1980年,又有六家银行被国有化。政府宣称,此举旨在将银行服务拓展到大城市以外的地区,并引导信贷流向农业、小型企业和其他优先发展部门。分支机构的扩张,使正规银行服务进入了许多此前服务不足的地区。国有化也增强了政府影响放贷的能力,使金融管理与政治优先事项之间的联系更加直接。
农业政策旨在应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严峻的粮食供应压力。采用高产小麦和水稻品种、化肥、农药以及扩大灌溉,构成了绿色革命的核心。这项计划以甘地上任前开展的研究和建立的机构为基础,而她领导的政府则支持其推广。政府收购、最低支持价格、农业信贷和公共分配制度,帮助将新的生产方式与市场及粮食安全衔接起来。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西部成为小麦增产尤为重要的中心。
由此带来的粮食增产,降低了印度对大规模优惠条件粮食进口的依赖,尤其是此前由美国提供的此类进口。然而,各方受益并不均衡。拥有可靠水源、能够获得信贷且土地充足的农民,更有条件采用这些新的农业投入品。依赖降雨的地区,以及种植小麦和水稻这一主要技术推广组合以外作物的地区,情况则有所不同。化肥使用量和地下水抽取量的增加,也带来了长期的环境压力,不过其中许多影响在她去世后才变得更加明显。
农业政策以外的事件也深刻影响了经济形势。1966年卢比贬值,原意是纠正对外经济失衡并促进出口,却引发了政治争议。此后,1973年油价冲击、农业歉收以及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共同助长了社会动荡。1975年紧急状态期间,甘地宣布了“二十点纲领”,涵盖土地改革、债役劳动、住房、物价和农村债务等问题。该纲领的实施与强制性行政运动同时进行,使紧急状态时期的经济表现与其施政方式密不可分。1980年重新执政后,她的政策包括有选择地放宽部分管制,并于1981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一项大规模融资安排,同时仍保留公共部门的重要作用。
1971年战争与印度的国际地位
甘地执政期间,印度的外交政策既坚持不结盟运动的立场,也应对冷战带来的战略压力。与苏联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但印度并未加入苏联的同盟体系。粮食援助、巴基斯坦和核政策等问题曾数次导致印度与美国关系紧张。1962年与中国的战争所遗留的问题,以及同巴基斯坦持续不断的冲突,构成了印度当时所处的周边局势。
1971年的东巴基斯坦危机成为甘地总理任内最重大的国际事件。在巴基斯坦1970年12月举行的选举中,谢赫·穆吉布·拉赫曼领导的人民联盟赢得了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但权力移交未能实现。巴基斯坦军方于1971年3月开始的镇压造成大批民众流离失所,约有一千万难民进入印度。甘地政府向难民提供援助,支持孟加拉独立运动,并在国际上寻求外交支持。
1971年8月,印度与苏联签署了为期二十年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条约规定,双方在面临威胁时进行磋商,从而增强了印度在这场不断升级的危机中的战略地位。甘地还出访多国,阐明印度的立场,并敦促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危机。美国政府与巴基斯坦保持密切关系,而巴基斯坦当时正协助美国打开与中国交往的大门。这些相互交织的关系,使南亚危机具有了更广泛的冷战意义。
1971年12月3日,巴基斯坦对印度西部的机场发动空袭,印巴全面战争由此爆发。印度军队在东西两条战线作战,但决定性的战役是在东线与孟加拉部队并肩进行的。印度于12月6日承认孟加拉国。12月16日,驻东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军队在达卡投降,孟加拉国由此成为独立国家。这场短暂的战争改变了地区力量格局,也大幅提升了甘地在国内的声望。
1972年7月2日,甘地与巴基斯坦领导人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签署了西姆拉协定。协定确立了双边关系框架,并将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停火线重新定名为“控制线”,但并未解决根本的领土争端。协定强调通过双边谈判和平解决问题。此后的外交磋商处理了战俘问题以及涉及孟加拉国的承认问题。战争的结果始终是甘地公众声望的重要支柱,而与巴基斯坦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则继续影响着印度的安全政策。
核发展、科学与环境政策
1974年5月18日,印度在拉贾斯坦邦的博克兰进行了首次核爆炸试验。政府将其称为和平核爆炸。该装置使用了印度民用核设施生产的钚,使研究计划与核武器能力之间的关系受到国际关注。甘地批准了这次试验,展示了印度重大的技术能力,但印度并未随即宣布部署核武库。
印度此前拒绝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认为该条约将得到承认的核武器国家与其他国家区别对待,具有歧视性。1974年的试验加深了国际社会对核技术转让的担忧。此后,核供应国加强了协调,其中的一些安排后来发展为核供应国集团。印度获取核材料和设备的渠道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因此,这次试验既具有国内政治意义,也对国际核供应体系产生了持久影响。
甘地领导的政府也支持扩大空间研究。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于1969年成立,在维克拉姆·萨拉巴伊等科学家此前开展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发展。1972年,印度设立了独立的空间部。1975年,印度第一颗卫星“阿耶波多”号由苏联发射升空。1975—1976年的卫星教育电视实验利用一颗美国卫星向农村社区播送教育节目,展示了空间技术如何服务于广播与发展,而不只是用于军事目的。
环境政策成为甘地政府的另一项鲜明特色。在1972年于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甘地强调了环境保护、发展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印度于1972年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并于1973年启动老虎保护计划。该计划设立了保护区,并加强了对老虎种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这些举措推动野生动物保护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责。
后续的制度建设包括1980年颁布《森林保护法》,以及同年设立中央环境部。1976年的宪法第四十二修正案还在宪法的国家政策指导原则和公民义务中,增添了有关保护环境与野生动物的条款。然而,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仍在持续推动水坝建设、工业、采矿业和集约农业,而这些活动可能与自然保护发生冲突。因此,甘地在环境领域的政绩,体现为在资源密集型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下建立并运作的一系列重要法律和机构。
紧急状态与宪政的受限
到1974—1975年,物价上涨、失业、腐败指控和政治动员已使甘地政府承受巨大压力。古吉拉特邦由学生主导的抗议运动促成了邦政府的垮台,比哈尔邦则在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的领导下兴起了一场运动。1974年5月的一场大规模铁路罢工遭到政府以逮捕等手段镇压。这些事件使工会、学生、反对党和公民组织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对抗日益直接。
1975年6月12日,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认定甘地在1971年选区竞选中存在选举舞弊行为,并裁定其当选无效。法院的认定涉及若干具体的借助官方力量助选的行为,并非认定针对她的所有指控均成立。她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最高法院于6月24日作出附条件暂缓执行原判的裁定。在上诉审理期间,她能否继续担任总理,随即成为一场更广泛的宪政与政治危机的焦点。
6月25日至26日夜间,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总统根据政府建议,以内部动乱为由,依照宪法第352条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反对派领导人遭到逮捕,预防性拘留权被广泛使用,新闻审查制度也随之实施。政治活动和寻求司法救济的渠道受到限制,改变了议会制政府的正常运作。尽管宪政形式仍然维持,反对党、报纸和个人在实践中对行政行为提出异议的能力却大幅削弱。
法院和议会成为构建紧急状态法律框架的关键机构。在1976年的“贾巴尔普尔县行政长官诉希夫坎特·舒克拉案”中,最高法院多数法官裁定,根据相关总统令,被拘留者不能寻求人身保护令救济,以保障该案所涉及的、已被暂停的权利;H. R. 汉纳法官对此持异议。宪法修正案也试图使政府决策免受司法挑战。1976年的第四十二修正案扩大了中央权力,试图限制司法审查,同时还作出了许多其他修改。紧急状态时期的部分条款后来被撤销或宣告无效。
未担任任何部长职务的桑贾伊·甘地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他提出的纲领着重于计划生育、清理贫民窟、扫盲、植树和反对嫁妆习俗。与之相关的绝育运动在多地带有强制性,包括施加行政压力和实施惩罚。拆迁和安置行动,尤其是在德里的行动,导致居民流离失所,并引发了更多侵害行为。这些措施并不等同于正式的“二十点纲领”,但其实施与紧急状态政府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甘地于1977年1月宣布举行大选,并释放了许多政治犯。各反对派组织联合组成人民党,以反对紧急状态统治为竞选主张。国大党遭遇惨败,在印度北部大部分地区尤其如此;甘地本人也失去了赖巴雷利选区的议席。紧急状态于3月21日解除,莫拉尔吉·德赛于3月24日出任总理。在历经二十一个月的非常统治之后,这次选举恢复了通过竞争性选举实现国家权力交接的机制。
败选、重组与重新执政
1977年的选举产生了印度首个并非由国大党领导的全国性政府。人民党联盟包括前国大党成员、社会主义者、印度人民同盟以及其他反对甘地的力量。反对紧急状态的共同立场增强了这个联盟的凝聚力,但其组成团体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和组织问题上存在分歧。与此同时,尽管甘地败选并失去了议会席位,她在全国范围内仍拥有一批政治支持者。
新政府成立了由前首席大法官J. C. 沙阿主持的沙阿委员会,调查紧急状态期间的滥权行为。委员会审查了拘押、行政施压、滥用职权以及官员行为等问题。甘地也受到调查并遭到逮捕,其中包括1977年10月的一次逮捕,以及1978年12月议会采取行动后的一段短期监禁。这些程序是紧急状态结束后围绕追究责任展开的斗争的一部分,同时也让她有机会以遭受政治迫害为由动员支持者。
国大党于1978年再次分裂。甘地领导的派别被称为国大党(英),“英”指的就是英迪拉。这次分裂进一步强化了该组织与其领袖之间的紧密联系。1978年11月,她在卡纳塔克邦奇克马加卢尔选区赢得议会补选,重返人民院,但随后被逐出议会,打断了这次回归。在1977年于北方遭受惨败之后,她在印度南部部分地区持续保持的影响力,对她重建全国政治地位至关重要。
人民党政府因内部纷争而日渐衰弱。德赛于1979年7月辞职。查兰·辛格在有望获得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支持的情况下接任,但在他能够证明自己获得议会多数支持之前,国大党便撤回了支持。议会随后解散,并举行了新一轮选举。这一连串迅速发生的变故,暴露出维系一个主要成员拥有不同政治基础、且各怀政治抱负的联合政府有多么困难。
在1980年1月的选举中,国大党(英)赢得353个席位,甘地于1月14日重新出任总理。经历人民党的内部分裂后,她在竞选中着重强调建立稳定、高效政府的必要性。这场胜利恢复了她的权威,却没有消除紧急状态在制度层面留下的影响:上届政府任内通过的第四十四次宪法修正案引入了多项保障措施,包括将今后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的宪法依据中的“内部动乱”改为“武装叛乱”。因此,她的第二段总理任期是在经过调整的宪法框架和已经变化的政治环境中开始的。
最后一届政府与地区冲突
甘地重新执政后,再次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并撤换了数个由反对党领导的邦政府。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也出现了一些地区性运动,单靠议会多数席位已无法应对。围绕语言、移民、宗教认同、自治权和资源控制权的诉求,在阿萨姆邦、旁遮普邦等地引发了各具特点的冲突。中央政府综合运用谈判、选举安排、行政干预和安全行动加以应对。
1980年6月23日,桑贾伊·甘地在飞机失事中身亡,此后甘地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涯发生了重大变化。桑贾伊此前已成为国大党内的核心组织者,并被广泛视为甘地家族未来的接班人。此前担任民航飞行员的拉吉夫·甘地随后投身政坛,并于1981年赢得阿梅蒂选区的议会席位。桑贾伊去世后,拉吉夫日益重要的角色延续了甘地家族在国大党内的影响力,也使他在接班问题上的地位愈发关键。
在阿萨姆邦,一场由学生组织领导的运动要求查明并驱逐被视为非法移民的人,同时修订选民名册。尽管面临抵制选举的运动和大范围暴力事件,政府仍于1983年2月举行了邦选举。内利大屠杀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据官方统计,死亡人数超过1,800人。直到甘地去世,这场冲突仍未得到解决;《阿萨姆协议》于1985年在其继任者执政期间签署。
在旁遮普邦,阿卡利党的相关诉求,与日益高涨的武装激进活动以及围绕锡克教传教士贾奈尔·辛格·宾德兰瓦莱的冲突交织在一起。1973年的《阿南德普尔萨希布决议》提出了宗教、经济和联邦体制方面的诉求,但20世纪80年代初的政治局势还涉及武装团体、暗杀和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中央政府与阿卡利党领导人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解决方案。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后,旁遮普邦于1983年10月实行总统直接管治。
1984年6月,甘地批准实施蓝星行动,印度陆军进入阿姆利则的金庙建筑群,以清除武装分子。宾德兰瓦莱在行动中被击毙,另有其他武装分子、平民和军人死亡。战斗严重损毁了阿卡尔塔克特,这里是锡克教宗教权威的重要机构。已公布的伤亡估计各不相同,但行动的规模,以及行动发生在锡克教最神圣的圣地这一事实,在锡克教徒中激起了广泛的愤怒与悲痛。后续安全行动还扩展到了金庙建筑群之外。甘地去世时,旁遮普邦局势仍是一场尚未化解的重大危机。
遇刺、权力交接与历史评价
1984年10月31日上午,甘地在新德里住所遭两名警卫贝安特·辛格和萨特万特·辛格枪击。两人均为锡克教徒,行刺发生时距蓝星行动尚不足五个月。她被送往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随后在那里去世。贝安特·辛格在枪击发生后不久被击毙;萨特万特·辛格后来受审并被处决。
拉吉夫·甘地在她去世当天宣誓就任总理。这次权力交接保持了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连续性,但也凸显出国大党的领导权与尼赫鲁—甘地家族联系之深。在1984年稍后举行的大选中,国大党赢得了人民院的压倒性多数席位。这次权力交接依照宪法,通过总统任命及随后选举的确认来完成,而非基于任何正式的世袭权利。
甘地遇刺后爆发了大规模反锡克教徒暴力事件,德里尤为严重,官方统计显示当地有2,733名锡克教徒遇害。锡克教徒遭到袭击,住宅和商铺被毁,许多人流离失所。此后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及开展的刑事诉讼,对暴力事件、保护措施的失效以及具体施暴者的参与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审理。这些事件应与刺杀事件本身加以区分:总理遇害并不意味着锡克教平民应为刺客的行为负责。
甘地的历史重要性体现在多个领域的制度建设与实践中。1971年的战争及孟加拉国的建立改变了地区国家格局。农业现代化与银行业的扩张改变了印度的经济基础设施。核计划与航天计划拓展了印度的技术实力与战略能力。在她执政期间制定的自然保护法律和设立的相关机构,持续影响着环境政策。这些发展不仅源于总理的决策,也有科学家、公务员、农民、军人、各邦政府及历届政府的参与和贡献。
紧急状态时期在对她执政的评价中同样占据核心地位,因为这一时期表明,宪法赋予的紧急权力可能被用于压制政治竞争、削弱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她的政治生涯还改变了国大党,使其从一个拥有强大地方权力中心的组织,转变为一个更加依赖全国领导层的政党。作为印度首位女总理,她在一个女性代表性仍然不足的政治体制中掌握了非同寻常的行政权力,但她的崛起本身并未带来女性在立法机构中代表比例的相应提升。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德里主要国际机场等重要公共机构至今仍以她的名字命名;她的公务文件、演讲、书信以及她所领导政府的档案,也仍是研究独立后印度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