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染色体失活是指在含有多条X染色体的哺乳动物细胞中,一条X染色体上的大多数基因在发育过程中停止转录的过程。在典型的XX体细胞中,一条X染色体总体上保持活性,另一条则成为失活X染色体,通常缩写为Xi。这一过程有助于平衡X染色体数目不同的细胞之间X连锁基因的基因表达水平。它改变染色体的活性,而通常不改变其脱氧核糖核酸序列,因此是表观遗传学调控的一个重要实例。
在有胎盘哺乳动物中,失活由长链非编码RNA XIST启动,并通过染色体组织结构和染色质的多种变化而得以稳定。失活状态通常会在后续的细胞分裂中传递下去,使组织由不同的细胞谱系组成,其中一些谱系的父源X染色体保持活性,另一些则是母源X染色体保持活性。不过,失活并不完全:有些基因会逃逸沉默,而且失活程度因基因、组织、个体和物种而异。
这一研究主题联系着发育生物学、染色体演化、RNA功能和人类遗传学。它解释了杂合雌猫毛色呈斑块状分布等经典现象,是造成X连锁疾病表现差异的因素之一,也为理解整条染色体范围内的表达状态如何建立、维持以及偶尔发生逆转提供了模型。
发现历程与剂量补偿问题
这一研究的细胞学起点,是默里·巴尔和尤尔特·伯特伦于1949年在雌猫神经元的细胞核中观察到的一种深染结构。该结构后来被称为巴尔小体。起初,人们尚不清楚它的意义,但后续研究证实,它通常是一条凝缩的失活X染色体。并非在所有制备的标本中,每条失活的X染色体都能被辨认为独立的巴尔小体,因此,这种可见结构与其背后的生物学状态不能等同视之。
1961年,玛丽·莱昂提出,雌性小鼠的一条X染色体会在发育早期失活,被选中失活的既可以是母源X染色体,也可以是父源X染色体,而且这一选择会在后代细胞中保持不变。她的解释将染色体剂量与X连锁毛色等位基因的斑块状表达联系起来。包括莉安·拉塞尔在内的其他研究者也独立提出了相关的剂量补偿观点。莱昂的假说将细胞学观察、遗传学以及发育过程中细胞谱系的行为统一在同一个解释框架内,因此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许多哺乳动物具有XX/XY性染色体系统。典型的XX细胞具有大多数X连锁基因的两个拷贝,而典型的XY细胞只有一个。对于那些产物参与剂量敏感性复合物或调控网络的基因,如果拷贝数差异不受调控,就可能扰乱相互作用分子的相对丰度。X染色体失活缩小了很大一部分X连锁基因的这种剂量差异。
然而,它并不能解决剂量平衡的所有问题。使XX与XY细胞之间的表达量相等,与维持X连锁基因和常染色体基因之间的适当表达关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比较X染色体与常染色体的基因表达水平时,需要考虑具体基因、组织组成和进化历史;不能简单地断言,每个处于活性状态的X连锁基因产生的转录本,都恰好是一个常染色体基因拷贝的两倍。
1991年XIST基因的发现,为研究这一机制提供了分子层面的切入点。XIST主要在失活的X染色体上表达,产生一种在该染色体上富集的RNA,而不编码蛋白质。这一发现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认识:RNA分子能够组织覆盖整条染色体的调控。
这些发现共同改变了人们对染色体遗传的理解。一个细胞可以继承两条结构相似的X染色体,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使用它们,而且这种差异可以在多轮有丝分裂中持续存在。传递给子细胞的信息不仅包括染色体的序列,也包括其调控状态。
演化及哺乳动物类群间的差异
哺乳动物的X染色体和Y染色体由祖先的一对常染色体演化而来。随着重组在各个区域逐步受到限制,Y染色体丢失了许多基因,而X染色体保留了多得多的基因。这种分化产生了调节基因剂量的选择压力。X染色体失活是应对这一压力的方式之一,但并非所有性染色体数目不等的生物都采用这一解决方案。
果蝇通过提高雄性唯一一条X染色体的转录水平来实现剂量补偿。在线虫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中,XX型雌雄同体个体的两条X染色体的转录水平均会降低。这些系统采用不同的分子机制,说明剂量失衡这一共同的生理问题可以产生不同的演化结果。因此,不应将哺乳动物的X染色体失活视为性染色体的一般特性。
即便在哺乳动物内部,也存在重要差异。目前对其机制的认识大多来自胎盘类哺乳动物,尤其是小鼠和人类。它们以XIST为基础的系统与有袋类的系统并不相同。有袋类的体细胞组织通常优先使父源X染色体失活;与常用胎盘类哺乳动物模型中观察到的情况相比,其沉默往往不够彻底,或变异程度更大。有袋类中一种名为RSX的大型非编码RNA会包被失活的X染色体,并具有与沉默相关的特性,但它与XIST之间并不存在足以将其简单视为XIST另一版本的序列关系。
包括鸭嘴兽在内的单孔类具有更复杂的性染色体系统,并不表现出胎盘类哺乳动物所特有的、依赖XIST的整条X染色体失活。它们的剂量调节更多地针对单个基因。这些差异表明,染色体沉默是在特定的基因组和发育背景下演化形成的,而不是一种在所有哺乳动物中均保守的统一机制。
逃逸失活的程度也具有演化层面的意义。一些X连锁基因在Y染色体上仍保留着相关拷贝,而两条X染色体持续表达这些基因,有助于维持与祖先染色体对相关的剂量关系。另一些逃逸基因则没有具有功能的Y染色体对应基因,这表明现今的剂量需求和局部调控结构同样重要。
假常染色体区尤为特殊。X染色体和Y染色体上的这些同源片段会在雄性减数分裂过程中发生重组。人类第一假常染色体区中的基因通常会逃逸X染色体失活,因此在典型的XX和XY细胞中,两条性染色体上的相应基因拷贝均可表达。
因此,重建X染色体失活的演化历史需要综合多种证据,包括性染色体的基因组成、逃逸失活的模式、比较胚胎学资料,以及调控性RNA的分布。相似的整条染色体层面的结果,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同的分子起源;在某一哺乳动物谱系中获得的发现,也不能直接推广至另一谱系。
发育时序、染色体选择与再激活
X染色体失活并非在所有哺乳动物的同一发育阶段发生的一次性、不可逆事件。它包括启动、建立和维持等阶段,而在某些特定细胞谱系中,失活的X染色体还有机会重新激活。发育进程既决定细胞何时能够沉默一条X染色体,也决定细胞何时能够逆转这一状态。
小鼠发育中的这一过程目前研究得最为详尽。早期胚胎会优先启动对父源X染色体的沉默。这种印记型失活在主要的胚外细胞谱系中得以维持,包括参与形成胎盘的细胞谱系。在将形成胚胎本体的内细胞团细胞中,父源X染色体会重新激活。随后,在着床前后,上胚层中会建立随机失活。因此,同一发育历程包含了父源X染色体沉默、再激活,以及重新选择失活染色体的过程。
人类胚胎并不简单遵循小鼠的这一过程。在着床前发育期间,活性X染色体也可表达XIST,某些XX细胞中的两条X染色体甚至都可表达XIST,但并不会出现分化体细胞中所预期的、覆盖整条染色体的完全沉默。人类早期基因剂量调控的时序及其意义,仍是正在积极研究的问题。不能依据小鼠胚外组织中的证据,就推定人类胎盘各处也存在同样的父源X染色体失活。
在随机失活中,“随机”是指来自父母任一方的X染色体通常都有可能失活;这并不意味着每种组织中,两种选择所占的比例都必须恰好相等。胚胎前体细胞数量较少、影响选择过程的遗传变异,或随后不同细胞谱系扩增程度的差异,都可能造成最初的比例差异。
正常情况下,细胞也会根据染色体数目协调失活。在许多含有额外X染色体的体细胞中,除一条X染色体外,其余X染色体都会大部分失活。因此,传统规律可近似表示为 。这是一个实用的细胞遗传学描述,但并未从分子层面完整解释细胞如何感知染色体剂量。发育状态、性染色体组成以及调控机制的异常,都可能导致例外。
再激活是生殖系发育的重要环节。在雌性小鼠的原始生殖细胞中,失活的X染色体会在卵母细胞发育之前逐步重新激活,有助于重置这条染色体,使其能够传递给下一代。在某些实验性细胞重编程过程中,也会发生再激活。
这些事件表明,发育过程中的可逆性与普通体细胞中的稳定性有所不同。分化细胞通常会在反复分裂中维持原先那条X染色体的失活状态,而生殖细胞或经实验重编程的细胞则可能解除整套沉默系统。再激活需要多个调控层面的协同变化,而非简单去除某一种分子标记。
XIST与整条染色体沉默的启动
在有胎盘哺乳动物中,启动这一过程的核心因子是XIST基因,其名称源自“X失活特异性转录本”(X-inactive specific transcript)。人类的这一基因产生一条经过加工、长约17千碱基的长链RNA;小鼠的Xist转录本则略短。与信使RNA不同,它的主要功能不依赖于翻译成蛋白质。它主要以顺式方式发挥作用,即调控其转录来源的那条染色体。
XIST位于一个历来被称为“X失活中心”的调控区域内。在小鼠中,这一区域包含Tsix,其产生的反义转录本横跨Xist,有助于抑制后者的激活。附近的其他调控元件和转录本也会影响失活启动的概率。人类的调控机制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因此不应假定人类TSIX的作用与已得到充分证实的小鼠机制相同。
一旦被诱导表达,XIST便会持续与X染色体结合,并在该染色体占据的细胞核区域内扩展。它的早期分布受到三维空间距离的影响:在空间上已靠近XIST基因座的区域,可能先于沿DNA线性序列距离更远的区域与其接触。因此,整条染色体的沉默是RNA定位与既有细胞核空间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一道从染色体一端向另一端匀速推进的简单波动。
XIST内部不同的重复序列结构域会招募不同的分子伙伴。A重复区对高效的转录抑制至关重要,并与SPEN蛋白相互作用;SPEN则将XIST与共抑制因子系统联系起来,其中包括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相关的活性。组蛋白乙酰化水平的降低有助于使染色质变得不利于转录。XIST的其他区域则参与RNA定位、蛋白质招募,以及抑制性染色体环境的形成。
XIST还会促进Polycomb相关通路的招募。含有PCGF3或PCGF5的非经典PRC1复合物,有助于在组蛋白H2A的第119位赖氨酸上添加单个泛素,形成记作H2AK119ub的修饰。这又会促进后续的抑制性事件,包括H3K27me3的积累;H3K27me3是一种与Polycomb抑制复合物2相关的组蛋白H3修饰。这些过程会强化沉默,但其重要性因基因和阶段而异。
因此,失活的启动是一个协调进行的过程:转录机器被移除或受到抑制,活性染色质特征逐渐减弱,抑制性的染色质组织逐步形成。XIST对于建立正常的失活状态不可或缺,但它并不是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足以独立发挥作用的分子开关。XIST表达能否产生稳定的沉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细胞身份及其所处发育阶段的能力,而不同基因对XIST的响应难易程度也各不相同。
染色质结构与失活状态的维持
失活X染色体的特征并非由某一种普遍适用的标志来界定,而是由多种分子特征共同体现。这些特征包括转录减少、组蛋白修饰改变、组蛋白变体macroH2A富集、许多启动子相关CpG岛发生甲基化、复制时序改变,以及独特的三维结构。这些特征共同构建了一种稳定的染色体状态,但没有任何一种特征在所有细胞类型中都完全相同。
对于许多受失活影响的基因而言,DNA甲基化对维持其长期受到抑制的状态尤为重要。这些基因的启动子CpG岛在失活X染色体上通常会发生甲基化,而在活性X染色体上则保持相对未甲基化的状态。DNA复制后,维持性甲基化机制有助于在新合成的DNA上重建这些模式。这为沉默状态在细胞周期中传递提供了一种途径。
基于组蛋白的机制与DNA甲基化协同发挥作用。H3K27me3和H2AK119ub是与失活X染色体相关的显著修饰,而染色体的大部分区域则缺乏活性标记,组蛋白乙酰化水平也较低。由此形成的染色质并非处处同样致密,其生化性质也并不均一。不同结构域可呈现不同的抑制性特征组合,而逃逸失活的区域则在局部保留有利于转录的结构。
染色体的大尺度折叠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在人和小鼠的许多细胞类型中,失活X染色体被组织成两个大型“巨结构域”,二者的边界位于DXZ4重复序列区域附近。活性染色体上常见的常规拓扑关联结构域,在失活X染色体的大部分区域中则明显减弱。破坏这些结构特征的实验表明,折叠方式的改变不一定会引起广泛的基因再激活,说明染色体结构与基因沉默虽有联系,却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彼此分离的属性。
失活X染色体常与细胞核周边或核仁相联系,其复制时间通常也晚于活性X染色体。这些特征是识别失活X染色体的有用指标,但仅凭关联本身并不能确立因果关系。晚复制、位于细胞核周边以及转录受抑制可以相互影响,却不能作为彼此等同的解释。
失活状态之所以能够得到稳固维持,是因为多个系统的作用相互重叠。去除其中一个层次可能只会产生较小影响,而同时破坏多个层次则可能暴露出显著的不稳定性。XIST的持续作用也取决于细胞背景:一些分化细胞在失去XIST后仍能保留大部分基因的沉默状态,而某些组织则更依赖XIST来维持正常调控。
这种多层次组织方式既解释了失活状态的稳定性,也解释了其可逆性。普通子细胞能够忠实地保持失活状态,而发育过程中的重编程则可以逐步解除这些相互强化的机制。因此,失活X染色体是一条受到高度调控的染色体,而不是一条遭受不可逆损伤或发生遗传物质缺失的染色体。
逃逸失活及其在组织间的差异
“失活X染色体”是对整条染色体状态的描述,并不意味着其上的每个基因都处于沉默状态。当某个基因不仅在活性X染色体上表达,也在失活X染色体上表达时,就发生了X染色体失活逃逸。逃逸现象可能在不同组织中一致存在,也可能仅限于特定细胞类型,或因个体而异。
在人类中,早期的经典调查发现,约15%的X连锁基因稳定地逃逸失活,另有相当一部分基因表现不一。后续研究纳入了更多组织,并采用不同方法,得出的估计范围也更广。如果这些数字衡量的对象不同,就并不矛盾:在某一种组织中逃逸失活的基因比例,与在身体至少某处逃逸失活的基因比例并不相同。小鼠体细胞组织中的逃逸基因通常少于人类组织,但估计结果取决于所研究的组织和采用的判定标准。
逃逸通常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非有即无的现象。某个基因在失活X染色体上产生的RNA可能远少于在活性X染色体上产生的RNA,但仍可明确判定其未被完全沉默。仅凭在混合组织中检测到父母双方的等位基因表达,并不足以证明发生了逃逸,因为该组织可能包含两类细胞,它们各自保持活性的X染色体恰好来自不同的亲本。因此,要作出可靠解释,就需要了解哪条X染色体被选为活性染色体,或获取单细胞信息,或分析明确界定的细胞群体内的等位基因表达。
逃逸基因往往位于染色质可及性较高的结构域中,并由调控边界将其与周围的沉默区域区分开来。局部DNA序列、启动子特性、染色质绝缘作用以及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都可能发挥作用。某些逃逸基因即使位于失活X染色体内部,仍保留着活性染色体的部分折叠特征。通过移动基因组片段或改变调控边界开展的实验表明,局部信息和更大范围的染色体环境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几个研究较为深入的基因展示了逃逸的功能后果。KDM6A 编码一种染色质调控因子,通常会逃逸失活。KDM5C 和 DDX3X 也是重要的例子。位于假常染色体区、参与骨骼生长的 SHOX 基因,正常情况下会在两条性染色体上均有表达;其剂量降低是某些性染色体异常相关身材矮小的成因之一。
逃逸可使只有一条X染色体的细胞与具有两条或更多X染色体的细胞之间出现平均表达水平的差异。这些差异因基因和组织而异,不应将其泛化为所有XX与XY个体之间一致存在的生物学差异。激素、常染色体变异、细胞组成及环境因素也会影响表达。
因此,对逃逸现象的研究将整条染色体层面的调控与局部例外联系起来。要理解性染色体剂量的影响,就必须理解这些例外,而不能将它们视为相对于其余部分完全关闭状态的微小偏离。
细胞嵌合现象、偏倚与克隆选择
随机X染色体失活会产生细胞嵌合现象:相邻细胞即使具有相同的遗传DNA序列,也可能分别表达来自父方或母方的X染色体。一旦某个前体细胞使其中一条X染色体失活,其后代细胞通常就会保留这一选择。发育过程中的生长和细胞迁移,将这些早期选择转化为各组织特有的克隆谱系分布。
玳瑁猫和三花猫就是肉眼可见的例子。在携带X连锁橙色毛色基因杂合位点的猫中,不同细胞谱系表达不同的毛色等位基因,形成橙色与非橙色的毛斑。三花猫的白色斑块有着独立的遗传基础,会影响色素生成细胞的分布。因此,这种斑驳图案并非由细胞反复切换所表达的X染色体造成,而是稳定的失活选择以及随后后代细胞的扩增和迁移所形成的结果。
如果保持活性的父源或母源X染色体所占的细胞比例显著高于另一方,就称为X染色体失活偏倚。研究中通常采用80:20或90:10等阈值,但这些只是操作性定义,并非正常与异常生物学状态之间的天然界限。我们既不能预期全身平均比例必然均衡,也无法通过单一样本直接测得这一比例。
原发性偏倚可能源于最初的选择本身存在倾向,也可能是因为起始细胞群体较小,偶然出现了两种选择数量不等的情况。继发性偏倚则是在此后由于细胞存活、增殖或对各谱系贡献程度的差异而形成的。如果某个变异损害了表达其中一个X连锁等位基因的细胞的功能,就可能使表达另一个等位基因的细胞获得选择优势。反过来,如果某个等位基因赋予某一细胞谱系生长优势,那么即使最初的失活选择是均衡的,该谱系所占的比例也可能升高。
年龄和组织类型同样重要。由于造血细胞各谱系在一生中的贡献并不相等,血液中的失活偏倚可能随年龄增长而加剧。因此,血液检测结果可能不同于皮肤、肌肉或神经组织中的模式。对异质性组织取样,还会将发育历程和选择压力可能各不相同的细胞群体混合在一起。
染色体结构变化可能产生明显的非随机模式。在平衡性X染色体—常染色体易位中,细胞可能优先让衍生X染色体保持活性,因为失活若蔓延至与其相连的常染色体片段,就可能沉默那些需要两个功能性拷贝的基因。最终结果取决于具体的重排情况,不能仅凭X染色体的数量来预测。
嵌合现象也会改变基因型与表型之间的对应关系。携带同一X连锁变异的两个人,可能因相关等位基因在疾病相关细胞中处于活性状态的比例不同而表现各异。即使知道这一比例,也未必能完全预测功能:分泌产物、代谢物交换以及相邻细胞间的相互作用,都可能缓冲或放大细胞差异带来的影响。
与人类遗传病的关系
X染色体失活对于理解许多X连锁疾病至关重要,但它并不能使所有杂合个体都免于出现症状。临床表现取决于受累基因、其变异造成的分子层面影响、该基因是否逃逸失活、相关组织中活性等位基因的分布,以及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相同的遗传模式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表现。
肌营养不良蛋白病就是一个例子。携带致病性 DMD 变异的杂合个体可能出现肌无力或心脏受累,有时与相关组织中不利的X染色体失活模式有关。血液检测结果未必能反映骨骼肌或心肌中的失活模式。因此,不能将一次对易获取组织的检测视为对全身功能性肌营养不良蛋白表达水平的直接测量。
雷特综合征体现了神经系统嵌合现象的重要性。大多数典型病例涉及 MECP2 的致病变异,该基因编码一种参与染色质相关调控的蛋白质。在杂合个体中,一部分细胞表达功能正常的等位基因,另一部分细胞则表达发生变异的等位基因。由此产生的神经系统表型既反映细胞自身的内在效应,也反映不同神经细胞群之间的相互作用。X染色体失活模式是造成表型差异的因素之一,但不足以完全解释临床严重程度的差异。
色素失禁症通常与 IKBKG 的致病变异有关,针对特定细胞群的负向选择促成了呈特定图案分布的皮肤表现。许多皮损沿布拉什可氏线分布,这些线条反映的是皮肤细胞谱系在发育过程中的分布模式,而非周围神经的支配区域。这一临床实例说明,早期形成的嵌合状态如何通过组织生长和选择而显现出来。
性染色体非整倍性表明,失活为何无法完全补偿染色体数目改变带来的影响。在核型为45,X的特纳综合征中,没有第二条X染色体可供失活,但那些通常逃逸失活的基因剂量减少,是造成其表型的因素之一。在核型为47,XXY的克兰费尔特综合征中,通常有一条X染色体失活,但由于逃逸失活的基因及其他剂量效应,额外的X染色体并未在功能上被完全消除。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其他性染色体组成。
小型环状X染色体还可能带来额外的问题。如果环状染色体缺少具有功能的XIST区域,或无法有效失活,通常应被沉默的基因就可能保持过量活性。其临床后果取决于环状染色体所含的遗传物质及其行为。
研究人员正在探索通过实验性手段重新激活失活X染色体上的特定基因,以期在某些X连锁疾病中恢复功能性基因表达。这类研究尚不属于成熟的治疗手段:整条染色体范围的重新激活可能改变许多剂量敏感基因的表达,而可控的、细胞特异性的重新激活则在递送和调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实验方法与尚未阐明的机制
研究X染色体失活,需要采用能够区分染色体身份、转录活性和细胞群体组成的方法。经典的细胞遗传学可鉴定染色体数目和结构重排,而显微镜观察则可显示巴尔小体及特征性的组蛋白标记富集。这些观察结果提供了有用的背景信息,但仅凭它们无法确定每个X连锁基因的表达状态。
荧光原位杂交可检测失活染色体上呈云状分布的XIST RNA,也可使单个基因座上的新生转录本显现出来。将RNA探针、DNA探针与染色质染色相结合,可以把基因活性与染色体位置联系起来。然而,出现XIST RNA云并不绝对意味着完全沉默,尤其是在发育早期或经过实验干预的细胞中。
等位基因特异性RNA测序利用亲本来源染色体之间的序列差异,将转录本归属于其中一条X染色体。当亲本单倍型已知,且细胞的失活模式已得到充分表征时,这种方法尤其有效。比对偏倚、读段数偏低以及缺乏可用于区分等位基因的变异,都可能使估计结果失真。此外,群体测序得到的是多个细胞的平均结果,因此难以区分真正的失活逃逸与失活选择相反的细胞混合所产生的现象。
单细胞方法通过测量单个细胞中的表达,解决了上述部分局限,但也带来了其他问题:转录本捕获量偏低,可能使实际由两个等位基因共同表达的基因看起来仅由一个等位基因表达;而短暂的转录爆发则可能夸大细胞之间的差异。因此,要得出可靠结论,需要充分的采样、适当的统计模型,以及独立检测方法提供的一致证据。
染色质免疫沉淀、染色质可及性检测、甲基化谱分析和染色体构象分析方法,可揭示失活状态的不同层面。利用基于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的工具、靶向缺失或可诱导的XIST构建体进行扰动,可通过改变特定调控序列或蛋白质来检验因果关系。人多能干细胞和类器官提供了发育研究模型,但培养条件可能改变X染色体的状态。一些细胞系会出现失活状态的侵蚀,表现为XIST丢失和部分基因的不当表达,而不是有序的发育性再激活。
若干机制问题仍未解决。不同物种中,染色体计数与失活选择如何协调,尚未得到完整解释。局部序列和细胞核组织方式对失活逃逸的贡献,仍因基因而异。人类早期发育与小鼠发育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必须获得直接来自人类的证据。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生理性再激活过程中,具有冗余功能的沉默系统如何被解除,同时邻近的基因组程序仍能受到控制。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测量将分子事件与发育时间及细胞身份联系起来。一条染色体可能在保留某种失活标记的同时失去另一种标记,因此,精确定义失活的启动、维持、逃逸或再激活,是解读实验结果时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