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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生物 / fluorescent-protein

荧光蛋白

荧光蛋白是一类由基因编码的发光蛋白质,可用于观察细胞、追踪分子和测量生物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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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蛋白是一类能够吸收光,并将部分吸收的能量以荧光形式重新释放的蛋白质。最广为人知的荧光蛋白属于绿色荧光蛋白家族,其吸光发色团通过蛋白质内部的化学反应形成。其他荧光蛋白则与细胞代谢产生或在实验中外源添加的色素结合。与生物发光反应不同,荧光需要光照激发:这类蛋白质本身并不会持续产生可见光。

荧光蛋白的重要性在于,其合成可由基因编码。荧光蛋白的编码序列可以导入细胞,置于调控序列的控制之下,或与另一种蛋白质的编码序列连接。这样便能在活体系统中观察基因活性、分子定位、细胞行为及生理变化。通过工程改造,最初的绿色标记已拓展为一系列不同颜色的荧光标记、可用光切换状态的标记,以及用于检测化学信号和电信号的传感器。

荧光蛋白的发现及其作为生物标记的发展

荧光蛋白的研究始于对海洋生物发光现象的探索。1962年,下村修、弗兰克·约翰逊和杂贺洋报告称,他们从维多利亚多管水母(Aequorea victoria)中分离出了水母发光蛋白。水母发光蛋白通过依赖钙离子的化学反应产生蓝光。另一种绿色荧光成分则解释了为什么完整的水母发出的是绿光而不是蓝光:生物发光系统释放的能量可以激发绿色荧光蛋白,即GFP。因此,GFP参与了天然发光系统,但它本身并不是负责最初化学发光反应的酶。

此后的几十年里,GFP主要仍是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对象。1992年,道格拉斯·普拉舍及其同事公布了GFP的互补脱氧核糖核酸序列,带来了决定性的进展。有了这一序列,研究人员便能让其他生物表达这种蛋白,而不必从水母中提纯。1994年,马丁·查尔菲及其同事证实,GFP能在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和线虫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中发出荧光。这些实验表明,这种蛋白在原宿主之外也能形成荧光,无须水母特有的酶,也无须另行提供色素。

随后,钱永健等研究人员将GFP改造成了用途更加广泛的实验工具。通过引入突变,他们改变了激发光谱,提高了亮度,并获得了更多颜色的变体。1995年报道的S65T替换使GFP更易受到常用蓝色激光谱线附近波长的光激发。增强型GFP在这一光谱变化的基础上又引入了F64L替换,改善了其在哺乳动物细胞所处温度条件下的表现。1996年,不同研究团队独立报道了GFP的结构,揭示了包围并保护发色团的桶状结构,为理性改造提供了结构基础。

1999年,研究人员对珊瑚及其近缘动物等不具生物发光能力的珊瑚虫纲动物中的GFP样蛋白进行了表征,大幅拓展了荧光蛋白的颜色范围。DsRed提供了一种红色荧光蛋白骨架,但其寡聚体结构和复杂的成熟过程最初限制了它作为融合标签的用途。2002年报道的单体红色荧光蛋白mRFP1表明,大幅度的工程改造能够克服其中一些局限。后续变体进一步改善了亮度、折叠能力、光稳定性和光谱覆盖范围。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下村修、查尔菲和钱永健,以表彰他们在GFP发现与开发方面的贡献。到那时,荧光蛋白已改变了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实验方式。它们的独特贡献并不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着色剂,而是在遗传信息与光学信号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使研究人员能够在活体材料中持续追踪这些信号。

分子结构与发色团的形成

维多利亚多管水母(Aequorea victoria)的典型绿色荧光蛋白(GFP)含有238个氨基酸残基,分子量约为27千道尔顿。其标志性结构是由11条β链构成的β桶,包围着中央的一条α螺旋。发色团位于这一区域内,受到保护,与周围大部分溶剂隔离。通过X射线晶体学确定的这一结构,在许多荧光颜色差异显著的蛋白质中都具有保守性。因此,荧光颜色不仅取决于发色团的化学组成,也取决于其周围的局部分子环境。

在野生型GFP中,发色团由Ser65、Tyr66和Gly67三个残基形成。蛋白质折叠后,多肽主链发生分子内环化,随后经历包括脱水和氧化在内的一系列化学转变。最终形成的共轭结构能够吸收可见光或近紫外光。这一过程并不会使发色团脱离蛋白质链:荧光基团始终是多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蛋白质内部的残基,尤其是Arg96和Glu222,有助于使参与成熟反应的基团形成适当排列,并促进这些反应。

GFP及许多相关蛋白质的氧化成熟过程需要分子态的氧参与。因此,在氧供应受限的条件下,即使翻译正常进行,新合成的蛋白质也可能仍不发荧光。成熟所需的时间因变体、温度和细胞环境而异。折叠与发色团形成是两个不同但相互耦合的过程:蛋白质可以先完成合成,之后才形成具有荧光的发色团;未成熟分子会计入蛋白质总量,却不会产生相应的荧光。

β桶通过限制发色团的运动,并减少那些不发光却会耗散激发能的相互作用,来促进荧光发射。其内部存在由氢键、包埋的水分子和带电残基构成的网络。这些因素会影响发色团的质子化状态、几何构型和电子结构。即使发色团的共价结构仍然存在,折叠结构遭到破坏也往往会使荧光消失。反过来,许多工程化变体并非直接改变发色团,而是通过稳定折叠结构来改善性能。

红色GFP样蛋白质往往会进一步扩展共轭体系,常见的方式是形成酰亚胺基团,从而延伸发色团的电子体系。其他颜色则源于不同的发色团残基、化学转变或周围的相互作用。这种多样性使成熟过程的化学机制成为蛋白质工程的核心:改变一个残基,不仅可能影响最终的发射颜色,还可能影响中间态、成熟速度、折叠效率,以及最终能够产生荧光的分子比例。

光学性质及其物理基础

荧光蛋白吸收一个光子后,其发色团进入电子激发态。在发射光子之前,吸收的部分能量会通过非辐射过程耗散。因此,发射光的波长通常比激发光更长,这种波长差称为斯托克斯位移。通过光谱学观测到的宽激发带和发射带,反映了分子电子态、振动结构及其与蛋白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荧光通常在激发后的纳秒时间尺度内发生。

野生型水母属(Aequorea)绿色荧光蛋白(GFP)的主要激发峰位于约395纳米处,另一个较小的激发峰位于约475纳米处,绿色发射光的峰值波长约为509纳米。这两个激发区域主要反映了发色团不同的质子化状态。增强型GFP的主要激发峰位于约488纳米处,发射峰位于约507–509纳米处。确切的测量值取决于样品制备和测量条件。发色团质子化状态与光学响应之间的关系,也解释了为什么酸碱度会显著影响荧光强度。

两个核心指标是摩尔消光系数和荧光量子产率:前者描述吸收能力,后者是吸收的光子中产生荧光光子的比例。两者的乘积通常用作分子固有亮度的度量:

B=εΦ.B=\varepsilon\Phi .

其中,ε\varepsilon 为摩尔消光系数,Φ\Phi 为荧光量子产率。这种比较以明确规定的条件为前提,仅凭这一指标无法预测标记物在细胞中会有多亮。表达水平、成熟效率、激发波长、集光光学系统、探测器灵敏度和背景荧光都会影响记录到的信号。

激发态寿命提供的信息不同于亮度。对于简单的荧光态,

τ=1kr+knr,Φ=krkr+knr,\tau=\frac{1}{k_{\mathrm r}+k_{\mathrm{nr}}}, \qquad \Phi=\frac{k_{\mathrm r}}{k_{\mathrm r}+k_{\mathrm{nr}}},

其中,krk_{\mathrm r} 和 knrk_{\mathrm{nr}} 分别为辐射衰减速率和非辐射衰减速率。发色团环境的变化可能改变其中任一种速率。因此,即使浓度变化使强度信号变得复杂,寿命测量仍可揭示相互作用或环境变化,不过,状态的不均一性和背景信号也会增加解释的难度。

荧光蛋白也会进入不发光的状态。有些状态转变是可逆的,会产生闪烁;另一些则会导致不可逆的光漂白。光照强度、氧气、局部化学环境以及激发的时间安排都会影响这些过程。因此,光稳定性并不是一个独立于测量方法的通用数值。某种蛋白质在连续宽场照明下表现良好,但在快速激光扫描、高强度单分子激发或反复光学切换条件下,其相对表现可能有所不同。

自然多样性与进化关系

类 GFP 蛋白存在于多个海洋动物类群中,尤其常见于水母、珊瑚和海葵等刺胞动物。在其他一些动物谱系中也发现了相关蛋白。它们共有的桶状结构和序列上的关联表明,彼此之间存在进化联系,但其光学性质多种多样。天然蛋白包括能发出绿色、青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荧光的蛋白,也包括一些颜色鲜艳、能高效吸收光却仅发出微弱荧光的蛋白。这些不发荧光的近缘蛋白通常称为色素蛋白。

它们在不同生物体内的生物学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在维多利亚多管水母(Aequorea)中,GFP 在生物发光系统中充当能量受体。在许多造礁珊瑚中,荧光蛋白的存在并不伴随相应的产光反应。根据色素含量、在组织中的位置以及光照条件的不同,它们可以改变动物及其光合共生体所处的光环境。实验研究表明,它们在某些条件下具有光保护功能,在另一些条件下则能重新分配光。目前尚无一种统一的解释,能够涵盖所有珊瑚荧光蛋白的功能。

自然进化也使这些蛋白形成了不同的缔合状态。有些类 GFP 蛋白形成结合较弱的二聚体,而许多早期发现的珊瑚来源蛋白则形成稳定的四聚体。在蛋白发挥天然生物学功能时,寡聚化可以稳定其荧光结构骨架。然而,在实验所用的融合蛋白中,同样的性质却可能使原本无关的目标分子聚集到一起。因此,一种蛋白在原生生物中取得进化上的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它适合作为对实验体系干扰极小的标记物。

荧光蛋白一词也涵盖 GFP 样家族以外的蛋白。黄素结合型荧光蛋白以黄素单核苷酸为发色团,是在感光蛋白结构域的基础上开发而来的。由于其发出荧光不需要经历 GFP 特有的、通过氧化反应形成发色团的过程,其中一些可在厌氧环境中用作报告蛋白。它们的亮度、光谱性质以及对细胞内黄素供应的依赖程度,都与常规 GFP 衍生蛋白有所不同。

另一些荧光蛋白则与胆绿素结合,胆绿素是一种与血红素降解有关的色素。经过工程改造的细菌光敏色素可发出远红光和近红外荧光,适合用于穿透组织的成像,因为波长较短的光在组织中更容易被散射或吸收。相比之下,从日本鳗鲡中发现的 UnaG 则是在结合胆红素后才产生荧光。这些例子表明,蛋白质由基因编码,并不总意味着它在生物化学上完全独立:荧光信号还可能取决于另一种发色团的可用性、结合情况及化学状态。

颜色、折叠与分子行为的工程改造

荧光蛋白工程结合了结构解析、定点突变和定向进化。研究人员构建序列变体,表达这些变体,再通过筛选或选择获得所需特性。选择的目标可以是亮度、发射波长、较高温度下的折叠能力、耐酸性,或光照下维持荧光的能力。由于这些性状相互影响,某一项性能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整体性能一定提高。纯化后更亮的蛋白可能在细胞中表达不佳,而发射光谱红移更明显的变体则可能成熟缓慢或容易发生光漂白。

早期对水母属(Aequorea)GFP 进行的颜色改造表明,发色团及其周围环境都十分重要。将第 66 位酪氨酸(Tyr66)替换为组氨酸可产生蓝色荧光变体,而替换为色氨酸则有助于形成青色荧光变体。黄色荧光蛋白通常在第 203 位含有一个芳香族氨基酸残基,该残基与发色团的相互作用会使光谱发生偏移。后续的青色和黄色荧光蛋白又积累了更多突变,从而改善了实际使用性能。因此,即使名义上属于同一种颜色类别,不同变体对酸度、氯离子、温度以及分子间缔合的敏感性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红色荧光蛋白的工程改造需要格外关注寡聚化问题。最初的 DsRed 是四聚体,仅仅将其连接到另一种蛋白上,就可能引起人为的聚集。开发单体衍生物既需要破坏亚基间的相互作用界面,也需要引入补偿性突变,以维持折叠和荧光。在 mRFP1 之后,研究人员又开发出了更广泛的红色、橙色和黄橙色荧光蛋白家族,其中包括 mCherry。在实际应用中,蛋白是否保持单体状态仍取决于所处环境:当标记集中在膜上,或被整合进大型分子组装体时,微弱的相互作用也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其他工程策略着眼于提高稳健性,而非改变颜色。2006 年报道的超折叠 GFP(Superfolder GFP)经过筛选,在对折叠要求苛刻的融合构建体中具有更好的折叠能力。环状置换将蛋白原有的两个末端重新连接,并在序列的其他位置形成新的末端。这种改造可使荧光对所连接的传感结构域传递来的构象变化产生响应。分体荧光蛋白则将蛋白骨架拆分成若干片段;这些片段单独存在时不发荧光或仅发出微弱荧光,但能够重新组装成具有荧光的结构。

光响应变体又增加了一个调控维度。光激活荧光蛋白在受到激活波长的光照射后,会发出强烈荧光。光转换蛋白会改变发射光的颜色,通常由绿色变为红色;可逆光开关蛋白则能够在亮态和暗态之间切换。这些响应依赖于发色团异构化、质子转移或涉及共价键变化的光化学反应等过程。它们使研究人员能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标记选定的一群分子,而不是持续标记所有已表达的分子。

基因报告系统、融合标签与细胞标记

荧光蛋白的一项主要用途是报告基因表达。将荧光蛋白编码序列置于启动子或其他调控元件的下游,即可通过荧光指示基因构建体的活性。这类报告系统并不能即时测量转录活动。其信号综合反映了转录、RNA 加工与降解、翻译、蛋白质成熟以及蛋白质的损失。稳定的荧光蛋白可在最初触发的调控事件结束很久之后,仍保留先前活动的痕迹。

另一项相关但不同的应用是确定蛋白质的定位。在融合蛋白中,荧光蛋白序列与目标蛋白的编码序列按同一阅读框连接,使两者被翻译为一条多肽链。这种标签可以显示蛋白质在细胞核、线粒体、内质网或其他结构中的定位。定位能否准确,取决于靶向序列、相互作用界面和蛋白质功能是否得到保留。将标签连接在氨基端、羧基端或内部位点,可能产生不同的生物学效应。

表达策略同样重要。由质粒驱动表达的融合蛋白,其产量可能远高于内源基因的正常表达水平,从而可能使转运途径饱和,或改变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基因组编辑可将荧光标签引入内源基因座,从而保留更多天然的调控背景。即便如此,插入标签仍可能改变 RNA 加工、蛋白质稳定性或功能。因此,通过荧光观察到的定位反映的是带标签构建体的情况,并不能直接证明未经修饰的分子也具有完全相同的行为。

荧光蛋白也可用于标记整个细胞,而非特定的分子靶标。在发育研究中,稳定表达的荧光蛋白使研究者能够随时间追踪细胞的移动及其后代。多色系统可区分相邻细胞或不同的细胞谱系;2007 年推出的 Brainbow 系统利用基于重组的荧光蛋白表达组合,在神经组织中产生许多可区分的颜色。这些颜色用于标识身份,而不是直接测量生理活动。对其结果的解读取决于表达的稳定性、光谱的分离程度,以及成像系统区分混合信号的能力。

在流式细胞术中,荧光蛋白支持对单个细胞进行快速测量和分选。它们也广泛用于微生物筛选、类器官成像以及对经过遗传修饰的细胞群体的追踪。与外源施加的染料相比,荧光蛋白可以通过蛋白质合成得到补充;只要基因构建体得以保留,也能随细胞分裂传递给子细胞。然而,存在荧光并不等于细胞存活,所关注的生物学事件停止后,荧光信号仍可能持续存在。反过来,活细胞也可能因表达量低、荧光蛋白成熟不完全或细胞内环境不利而显得荧光较弱。

生物传感器与分子相互作用测量

荧光蛋白传感器将光学变化与特定的生化事件联系起来。一种主要设计利用福斯特共振能量转移,通常简称为 FRET。当光谱条件和几何条件允许时,处于激发态的供体荧光团会以非辐射方式将能量转移给邻近的受体。对于理想化的供体—受体对,能量转移效率遵循以下关系:

E=11+(r/R0)6,E=\frac{1}{1+(r/R_0)^6},

其中,rr 为两者间的距离,R0R_0 为转移效率等于二分之一时的距离。由于能量转移效率对距离的变化极为敏感,FRET 可用于检测纳米尺度的构象变化。

在基因编码的 FRET 传感器中,供体与受体荧光蛋白通过感应结构域连接。离子、代谢物或其他靶标的结合会改变荧光团的相对排列,从而可能改变能量转移。1997 年问世的 Cameleon 钙指示器将青色和黄色荧光蛋白与钙调蛋白及钙调蛋白结合肽组合在一起。钙的结合会改变传感器的构象和光学输出。研究人员还开发了用于检测酶活性和信号分子的类似结构,但每一种都需要对其特异性和响应机制进行表征。

另一种主要策略只使用一个荧光蛋白:当与其连接的结构域响应靶标时,荧光蛋白的发色团周围环境随之改变。GCaMP 指示器由环状置换的 GFP、钙调蛋白和钙调蛋白结合肽组成。钙的结合会改变荧光蛋白桶状结构周围的相互作用,增强荧光。GCaMP 家族指示器于 2001 年首次报道,此后经过广泛改进,已成为观察神经元及其他细胞内钙动态的重要工具。其信号反映的是传感器依赖于钙的响应行为,而非直接反映电活动。

其他基因编码传感器可用于反映酸度、氧化还原状态、代谢物或膜电位。pHluorin 变体利用 GFP 荧光对 pH 的依赖性,已被用于研究囊泡运输。roGFP 变体含有经工程改造引入的半胱氨酸残基,这些残基可逆地形成二硫键,从而改变激发特性;这类传感器通常通过融合蛋白或相互作用蛋白与细胞氧化还原途径耦联。电压指示器将荧光变化与电压敏感结构域相联系,或采用其他光响应蛋白骨架。传感器的响应动力学、动态范围、结合亲和力及亚细胞区室靶向性,决定了它能够如实反映哪些生物学事件。

相互作用检测也会使用分体荧光蛋白。在双分子荧光互补中,分别连接到两个候选相互作用对象上的荧光蛋白片段,在彼此靠近时可组装成具有荧光的复合物。这种方法能够揭示互补发生的位置,但组装与成熟过程可能较慢,而且互补可能使原本短暂的接触变得稳定。同样,传感器的结合结构域可能对被测分子产生缓冲作用。因此,荧光传感器是实验系统中会主动参与分子过程的组成部分,必须将其响应特性与所研究生物学过程本身的特性区分开来。

成像方法与光学控制

常规荧光显微术利用波长选择性光学元件,将激发光与发射荧光分离。宽场显微镜照亮的区域相对较大,而共聚焦显微术通过空间滤波滤除大量离焦光。光片显微术仅照亮一个薄层平面,从而减少记录区域之外不必要的激发。荧光蛋白适用于上述所有方法,但成像性能取决于其光谱、亮度和光稳定性与仪器的匹配程度。在不同的照明几何条件下,同一生物样本产生的信号和受到的损伤可能有显著差异。

双光子激发通过近乎同时吸收两个较低能量的光子,使分子跃迁至激发态。由于这一过程高度依赖局部光强,激发主要集中在焦点附近。在许多情况下,近红外光也比波长较短的光更能有效穿透组织。因此,双光子成像已成为研究活体组织中荧光蛋白标记细胞的重要手段。不过,不能简单地将蛋白质单光子激发光谱中的波长加倍来推断其双光子激发光谱,而必须测量相关的跃迁强度。

光激活型和光转换型蛋白质可用于光学脉冲标记。通过照射一个小区域,可以标记其中一部分分子,随后监测它们的运动、重新分布或存留情况。这样便能将预先存在的已标记分子与新合成或未发生光转换的物质区分开来。Dendra 和 Eos 家族蛋白就是用于这一目的的光转换型蛋白质骨架。结果的解释仍取决于激活效率、成像过程中非预期的激活,以及已激活态与未激活态可能存在的光稳定性差异。

这些蛋白质也推动了超分辨显微术的建立。光激活定位显微术(PALM)于 2006 年提出,通过稀疏激活和反复成像来定位单个发光体。这种方法避免过多相邻的荧光团同时发光,从而区分那些在衍射极限下成像本会相互重叠的分子。其他超分辨方法,包括受激发射损耗和可逆开关方法,对荧光标记物有不同的要求。没有一种蛋白质对所有技术而言都是最优选择。

光学定位精度和生物学标记准确度是两个不同的量。即使能够精确定位一个荧光分子,蛋白质标签、连接肽或靶标复合物的几何构型仍可能使它偏离所关注的生物学结构。荧光闪烁可能导致同一个分子被反复计为多个分子,而成熟不完全则可能使另一个分子无法被观察到。密集标记还可能妨碍激活、定位或图像重建。因此,超分辨测量既取决于光学性能,也取决于标记物在分子层面的行为。

定量解读与实验局限

荧光强度并不直接反映全部蛋白质分子的数量。一个实用的简化模型为

I=K Nf σ(λex) Φ,I=K\,N_{\mathrm f}\,\sigma(\lambda_{\mathrm{ex}})\,\Phi ,

其中,II 为测得的信号,KK 代表照明与检测因素,NfN_{\mathrm f} 为具有荧光的分子数,σ\sigma 为激发波长处的吸收截面,Φ\Phi 为荧光量子产率。由于发色团尚未成熟、蛋白质错误折叠、处于暗态或发生光漂白,具有荧光的分子数可能少于所表达的蛋白质分子数。仪器饱和与非线性激发还可能使简单的正比关系不再成立。

报告蛋白的动态变化是多个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蛋白质合成会增加起初尚未成熟的蛋白质,成熟过程使分子转变为具有荧光的分子,而降解或稀释则使其减少。即使蛋白质没有快速降解,细胞分裂也会稀释稳定的标记。促降解序列可以缩短报告蛋白的存留时间,但也可能降低亮度并改变噪声。对于快速发生的生物学事件,限制响应速度的可能是传感器的结合或构象变化,而非图像采集。对于转录报告系统,成熟过程和蛋白质寿命往往会造成更长的延迟。

细胞环境可以在蛋白质量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信号。酸性区室可能使某些变体的荧光淬灭,氧供应不足可能阻碍成熟,离子则可能改变某些黄色荧光蛋白的响应。内源性分子会产生自发荧光,可能与标记的荧光重叠。在较厚的组织中,吸收和散射会使检测到的强度取决于深度与光学几何条件。多种标记之间的光谱重叠需要通过通道分离或数学解混来处理;当信号较弱或光谱相似时,不确定性会增大。

标记本身也可能扰动所研究的系统。与许多细胞蛋白质相比,分子量约为27千道尔顿的GFP标签相当大,可能影响扩散、空间位阻所决定的可接近性、复合物组装以及转运。某些蛋白质在特定条件下会发生寡聚化或聚集,强光照射则可能产生损伤细胞的活性氧。因此,长时间成像可能在出现明显结构损伤之前就改变细胞行为。测量运动、生长或信号传导时,必须区分正常的生物学变异与表达和光照引起的变化。

定量比较依赖于适当的校准和对照。对纯化蛋白质的测量可以确定其在规定条件下的光学性质,而细胞内的比较则用于检验其成熟、定位、表达及对环境的敏感性。功能补救实验或生化测定可以检验融合蛋白是否保留了目标蛋白的活性。要区分丰度变化与pH或传感器状态变化,可能还需要独立的测量。文献中报告的亮度、成熟时间和抗光漂白能力始终受实验体系制约,而荧光蛋白的改进仍需在光谱范围、响应速度、稳健性和生物相容性之间进行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