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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chemical-revolution · 事件

化学革命

化学革命以氧为基础解释燃烧,结合定量实验和系统的化学组成命名语言,重塑了十八世纪末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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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革命是十八世纪末化学领域发生的一场变革,尤其与拉瓦锡有关,其核心是以氧为基础的燃烧解释取代燃素说。这场变革集中发生于1770年代和1780年代,但既承袭了更早的研究,也延续至十九世纪。它还涉及对气体和水的新解释、日益系统化的化学反应测量、化学元素概念的修订,以及化学术语的重组。它既不是一次单独的发现,也不是某一个人的成果:其实验基础来自一个国际研究群体,而这些研究者对于实验结果的意义往往存在分歧。

背景:革命前的化学

十八世纪的化学涵盖药学、冶金、矿物分析、制造业,以及通过实验室操作研究物质等领域。尽管它仍与炼金术保持着联系,却已拥有深厚的实验传统、专门的仪器,以及教学和出版机构。因此,化学革命并不是从一个非科学的前身中凭空创造出实验化学。

当时一种有影响力的解释框架是燃素说,主要由格奥尔格·恩斯特·施塔尔于十八世纪初发展而来。在这一理论的许多版本中,可燃物含有燃素,燃烧时燃素便会逸出。金属被理解为其金属灰——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金属氧化物——与燃素的结合物。将金属灰与木炭一起加热便能还原出金属,因为木炭提供了燃素。

这一理论将若干原本看似互不相关的过程联系起来,包括燃烧、金属转化为金属灰,以及从矿石中提取金属。它也指导了关于呼吸和气体的研究。即使实验暴露出一些难题,其灵活的解释能力仍使它能够持续推动研究。

这场革命发生于启蒙运动更广泛的思想与制度背景之中。学术院、科学通信、仪器制造者、公开演示,以及不断扩展的出版网络,都为化学研究提供了支持。它与此前科学革命的关系是继承和拓展,而非简单重演:化学研究者日益追求可测量、受实验控制的解释,但化学仍沿着自身的问题与实践发展。

气体化学与气体的多样性

一个重要前提是气体化学的发展,即通过实验研究气体。早期研究者虽然认识到各种不同的蒸气和逸出气体,却常常将空气视为一种大体均一的物质。十八世纪,收集和操控气体的方法得到改进,使人们能够根据气体的性质将其区分开来。

1750年代,约瑟夫·布莱克研究了“固定空气”,即今天所说的二氧化碳,并证明它参与了碳酸盐的反应。亨利·卡文迪许研究了“可燃空气”,后来称为氢。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与卡尔·威廉·舍勒分别独立制得了后来命名为氧的气体。舍勒在普里斯特利那次著名的1774年实验之前就已制得这种气体,但普里斯特利率先发表了结果。

他们的解释不同于后来的氧理论。普里斯特利将这种气体称为“脱燃素空气”,并用燃素说解释它格外强的助燃能力。舍勒则称其为“火空气”。这些名称并非只是为一个已经确定的概念提供不同标签,而是表达了对这种气体在化学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不同解释。

制得一种物质与确立其理论身份之间的区别,是理解这场革命历史的关键。拉瓦锡并非最先分离出氧的人,但他使氧成为解释燃烧和物质组成的新理论的核心。

拉瓦锡对燃烧理论的重构

质量变化与空气的参与

拉瓦锡在1770年代的研究,重点关注物质在燃烧以及金属在煅烧过程中,自身和周围空气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硫、磷和金属在空气中受热转化时,质量可能增加。他将这种增重解释为:空气中的某种物质与参与反应的物质发生了结合。

严格限定系统边界的实验尤为重要。金属在密闭容器中受热时,其质量可以增加,而容器及其中物质的总质量却保持不变。待容器冷却后将其打开,空气会进入,表明密闭容器内的一部分空气已在反应过程中被消耗或结合到产物中。

拉瓦锡的成就并不只是开创了在化学中进行称量的做法。定量方法有着更悠久的历史。他的贡献在于,将天平的使用、气体的计量,以及反应物与生成物的比较,置于一套连贯的解释方案的核心。

这种方法推动了质量守恒成为化学分析的指导原则。用现代符号表示,对于一个适当封闭的化学系统,

∑mreactants=∑mproducts.\sum m_{\text{reactants}}=\sum m_{\text{products}}.

这个等式表达的是质量核算原则,不应将其误认为十八世纪实验室中使用的符号写法。

氧与燃烧

拉瓦锡提出,燃烧涉及物质与空气中某一特定成分的结合,而不是燃素的释放。因此,金属灰被重新解释为金属与氧的化合物。将其转化回金属,需要除去其中的氧,而不是重新补入某种可燃原质。

新理论还区分了大气与元素。空气被理解为一种混合物,其中一种成分支持燃烧和呼吸,而剩余的另一种成分则不能。拉瓦锡将后者称为 azote,主要对应于今天所说的氮。

燃素说并非因某一次决定性的观察而瓦解。它的支持者可以对质量变化和气体反应提出其他解释。通过将燃烧、煅烧、气体组成和水的实验逐步统合起来,氧理论才变得有说服力。

水与元素的重新定义

涉及可燃空气和含氧气体的实验,挑战了长期以来将水视为元素性物质的观念。卡文迪许的研究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可燃空气与脱燃素空气反应时会生成水,尽管他最初是在燃素说的框架内解释这一结果的。

拉瓦锡及其合作者将水解释为氢和氧的化合物。关于水的生成与分解的实验都支持了这一观点。用现代符号表示,水的生成可写为

2H2+O2→2H2O.2\mathrm{H_2}+\mathrm{O_2}\rightarrow 2\mathrm{H_2O}.

这个式子是现代的表达方式,而不是拉瓦锡当时所能使用的分子语言。

对水的认识体现了化学元素含义的更广泛变化。在1789年出版的教科书中,拉瓦锡从实验操作的角度界定简单物质:它们是用现有方法尚无法进一步分解的物质。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已被证明是自然界中绝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因此,他列出的简单物质清单具有暂定性质。其中包括氧、氢、硫、磷和若干金属,但也包括光、热质,以及某些后来被证明是化合物的物质。这场革命确立了识别元素的方法,却并未形成现代的元素周期分类,也没有建立完整的原子结构理论。

一种新的化学语言

路易-贝尔纳·居通·德·莫尔沃、拉瓦锡、克洛德-路易·贝托莱和安托万-弗朗索瓦·德·富尔克鲁瓦于1787年出版的《化学命名法》(Méthode de nomenclature chimique),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化学命名法。

传统的化学名称往往指向物质的外观、来源、实际用途或历史关联。新体系力求让名称表达物质的组成及其化学关系。酸、盐和氧化物之间相互关联的名称,使术语不仅是一组标签,还能发挥分析框架的作用。

这项改革产生了几方面影响:

  • 使物质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
  • 为教学和出版提供了更统一的词汇。
  • 将氧理论融入日常化学语言。
  • 鼓励化学家按照组成对物质进行归类。

因此,这套命名法既是一种实用工具,也是支持新化学的一种论证。采用它,往往意味着至少接受了它所表达的部分理论框架。

拉瓦锡1789年出版的《化学基础论》(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chimie)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教科书,呈现了这门经过重构的学科。它将简单物质、化合物、实验操作与命名法组织成一个便于教学的体系。

合作、仪器与机构

这场革命依靠的是一个合作者网络,而非拉瓦锡一人。玛丽-安娜·波尔兹·拉瓦锡通过翻译、实验记录,以及展示实验装置的插图作出了贡献。她的翻译也帮助将英语世界的化学论争引入法国的研究环境。

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与拉瓦锡合作开展量热研究,将呼吸与产热联系起来。这些研究有助于从化学角度将动物呼吸解释为与燃烧相关的过程,但尚未形成现代对细胞代谢的解释。

天平、炉具、集气容器和储气计量装置,使研究者能够在控制日益严格的条件下比较数量和操控气体。这类设备价格昂贵,对技术的要求也很高。实验的权威性不仅取决于理论论证,还取决于仪器设备、熟练的助手、资源获取能力,以及能否发表令人信服的实验描述。

拉瓦锡的机构地位和包税收入为其研究提供了支持,但也使他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身陷险境。1794年,他在针对前包税人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并遭处决。他的去世中断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但新化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仍在继续。

接受情况与局限

新理论获得接受的过程并不均衡。一些化学家迅速采纳了以氧为基础的解释,另一些人则予以抵制,或只接受其中某些内容而不放弃旧有解释。普里斯特利始终是燃素说的重要捍卫者。分歧不仅关乎实验能力,还涉及如何解释气体、解释性原则的地位,以及化学名称中内含的理论立场。

拉瓦锡体系中的若干观点后来遭到否定。

氧并非一切酸性的普遍根源。 氧的名称源于“成酸者”的观念,但后来的研究证明,并非所有酸都含氧。汉弗里·戴维对氯和盐酸的研究,在动摇酸性的氧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热并不是一种守恒的物质性流体。 拉瓦锡的体系纳入了热质说,将热视为一种不可称量的物质。十九世纪热力学的发展取代了这一框架。

与氧结合的燃烧并不是完整的化学反应理论。 现代化学能够解释范围更广的氧化和还原过程,包括不涉及氧的反应。

新化学尚未具备现代的原子和分子概念。 约翰·道尔顿及其他十九世纪研究者的工作,增添了拉瓦锡体系中并不包含的解释结构。

这些局限使历史上的氧理论有别于当代化学。这场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力地重组了化学的解释方式与实践,而不是立即确立了所有现代化学原理。

历史解释

历史学家用“化学革命”描述若干相互关联的变化:摒弃燃素说、重构燃烧理论、认识到水是化合物、改革命名法,以及提升定量组成分析的地位。

传统解释强调拉瓦锡所作的决定性理论综合。更广泛的叙述则着重于气体化学家、仪器制造者、合作者、译者、教师和工业从业者的工作。这些解释不必相互排斥:拉瓦锡的综合依赖于一些研究者的发现,而这些人并不认同他的解释。

这一历史事件也常见于有关科学范式转移的讨论。相互竞争的理论能够对同样的实验产物作出不同解释,而词汇的改变也有助于重塑人们对于何种解释才算充分的判断。然而,实验技术、实践目标和积累的观察结果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连续性。

因此,这场革命的时间界定取决于所讨论的问题。1770年代标志着拉瓦锡核心实验计划的发展;1787年和1789年标志着重要著作的出版;此后数十年间,围绕新体系的争论、国际传播和修订仍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