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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普里斯特利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是英国实验科学家、非国教派人士及政治作家,其气体研究推动了十八世纪化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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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年3月24日—1804年2月6日)是英国实验科学家、牧师、教育家和作家。他最为人所知的成就是在1774年分离出氧并研究其性质,不过,氧的发现也涉及卡尔·威廉·舍勒的独立研究,以及安托万·拉瓦锡提出的化学解释。普里斯特利的实验证实,普通空气中含有性质迥异的气体,并推动气体化学——以实验方法研究气体的学科——成为十八世纪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他的活动远不局限于化学。他在电、语法、历史、教育和基督教神学等领域撰写了颇具影响的著作,开发了一种制造碳酸水的实用方法,并通过实验证明,植物能够使已不适于燃烧或动物生存的空气恢复原有作用。他是新教非国教派人士,主张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也因此成为英国思想界论争中的重要人物。1791年,伯明翰的暴民捣毁了他的住宅、实验室和藏书室,此后他最终移居宾夕法尼亚州。

普里斯特利的事业将实验科学与启蒙运动时期的宗教及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即使氧化学说逐渐获得认可,他仍始终信奉燃素说,这也使他的研究在科学解释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的实验帮助动摇了一个他本人却始终为之辩护的理论。

早年生活、宗教思想的形成与教学

普里斯特利出生于约克郡利兹附近的伯斯托尔,家族从事纺织业,信奉不从英国国教的新教派别。母亲去世后,他主要由一位姑姨辈亲属抚养。他早年学习过古典语言,后来又研习了实用商科知识和神学。起初他曾考虑经商,但最终以成为牧师为主要志向。他的宗教立场一生中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脱离了童年所处的加尔文主义环境。

1752年至1755年,他就读于达文特里学院。这是非国教徒在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之外创办的、提供高等教育的学院之一。当时,进入这两所大学及取得其学位均受到宗教资格审查的限制,因此,这类学院成为英国国教会以外人士的重要教育机构。在达文特里,学生接触到的是相互竞争的神学论点,而非仅仅一套获认可的思想体系。普里斯特利后来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得益于这种比较不同立场、推究各自结论的学习方式。

1755年,他在萨福克郡的尼德姆马基特开始了第一份牧职。当地会众人数不多,他的经济状况也颇为拮据,而他在神学上的某些观点又使他与会众之间产生了矛盾。1758年,他迁往柴郡的南特威奇,一边担任牧师,一边开办学校。教学要求他条理清晰地组织材料,并以简明的方式加以讲解;这些习惯在他后来的科学和历史著述中仍清晰可见。他还开始在教学中使用科学仪器,将实验演示融入更广泛的教育计划。

1761年,普里斯特利成为沃灵顿学院的教师;该学院是非国教徒教育的重要中心。他教授语言以及与历史和人文修养有关的科目,而非担任专门的自然科学教职。同年出版的《英语语法基础》探讨了英语的结构及其教学,当时古典语言在高等教育中仍占据主导地位。1762年,他与玛丽·威尔金森结婚;玛丽的亲属包括钢铁业主约翰·威尔金森。后来,普里斯特利的许多实验工作都是在家中开展的。

普里斯特利的教育理念强调为投身实际生活做好准备。他认为,对于日后将从事商业和公共事务的学生而言,近现代史、商业、政治与社会制度以及实用知识,都是适宜学习的科目。这一理念体现在他于1765年发表的《论面向公民生活与社会实践的博雅教育课程》中。因此,教学并非只是他投身科学之前的一份早期职业:它帮助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将清晰讲解、按历史脉络组织知识、实验以及服务社会结合在一起。

电学、历史著述与视觉化教育

普里斯特利最初在科学界赢得声誉,主要凭借的是电学研究,而非气体化学。他在访问伦敦期间结识了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内的研究者,富兰克林鼓励他撰写一部电学研究史。普里斯特利阅读前人的著述,与实验研究者通信,并亲自开展实验,以检验存在争议的说法。1766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标志着他在实验自然哲学领域日益深入的投入获得了认可。

由此写成的《电学的历史与现状,附原创实验》于1767年出版。该书按时间顺序叙述各项发现,同时讨论仪器、实验结果和尚未解决的问题。普里斯特利没有将科学呈现为一套已经完备的命题体系,而是展示了研究成果如何在接连不断的探索中逐步形成。这部著作广为流传,帮助人们将电学研究理解为一个条理清晰的领域。这种历史研究方法也使他能够发现研究中的空白,从而找到值得开展新实验的方向。

他的观察之一是:在带电空心导体内部,探测不到电的作用。他将这一现象与球壳内部的引力作用相类比,提出电引力可能遵循平方反比关系。这并不等同于通过直接的定量研究确立库仑定律,后者是在更晚的时候实现的。不过,这一事例表明,普里斯特利善于将定性实验与数学类比相结合。他还研究了导电现象,并报告了木炭能够导电。

对实验的兴趣并未使他放弃整理知识的更广泛计划。《人物生平图表》(1765年)将历史名人的生卒年代标示在统一的时间尺度上。《新历史图表》(1769年)则展现了各国和各帝国的存续时间,以及它们在不同地域的兴替。这些图表使不同时期的重叠关系一目了然。它们也是十八世纪一股更广泛潮流的体现:将大量历史信息转化为便于学生比较和记忆的形式。

普里斯特利的历史著作也反映出其科学研究方法的广度与局限。他于1772年出版了《视觉、光与色彩相关发现的历史与现状》,但这部著作未能取得其电学史那样的成功。纵观这些工作,他的主要长处在于综合各类研究报告、作出通俗易懂的阐述,以及提出可供实验探究的问题,而不在于高深的数学分析。他的工作在研究与教学之间自如转换:历史叙述可以启发一项实验,而新的实验又可能要求修订原有的叙述。

气体化学与气体的收集和处理

1767年,普里斯特利迁居利兹,出任米尔希尔礼拜堂的牧师。他住处附近有一家酿酒厂,便于他获取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气体。这种气体当时通常称为“固定空气”,如今已确认为二氧化碳。他研究了这种气体熄灭火焰的能力、它在发酵桶附近的表现,以及它与水的相互作用。这些观察使他融入了日益发展的气体研究传统之中;此前,斯蒂芬·黑尔斯、约瑟夫·布莱克和亨利·卡文迪许等研究者已为这一传统奠定了基础。

实验中的一个核心难题,是如何收集一种看不见的物质,同时防止它逸散或与普通空气混合。普里斯特利使用了集气槽,让气体排出倒置容器中的液体。对于不太易溶于水、也不太容易与水反应的气体,可以用排水法收集。对于极易溶于水的气体,他则改用汞。这一改进扩大了能够单独研究的物质范围,并推动人们将“空气”从一种看似均一的物质,重新认识为一组可以通过实验加以区分的物质。

普里斯特利制备并研究了多种气体,其中包括如今所称的一氧化氮、一氧化二氮、氯化氢、二氧化硫和氨。在他的著作中,这些气体的名称通常描述其来源或表观性质,例如“硝气”“盐酸气”“硫酸气”和“碱性空气”。不应将这些名称视为与成熟的现代分类完全对应的术语。当时的样品可能含有杂质,制备方法也不尽相同,而实验中对物质的辨识主要依靠可观察到的表现,而非分子组成。

他对固定空气的研究还带来了一项实际应用。他展示了如何将二氧化碳充入水中,并于1772年出版了《向水中充入固定空气的方法》。通过人工制取气体,包括用酸处理白垩所释放的气体,这一过程便不再依赖酿酒厂。这项工作成为碳酸水产业的重要先驱,不过后来的生产商另行开发了自己的设备和商业体系。1773年,英国皇家学会因普里斯特利对不同种类空气的研究而授予他科普利奖章。

普里斯特利通常结合多项试验来区分气体:它们能否支持燃烧、维持动物生存、溶于水,或与另一种气体发生反应。他的“硝气检验法”是在水面上方将一氧化氮与空气样品混合,再根据气体体积的变化,比较判断样品的含氧量。用现代化学术语来说,一氧化氮与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氮,后者被水吸收,并在水中进一步反应。虽然这一方法易受实验条件影响,但它有助于使气体分析成为一个以可重复操作为基础的研究领域,而不再仅仅停留于描述性的观察。

氧气、拉瓦锡与燃素之争

1773年,普里斯特利受雇于谢尔本伯爵威廉·佩蒂,担任图书管理员和学术交流伙伴。这份工作为他提供了收入,使他得以接触有影响力的人士,也让他有机会在谢尔本位于威尔特郡的鲍伍德庄园开展研究。1774年8月1日,普里斯特利在那里用一块大型聚光透镜,将阳光聚焦在氧化汞上。这是一种红色固体,当时称为 mercurius calcinatus per se(自身煅烧而成的汞灰)。加热后释放出一种气体,蜡烛在其中燃烧得格外旺盛。

这一变化可以用现代符号表示为:

2 HgO→heat2 Hg+O2.2\,\mathrm{HgO}\xrightarrow{\text{heat}}2\,\mathrm{Hg}+\mathrm{O_2}.

普里斯特利起初并未这样解释这项实验。1775年的进一步测试表明,与等体积的普通空气相比,这种气体能让小鼠存活更长时间。他还亲自短暂吸入这种气体,并报告了其效果。在他所接受的解释框架内,他将其称为“脱燃素空气”:这种空气特别善于吸收当时人们认为燃烧时会释放出来的物质。

燃素说认为,可燃物含有一种在燃烧过程中会失去的本原。空气只有在仍能吸收这种本原时,才能支持燃烧。因此,普里斯特利制得的这种助燃能力异常强的气体,似乎就是燃素含量极少的空气。在一个将燃烧、金属转变为金属灰以及从金属灰中还原金属联系起来的理论体系中,这种解释是说得通的。后来面临的难题,并不只是普里斯特利能否观察到这种气体,而是如何将这些观察结果纳入对化学组成的解释之中。

1774年10月访问巴黎期间,普里斯特利与拉瓦锡讨论了自己的实验。拉瓦锡随后将这种气体纳入了对燃烧和煅烧的另一种解释:物质并非失去燃素,而是与空气中的某种成分结合。对反应物和产物的定量测量,是这一解释的核心。独立开展研究的舍勒也在普里斯特利发表研究报告之前制得了氧气,但舍勒描述这一发现的著作直到1777年才出版。因此,要判定发现的归属,就必须区分实验制备、成果发表和理论解释。

在拉瓦锡的化学理论得到广泛接受后,普里斯特利仍继续捍卫燃素说。他对涉及水、金属和“可燃空气”(即今天所说的氢气)的实验解释提出质疑。他的抵制并不意味着他脱离了实验研究:他仍在不断做实验,并就实验结果的含义展开论辩。然而,他始终没有接受后来成为现代化学基础的元素与化合物体系。因此,他在氧气发现史上的作用,体现了科学史上的一种区别:取得决定性的实验结果,并不等于接受后来使这一结果得到解释的理论。

植物、呼吸与空气的恢复

普里斯特利对空气的研究也涉及生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在始于1771年的一项著名实验中,他将一小枝薄荷放入一个容器,容器中的空气此前已使蜡烛熄灭。植物在其中放置数天后,他发现蜡烛又能在容器中燃烧了。相关试验表明,植物可以使不再适合动物生存的空气恢复原有的性质。这些发现将气体化学与一些问题联系起来,而这些问题后来成为光合作用研究的核心。

这些实验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挑战了一种简单的空气观:空气会因燃烧、腐败和呼吸而不断变坏。如果植物能够逆转其中的某些影响,那么大气状况就可能通过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得到维持。普里斯特利从自然界整体运行的角度讨论了这种恢复作用。他的发现为植物与动物之间的互补关系提供了实验证据,尽管他尚不具备后来用于解释这种关系的生物化学知识。

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局限是,普里斯特利起初并未认识到,光是这一恢复过程的必要条件。因此,当光照、植物种类、实验持续时间以及样本状况不同时,植物实验可能会得出不一致的结果。扬·英根豪斯在1779年发表的研究中,阐明了阳光和植物绿色部分的重要性。随后,让·塞讷比耶帮助确立了二氧化碳在其中的作用。这些贡献使普里斯特利的观察发展为对植物气体交换更为明确的解释。

现代科学将光合作用与细胞呼吸区分开来。在产氧光合作用中,光驱动的反应为碳固定提供所需的能量和还原力,而水的氧化则释放出氧气。植物也进行呼吸,消耗氧气并释放二氧化碳。光合作用总过程的简化方程式为

6 CO2+6 H2O→lightC6H12O6+6 O2.6\,\mathrm{CO_2}+6\,\mathrm{H_2O} \xrightarrow{\text{light}} \mathrm{C_6H_{12}O_6}+6\,\mathrm{O_2}.

这一方程式概括的是净转化过程,而不是普里斯特利所发现的机制。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光照以及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之间的平衡,对他的密闭容器实验结果如此重要。

因此,普里斯特利的工作应与完整揭示现代意义上的光合作用区分开来。他证实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实验现象:在适当条件下,植物能够改变密闭空间内空气的性质,使其重新支持燃烧和动物生存。至于其中的生理机制、所释放氧气的来源,以及碳同化的具体途径,则有待后续研究揭示。他的贡献在于,将植物恢复空气的作用转化为一个具体的实验问题,使人们能够通过气体收集和检验加以研究。

神学、唯物主义与宗教自由

普里斯特利将宗教探究视为毕生事业的核心,而非科学研究之外的次要兴趣。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会担任牧职,并撰写了大量有关《圣经》、历史和神学的著作。他的宗教思想逐渐走向一位论,包括否定三位一体教义,肯定上帝的独一性。他通过经文诠释和历史研究来理解基督教,认为后世教义的发展改变了最早期基督徒的信仰。

在《基督教讹变史》(1782年)中,他考察了那些在他看来已经背离原始基督教的教义和制度。《早期关于耶稣基督的观点史》(1786年)则围绕早期基督徒对耶稣的看法,进一步阐述了相关论点。这些著作引发了广泛争议,其中包括他与英国国教会牧师塞缪尔·霍斯利之间持续多年的论战。这些著作的重要性,部分在于普里斯特利将教义史视为应当通过文献及其历史演变加以研究的对象,而非仅凭教会权威就全盘接受的事物。

他的哲学著作同样备受争议。在《关于物质与精神的论究》(1777年)中,普里斯特利否定了人类思维必须依赖某种独立于身体而存在的非物质灵魂这一观念。他尝试从物质层面解释人类的精神生活,同时仍然相信上帝和未来的复活。因此,他的立场不同于那些彻底否定基督教的唯物主义。在同样出版于1777年的《哲学必然性学说阐释》中,他主张人的行为产生于因果秩序之中,而非源于某种不受任何原因支配的选择能力。

戴维·哈特利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对他影响很大。联想主义以感觉、观念和经验之间形成的联系来解释复杂的心理活动。普里斯特利编辑出版了哈特利著作的节本,并将其中以因果关系解释心理活动的部分观点融入自己的思想。他力图把精神生活、道德养成与上帝的治理纳入一个统一且可理解的秩序之中。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宗教信仰、对自然的解释以及人类进步的学说紧密相连,尽管各自的论证仍有所区别。

普里斯特利还捍卫宗教宽容,反对以法律限制非国教徒的权利。他支持废除《宣誓法》和《市政机关法》的运动,这些法律以宗教条件限制人们担任公职。他的主张并非建立在各教派神学观点一致的基础上,而是关乎世俗权力干预信仰与礼拜的界限。在《论政府的首要原则》(1768年)中,他区分了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并以制度对被统治者福祉的贡献作为评价标准。这些立场使他的牧职工作与学术研究,成为十八世纪围绕国教制度、公民身份和探究自由展开的广泛论争的一部分。

伯明翰、改革政治与1791年暴乱

离开谢尔本的雇用后,普里斯特利于1780年定居伯明翰,担任新聚会堂会众的牧师。当时,伯明翰是一座不断发展的制造业城镇,熟练工匠、实业家、医生和自然哲学家之间形成了活跃的交往网络。普里斯特利参加了月光社,其成员包括马修·博尔顿、詹姆斯·瓦特、伊拉斯谟·达尔文和威廉·威瑟林。学社的讨论将科学研究与工业实践、医学及技术创新联系起来。

这一环境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支持,但并不像现代大学实验室。仪器、材料、建议和资金援助通过私人关系流转。与威尔金森家族及其他支持者的交往帮助普里斯特利维持研究,而他的住所既是实验室,也是写作的地方。这种安排表明,十八世纪的实验活动往往依赖家庭、私人财富、工匠技艺和自愿结成的社团,而非提供薪酬的研究机构。

普里斯特利的公众声望也逐渐与政治改革紧密相连。在美洲殖民地居民与英国发生冲突期间,他支持殖民地一方,并欢迎早期的法国大革命。他在《致尊敬的埃德蒙·伯克阁下的信》(1791年)中回应了埃德蒙·伯克对革命的批评。他的论述将改革与革除积弊、保障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联系起来。这些立场,加上他在神学上引发的争论,使他成为反对非国教派及革命政治者眼中的显著靶子。

1791年7月14日,伯明翰举行了一场晚宴,纪念攻占巴士底狱周年。普里斯特利并未出席。然而,当晚爆发的暴力活动转而袭击了非国教派的聚会堂,以及与改革运动有关人士的住宅。他主持的新聚会堂被焚毁,暴徒还摧毁了他位于费尔希尔的住所,其中包括他的大量藏书、手稿和科学仪器。普里斯特利及其家人逃脱。这场通常被称为普里斯特利暴乱的骚乱持续了数日。

这场暴力事件不能简单归结为对某个科学或宗教命题的分歧。对非国教派的敌意、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恐惧、当地政治关系的紧张,以及公共保护措施的失灵,都是事件发生的背景。此后,普里斯特利发表了相关记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描述财产遭毁的情况。赔偿并未完全弥补他的损失。他离开伯明翰,在伦敦地区定居,继续从事牧师工作和著述,但这段经历深刻改变了他继续开展研究所需的现实条件。

宾夕法尼亚岁月、晚期著述与历史遗产

普里斯特利于1794年移居美国,定居于宾夕法尼亚州诺森伯兰,那里靠近萨斯奎哈纳河支流的交汇处。这次迁居使他得以与同样远渡大西洋的家人住得更近,也让他脱离了使自己备受争议的英国政治环境。不过,诺森伯兰远离这个新生共和国的主要学术中心。要继续开展实验研究,他就必须重建设施,并依靠长途通信保持联系。

在诺森伯兰,他继续撰写神学、历史和化学著作。新居配设的实验室使他得以恢复实验,但当地可利用的资源和联系网络与英国有所不同。他在美国出版的著作包括《关于燃素学说与水的分解的思考》(1796年)和《燃素学说的确立与水的组成学说的驳斥》(1800年)。这些书名表明,他对新化学的反对并未因迁居而消退,而是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几年。

他在美国居住期间也卷入了更多政治争议。英国和美国的批评者将他与激进主义联系起来,而他则与托马斯·杰斐逊等知名人物保持交往。他的宗教著作在关注非三位一体派基督教的读者中流传。他没有建立起重要的研究学派,居住地点也限制了他经常参与费城科学机构的活动。这一时期,他还接连遭遇亲人离世之痛:儿子亨利于1795年去世,妻子玛丽于1796年去世。1804年2月6日,普里斯特利在诺森伯兰逝世。

对其科学工作的评价通常区分出几类成就。他拓展了实验中已知气体的种类,改进了收集和比较气体的技术,并发表了详细的实验记述,使其他研究者能够重复并拓展他的工作。他自1774年起陆续出版的多卷本《不同种类空气的实验与观察》,对气体研究的传播尤其重要。然而,最终将其中许多发现统合起来的化学理论框架,并不是由他提出的。这一区别使他的学术生涯成为研究实验发现与理论变革如何沿不同路径发展的一个格外有价值的案例。

他在诺森伯兰留存至今的住宅,保留了他晚年从事科学研究时的居家环境。美国化学会于1923年首次颁发普里斯特利奖章,以纪念他在化学史上的地位。他的名字也始终与植物恢复空气品质的作用、早期碳酸水、历史可视化以及宗教异议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些不同的纪念方式,折射出其成果传播所依托的各类机构与团体:实验室与学术团体、学校与出版网络,以及宗教会众与政治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