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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烟霾

东南亚烟霾是反复发生的区域性空气污染,主要由植被和泥炭火灾、土地利用变化及季节性大气条件共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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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烟霾是一种反复发生的区域性空气污染现象:植被和富含有机质的土壤燃烧产生的烟雾在人口聚居区上空积聚,并跨越国界。最为人熟知的烟霾事件主要源自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印度尼西亚部分,波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时也影响周边国家。东南亚大陆地区同样存在大范围的季节性烟雾污染,但其农业生产方式、火灾季节和大气环流各有特点。在这两类地区,烟霾都主要由悬浮颗粒物和气体组成,而非水滴,不过湿度可显著增强其光学效应。

这一现象将土地管理与公共卫生、大气过程及区域外交联系在一起。严重的烟霾事件会扰乱交通、学校教学、户外作业和经济活动;火灾则会破坏森林,释放积存了数百乃至数千年的碳。印度尼西亚的泥炭火灾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类火灾可在地表以下持续燃烧很长时间,即使可见明火不多,也能产生浓烟。

不能简单地将引发烟霾的火灾归结为偶发的自然灾害。干旱和季节性风会影响火灾的严重程度及其波及范围,但点火、排水、植被清除以及农业景观的管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火灾发生的地点及其是否会持续蔓延。因此,这一区域性问题既涉及当下的烟雾暴露,也涉及使当地环境变得易燃的长期环境变迁。

影响范围与污染性质

在东南亚海洋地区,主要烟源区包括苏门答腊东部和南部,以及印度尼西亚位于婆罗洲的加里曼丹各省。这些地区广阔的低地分布着泥炭沼泽森林、大型农业种植园、小农农场以及此前已开垦的土地。烟雾可能先影响火场附近的社区,随后再越过马六甲海峡、南海或周边其他海域。新加坡、马来半岛和马来西亚的婆罗洲地区相对于各处火点群的位置不同,受到的盛行风影响也不同,因此烟霾暴露情况各异。

东南亚大陆地区烟雾污染的季节性地理分布则有所不同。缅甸、泰国北部、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露天燃烧与作物残余物处理、刀耕火种、森林火灾及其他土地管理活动有关。污染通常在旱季末期加重,大陆北部地区往往集中在二月至四月。山间谷地会使排放的污染物滞留在居民点附近。相比之下,海洋地区的烟霾尤其与较为干燥的西南季风期有关;在异常干旱的年份,这一时期还会延长。这些区域性问题彼此相关,但不应将其视为同一股烟羽,也不应认为它们源自同一种农业体系。

这类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包括颗粒物、一氧化碳、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其他燃烧产物。称为 PM2.5 的细颗粒物,其空气动力学直径不超过 2.52.5 微米。它们可在空气中悬浮足够长的时间,传播数百乃至数千公里。生物质燃烧烟雾含有大量有机物,以及含量不等的黑碳、无机盐和其他组分。其成分会随燃料类型、燃烧温度以及排放后经过的时间而变化。烟雾还会与城市、工业及交通污染混合,使城市监测数据的解读更加复杂。

因此,烟霾既不等同于雾,也不能泛指所有空气质量不佳的情况。雾主要由悬浮的水滴组成,而烟霾则是燃烧及后续化学过程产生的大气气溶胶。不过,在相对湿度较高时,烟雾颗粒会吸水,增强光散射并降低能见度。因此,城市能见度可能显著下降,而干态颗粒物的质量浓度并未成比例增加。反过来,即使能见度下降看起来不那么明显,污染物浓度也可能已经达到危害健康的水平。要判定一次烟霾事件的状况,需要结合空气质量监测、卫星观测和气象信息,而不能仅凭空气的外观或气味。

泥炭土与持续的地下火灾

在积水环境中,植物残体的分解作用减缓,有机物得以不断积累,形成泥炭。在东南亚热带地区,泥炭地上通常生长着森林,而非许多北方泥炭地常见的、以苔藓为主的开阔植被。有些泥炭沉积层厚达数米,形成隆起的泥炭穹丘,其中心部分的水分主要来自降雨。天然水文条件使大部分有机土壤保持饱和状态,因而相对不易持续燃烧。

排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为木材采运、农业生产或种植园开发而开挖的沟渠降低了地下水位,使空气得以进入原本饱水的物质。随后,微生物氧化过程消耗有机质,释放二氧化碳,并促使地面沉降。在干旱时期,可充当燃料的地表土层会越来越厚。这一土层的含水量、密度和结构,决定了起火后是仅形成小范围的地表火,还是发展为深入地下、持续不灭的火灾。

泥炭通常以阴燃的方式燃烧。这是一种缓慢、无明火的过程,不同于干枯枝叶迅速产生明火的燃烧方式。热量在多孔的有机物中传递,氧气则通过孔隙、裂缝和裸露表面进入反应区。火势可能在看似已经熄灭的地表之下蔓延,在别处重新显现,并持续数周乃至数月。由于燃烧不完全,相对于所消耗的物质量,泥炭火灾会排放大量一氧化碳和有机颗粒物。因此,一场并不起眼的地下火也可能成为区域烟霾的重要来源。

这些特点使灭火十分困难。洒在地表的水未必能到达深层燃烧区,而维持火势的干旱也可能同时造成水源短缺。沟渠、倒木、松软不稳的地面以及偏远地区的复杂地形,往往妨碍人员进入。充足的降雨最终可以提高大范围区域的含水量,但零星阵雨未必能扑灭深层火。消防人员还必须区分植被中可见的明火与土壤中不易察觉的残留热量。

反复燃烧会进一步改变景观。火灾可能烧失上层泥炭、烧死树木,使植被日益稀疏开阔,也更容易干燥。森林冠层尚未恢复,下一场火灾就可能发生。排水与燃烧因而相互强化:排水使土地更易燃烧,火灾破坏植被和土壤,而受损的景观又可能更容易再次起火。因此,泥炭烟霾既是灭火问题,也是水文与土地管理问题。

土地用途转换、农业用火与责任归属

用火是一种成本低廉的手段,可用于清除植被、处理残余物,以及为耕种整理土地。在东南亚部分地区,用火长期以来一直是适应当地特定条件的农业生产体系的一部分。然而,区域性烟霾问题并不能仅仅归因于传统用火的存在。商业性土地用途转换、伐木、道路、运河、定居活动以及土地权属的变化,改变了用火的规模,也改变了景观阻止火势蔓延的能力。在经过排水的泥炭地上,一次小规模焚烧也可能造成远超预定地块范围的影响。

油棕种植和纸浆材人工林的扩张,与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景观转变密切相关。土地用途转换之前可能先进行木材采伐,留下采伐残余物,同时使原本偏远的地区变得更易进入。随后的排水和清理可能在大范围内形成干燥的可燃物。这些关联并不意味着农业区内的每一场火灾都是种植园公司蓄意引燃的。种植园、独立种植者、承包商、定居者以及邻近的土地使用者,可能占用相互重叠或存在争议的土地,而火势也可能跨越各自的边界蔓延。

认定责任需要区分几个问题:火灾发生在哪里,谁控制或管理这片土地,谁点燃了火,以及相关管理方式是否使火势得以蔓延。特许经营区边界内的卫星热点能够证明存在热活动,但仅凭这一点,无法证明责任人的身份或意图。反过来,起火源头不明,也不意味着无需审视排水、可燃物管理、监督,以及环境义务的履行情况。因此,可靠的特许经营区地图和有据可查的土地权利,对科学分析和法律调查都十分重要。

不同土地使用者面临的经济激励也各不相同。机械清理和残余物管理可能需要机械设备、劳动力和资金,而不同使用者获取这些资源的能力并不均等。较大型企业或许有能力为替代做法提供资金,但其经营往往涉及复杂的承包和采购安排。小农户可能在正式许可制度之外的地块上耕作,也可能将农产品出售给难以追溯产地的供应链。仅针对单次点火行为的政策,可能忽视使反复焚烧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和土地权属条件。

这些影响并不限于直接改变森林的土地用途。排水基础设施可能改变邻近土地的水位,而道路和运河则为进一步清理土地提供便利。因此,毁林和森林退化会与火灾相互作用,而非仅仅作为彼此独立的压力因素发挥作用。有效的分析既要区分在适宜土地上经过审慎管理的农业用火与脆弱景观中的失控焚烧,也要认识到,异常干旱的条件可能使通常能够控制的用火方式变得更加危险。

干旱、季风与烟雾的输送

区域气候决定了火灾易发的季节性时段,但海洋与大气的年际变率可能使这一时段大幅延长。在许多次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热带太平洋水温和沃克环流的变化会使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的降雨减少。由此造成的水分亏缺会使地下水位下降、植被干燥,并延长火势能够蔓延的时段。1997—1998年和2015年的重大火灾危机都伴随着强厄尔尼诺现象,但两次事件中干旱的强度和空间分布有所不同。

印度洋偶极子是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其正位相表现为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附近海水相对偏冷,而赤道印度洋西部相对偏暖。这种格局可能抑制印度尼西亚西部的降雨。2019年的干旱状况就受到了强正位相事件的影响。厄尔尼诺现象与印度洋偶极子可能相互增强,但两者都不是严重烟霾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干旱持续时间较短,只要火源和可燃物状况不利于防火,也可能出现危害严重的烟霾。

烟雾排放后,其去向由风决定。季风使盛行环流随季节变化,而每日的海风、局地风暴和地形则造成较小尺度的变化。在西南季风期间,气流可以将苏门答腊岛的烟雾带向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但实际输送路径取决于火灾位置及具体日期的环流状况。加里曼丹的烟雾既可能影响婆罗洲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部分,也可能越过周边海域,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垂直混合与水平输送同样重要。浅薄而稳定的大气边界层会将污染物限制在近地面;白天较深厚的混合层则可降低地面污染物浓度,同时使烟雾分散到更大的空间中。降雨通过湿沉降清除颗粒物,也可能使燃烧暂时中止,但降水的时空分布并不均匀。即使火灾仍在持续,下风向城市也可能在风向转变后迎来较清洁的空气;环流再次变化时,污染又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局地天气好转并不一定意味着区域污染源已经消失。

气候变化通过升温、蒸发需求增加以及干旱特征可能发生的变化,施加更长期的影响。评估其对某次烟霾事件的影响时,必须将其与短期天气波动及土地利用状况的影响区分开来。火灾活动并不是全球变暖的简单晴雨表:干旱程度相近的年份,也可能因水资源管理、起火分布以及此前已退化泥炭地的面积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排放量。自然气候条件与人类土地管理共同决定了烟雾污染的严重程度。

现代区域性危机的演变

东南亚在20世纪后期以前就曾发生大规模火灾,但随着土地用途转换不断扩大,以及卫星观测日益普及,烟霾污染的区域性特征逐渐显现。1982—1983年厄尔尼诺引发干旱期间,东加里曼丹遭遇严重火灾。采伐与干旱相互作用,加剧了灾害损失,表明通常被认为湿润的热带森林在受到扰动后,也可能变得极为脆弱。这次事件使人们认识到,评估火灾风险不能只看降雨量,还必须考虑森林状况。

1997—1998年的危机成为一次标志性事件。长期干旱与印度尼西亚大范围火灾同时发生,过火区域包括大片泥炭地。烟霾波及多个国家,扰乱了航空、航运和日常生活。这些火灾也使人们开始关注热带泥炭沼泽森林地下极其庞大的碳储量。由于记录不完整、估算方法各异,对过火面积、排放量和经济损失的估计不尽相同,但这次事件使泥炭燃烧明确成为区域空气污染和全球碳核算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加里曼丹的“百万公顷稻田计划”是一个突出的土地开发案例。该项目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启动,旨在开发约100万公顷土地用于水稻种植。大规模的运河建设排干了泥炭地,而这些土地本就不适合按计划改造为农田。项目后来被放弃,但运河及其造成的水文变化却延续下来。该地区的火灾表明,一项失败的开发计划,即使其最初的经济目标早已放弃,其环境后果仍可能持续很久。

严重霾害并不只发生在厄尔尼诺最显著的年份。2013年6月,苏门答腊火灾产生的烟霾使新加坡及马来西亚部分地区出现极其严重的污染。排放在时间上的集中及其输送过程表明,即使火灾发生范围相对有限,也可能在下风向引发重大紧急事件。2015年,强厄尔尼诺现象与范围大得多的火灾同时发生。印度尼西亚当局估计,当年过火面积约为260万公顷。世界银行的一项评估认为,印度尼西亚由此遭受的损害和损失约为161亿美元,相当于该国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9%。

2019年,在异常干旱的条件下,大范围火灾再次发生,当时的气候背景包括强烈的印度洋偶极子正位相。这些霾害事件在起火模式、降雨情况、地理范围和应对措施等方面各不相同。如果把它们视为相同事件的简单重演,就会掩盖这样一个问题的成因:为什么有些年份城市遭受的污染暴露短暂却强烈,而另一些年份则出现持续数月的大范围污染。历史记录所揭示的,实际上是地表环境长期存在的脆弱性与不断变化的大气条件之间反复发生的相互作用。

人群暴露、健康与经济活动受扰

烟霾期间,首要的健康隐患是细颗粒物暴露,不过烟雾混合物中还含有多种有害污染物。PM2.5 可深入肺部,接触这类颗粒物与呼吸系统及心血管系统受到影响有关。空气污染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颗粒物暴露与人群患病和死亡风险上升有关。烟霾还会刺激眼睛和咽喉,并加重已有的呼吸系统疾病。在公共卫生评估中,儿童、老年人、孕妇以及患有某些基础疾病的人群被认为更易受到影响。

不同人群的暴露程度极不均衡。居住在火场附近的人可能长期处于远高于远处城市监测值的污染物浓度之中。农业劳动者、消防员、交通运输从业者及其他在户外活动的人,往往难以避开受污染的空气。住房质量、建筑通风状况、职业以及能否进入空气较清洁的室内环境,都会影响个人的暴露程度。因此,即使不同社区都受到同一大片烟羽的影响,区域平均值仍会掩盖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异。

衡量健康影响时,需要区分实际观测到的事件与基于模型的估算。门诊、住院和死亡记录提供了直接的行政记录证据,但未必能涵盖所有影响,尤其是在医疗服务可及性不足或报告不充分的地区。过早死亡人数的估算通常综合采用模型模拟的烟雾浓度、人口分布、基线死亡率以及暴露—反应关系。估算结果取决于所采用的时间范围、地理范围和假设。这类估算并不等同于逐一确认并经认证死于烟霾的人数统计。

空气质量指数将测量结果转换为便于向公众传达的等级。新加坡的污染物标准指数和马来西亚的空气污染指数各有其计算和发布规则。其他服务机构公布的空气质量指数可能采用不同标准或平均时段。因此,不同国家或平台的指数值并不总能直接比较。世界卫生组织于2021年修订了空气质量指南,将 PM2.5 年平均浓度和24小时平均浓度的指导值分别设为 5 μg/m35\ \mu\text{g}/\text{m}^{3} 和 15 μg/m315\ \mu\text{g}/\text{m}^{3}。这些是基于健康考虑制定的指导值,并不意味着低于这些数值就完全没有风险。

经济影响不仅限于医疗支出。能见度下降可能导致航班和航运中断;学校可能停课;建筑施工、农业生产及其他户外活动可能受限。旅游业、零售活动和劳动生产率也可能受到影响。不同估算的结果会因其是否仅计入直接经济损失,还是同时计入生态系统损害以及疾病和过早死亡的经济估值而有所不同。因此,不同评估中的数字未必可以相加,而产生大量烟雾的国家自身也可能承担很大一部分损失。

森林、野生动物与碳循环

火灾通过多种途径损害热带森林。火焰和高温会使幼苗和树木死亡,泥炭燃烧则会破坏根系,使较大的树干失去支撑。有些树木在最初的火灾过后才死亡,由此增加的枯木可能成为后续火灾的燃料。反复燃烧可能阻碍林冠恢复,并使蕨类、禾草或其他开阔地植被占据优势。最终结果取决于火烧程度、残存种源、排水状况以及距下一次火灾的间隔,而非必然沿着某一固定轨迹发展。

这些变化会使野生动物的生境缩小并被分割。自然分布于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红毛猩猩可能失去提供食物的树木、筑巢地点以及在林冠间移动的通道。火灾和林地清理可能迫使动物进入种植园、路旁或居民点,增加它们与人类的接触。烟雾还带来了另一种暴露途径,但与过火面积或森林损失相比,烟雾对野外自由活动的野生动物呼吸系统的直接影响更难量化。若要断言有多少动物专因烟雾而死亡,仅凭某地发生过火灾或附近有动物获救的观察还不够,必须有更多证据。

生境破碎化还会改变幸存种群赖以持续生存的条件。森林之间的连通性丧失可能限制动物扩散,而受损的森林边缘往往会变得更炎热、更干燥。这些过程与道路和农业造成的生境破碎化相互作用。不同物种穿越开阔地、耐受退化生境或利用次生植被的能力各不相同。因此,火灾后生物多样性的变化不能仅用过火面积来衡量。

泥炭火灾对碳循环尤为重要。植被燃烧释放的是植物生长过程中积累的碳,而泥炭燃烧消耗的则是年代久远得多的地下碳储库。排水后的泥炭随后发生好氧分解,即使在没有可见火灾的年份,也会持续产生排放。因此,碳损失既包括燃烧时的即时释放,也包括较长期的土壤氧化,以及植被受损导致的碳储量减少。森林重新生长可以恢复部分地上碳储量,但要重新形成深厚的泥炭层,所需时间远比恢复树木冠层更长。

烟雾对气候的影响比二氧化碳单独造成的影响更为复杂。火灾会排放多种温室气体,其产生的颗粒物还会影响辐射和云。黑碳吸收阳光,而许多有机颗粒物则会散射阳光;颗粒物与云的相互作用取决于颗粒物性质和大气条件。这些短期效应并不能抵消储存碳释放后带来的长期后果。另一个独立的水文后果是泥炭地沉降:氧化、压实和燃烧使地面高程降低,低洼地区因而可能更容易遭受洪涝,尤其是在排水日益受到河流水位或海平面制约的地方。

观测、预报与归因

现代烟霾监测综合运用地面测量、卫星观测、气象观测和大气模型。MODIS 和 VIIRS 等仪器通过探测热异常来识别正在燃烧的火点。这类观测结果通常以热点的形式呈现,能够提供有关燃烧地点和时间的宝贵信息,但热点并不是衡量过火面积、燃料消耗量或烟雾产生量的标准化单位。同一场火灾可能被反复探测到,另一场火灾则可能因云层遮挡、卫星过境时间不合适、温度较低或规模较小而被漏检。

过火面积的遥感监测利用地表反射率及其他属性的变化,绘制火灾后受影响土地的分布图。它回答的问题与活动火点探测不同。地下泥炭燃烧又增加了一层难度,因为地表观测无法直接揭示土壤被烧蚀的深度。因此,排放清单会将制图得到的火灾活动数据与可燃物储量、燃烧完全程度、泥炭燃烧深度以及各类污染物排放因子的估算相结合。这些假设的差异,可能使同一场事件的排放总量估算出现显著差别。

卫星还会测量气溶胶光学厚度,用以描述整层大气对光的衰减程度。这一指标有助于追踪烟羽,但并不是对地面 PM2.5 浓度的直接测量。高空中厚重的烟层对人体呼吸高度处的空气可能暂时影响有限,而贴近地面的浅薄烟层,即使没有产生特别强的整层大气信号,也可能造成严重的污染暴露。云筛选、湿度以及对颗粒物光学性质的假设,都会带来额外的复杂性。要将区域影像与当地空气质量联系起来,地面监测站仍然不可或缺。

输送模型利用风场、混合、沉降和化学过程,估算烟雾的传播去向及其浓度变化。后向轨迹可以指示抵达受体位置的空气可能经过的路径,而源标记或敏感性试验则可估算特定区域的贡献。这些技术为预报和科学归因提供支持,但其效果取决于排放数据和气象数据的质量。火险气象条件预报也不同于实际燃烧活动预报:对干旱的预测可以达到一定的准确度,但人为点火的时间仍不确定。

最后,还必须区分环境归因与法律责任认定。证明烟雾源自某个地区,并不等于自动确定了应承担法律责任的个人或组织。调查可能需要准确的土地边界、土地所有权和管理记录、实地检查以及相关行为的证据。测量不确定度并不意味着一无所知,而是说明结论能够得到支持的范围。明确区分观测到的热点、模型估算的排放量、下风向的污染暴露与法律责任,是解读烟霾地图和面向公众的说法的关键。

区域协定、国家监管与景观恢复

区域层面的主要法律文书是《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于2002年签署,2003年生效。该协定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之间的监测、预防、应急准备、信息交流与合作确立了框架。印度尼西亚于2014年批准该协定。其运作方式体现了东盟一贯重视合作和各国自行落实的取向,而非建立直接起诉个别焚烧者的区域执法体系。

各国措施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环节。印度尼西亚已禁止多种以焚烧方式清理土地的做法,对泥炭地管理作出规范,并在涉火案件中采取行政、民事和刑事法律行动。新加坡于2014年颁布《跨境烟霾污染法》,为依法对其行为造成或加重新加坡烟霾污染的实体采取行动提供了依据,但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然而,跨境执法仍有赖于获取证据、确定责任实体以及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合作。仅有法律禁令,并不能解决土地权属不清的问题,也不能阻止起火。

2015年危机过后,印度尼西亚于2016年成立泥炭地恢复局。该机构最初的任务重点是恢复七个省约200万公顷的泥炭地。恢复措施包括封堵排水渠、水位管理、植被恢复,以及支持适应较湿环境的生计方式。泥炭地的生态恢复不同于单纯植树:如果持续排水使土壤暴露于易氧化、易燃烧的环境,幼苗就可能无法成活,或始终处于脆弱状态。相关水文单元的范围可能超出单个特许经营区或村庄的边界。

复湿也涉及现实中的权衡。抬高地下水位可能与原先为排水后环境配置的作物和基础设施产生冲突,而沟渠构筑物则需要维护,并要求上下游使用者相互协调。湿地农业,即种植适应湿润泥炭地条件的作物,是一种无需强力排水便能维持生产性利用的途径。其可行性取决于适宜的物种、当地知识、加工设施、交通运输和具有商业可行性的市场。同样,防火计划也有赖于当地居民的持续参与,而不能仅靠发放设备。

大宗商品治理提供了另一套机制。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以及企业作出的不毁林、不开发泥炭地承诺,力图通过认证和采购要求影响土地管理。其成效取决于可追溯性、可信的监测、供应商的参与,以及对违规行为的处理。通过认证的种植园仍可能受到园区外烟雾或火灾的影响,因此景观尺度的合作十分重要。为此,监测工作日益将火灾记录与泥炭地水位、恢复措施的维护情况、土地权属信息及供应链数据相结合,因为火情较少的季节既可能反映管理有所改善,也可能只是得益于有利的降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