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萝西·理查森(1873年5月17日—1957年6月17日)是英国小说家,与文学现代主义运动关系密切。她的主要作品《朝圣》由十三部小说组成,围绕米里亚姆·亨德森的经历及其不断发展的意识展开。从1915年的《尖顶》开始,理查森发展出一种持续深入的心理叙事形式,将感知、记忆和日常经验置于小说的核心。她是早期意识流写作的重要实践者,但她对用这一标签描述自己作品是否恰当持有疑问。
生平与文学生涯
理查森出生于阿宾登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阿宾登当时属于伯克郡,如今属于牛津郡。父亲的经济困境打破了她早年生活的安稳。年轻时,她曾在德国和英国任教,也做过家庭女教师。她的母亲于1895年去世。
1896年,理查森迁居伦敦,靠工作维持生计,其中包括在一家牙科诊所任职。租屋生活、受薪工作,以及参与伦敦的知识与社交生活,都为《朝圣》提供了重要素材。尽管米里亚姆·亨德森的境遇与理查森本人的经历十分相似,这部系列小说仍是虚构作品,而非纪实性自传。
理查森与H. G. 威尔斯相识,并活跃于文学界及主张社会改革的圈子。在首部小说问世之前,她已经开始发表新闻文章和评论。1917年,她与艺术家艾伦·奥德尔结婚。此后,两人大部分时间往返居住于伦敦和康沃尔,生活往往相当拮据。
除小说外,理查森还撰写随笔、评论及有关电影的文章,曾为电影期刊《特写》供稿。她持续数十年创作《朝圣》。其中十二部在她生前出版;尚未完成的第十三部则于她去世后出版。
《朝圣》
结构与出版
理查森将《朝圣》的各部小说称为“章”,以强调它们同属一部连续的作品。这一系列追随米里亚姆·亨德森从青春期走向成年后的独立生活:从她在德国一所女子学校任职开始,继而写到她的教学生涯、家政服务、办公室工作、友谊与思想探索。
各部出版顺序如下:
| 部次 | 书名 | 首次出版年份 |
|---|---|---|
| 1 | 《尖顶》 | 1915 |
| 2 | 《死水》 | 1916 |
| 3 | 《蜂房》 | 1917 |
| 4 | 《隧道》 | 1919 |
| 5 | 《间歇》 | 1919 |
| 6 | 《僵局》 | 1921 |
| 7 | 《旋转的灯光》 | 1923 |
| 8 | 《陷阱》 | 1925 |
| 9 | 《高地》 | 1927 |
| 10 | 《黎明的左手》 | 1931 |
| 11 | 《清晰的地平线》 | 1935 |
| 12 | 《丁普尔山》 | 1938 |
| 13 | 《三月的月光》 | 1967 |
1938年,《朝圣》以合集形式出版,理查森在序言中回顾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她去世时尚未完成的《三月的月光》,收入了1967年出版的合集。
主题与发展
这一系列既关注一名独立女性意识的形成,也关注她外在的生活历程。作品涉及经济上的不安定、工作、阅读、宗教、性、友谊,以及艺术创作的可能性。
伦敦在作品中尤为重要。街道、寄宿公寓、工作场所、餐馆和会议室,都成为米里亚姆体验自由与束缚的场景。她的独立有赖于挣钱谋生,而工作生活又让她直面阶级与性别带来的限制。独处可以成为思想自主的源泉,但也伴随着物质与情感上的代价。
《朝圣》与成长小说有相通之处,但它并未将人物的成长组织成一条通向婚姻、事业成功或稳定身份的直线路径。米里亚姆的认识,是在反复的接触、感知的变化以及对以往假设的修正中逐渐形成的。
叙事方法
理查森在形式上的核心创新,在于持续通过米里亚姆的意识呈现经验。叙事通常采用第三人称,但其用词、联想、判断及时间上的转换,都与米里亚姆的感知紧密相连。从聚焦的角度看,作品基本上将读者了解世界的途径限定在一个正在体验的心灵之内。
这种方法运用了自由间接话语和内心独白,却并未将整部系列小说化为对未说出口的思想的誊录。外部描写、对话、感官印象与思考不断交织。因此,人物意识与叙述语言之间的界限有时难以辨明。
传统的情节往往让位于经验的细密质感。一个声音、一间屋子的氛围、一句记忆中的话语,或光线的变化,都可能比那些在结构更传统的小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事件获得更多叙述篇幅。某些重要的发展有时以间接方式呈现,读者需要从米里亚姆的反应中推断其意义。
这一系列大体遵循时间顺序,但叙事在具体时刻之间的推进取决于注意力与联想。记忆打断当下;预期改变一次相遇的意义;熟悉的环境获得新的含义。这一侧重点使理查森的创作区别于对日常起居的单纯细致记录:她所探究的是日常生活如何转化为经验。
意识流与现代主义
1918年,小说家兼评论家梅·辛克莱在《利己主义者》上讨论理查森的小说时,使用了“意识流”这一表述。她的文章推动这一说法成为与现代小说相关的文学批评术语。而这一表述在心理学领域的使用历史更早。
理查森对这一术语所包含的某些意涵持抵触态度,其中包括认为意识可以被充分表现为一股连续流动之水的暗示。她的作品不仅关注相继出现的思想,也关注身体感知、空间关系、记忆以及同时发生的多重印象。
人们经常将她与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并置讨论。这些比较揭示了他们对主观经验的共同兴趣,以及对既定叙事惯例的突破,但几位作家的方法有着显著差异。理查森的独特尝试,是在一部长篇系列小说中持续展开一名女性的感知世界。《尖顶》的出版早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伍尔夫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主要小说,因此它是现代主义心理小说的重要早期范例,而非对那些作品的后起模仿。
性别与文学形式
理查森将形式实验与如何表现女性经验的问题联系起来。米里亚姆对沿袭而来的价值判断的抗拒,融入了叙事本身:读者通过她的反应接触社会对女性的期待,而不是通过一个置身事外、具有权威性的叙述者的解释来了解这些期待。
这使《朝圣》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研究对象。这一系列考察性别与获得金钱、私人空间、教育、公共空间及从事创作的机会之间的关系。它也质疑将婚姻或异性恋爱情设定为女性人生归宿、并以此组织叙事的文学惯例。
不过,不应简单地将米里亚姆视为理查森本人或某种统一的女性主义立场的代言人。她的观点可能相互矛盾、失之片面,也可能受到其所处社会环境中的偏见影响。解读这一系列小说时,必须区分人物、叙事方法与作者立场。
接受与影响
理查森生前获得了作家和评论家的认可,但《朝圣》始终未能像其他一些现代主义作品那样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其篇幅之长、各卷之间的连续性、解释性引导的有限,以及相对缺乏传统戏剧性结构等特点,使它被认为是一部阅读难度较高的作品。
后来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和对现代主义的重新研究,使她的成就受到更多关注。由此,她在文学经典中的地位,也成为讨论哪些形式创新能够获得长久认可时的一个争议焦点。
批评界继续探讨这一系列小说在艺术上的连贯性与其未完成状态之间的关系、自传基础的程度,以及米里亚姆的视角中所包含的历史性观念。理查森的电影评论也因其对观影主体、感知和电影体验的探讨而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