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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夏令时

美国依照联邦规定按季节将时钟拨快一小时,但部分州和领地全年采用标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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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夏令时制度是按季节将民用时钟比标准时间拨快一小时的做法,按钟面时间计算,相当于把早晨的一小时日照移到傍晚。在实行夏令时的辖区,夏令时于每年3月第二个星期日凌晨2时开始,至11月第一个星期日凌晨2时结束。美国大部分地区遵循这一时间安排,而夏威夷州、亚利桑那州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美国主要的有人居住领地则全年采用标准时间。

美国的制度由全国统一规定夏令时切换日期,同时允许各州选择不实行夏令时。其法律基础是1966年《统一时间法》,该法后来经过修订,调整了夏令时的起止日期和豁免条件。联邦法律允许各州全年保留标准时间,却未同样赋予各州普遍实行永久夏令时的权力。

夏令时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受到战时动员、交通运输协调、能源政策、商业利益,以及围绕清晨天黑和傍晚休闲活动的争议等因素影响。其实际影响取决于地理位置和人们的作息安排:改变钟面上的时间并不会改变日照总量,却会改变学校、工作场所、交通系统和家庭在一天中哪些时段能享受到日照。

时钟调整与太阳时的关系

夏令时是在时区制度的基础上实施的。每个时区相对于协调世界时(简称 UTC)都有一个标准时差。例如,东部标准时间为 UTC−5,东部夏令时间则为 UTC−4。美国本土另外三个主要时区的相应标准时差分别为:中部标准时间 UTC−6、山地标准时间 UTC−7、太平洋标准时间 UTC−8;各时区的夏令时间均比标准时间快一小时。进入夏令时改变的是某一时刻在当地的时间表示,而不是这个时刻本身。

春季切换时,时钟从标准时间凌晨 1:59:59 直接跳至夏令时间凌晨 3:00:00,当地以凌晨 2:00 开始的那一个小时并不存在。秋季切换时,时钟从夏令时间凌晨 1:59:59 拨回标准时间凌晨 1:00:00,因此以凌晨 1:00 开始的那一个小时会出现两次。所以,春季调时所在的当地日历日实际只有 23 小时,而秋季调时当天则有 25 小时。各时区按照规定的当地时间进行调整,并非全国在同一时刻同时调整。常用的记忆口诀是“春季向前拨,秋季向后拨”。

“夏令时”英文名称中的“节约”(saving),指的是让日常工作和休闲时段中较晚的时间仍有日光可用,而不是把阳光储存起来。白昼长短主要取决于纬度、季节,以及地球相对于其绕太阳运行轨道的倾斜角度。如果日落发生在标准时间下午 6:30,将时钟拨快后,同一次日落在钟表上就变成下午 7:30;日出时间也会相应推迟一小时。因此,晚间活动直接受益的同时,清晨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标准时间本身也只是对当地太阳时的近似。在同一时区内,按钟表时间计算,西部地区的太阳正午通常比东部地区更晚。均时差,也就是视太阳时与平太阳时之间随季节变化的差值,还会带来另一重变化。在许多地方,夏令时会使钟表上的正午与太阳正午相差更远。这些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何全国统一的规则会让各地清晨的日照状况产生显著差别。

纬度也会改变利弊之间的平衡。阿拉斯加夏季的白昼远比佛罗里达长,冬季的白昼却短得多。热带附近的昼长季节变化较小,因此季节性调整时钟可能带来的好处也较少。在冬季自然白昼较短的地方,无论采用标准时间还是夏令时间,都无法同时做到日出较早、日落较晚。

早期采用、战时试行与地方差异

美国夏令时制度是在铁路标准时间确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1883年11月18日,北美铁路公司采用统一协调的时区,取代此前列车时刻表中使用的众多地方时间。这最初是一项行业安排,而非全面规范民用时间的联邦法律。随着铁路系统不断扩展,各地时钟不一致带来的麻烦日益突出,由此形成的时间管理基础,为后来按季节调整时间提供了条件。

人们常将夏令时的发明归功于本杰明·富兰克林,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他在1784年一篇谈论巴黎的文章中,以讽刺的笔调建议人们早起,以节省蜡烛;这并非现代意义上按季节将时钟拨快的制度。更直接的先声是新西兰的乔治·弗农·哈德森于1895年、英国的威廉·威利特于1907年提出的方案。1916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用夏令时,其他国家随后效仿。战时节约燃料的需要,为这项已有的改革提议提供了新的政治理由。

美国通过1918年3月19日的《标准时间法》,在全国实行夏令时制度。该法还确立了标准时区的联邦制度框架,并将相关管理职责交由州际商务委员会承担。1918年3月31日,美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于春季将时钟拨快。支持者认为,这项措施有助于节约燃料,并在战时生产中更充分地利用日光。尽管民间长期流传着另一种说法,但夏令时的推行并非主要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使其受益。

1919年,国会推翻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否决,废除了夏令时条款,农业界的反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活往往取决于日照、天气、牲畜的习性和交货期限,而非办公室的作息时间。城市工商业将时钟拨快,可能使农事活动与这些时间安排之间更难协调。全国停止按季节实行夏令时后,一些城市和州仍依据地方安排继续实行。例如,纽约市保留了夏令时,使这一做法得以在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延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会再次规定全国统一将时钟拨快。自1942年2月9日起,全年实行的夏令时通常被称为“战时时间”,各时区也相应采用“东部战时时间”等名称。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1945年9月30日。战时制度不同于如今春秋两季调整时钟的安排:在此期间,即使到了冬季,时钟也始终保持拨快后的时间。

1945年以后,各州和地方的做法再次出现分歧。有些地方实行夏令时,相邻地区却不实行,切换日期也不一致。这给广播、城际交通以及跨市镇经营的企业带来诸多困难,使联邦统一规范的理由更加充分。问题不仅在于夏令时是否可取,还在于众多行政辖区各自作出互不兼容的选择时,能否避免给其他地区带来高昂的协调成本。

联邦法律与全国实施时间表的演变

林登·B·约翰逊总统于1966年4月13日签署《统一时间法》,为实行夏令时的辖区确立了统一的实施时间表。从1967年起,法定夏令时实施期为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至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各州可以通过立法豁免本州,继续使用标准时间。因此,这项法律统一了夏令时的季节性实施安排,却没有要求所有州都参与。这种安排体现了美国的联邦制,而非完全中央集权的时间政策。

此后,相关行政管理权从州际商务委员会移交给新成立的美国交通部。该部负责管理联邦时区边界和夏令时规则。这一安排反映出交通运输协调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区分了两种常被混淆的决定:变更某个社区所属的标准时区,与豁免该社区季节性调整时钟的义务,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须遵循不同的程序。

1972年的一项修正案允许横跨多个时区的州,仅对位于某一时区内的部分地区实行豁免,同时在州内其他地区保留夏令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市或县都获得了自行制定季节性时间规则的普遍权力。在联邦法律框架下,各州采取的行动受到统一性要求的约束,必须在全州或州内相关时区的部分保持一致。州可以依据法定豁免规定,选择全年使用标准时间;但若要全年使用夏令时,则必须调整联邦层面的法律授权,而不能仅靠州政府的一般性声明。

能源危机促成了一次重大的临时调整。《1973年紧急夏令时节能法》规定延长夏令时试行期,时钟于1974年1月6日拨快。这项措施旨在石油禁运后节约能源。冬季清晨天色昏暗成为反对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学童需要在日出前上学。国会随后修改了试行安排,于1974年10月27日恢复标准时间,并规定于1975年2月23日重新实行夏令时。因此,最初的方案并未在原定的整个期限内连续实施。

后来的立法延长了常规夏令时实施期,但并未将夏令时改为全年实行。1986年通过的一项修正案将开始日期提前至4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自1987年起生效,同时保留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作为结束日期。《2005年能源政策法》再次延长夏令时实施期,自2007年起生效:开始日期为3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结束日期为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

历次修法表明,夏令时的起止日期是法律规定的选择,而非天文学上的必然要求。目前的实施期约为八个月,但法律仍将各时区原有的时差所对应的时间视为标准时间。仅仅延长夏令时实施期,并不会使夏令时成为该时区的法定标准时间。

地理上的例外与边界效应

夏威夷州和亚利桑那州大部分地区是各州中不按季节调整时钟的主要例外。夏威夷全年采用夏威夷—阿留申标准时间,即 UTC−10。由于纬度较低,当地全年日照时长的变化不如美国本土北部各州显著。亚利桑那州大部分地区全年采用山地标准时间,即 UTC−7。亚利桑那州气候炎热,傍晚更晚天黑不像在较凉爽地区那样有吸引力,不过,该州在法律上的选择也不能仅用气候来解释。

纳瓦霍族保留地实行夏令时,包括其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土地,以便让横跨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的整片保留地保持时间一致。霍皮保留地位于亚利桑那州东北部,四周被纳瓦霍族保留地包围,但不实行夏令时。这使当地的时间分布在地理上错综复杂,道路穿越保留地边界的地方尤其如此。这些例外说明,美国民用时间的安排不仅取决于州界,主权和管辖权也同样重要。

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全年采用大西洋标准时间,即 UTC−4。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采用查莫罗标准时间,即 UTC+10;美属萨摩亚采用萨摩亚标准时间,即 UTC−11,均不按季节拨快时钟。由于这些属地所处的经度不同,又分居国际日期变更线两侧,“不实行夏令时”并不意味着它们的钟表时间或日历日期相同。

阿拉斯加面临的是另一类地理问题。该州大部分地区采用阿拉斯加标准时间(UTC−9)和阿拉斯加夏令时间(UTC−8)。阿留申群岛西部的部分地区采用夏威夷—阿留申时区,但与夏威夷不同,这些地区会按季节调整时钟。阿拉斯加东西跨度大、纬度高,因此民用时间与日照之间的关系可能与美国本土相连各州的情况大不相同。在极北地区,日照时长随季节变化的幅度远远超过一小时的时钟调整。

印第安纳州的情况说明,一州是否实行夏令时与其时区划分是两回事。2006年以前,印第安纳州许多县全年采用东部标准时间,其他县则按照所在的东部时区或中部时区进行季节性调时。该州于2005年通过立法,自2006年起在全州实行夏令时。至于哪些县属于中部时区、哪些属于东部时区,则由联邦另行决定。因此,全州采用夏令时并未消除州内的时区边界。

这些例外还会使各地之间的时差在一年中发生变化。标准时间期间,菲尼克斯与丹佛的钟表时间相同;夏令时期间,菲尼克斯则与洛杉矶的钟表时间相同。冬季,檀香山比洛杉矶晚两小时;加利福尼亚州实行夏令时期间,檀香山则比洛杉矶晚三小时。因此,使用地名或完整的时区标识,比假定城市之间存在固定时差更可靠。

能源消耗与经济活动

节约能源一直是支持实行夏令时最持久的理由之一,但其作用机制比“节约日光”这一说法所暗示的更为有限。按钟表时间计算,日落推迟可以减少傍晚的人工照明需求。但与此同时,清晨照明、较冷的早晨时段供暖,以及较热的清醒时段使用空调,都可能增加能耗,抵消这部分节省。最终效果取决于气候、建筑设计、电器效率、建筑使用情况,以及所考察的季节时段。照明用能减少,并不一定意味着能量消耗总量也会等幅下降。

美国能源部于200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考察了2007年调整夏令时时间安排后新增的四周。报告估计,2007年因此节约的电量约为1.3太瓦时,约占美国全年用电量的0.03%。若仅以延长的这几周计算,节电量约占同期用电量的0.5%。这些数字反映的是延长夏令时所带来的边际影响,而不是整个夏令时期间的总体影响。因此,不能据此判断取消季节性调钟后会节约或增加多少用电量。

对印第安纳州在全州实行夏令时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马修·科钦和劳拉·格兰特于201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利用居民用电数据估计,这一调整使平均用电量增加了约1%,其中秋季的增幅更大。供暖和制冷需求的增加,超过了照明需求减少所节省的电量。印第安纳州的研究与联邦延长夏令时的研究针对的是不同人群和不同政策变化,因此并非对同一政策措施的直接测量。

商业界往往支持让傍晚的日照时间更长。消费者下班后仍能享有日光,可能使零售商、高尔夫球场及其他户外休闲企业受益。调钟也会影响家庭出行、用餐和购物的时间。然而,某个行业的活动增加,并不自动意味着整体经济获得净收益。消费支出可能只是在不同活动或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之间转移,而更多的休闲活动也可能带来更多交通出行和燃料消耗。

农业与钟表时间的关系则有所不同。挤奶、收割和灌溉可能受到动物作息、露水、气温和日照的制约,而加工企业、市场和运输服务则按社会通行的时间表运作。时钟调整后,牲畜的生物节律不会立即随之改变。这有助于解释历史上许多农业利益群体为何反对夏令时。不过,当代农业形态多样:机械化、人工照明、合同安排和生产类型,都会改变夏令时带来的实际影响。

因此,经济评估必须区分几类不同的结果:用电量、能源消耗总量、电网峰值负荷、企业营收、劳动生产率,以及休闲的价值。某一方面的结果不能决定其他方面的结果。随着照明效率提高、空调使用日益普及,能源消耗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假定某个年代的估算结果可以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另一个年代,其参考价值是有限的。

睡眠、健康与交通安全

最直接的生理问题是时钟时间与昼夜节律之间的关系。昼夜节律是一个周期约为24小时的系统,调节着睡眠、警觉性及其他身体活动。光照是使这一系统与外界环境同步的主要信号之一。将法定时间拨快,并不会让生物节律立即随之提前。春季调时后,如果上班或上学仍在相同的钟点开始,实际上就意味着人们必须比此前的作息提前一小时起床。这种调整可能缩短可供睡眠的时间,尤其是在就寝时间没有相应提前的情况下。

春秋两季的时间转换,在生理上的影响并不对称。春季调时使当地夜晚少了一小时,通常需要人们将睡眠时间提前;秋季调时虽然在时钟上增加了一小时,却仍会打乱既定作息。观察性研究报告称,在时间转换前后,心脏病发作、工伤和交通事故等事件的发生情况会出现短期变化。研究结果因所考察的事件、人群、研究设计及观察时段而异。调时后出现某种关联,并不意味着所有受影响者都会有同样的反应。

2020年发表于《当代生物学》的一项美国致命机动车交通事故研究估计,春季时间转换后的工作日期间,致命交通事故风险上升约6%。这种上升是暂时的,在早晨以及时区内偏西的地区更为明显。这类研究考察的是短暂的转换期,而不是整个夏令时实施期间道路安全的总体得失。研究还需要通过统计调整,控制交通、季节和一周内不同日期的周期性变化。

傍晚的光照可能带来另一种安全效应。天黑后,行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更难被发现,因此,将日照时段移至晚间出行高峰,可能降低某些风险。反过来,更昏暗的早晨可能使学童和通勤者面临较差的能见度条件。两者之间如何权衡,取决于车流和行人活动的分布、日出日落时间以及当地基础设施。即使研究发现傍晚有更多光照有益,也不能据此回答时间转换所致睡眠紊乱这一独立问题。

专业睡眠医学组织区分了两种立场:反对每年两次调时,以及支持某一种全年固定时间制度。美国睡眠医学学会在2020年的一份立场声明中主张全年采用标准时间,认为与全年采用夏令时相比,标准时间更符合人类昼夜节律的生物学特征。这是有关人群健康的专业立场,既不是对联邦法律的描述,也不能证明所有声称存在的经济或安全影响都已有定论。

这一领域的研究横跨公共卫生、交通运输和流行病学。其中需要明确区分的包括:调时的急性影响、长期生活在与太阳时偏差较大的时间制度下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作息安排本身的影响。比较相邻地区,或比较时间转换前后的不同日期,有助于分离出相关效应;但天气、地理位置、通勤模式以及人口特征差异,仍是研究方法上需要重视的问题。

交通运输、广播与数字计时

统一的时间规则可以降低交通运输网络的协调成本。航空公司和铁路公司通常以当地时间公布旅客时刻表,而许多运营系统则采用统一的时间基准,或明确标注时区信息。如果行程跨越夏令时切换时刻,实际耗时可能与显示的到达时间减去出发时间所得的结果不同。如果线路连接的地点并不同时调整时钟,也会出现类似的复杂情况。这些是时间核算和时刻安排上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实际旅行时长发生了变化。

美国与加拿大在时间安排上密切协调,加拿大许多实行夏令时的辖区采用与美国相同的三月和十一月切换日期。不过,加拿大也有例外,因此不能认定整个北美大陆都遵循同一规则。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差异尤其明显。实行夏令时的欧洲联盟国家在三月和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调整时钟,因此每年会有短暂的时期,跨大西洋的时差不同于通常的数值。例如,纽约与伦敦之间的会议,并不能在一年中的每一周都保持相同的当地时间对应关系。

广播电视业围绕这些不断变化的时间关系形成了相应安排。全国性广播电视网向多个时区传送节目,有时采用延时信号,而直播活动在各地对应的当地时间可能不同。亚利桑那州不实行夏令时,因此该州时间与东部和太平洋时区节目时刻表之间的对应关系会随季节变化。同样的问题也影响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美国某个市场按当地时间计算的开市时刻可能保持不变,但相对于外国办事处所在地时间的开市时刻却会改变。

数字系统通常将某一瞬间与其当地时间显示分开表示。IANA时区数据库记录各地的时间规则及其历史,使用的标识符包括 America/New_York 和 America/Phoenix 等。当系统需要计算未来的当地时间或还原历史上的当地时间时,这些标识符比固定的 UTC 偏移量包含更多信息。UTC−5 这样的偏移量仅说明某一瞬间当地时间与 UTC 的关系,本身并不说明某个辖区以后是否会拨快时钟。

秋季重复出现的一个小时会使当地时间戳产生歧义。一条仅标注“凌晨1:30”的记录,可能指相隔一小时的两个瞬间中的任何一个。春季调整则带来相反的问题:设定在凌晨2:30的周期性事件,可能落在一个根本不会出现的当地时间。操作系统、日历程序和数据库应用都需要明确的规则来处理这些情况。在时钟切换前后,每天按当地时间固定时刻进行的预约,与每隔24小时重复一次的事件并不等同。

法律变更也要求软件随之更新。设备如果使用了过时的时区规则,即使底层时钟仍然准确,也可能在错误的日期调整时间。工资核算和合同相关计算同样面临类似问题:跨越切换时刻的夜班,实际工作时间可能多出或少掉一小时。要准确处理这些情况,就必须区分实际经过的时间、时钟显示的时间,以及适用的劳动规定或合同条款,而不能只是将两个当地时钟读数相减。

固定时间制的提案与争论焦点

取消季节性调钟的提案可分为两类,二者有着根本区别:全年实行标准时间,以及全年实行夏令时。两者都取消每年两次的时钟调整,但全年日光时段在钟表时间上的分布各不相同。与全年实行夏令时相比,全年实行标准时间时,日出和日落对应的钟表时间都更早。全年实行夏令时则保留了拨快时钟所带来的较晚的傍晚日光,但也会使冬季日出对应的钟表时间更晚。将任一方案简单描述为“取消夏令时”或“取消调钟”,可能会掩盖这一区别。

现行联邦法律框架对这两种选择的规定并不对等。各州可以根据《统一时间法》的豁免规定,在满足该法所列条件的前提下,全年实行标准时间。但一般而言,各州不能自行决定全年实行夏令时。因此,许多支持全年实行夏令时的州级措施,都以获得国会授权为生效条件;其中一些还要求邻州作出相应调整。州通过了附带生效条件的法律,并不意味着居民会立即停止调钟。

佛罗里达州于2018年通过了此类措施,拟在联邦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全年实行夏令时。加利福尼亚州选民于2018年11月通过第7号提案,授权州议会在符合联邦法律的前提下,以三分之二多数票修改夏令时实行时段。加利福尼亚州的这次投票本身并未确立全年夏令时制度。这些例子说明,授权未来行动的公民投票、已经通过但须满足联邦条件才能实施的州政策,以及实际生效的民用时间变更,是三种不同的情况。

在联邦层面,旨在让实行夏令时的辖区永久采用夏令时的提案,一直以《阳光保护法案》为名提出。2022年3月15日,参议院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了其中一个版本。众议院未在该届国会任期结束前通过这一版本,因此它并未成为法律。仅获参议院通过并不足够:联邦立法通常需要两院达成一致并获总统批准,或在总统否决后由国会再次表决通过。

这场争论的实质涉及多个问题,而这些问题未必指向同一种答案。避免睡眠规律受到突然干扰,是取消时间切换的理由,但仅凭这一点,无法在两种固定时间制之间作出选择。偏好傍晚休闲活动的人倾向于较晚的日落时间,而对昼夜节律同步和冬季清晨出行的关切,则支持早晨更早有日光。能源方面的研究结论因地点和季节而异。一个地区在时区内的地理位置,也可能使同一提案在某些地方颇具吸引力,在另一些地方却带来麻烦。

全国性改革还涉及与邻国以及国内实行例外安排的地区进行协调。确立固定时间制的法律必须明确涵盖哪些辖区、现有豁免是否继续有效、何时实施,以及交通运输和软件系统应如何适应。民意调查的结果可能因提问方式而异:询问的是调钟、夏季傍晚还是冬季早晨,所得答案可能不同。就立法而言,决定性的选择不仅在于季节性调钟是否不受欢迎,更在于要用民用时间与日照之间哪一种固定对应关系来取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