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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物理 / hall-effect

霍尔效应

霍尔效应是一种横向电响应,可用于测量磁场,并研究载流子、电子结构和量子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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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效应是指通有电流的材料在受到垂直于电流方向的磁场作用时,出现横向电压的现象。在普通霍尔效应中,磁场使运动的载流子向侧向偏转,直至形成与偏转作用相抗衡的电场。由此产生的霍尔电压可以提供有关载流子电荷正负、浓度及运动情况的信息。由磁性、量子结构或自旋相关运动引起的其他横向响应,与普通霍尔效应共同构成了更广泛的霍尔效应家族。

埃德温·赫伯特·霍尔于1879年发现了这一效应,此后它成为凝聚态物理学的一种基本研究工具,也为磁传感器提供了实用的工作原理。霍尔效应有助于区分类电子导电与类空穴导电、表征半导体、在不直接进行电接触的情况下测量电流,以及研究磁性材料。在特定条件下,霍尔响应会发生量子化,从而将电学测量与基本常数及电子态的拓扑性质联系起来。

最简单的描述将载流子视为经典带电粒子。对于真实材料,则需要更全面的描述,将电子能带结构、碰撞、多种载流子群体,有时还包括强关联量子态纳入考虑。这些差异决定了霍尔测量何时能直接给出载流子密度,何时探测到的却是更复杂的集体性质或几何性质。

发现与历史发展

1879 年,埃德温·赫伯特·霍尔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师从亨利·奥古斯都·罗兰攻读研究生期间,发现了这一效应。该实验旨在探究磁场如何作用于通电导体:这种作用是否仅表现为导体所受的机械力,还是也会改变导体内部的电荷分布。霍尔让电流通过一条薄金带,并施加垂直于其表面的磁场。金带两侧的触点检测到了微小的横向电压。

使用薄样品至关重要,因为在总电流和磁场固定的条件下,霍尔电压会随样品厚度减小而增大。在普通金属中,可移动载流子的浓度很高,因此这一效应十分微弱。使用薄金属箔,便能让当时的灵敏电测仪器检测到这一信号。反转电流或磁场方向,横向信号也随之反转,这有助于确认它确实是与磁场有关的效应,而非触点之间固定存在的不平衡所致。

霍尔发现这一效应时,电子尚未在 1897 年被确认为一种粒子。这一发现提供了证据,表明导电涉及可移动电荷,而这些电荷在物质内部的运动可以发生偏转。然而,它并未立即为金属导电建立起一种普遍适用的简单微观解释。一些金属的霍尔效应符号,与后来将电子视为自由运动的负电荷的初等图像不符。直到能带理论和电子空穴概念发展起来后,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才得到理解。

1881 年,霍尔还报告了铁磁材料中增强的横向响应。这后来被称为反常霍尔效应。它不同于普通霍尔响应,因为它取决于磁有序以及电子的相对论性质。在整个二十世纪,这一区分始终十分重要:普通霍尔效应成为研究载流子输运的标准手段,而解释反常霍尔效应则需要考虑磁性、散射和电子波函数。

保罗·德鲁德于 1900 年提出的金属电子理论,为普通霍尔效应提供了简单的定量解释。后来的量子力学解释了真实固体为何往往偏离这一模型。此后,半导体技术使霍尔测量和霍尔传感器得到广泛应用;而 1980 年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和 1982 年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发现,则使横向输运成为基础物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经典机制与定义方程

考虑一个矩形导体,电流沿 xx 方向流动,沿 yy 方向的宽度为 ww,沿 zz 方向的厚度为 tt。施加垂直于其宽面的磁场 BzB_z。电荷为 qq、漂移速度为 v\mathbf v 的载流子受到的 洛伦兹力为

F=q(E+v×B).\mathbf F=q(\mathbf E+\mathbf v\times\mathbf B).

其中的磁力分量将载流子推向一侧。载流子的重新分布产生横向电场,该电场逐渐增强,直至稳态下横向净电流为零。

对于数密度为 nn 的单一类型载流子,电流密度为 jx=nqvxj_x=nqv_x。按照上述坐标轴约定,横向受力平衡给出 Ey=vxBzE_y=v_xB_z。因此,霍尔系数为

RH=EyjxBz=1nq.R_H=\frac{E_y}{j_xB_z}=\frac{1}{nq}.

对于电子,q=−eq=-e,其中 ee 是取正值的元电荷,因此这一简单模型给出的霍尔系数为负。对于带正电的载流子,霍尔系数则为正。该系数的国际单位制单位为立方米每库仑。解读其符号时,必须同时考虑所采用的磁场、电流和电压的方向约定。

若将带方向的霍尔电压定义为 VH=EywV_H=E_yw,且 I=jxwtI=j_xwt,则有

VH=RHIBzt.V_H=R_H\frac{IB_z}{t}.

这里,VHV_H 是沿 yy 轴正方向的电压降;对调电压表的引线会使读数的符号反转。该公式说明了为什么样品越薄、磁场越强、电流越大,信号就越强。例如,一个理想的电子导体,若 n=1022 m−3n=10^{22}\,\mathrm{m^{-3}}、厚度为 100 μm100\,\mu\mathrm m、电流为 1 mA1\,\mathrm{mA}、磁场为 0.1 T0.1\,\mathrm T,其霍尔电压的大小约为 0.624 mV0.624\,\mathrm{mV}。这一估算假定电流分布均匀,且几何修正可以忽略。

在德鲁德模型中,碰撞通过弛豫时间 τ\tau 来描述。载流子迁移率为 μ=∣q∣τ/m∗\mu=|q|\tau/m^\ast,其中 m∗m^\ast 为有效质量;零磁场下的电导率为 σ0=n∣q∣μ\sigma_0=n|q|\mu。尽管 τ\tau 决定纵向导电性质,但它在 RHR_H 的基本表达式中被消去了。霍尔角描述电流与电场之间的夹角关系,在这一理想模型中,其大小满足

∣tan⁡θH∣=μ∣Bz∣|\tan\theta_H|=\mu|B_z|

这一关系。

磁力垂直于载流子的速度,因此不会直接对载流子做功。在理想的横向开路配置中,霍尔电场同样垂直于净电流。耗散则来自纵向电场和碰撞。在将霍尔输运与焦耳热效应或量子霍尔态中近乎无耗散的输运进行比较时,这一区别至关重要。

载流子密度、能带结构与对简单模型的偏离

关系式 RH=1/(nq)R_H=1/(nq) 仅在特定的输运模型中才严格成立。在晶体固体中,电子占据能带,而不是像自由粒子那样在空旷空间中运动。电子的速度及其对外力的响应,取决于能量随晶体动量的变化。因此,霍尔响应能够反映费米面的形状、散射率的分布以及多个导电能带的存在。

一个尤为重要的例子是接近填满的能带。描述其电响应时,以少量缺失的电子(即空穴)为出发点,往往比考虑所有已占据态更为简便。尽管底层粒子是电子,空穴的响应却如同带正电的可移动载流子。这解释了许多材料中霍尔系数为正的现象,并不意味着这些材料的电流是由在原子间运动的自由正电粒子承载的。不过,在复杂金属中,为整个材料指定单一的载流子电荷符号可能会产生误导。

在同时含有电子和空穴的半导体中,两者对纵向输运和横向输运的贡献具有不同的权重。对于弱场极限下的各向同性双载流子模型,

RH=pμh2−nμe2e(pμh+nμe)2,R_H= \frac{p\mu_h^2-n\mu_e^2} {e(p\mu_h+n\mu_e)^2},

其中,nn 和 pp 分别为电子浓度和空穴浓度,μe\mu_e 和 μh\mu_h 为两者的迁移率,均取正值。分子中的迁移率以平方形式出现,这意味着数量相对较少、但迁移率很高的载流子也能决定霍尔系数的正负。因此,霍尔系数为正并不一定意味着空穴比电子多。

当某一种载流子占主导时,半导体测量结果常表示为

RH=rHnq,R_H=\frac{r_H}{nq},

其中,rHr_H 为霍尔因子。它计入了散射对能量的依赖等效应;在某些模型中,还计入了能带的各向异性。因此,霍尔载流子密度 nH=1/(e∣RH∣)n_H=1/(e|R_H|) 是一个由实验定义的量,不一定等于实际载流子密度。同样,霍尔迁移率

μH=∣RH∣σ,\mu_H=|R_H|\sigma,

也可能与漂移迁移率不同。在比较不同温度下的样品,或解释主导散射机制的变化时,这些区别十分重要。

对磁场的依赖关系还能提供更多信息。在简单的单载流子导体中,横向电阻率随磁场呈线性变化。存在多类载流子时,由于各类载流子分别按照自身的迁移率作出响应,这一关系可能出现弯曲。结合横向电阻率和纵向磁阻的测量结果,可以约束多能带模型,但在有限磁场范围内,推断出的参数未必唯一。强磁场下的行为可以使某些模型得到简化,却不能为任意能带结构提供普适的载流子计数规则。

因此,霍尔测量与独立信息相结合时最能发挥作用。光学测量、量子振荡、化学组成以及可控的静电栅控,有助于区分载流子数目的变化与迁移率或能带占据情况的变化。霍尔系数的符号反转可能标志着主导导电机制的改变,但也可能仅由随温度变化的散射所引起,而底层载流子的类型并未改变。

实验几何构型与测量精度

常规霍尔测量使用彼此独立的接触电极,分别用于注入电流和检测电压。在霍尔条构型中,电流沿细长样品流动,横向电压探针则连接在样品的相对两侧。另设的纵向探针用于测量沿电流方向的电阻压降。这种布置将霍尔响应与普通电阻的响应分离,从而能够同时研究输运张量的两个分量。

接触电极很难做到完全对准。横向探针之间即使只有很小的纵向错位,也会使幅度大得多的纵向电压混入测量信号。对于普通霍尔测量中的非磁性样品,通常通过对磁场作反对称化处理来抑制这种信号混入:

Vxyodd(B)=Vxy(B)−Vxy(−B)2.V_{xy}^{\mathrm{odd}}(B) = \frac{V_{xy}(B)-V_{xy}(-B)}{2}.

普通霍尔贡献随磁场反向而改变符号,而通常的纵向磁阻贡献则是磁场的偶函数。反转电流还可以消除不随电流反向而改变符号的偏置,其中包括许多热电电压。在磁性材料中使用这些方法时需要更加谨慎,因为反转磁场也可能改变磁畴状态。

范德堡法由莱奥·范德堡于1958年提出,将输运测量扩展到了多种形状的薄样品。其标准形式假定样品均匀、各向同性、厚度一致且无孔洞,并且接触电极足够小,位于样品周边。通过不同的电流与电压接线配置可求得方块电阻;在垂直磁场下测量则可确定霍尔响应。对于未加工成长霍尔条的半导体晶圆和薄膜,这种方法尤其有用。

将测得的横向电阻换算为三维霍尔系数时,厚度直接参与计算。而对于二维导电层,更自然的物理量是按单位面积计量的面载流子密度 nsn_s。对于仅有一种类电子载流子的情况,

VHI=−Bnse.\frac{V_H}{I}=-\frac{B}{n_se}.

因此,报告面密度等二维物理量可以避免导电层厚度不确定所带来的问题,但将其换算为体密度时,仍需要有充分依据的厚度值。这一区别对于表面积累层、半导体异质结构和原子级薄材料十分重要。

测量不确定度还来自磁场校准、接触电极的有限尺寸、电流扩散、漏电、样品不均匀性以及发热。电流过大会使载流子温度升高,或改变载流子数量。温度梯度可能产生横向热电信号。交流激励和相敏检测可以提高灵敏度,但必须控制寄生电容和相位偏移。

并非所有横向电压都是普通霍尔电压。磁各向异性可以产生平面横向响应,温度梯度则可以产生能斯特信号。在某些特殊晶体中,特定实验条件下的纵向输运本身也可能具有关于磁场反对称的分量。因此,要得到可靠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样品对称性、接触电极的几何布置、电流与磁场反转测试,以及适合该材料的模型,而不能仅依靠反对称化处理。

霍尔传感器与工程应用

霍尔传感器将磁场信息转换为电信号。其敏感元件通常是一个半导体区域,由受控电流或电压驱动,并通过适当布置的接点检测横向响应。集成电路对信号进行放大,还可补偿温度漂移和失调。根据设计的不同,输出可以是连续变化的电压、数字形式的磁场测量值,或表示磁场已越过阈值的开关信号。

对于理想的电流驱动霍尔片,电流相关灵敏度为

SI=VHIB=RHt.S_I=\frac{V_H}{IB}=\frac{R_H}{t}.

较大的霍尔系数和较薄的有源区有助于提高灵敏度。不过,材料选择仍需在迁移率、电阻、噪声、功耗、工艺兼容性和稳定性之间进行权衡。硅尤为重要,因为霍尔元件可以与信号处理电路集成在一起。锑化铟和砷化铟因具有较高的载流子迁移率,也是实用的霍尔材料;但实际性能取决于完整的器件架构,而非仅由迁移率决定。

霍尔传感器通过检测附近永磁体的磁场来测量位置和运动。应用包括无刷电机的转子位置检测、轮速检测、非接触式开关和角度编码器。线性传感器的输出随磁场连续变化,而霍尔开关则在磁场达到指定阈值时改变输出。锁存型霍尔开关采用不同的动作和释放条件,这些条件通常对应相反的磁场极性。开关电路中的迟滞可防止磁场在阈值附近波动时发生反复切换。

电流可以通过其产生的磁场进行间接测量。在霍尔式电流传感器中,导体可穿过一个磁芯,磁芯将磁通集中到放置传感器的气隙中。开环仪器根据测得的磁场推算电流。闭环仪器则利用反馈驱动补偿绕组,使其产生的磁通近似抵消原有磁通;此时,补偿电流便可作为测量依据。与简单的感应式互感器不同,霍尔式电流传感器在其带宽范围内既能响应直流电,也能响应随时间变化的电流。

微小的失调是一个重要的工程问题,因为制造过程中的不对称性和机械应力都可能产生类似于目标信号的电压。旋转电流技术周期性地交换传感器各接点的作用,通过组合多次测量结果来抑制较大的失调分量。斩波放大、差分配置和温度补偿可进一步改善性能。仍然存在的限制因素包括热噪声和低频噪声、磁场不均匀性、封装应力,以及灵敏度随温度的变化。

霍尔器件响应的是由其几何结构所决定的磁场分量,而不是直接响应距离、角度或电流。这些物理量需要根据磁场源与测得磁场之间经过校准的关系来推算。三轴器件将不同取向的敏感元件组合起来,以重建磁场矢量。除霍尔元件自身的固有特性外,其准确度还取决于对准情况、交叉轴灵敏度、周围的磁性材料以及校准。

反常、平面及磁织构相关的霍尔响应

在许多具有磁有序的导体中,横向电响应除了包含随磁场变化的普通霍尔效应外,还包含其他分量。对于铁磁体,常用的唯象表达式为

ρyx=R0Bz+ρyxA,\rho_{yx}=R_0B_z+\rho_{yx}^{A},

其中,反常项在有限的适用范围内通常可近似为

ρyxA=Rsμ0Mz.\rho_{yx}^{A}=R_s\mu_0M_z.

这里,R0R_0 描述普通霍尔效应的贡献,MzM_z 是垂直方向的磁化强度,RsR_s 是经验性的反常霍尔系数。这种分解虽有用,却并非普遍适用:反常响应对电子结构和磁构型的依赖,可能无法用它与磁化强度之间的单一正比关系来描述。

反常霍尔效应主要涉及三种机制。偏斜散射是磁有序与自旋—轨道耦合共同作用所导致的散射概率不对称。侧跳涉及散射过程中发生的横向坐标位移。内禀机制源于已占据电子态的几何性质,即使没有杂质散射作为直接成因,也可以存在。这些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无序程度、电导率、能带结构和温度。

罗伯特·卡普拉斯和华金·卢廷格于1954年提出了内禀机制的理论解释。现代理论使用贝里相位的曲率来表述这一贡献;这种曲率反映了量子态随晶体动量变化的性质。贝里曲率会改变波包的半经典速度,使其在电场作用下增加一个横向分量。它将反常霍尔输运与电子波函数的几何性质联系起来。

非零净磁矩并不是出现反常霍尔效应的唯一判据。一些非共线反铁磁体虽然净磁化强度很小,却仍允许存在内禀的横向电荷响应。起决定性作用的限制来自对称性:时间反演对称性与空间对称性的某些组合可以迫使霍尔响应为零,而另一些磁排列则允许这种响应存在。反过来,仅有磁有序也不能保证出现可测量的反常霍尔信号。

平面霍尔效应在物理机制上与上述效应不同。在其常规形式中,当磁化方向与电流方向成一定夹角时,各向异性磁电阻会产生这种效应。横向电阻率正比于

(ρ∥−ρ⊥)sin⁡θcos⁡θ,(\rho_\parallel-\rho_\perp)\sin\theta\cos\theta,

其中,ρ∥\rho_\parallel 和 ρ⊥\rho_\perp 分别为电流平行和垂直于磁化方向时的电阻率。尽管名称中带有“霍尔”二字,它实际上是一种对称的各向异性电阻响应,而不是通常的反对称霍尔响应。

非共面的磁织构还可以产生另一种横向贡献,通常称为拓扑霍尔效应。在适当条件下,电子穿过平滑变化的自旋织构时会获得一个几何相位,其作用如同有效磁场。磁斯格明子是出现这种效应的典型体系。要在实验中识别这种贡献并不容易:多能带普通输运、磁性不均匀性或叠加的反常霍尔信号,也可能使霍尔曲线出现额外结构。因此,关于磁织构的独立证据十分重要。

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与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量子霍尔效应发生在有效二维电子系统中,与连续变化的经典霍尔响应有本质区别。在整数量子霍尔效应中,霍尔电阻的大小在以下数值处形成平台:

∣Rxy∣=hνe2,|R_{xy}|=\frac{h}{\nu e^2},

其中,hh 是普朗克常数,ν\nu 是整数。在充分形成的平台区间内,纵向电阻变得极小。1980 年,克劳斯·冯·克利青在低温、强磁场条件下的硅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结构中发现了这一现象。

垂直磁场使二维电子的轨道运动形成朗道能级。每个能级都包含大量量子态;对于每个可分辨的内部自由度分量,其单位面积上的简并度为 e∣B∣/he|B|/h。填充因子为

ν=nshe∣B∣.\nu=\frac{n_sh}{e|B|}.

无序使相邻能级所对应的扩展态之间的许多体态发生局域化。这使得载流子密度或磁场可以在有限范围内变化,而量子化的霍尔电导保持不变,因此形成的是平台,而非孤立的量子化点。

同样的输运现象也可以通过导电的边界通道来理解。在整数量子霍尔态中,在相应的化学势处,体内呈绝缘性,而边缘态则定向输运电流。通道数与一个整数拓扑不变量——陈数——相关。因此,只要维持该量子态的条件和测量几何构型不被破坏,量子化就能抵御许多微观缺陷的影响。

1982 年,霍斯特·施特默、崔琦和阿瑟·戈萨德在高质量砷化镓异质结构中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一个典型的态出现在 ν=1/3\nu=1/3 处,但其他许多有理数填充因子也可以对应此类态。电子间相互作用至关重要:电子形成关联态,通常无法将其描述为电子彼此独立地填充普通单粒子能级。罗伯特·劳夫林于 1983 年构造的波函数解释了这类态中的一大类,以及它们所具有的分数电荷激发。某些分数态可能具有更为奇特的准粒子交换统计性质;要在实验上确认这些性质,仅凭电阻平台还不够,还需要其他证据。

量子化霍尔电阻也是计量学的重要基础。冯·克利青常数为

RK=he2≈25 812.80745 Ω.R_K=\frac{h}{e^2}\approx25\,812.80745\,\Omega.

自 2019 年国际单位制修订以来,hh 和 ee 都具有精确定义的数值。因此,量子霍尔器件可以通过固定常数来实现电阻量值。实际测量仍存在由接触、漏电、温度、过大电流以及比较电路引起的不确定度。石墨烯已成为电阻标准的重要材料,因为其电子结构能够在实验上实用的条件下支持稳健的量子霍尔行为。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无需通过外加磁场形成朗道能级,就能产生量子化的横向响应。取而代之的是,磁有序与能带拓扑共同产生陈绝缘体态。2013 年,由 Chang-Zu Chang 及其同事牵头的合作团队报告了在铬掺杂的碲化铋锑薄膜中首次实验观测到这一效应。它既不同于不一定量子化的普通反常霍尔信号,也不同于磁场诱导的整数量子霍尔效应。

自旋霍尔效应与谷霍尔效应

自旋霍尔效应是一种与自旋角动量相关、而不一定涉及净电荷的横向分离现象。当电场驱动载流子通过合适的材料时,自旋—轨道耦合可使不同自旋取向的载流子产生方向相反的横向响应。它们形成的电荷流可能相互抵消,但横向自旋流仍然存在。于是,有限尺寸样品的两侧边缘便可能出现方向相反的自旋积累。

自旋霍尔效应既有内禀机制,也有外禀机制。内禀自旋霍尔输运取决于材料的电子态,而外禀贡献则来自与自旋相关的散射,包括偏斜散射和侧跳过程。与普通的电荷霍尔效应不同,自旋霍尔响应可以在没有外加磁场的非磁性材料中存在。时间反演对称性允许这种响应存在,因为相反自旋分量对横向电荷运动的贡献方向相反。

逆自旋霍尔效应将注入的自旋流转换为横向电荷信号。铂、钽和钨在这一领域受到广泛研究,但它们的响应大小和符号取决于成分、结构、厚度及界面。正向与逆向转换将电路与磁化动力学联系起来。与铁磁体相邻的自旋霍尔材料可以对磁化施加自旋—轨道力矩,这一机制正被用于磁存储器和高频器件的研究。

对自旋流测量结果的解释需要格外谨慎。在具有自旋—轨道耦合的材料中,自旋通常并不守恒,因此,定义体自旋流算符并不像定义守恒的电荷流那样直接。在器件层面,测得的转换效率还可能包含界面透射、自旋弛豫、电流分流及竞争机制的影响。因此,必须结合明确的输运模型来解释观测到的边缘极化或电压。

谷霍尔效应涉及电子的另一种标记:谷,即晶体动量空间中彼此不同的能量极值。在反演对称性以适当方式破缺的材料中,不同的谷可以具有方向相反的贝里曲率。此时,电场会驱动来自相反谷的载流子沿相反的横向方向运动。如果各谷中的载流子数目相等,它们对电荷霍尔响应的贡献就会相互抵消,但仍可能存在谷极化流。

具有能隙的石墨烯基体系和单层过渡金属二硫族化合物是谷物理的重要实例。光学选择定则可使特定的谷受到优先激发,而电学结构则可用于探测与谷输运相关的非局域响应。不过,单凭非局域电压并不能确证谷霍尔机制的存在;普通的电流扩散、热电效应以及其他输运过程都可能有所贡献。谷霍尔效应与自旋霍尔效应的区别在于所输运的自由度:前者是谷指标,后者是自旋角动量。

非线性、热及其他横向响应

普通霍尔效应通常在线性响应框架内讨论,此时横向电流与外加电场成正比。一些材料还表现出非线性霍尔效应,即横向电流作为二阶响应出现:

ja(2)=χabcEbEc.j_a^{(2)}=\chi_{abc}E_bE_c.

下标表示空间方向,重复下标表示求和。体相反演对称性不允许这种形式的二阶电响应,但适当的非中心对称材料即使保持时间反演对称性,且未施加外磁场,也可以产生这种响应。

一种重要机制是贝里曲率偶极矩,即贝里曲率在已占据动量态中的不对称分布。时间反演对称性可以使普通的线性电荷霍尔电导率为零,同时允许这种分布产生二阶横向响应。2015 年,因蒂·索德曼和傅亮提出了描述这一机制的理论,后来得到广泛应用。此后,研究者在包括二碲化钨在内的低对称性材料中研究了非线性霍尔信号。

在正弦激励下,二次响应既产生整流分量,也产生频率为驱动频率两倍的分量。因此,二次谐波检测在实验中很有用,但仅凭这种检测并不能确定微观机制。非线性散射、接触效应和加热都可能产生额外信号。晶体对称性、角度依赖性、频率依赖性以及信号随电流的标度关系,有助于区分这些可能的来源。因此,只有充分分离其他竞争贡献之后,非线性霍尔效应才能用来探测电子态的几何性质。

热霍尔效应又称里吉–勒杜克效应,是指纵向温度梯度引起横向热输运的现象。描述这一效应使用的是热导率张量,而非电导率张量。在导体中,电子可以沿横向传输热量,但电绝缘体中也可能出现热霍尔信号。在这类材料中,声子等中性激发或磁激发可能有所贡献。因此,不导电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横向能量输运。

相关的热电现象则将电响应与热响应结合在一起。在能斯特效应中,磁场下的纵向温度梯度会在开路条件下产生横向电场。与之互易的埃廷斯豪森效应则是磁场中的电流驱动横向热输运。这些效应在实验上不同于由电驱动产生的霍尔电压,但当电流引起的加热造成温度梯度时,它们可能干扰霍尔测量。

另一个特殊情形是等离子体的霍尔响应。当电子和离子对磁场的响应不同时,电场与电流之间的广义关系中就会出现一个附加项。在一种常用的准中性、单电离描述中,这一霍尔项正比于 j×B/(nee)\mathbf j\times\mathbf B/(n_e e)。它在霍尔磁流体力学、磁重联的某些情形以及航天器霍尔效应推进器中都十分重要。这些系统与固态霍尔片差别很大,但其共同之处在于,横向运动以及不同带电组分对磁场响应的差异都起着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