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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弗里·戴维

汉弗里·戴维是英国化学家,通过电学实验分离出新元素,并研制出矿工安全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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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弗里·戴维(1778年12月17日—1829年5月29日)是英国化学家、实验研究者和科学演讲家,他的工作推动电化学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他利用大功率电池分解物质,于1807年分离出钾和钠,并在次年制得另外几种金属。他对氯的研究挑战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酸组成理论,而他对一氧化二氮的实验则揭示了这种气体缓解疼痛的能力。

戴维也是19世纪初英国最杰出的科学界公众代表人物之一。在伦敦的英国皇家研究院,他在开展实验研究的同时,还举办广受赞誉的讲座、从事农业研究并进行技术演示。他于1815年研制出矿工安全灯,扶持了迈克尔·法拉第的早期科研生涯,并于1820年至1827年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他的职业生涯将18世纪化学革命后化学的转型,与工业革命期间科学在实际应用方面不断拓展的追求联系起来。

康沃尔的成长岁月与实验教育

戴维出生于康沃尔的彭赞斯,家境尚称宽裕,却缺乏稳定保障。他的父亲罗伯特·戴维是一名木雕匠,同时经营其他生意;母亲格蕾丝·米利特·戴维出身于当地家庭。汉弗里曾在彭赞斯和特鲁罗的学校就读,但未受过大学教育。1794年,父亲去世,家里的经济困难随之加重。1795年,他成为彭赞斯外科医生兼药剂师约翰·宾厄姆·博尔莱斯的学徒。

这段学徒经历让他得以接触药物、化学制剂和实际操作,却没有为他提供系统的实验科学教育。戴维通过广泛阅读和自主研究来弥补这一不足。他学习数学、自然哲学和化学,同时创作诗歌,并在笔记中将文学感悟与科学观察一同记录下来。这种结合始终是他后来工作的特点:他认为,富于想象力的联想与实验探究是相互关联的智力活动,尽管实验结果最终仍须经得起检验。

对于一位年轻的探索者而言,康沃尔提供了格外丰富的环境。当地以采矿业为支柱,矿物、矿石、动力机械以及金属提炼中的实际问题,都是人们熟悉的话题。戴维结识了一些科学兴趣并不限于地方事务的人士,其中包括戴维斯·吉迪,后改名为戴维斯·吉尔伯特。吉迪赏识他的才华,并帮助他进入更广阔的科学界交往圈。另一位重要的相识是工程师詹姆斯·瓦特之子格雷戈里·瓦特,他在18世纪90年代末曾旅居彭赞斯。

戴维最早的实验探讨了光和热的问题。在一项引起广泛讨论的研究中,他将冰块相互摩擦,并把冰块融化的现象解释为反对热质说的证据;热质说认为,热不过是储存在物体内部的一种物质。这项实验本身并未解决热的本质问题,他为之提出的理论论证也包含推测成分。尽管如此,它仍表明,戴维愿意通过引人注目的物理演示来挑战既有解释。

他的首批著作于1799年发表,收录在一部与医生托马斯·贝多斯有关的文集中。这些著作雄心勃勃,但水平参差不齐,将实验观察与关于化学过程和生理过程的宏大理论结合在一起。而他境遇的决定性转变,早在1798年便已发生:贝多斯招募他到布里斯托尔的气体研究所工作。当时,戴维还不满二十岁。这一任命使他告别了地方上的学徒生活,进入一个能够专心从事实验、使用仪器,并与医生、制造商和作家交流的环境。

气体研究所与一氧化二氮

气体研究所由托马斯·贝多斯创立,旨在探究气体能否用于治疗疾病。其思想背景包括十八世纪气体化学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对通过理解呼吸过程来变革医学的期望。研究所位于布里斯托尔地区,其运作既依靠慈善资助和技术支持,也受到医学探索志向的推动。戴维的职责包括制备气体、维护仪器以及研究气体的性质。

他在那里最著名的研究涉及一氧化二氮,这种气体此前已由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制得。1799年间,戴维反复进行吸入这种气体的实验,记录感觉、情绪、知觉和身体协调能力的变化。他还研究了这种气体的化学组成,以及它与呼吸过程的相互作用。这项工作并非只是一连串引人惊叹的演示:他尝试比较吸入量、吸入持续时间以及不同参与者提供的体验描述。

不过,这些实验仍属于一种危险的自体实验风气。戴维曾让自己接触多种气体,其中一些令他严重不适。一氧化二氮产生的效果尤为显著,从兴奋、大笑到感官体验的改变,不一而足。他的朋友和来访者也参与了实验,其中包括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和罗伯特·骚塞。他们对实验的记述,使这些研究成为实验科学与浪漫主义文学文化之间广泛交流的一部分。

1800年,戴维将研究结果汇集出版,书名为《化学与哲学研究:主要论一氧化二氮,即脱燃素亚硝气,及其吸入》。这本书融合了化学分析、生理观察、主观体验描述,以及进一步研究的建议。他注意到,吸入这种气体能减轻智齿周围牙龈发炎引起的疼痛。根据这一现象及相关观察,他提出,在失血量较少的外科手术中,这种气体或许能派上用场。

这一建议是早期认识到这种气体具有麻醉潜力的重要例子,但并未立即促成一种手术麻醉技术。戴维没有持续开展外科麻醉研究,研究所的治疗愿景也未能如贝多斯预期的那样大规模实现。此后,一氧化二氮反而更多地与演示和娱乐活动联系在一起,直到十九世纪,其临床应用才逐渐扩大,其中尤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牙科应用为代表。

在布里斯托尔开展的研究,使戴维赢得了极富创造力的实验化学家的声誉。这些研究也展现了他研究方法中反复出现的特点:亲手操作仪器,愿意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实验对象,留意意外效应,并能自如地在实际问题与一般理论之间转换思路。随着声望日隆,他引起了皇家研究院创办者和管理者的注意。

皇家研究所与面向公众的化学

1801年,戴维加入皇家研究所,担任化学助理讲师、化学实验室主任及研究所期刊的助理编辑。研究所成立于1799年,旨在通过讲座、实验、出版物,以及运用科学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业中的问题,推广实用知识。戴维于1802年出任化学教授,很快便成为研究所在公众面前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他的讲座既吸引了时髦的上流社会人士,也吸引了对科学抱有浓厚兴趣的听众。讲座的魅力并不只在于令人惊叹的化学反应。戴维将化学知识组织成一个个叙述,讲述自然界的力量,以及实验揭示这些力量的能力。他利用发光现象、燃烧、气体和电学仪器,让原本不可见的过程变得可以感知。他的讲授将专业解释与当时文学中常见的典雅语言融为一体。

这类演示也是研究所经费来源和社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订阅收入、赞助及公众关注,为需要昂贵设备和熟练助手的实验室工作提供了支持。两者相辅相成:研究为讲座提供新鲜素材,成功的讲座则有助于争取研究资源。因此,戴维的声望既有赖于实验成就,也离不开能够向有影响力的听众展示这些成就的机构环境。

他还开展了系统而广泛的农业化学工作。从1803年起,他为农业委员会举办讲座,讲授土壤、肥料、植物营养以及耕作的化学条件。这些讲座构成了1813年出版的《农业化学原理》的基础。该书认为,化学分析可以帮助阐明土壤和肥料的性质,从而服务于农业;同时也承认,气候、排水和地方条件会影响实际效果。书中的论述早于后来植物矿质营养理论和现代肥料化学的发展,但有助于推动农业化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

戴维的工作还包括对鞣革及其他制造工艺的研究。这些活动体现了研究所创立之初重视实用知识的宗旨,而非将纯科学与应用科学严格区分。同一间实验室既可用于探究化学亲和力,也可为付费听众进行演示,还可针对工业问题开展试验。

随着声望日隆,他也获得了正式荣誉。1803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士,并于1805年获颁该学会的科普利奖章。此后,贝克讲座成为他公布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1812年,他获封爵士,并与简·阿普里斯结婚;她是一位家境富裕、社交广泛的寡妇。同年,他不再承担常规的教授职责,但仍与皇家研究所保持联系,而他参与建立的实验研究工作也在那里继续开展。

电、化学亲和力与金属的分离

戴维在实验室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就,始于亚历山德罗·伏打于1800年发明伏打电堆之后。与此前的起电机不同,伏打电堆能够提供持续的电流。威廉·尼科尔森和安东尼·卡莱尔很快就用它分解了水,证明电能够将一种化合物分解为化学性质不同的产物。戴维将电作用与化学变化之间的这种关系,作为一项范围广泛得多的研究计划的核心。

戴维在1806年的贝克讲座中探讨了电的化学效应,以及物质在相互连通的液体中的迁移。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电极附近出现的酸和碱,究竟是由水本身生成的,还是来自溶解的杂质及仪器材料?戴维通过更换容器、溶液和实验装置的配置,表明污染很容易造成误导性的结果。这些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他的观点,即电力与化学亲和力密切相关。

1807年,戴维接着对固定碱开展了决定性的实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苛性钾和苛性钠是尚未被成功分解的物质。让电流通过它们的水溶液时,被分解的主要是水。因此,戴维尝试使用浓缩的碱,使其既能导电,又不至于让水的反应占据主导。他使用略微润湿的苛性钾,在与负极接触的位置观察到了细小的金属液珠。

这种新金属——钾——极为活泼。它暴露在空气中会迅速发生变化,与水则会发生剧烈反应,重新生成碱性物质。不久之后,戴维又从苛性钠中制得了钠。这些结果确立了固定碱并非单质,而是含有此前未知金属的化合物。用现代符号表示,钾形成过程中发生的还原反应可写为

K++e−→K.\mathrm{K^{+}+e^{-}\rightarrow K}.

这一表示法使用了后来才出现的离子和电子概念;戴维当时尚不具备现代关于电荷载流子或电极反应的认识。

1808年,他将电分解方法推广到碱土类物质,通过先制成汞齐、再除去汞等步骤,制得了钙、锶、钡和镁。这些制备方法所得金属的纯度或产量,并非都能达到现代分离方法所要求的水平。它们的意义在于证明了这些土类物质与碱一样,都含有金属成分。

戴维用化学结合的电学理论来解释这些结果:物质因电性相反而结合,外加电源则能够克服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力。这还不是完整的现代化学键理论,却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实验策略。电由此成为探明物质组成的手段,而不再仅仅是化学反应中观察到的一种效应。

氯、碘与物质分类

戴维对氯的研究,挑战了十八世纪末化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概括性理论之一。拉瓦锡曾将酸性与氧的存在联系起来。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当时被称为“氧化盐酸”的气体,通常被认为是由氧和一种未知的盐酸基组成的化合物。因此,这种气体的真实组成直接关系到酸和元素的分类。

戴维研究了这种气体与金属、氢,以及一些预期能够检出或除去氧的物质之间的反应。他的实验并未得到化合物理论所要求存在的氧。1810年,他提出应将这种气体视为一种元素,并建议将其命名为 chlorine(氯);这一名称源于一个表示其黄绿色的希腊词。

这一成果不仅具有化学意义,也具有方法论意义。无法分解一种物质,并不能绝对证明它就是元素。尽管如此,戴维主张,化学分类应当以实验证实的组成为依据,而不应仅仅因为既有理论需要某种成分,就保留这一假设中的成分。如果承认氯本身是一种单质,就能更直接地描述它的反应。

氯与氢的化合反应尤其重要。反应产物氯化氢溶于水后形成盐酸,但其中并不含氧。用现代符号表示,这一化合反应为

H2+Cl2→2HCl.\mathrm{H_2+Cl_2\rightarrow 2HCl}.

这动摇了氧是所有酸性物质共同成酸要素的说法。戴维的研究结果并未立即催生后来的酸碱理论,却为这些理论的形成扫除了一大障碍,并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氢的作用。

1813年在欧洲大陆旅行期间,戴维还研究了贝尔纳·库尔图瓦于1811年发现的碘。在巴黎,他接触到这种物质;其紫色蒸气和独特的反应表明,它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新化学物质。戴维与约瑟夫·路易·盖-吕萨克几乎同时对它展开了研究,两人的研究内容也高度重合。他们都认识到它是一种元素,而且在化学性质上与氯相似。尽管由此产生了发现优先权之争,但更重要的成果是,人们确认了又一种后来被归入卤素族的元素。

与戴维的元素研究有关的各项主张,并非都同样确凿。1808年,戴维以及法国化学家盖-吕萨克和路易·雅克·泰纳尔,都通过还原硼的化合物制得了含硼物质。这些产物并不纯净,关于硼的认识在此后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这一事例说明,证明一种已知物质可以被分解,与获得性质得到充分表征的纯态新元素,是两回事。即使当时的方法限制了后一项任务的完成,戴维的研究仍屡次推动了前一项任务的进展。

矿工安全灯与工业风险

戴维对安全灯的研究源于煤矿开采的危险,尤其是由瓦斯引发的爆炸。瓦斯是一种主要成分为甲烷的可燃性矿井气体。普通灯具可能点燃可燃混合气体,使火焰沿矿井巷道蔓延。1812年,费灵煤矿发生矿难,造成92人死亡,促使人们有组织地寻找更安全的井下照明方式。

1815年,戴维研究了火焰在什么条件下能够穿过狭窄通道和金属网。他的实验表明,如果隔网足够细密,可燃混合气体可以在隔网一侧燃烧,而不引燃另一侧的气体。狭小的孔隙和金属表面能够带走火焰的热量,使隔网另一侧的气体无法达到持续燃烧所需的条件。

由此研制出的矿工安全灯将油灯火焰罩在细密的金属丝网内。空气可以穿过网孔维持燃烧,光线也能透出,但金属网能够阻止火焰向周围空气传播。进入灯罩内的瓦斯本身也可能在其中燃烧。因此,灯罩内火焰外观的变化可以提示危险气体的存在,不过这种装置并不是精密的测量仪器。

这种灯的工作原理并非简单地将火焰隔离在密封容器内。其防护作用取决于热量传递、网孔尺寸、金属网的状况以及气体流动。金属网破损、过度受热或强烈气流都可能削弱其防护效果。后来的灯具设计通过增设外罩和改变气流通道来弥补这些缺陷。戴维的发明减少了一种重要的点火源,但并未消除通风或其他预防措施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开展的其他研究,使这段工程技术史变得复杂。乔治·斯蒂芬森在英国东北部煤田工作,于1815年独立研制出一种灯具,利用狭窄的进气通道来阻止火焰传播。威廉·里德·克兰尼此前也已提出一种安全灯设计。围绕发明优先权,双方展开了公开争论,戴维和斯蒂芬森各自的支持者着重强调不同的演示、设计和事件先后顺序。这些装置并不相同,因此不能把这段历史简化为某一位发明家在既无前人探索、又无同时代研究者参与的情况下独自完成发明的故事。

戴维没有为他的灯申请专利。煤矿业主向他赠送了一笔丰厚的酬金以表谢意,而这项发明也成为他运用科学造福公众这一声誉的重要支柱。但它带来的更广泛影响并非全都有利于安全:更安全的照明可能使人们得以开采此前因瓦斯含量高而避开的煤层。因此,安全灯也是不断变化的工业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一体系中,技术防护、通风、管理和采矿规模的扩大相互影响。

法拉第、欧洲大陆之旅与实验室中的关系

戴维与迈克尔·法拉第的交往,成为十九世纪科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关系之一。法拉第当时从事书籍装订工作,于1812年听了戴维的讲座,并做了详尽的笔记。后来,他在寻求科研工作时,将这些笔记寄给了戴维。1813年,他成为英国皇家研究院的实验室助理。这一职位使他得以接触仪器设备、参与实验实践,并进入一个原本很难跻身其中的科学界群体。

法拉第的职责包括准备实验、维护设备和协助研究。这些工作对于可靠的实验演示和科学发现至关重要,但不像讲演者的台上表现那样受到公众关注。戴维为法拉第提供了机会和指导,但法拉第的成长也有赖于他持续的自主学习,以及在研究院内承担日益重要的职责。

1813年10月,戴维携妻子和法拉第离开英国,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欧洲大陆之旅。此行正值拿破仑战争期间,但戴维获准在法国旅行。一行人走访了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主要科学中心,于1815年返回英国。法拉第以助理兼文书的身份随行,同时还被要求承担一些贴身仆役的工作。

这次旅行使法拉第得以接触欧洲顶尖的研究者和陌生的实验环境,却也让同行者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显露无遗。他既不是独立的科学同僚,也不单纯是家仆。戴维的扶持能为他打开机会之门,却仍保留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身份与权力上的不平等。

整个旅程中,科学研究始终未曾中断。在巴黎,戴维研究了碘,并会见了法国著名化学家。1814年在佛罗伦萨,他利用聚焦的阳光燃烧了一颗钻石,并检验了生成的气体。实验显示钻石可转化为二氧化碳,进一步证实了钻石是碳的一种形态。这项研究使用光学聚焦产生的热量,而非普通燃料的火焰,有助于将受检物质与燃料燃烧可能引入的污染物区分开来。

戴维与法拉第后来的关系并非毫无龃龉。法拉第逐渐开展自己的研究,包括1821年对电磁旋转的研究,而发现优先权及成果归属是否得到恰当承认等问题,也可能变得敏感。不过,无论将两人的关系简单描述为始终如一的师徒关系,还是纯粹的个人敌意,都会掩盖其背后复杂的机构因素。法拉第于1824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士,1825年出任英国皇家研究院实验室主任。他在电磁学领域成熟时期的成就,建立在一条早已远远超出其早年受雇于戴维时的研究道路之上。

电光、催化与舰船腐蚀

戴维的电学研究还带来了一些对后来照明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演示。他让电流通过碳导体,再将导体稍稍分开,由此产生了极为明亮的电弧。19世纪头十年间的实验和公开演示表明,电能可以维持亮度惊人的光。皇家研究院的大功率电池组使这些现象的演示尤其震撼。

电弧并不是一种实用的家用光源。碳电极会不断消耗,电极间距需要控制,而且用化学电池供电成本高昂。商业化的电弧照明有赖于后来在发电、电极调节和配电方面的改进。戴维的贡献在于研究并展示了一种物理效应,后来的工程师将其运用于切实可行的系统之中。

他对火焰的研究还带来了另一项重要发现。在1817年发表的研究中,他发现,加热后的铂丝在某些可燃气体混合物中,即使没有通常可见的火焰,也能保持白炽状态。化学反应在金属表面持续进行,释放出的热量足以维持铂丝的温度。这成为催化早期实验史的一部分,不过,“催化”这一术语及更系统的概念框架都是后来才出现的。

铂丝实验有助于区分可见的火焰与化学结合本身。在不足以维持火焰自由传播的条件下,反应仍然可以在物体表面进行。因此,戴维的研究将矿井照明这一实际问题,与引燃、产热以及表面在化学反应中所起作用等更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些研究还提供了一项后来用于无焰点火装置的物理原理。

另一项成效不佳的应用涉及英国皇家海军舰船的铜质包覆层。铜有助于保护木质船体,使其免受海洋生物侵害,但铜本身会在海水中腐蚀。19世纪20年代,戴维研究了能否通过让铜与一种更容易氧化的金属接触来保护铜。连接铁或锌可以改变铜的电化学行为,减少铜的溶解。这是后来被称为阴极保护的技术在早期的一项重大应用。

实际困难在于,抑制铜腐蚀的同时,也减少了能够抑制海洋生物生长的铜化合物的释放。受到保护的船体反而出现了生物附着,影响了航行性能。因此,试验既证明了这一电化学原理的有效性,也表明不能将腐蚀当作孤立的问题来处理。成功遏制某一过程的措施,却破坏了材料的另一项有用特性。

戴维的海军研究作为实际解决方案的应用受到限制,但其背后的原理却保留下来。后来,阴极保护被应用于水下结构、管道等领域;这些应用得益于对腐蚀控制与其他设计要求作出了更清晰的区分。这段经历表明,实验室中正确的作用机制,在转用于更复杂的环境时,也可能产生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技术。

科学界的领导工作、晚年著述与后世纪念

1820年,戴维接替自1778年起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约瑟夫·班克斯,出任会长。此时,戴维已是国际知名的科学研究者,在政府、贵族社会及欧洲科学界拥有广泛的人脉。他于1816年获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伦福德奖章,并于1818年获封从男爵。他的就任,使一位亲身从事实验研究的化学家成为英国最重要科学学会的领导者。

会长一职需要处理行政事务与往来信函,决定科学荣誉的授予,并协调各方对学会成员构成和宗旨的不同期望。英国皇家学会并非拥有统一专业人员队伍的现代研究机构,而是汇集了活跃的研究者、赞助人、医生、对科学感兴趣的绅士,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因此,戴维担任会长期间,需要在有关科学权威和会员资格应具备何种内涵的不同观念之间进行协调。

他本人的科学研究领域始终十分广泛。1812年出版的《化学哲学原理》试图以实验发现及电力与化学力之间的关系为主线,系统整理化学知识。这项著述计划未能按原定规模完成。他的其他著作则探讨更专门或更实用的主题,包括农业化学和安全灯。总体而言,这些著作展现的是一位借助多种出版形式开展研究的科学家,而非一位致力于建立单一、完备化学体系的学者。

进入19世纪20年代后,疾病日益限制了他的活动。1826年一次重病之后,他长期旅居国外,并于1827年辞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职务。旅行、垂钓与文学创作占据了他生命最后阶段的大部分时光。1828年出版的《萨尔莫尼亚,或飞蝇垂钓的日子》借有关垂钓的对话,探讨博物学、自然景观以及观察自然的体验。这部作品以休闲随笔与沉思性写作的惯常形式,呈现了科学观察的视角。

戴维于1829年5月29日在日内瓦逝世,葬于普兰帕莱公墓。《旅行中的慰藉,或一位哲学家最后的日子》于1830年在他去世后出版。该书由一系列对话和富于想象的思考构成,涉及科学进步、人类历史、宗教问题,以及宇宙其他地方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其思辨性的形式,与他主要化学论文中以严格控制的实验为基础的论证形成鲜明对比。

此后,他的声誉通过学术机构、纪念碑、传记以及以其姓名命名的科学奖项得以延续。英国皇家学会于1877年设立戴维奖章,以表彰化学领域的重要发现。家人撰写的记述,包括其弟约翰·戴维所著的传记,帮助保存了他的文稿,也影响了后人对其性格的理解。他留存的笔记本还记录了那些为公众所知的成就背后未经精饰的探索过程:实验计划、修改记录、读书笔记和诗作,常常出现在同一份手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