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炭是植物残体部分分解后积累形成的物质,形成于长期积水、腐解过程受到抑制的环境中。其成分以有机质为主,还含有水、溶解物质以及含量不等的矿物质。与大多数矿质土壤不同,泥炭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在漫长时期内,植物物质的产生和保存量超过了分解和流失量。泥炭地是指含有自然积累的泥炭沉积层的景观或生态系统;泥炭则是这种物质本身。即使排水已使泥炭停止继续形成,原有的泥炭沉积层仍可留存。
从北极低地到热带沼泽森林,都有泥炭分布。其原始植物材料可包括苔藓、莎草、芦苇、根、叶和木材,因此,泥炭的形态多种多样,既有颜色浅、仍可辨认出植物纤维的类型,也有颜色深、分解充分且质地细密的类型。尽管泥炭地仅占陆地表面的一小部分,其深厚的有机沉积层却储存着对全球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量碳。泥炭还记录着环境历史,调节水与温室气体的交换,并为适应特定环境的生物提供栖息地。挖取泥炭用作燃料、开采泥炭用于园艺,以及为农业或林业而排水,都会改变这些功能,往往使缓慢积累形成的碳库转变为碳排放源。
形成与长期累积
泥炭的形成要求有机物的输入量持续超过损失量。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碳,其生产的有机物有一部分以枯死的茎、叶、根及其他凋落物的形式进入土壤。在通气良好的土壤中,分解者会迅速将这些物质中的很大一部分释放回大气。当水充满大多数孔隙时,氧的供应就会受限,因为气体在水中的扩散速度远慢于在空气中的扩散速度。分解仍会继续,但无氧条件下可进行的分解途径通常释放的能量较少,对许多植物化合物的分解也更缓慢。
因此,积水是关键条件,但仅有积水还不够。一处地点还必须有足够的植被提供有机物,而且这些物质不能因流水、火灾或侵蚀而过量流失。低温可以减缓分解,而酸性环境和较低的养分有效性则会限制某些分解者群落。不过,在温暖环境中,只要持续的水分饱和状态能充分抑制腐解,泥炭也能迅速累积。热带森林泥炭表明,低温并不是泥炭形成的必要条件。
泥炭沉积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形成。在陆化过程中,有机沉积物和植被逐渐填满浅湖或池塘,最终形成沼泽、矿养泥炭地或雨养泥炭地。在沼泽化过程中,积水范围扩展到原先排水较好的矿质地面或森林土壤,使有机物得以在其上累积。降雨、地下水排泄、海平面、排水受阻状况或植被的变化,都可能启动其中任一过程。此后,泥炭本身的增长又能改变当地的排水格局,因此,不断发育的泥炭沉积体有助于维持使其得以累积的条件。
泥炭的长期垂向累积速率通常为每年不足一毫米至约一毫米,但不同地点和时期之间的差异很大。因此,数米厚的泥炭层可能代表了数千年的累积。这种表观增长速率并不等同于植物的年生产量:大量新鲜凋落物会在近地表处分解,而较老的泥炭则会在上覆较新物质的重压下压实。因此,用沉积层厚度除以其年龄,得到的是历史上的净累积速率,而不是新鲜有机物最初进入该系统的速率。
泥炭也是地质演化过程中形成煤的早期物质。经过地质时期的埋藏、压实、受热和化学变化,由泥炭形成的有机沉积物可能转变为褐煤及更高煤阶的煤。在现今的地表条件下,大多数现代泥炭沉积并未经历这种转化。它们近期的演变主要取决于水文、植被、分解和扰动,而非必然转化为煤。
组成、物理性质与分类
泥炭是一种非均质混合物,而非单一的化学物质。其有机组分包括部分保存下来的植物组织、微生物残体以及分解产物。纤维素和木质素等结构性化合物的含量比例,既反映了原始植被的组成,也反映了后续的分解过程。易被代谢利用的化合物通常消失得较快,而难以分解的结构和经过化学转化的物质所占比例则逐渐增大。矿物颗粒可通过洪水、风尘、地下水输入或火山灰进入泥炭,使不同泥炭沉积物的灰分含量相差很大。
新鲜泥炭的含水量通常约占总质量的80%—95%,但具体比例取决于分解、压实和排水状况。其干容重(即干体积密度)通常远低于矿质土壤。分解程度较低的藓类泥炭,干容重可能低于 ,而高度分解或经过压实的泥炭,干容重可达其数倍。这些差异对于估算碳储量十分重要:两处泥炭沉积层即使厚度相同,所含干物质或碳的数量也未必相等。
泥炭具有复杂的孔隙结构。纤维之间的大孔隙易于传导水分,而较小的孔隙和植物内部结构则能更牢固地保持水分。排水可同时引起收缩和压实,减小大孔隙的体积并降低其连通性。严重干燥后,部分泥炭会产生疏水性,难以重新润湿。因此,人们常将泥炭比作海绵,但这种描述并不全面:泥炭的蓄水和导水特性会随植物组成、分解程度、所受荷载以及以往的干湿变化而改变。
泥炭分类通常考虑其物质来源和分解程度。藓类泥炭、莎草泥炭、芦苇泥炭和木本泥炭等名称,表明了占主导地位的植物来源。20世纪初提出的冯·波斯特分级法将分解程度划分为十级,从基本未分解的H1级到高度分解的H10级。传统评定方法包括观察泥炭的外观,以及挤压湿样时挤出的水和物质的特征。这一分级法适用于野外描述,但不能替代实验室测定。
土壤分类体系采用的标准彼此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有机土是以有机物质为主的土壤,但其正式分类认定取决于规定的厚度、有机碳含量及其他诊断条件。“纤维质”“半腐解质”和“腐泥质”分别指可辨认植物纤维含量高、中、低的物质。在生态学、土壤学、工程学及各国资源调查中,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最低厚度或有机质含量阈值来界定泥炭。因此,解读所报告的泥炭面积和体积时,必须注意其采用的定义。
全球分布及其随时间的演变
加拿大、阿拉斯加、欧洲北部和俄罗斯凉爽湿润的低地分布着广泛的泥炭沉积。这些地区有由雨养泥炭沼泽、矿养泥炭沼泽、森林湿地和受多年冻土影响的泥炭地组成的大型复合湿地。泥炭也广泛分布于海洋性气候的高地,包括爱尔兰、英国和南美洲南部的部分地区;这些地方降雨频繁,地表不易干燥,有利于泥炭在缓坡地形上形成毯状沉积。除南极洲外,各大洲的山谷、泉水补给的洼地、沿海平原及其他积水环境中,均有局部泥炭堆积;南极洲仅有与其稀疏植被相关的极少量类泥炭沉积。
北方的许多泥炭沉积开始积累于末次冰期结束前后大陆冰盖退缩之后,以及约始于11,7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冰川退缩使排水不良、分布着洼地、湖泊和冰川沉积物的地表显露出来。随后,植被的定殖、生长季的变暖以及水分条件的变化,为泥炭开始形成创造了条件。各处泥炭沉积的年代差异很大;在末次冰盖未曾覆盖的一些地区,泥炭在全新世之前就已开始形成。
热带泥炭地具有不同的地理和植物组成特征,主要分布区包括东南亚、刚果盆地和亚马孙地区。热带泥炭大多来源于树木及其根系,而非苔藓。在东南亚低地,海岸演变、海平面变化以及长期维持的高地下水位,促成了大面积泥炭沼泽林的形成。一些热带泥炭沉积呈穹隆状,中央表面比周围河流高出数米;另一些则分布于宽阔、季节性受淹的盆地中,由河水或地下水补给。
2017年,一项研究描述了刚果盆地中部广阔的泥炭复合体,并估计其面积约为145,500平方千米,标志着热带泥炭地制图的一项重大进展。后续调查和制图工作进一步深化了对该地区的认识。这类发现表明,全球泥炭资源的清查仍不完整,尤其是在茂密森林遮蔽地表、实地调查难以开展的地区。卫星观测能够识别湿地植被和淹水格局,但仅凭卫星观测,无法确定所有地区的泥炭厚度。
一项广泛采用的粗略估计认为,泥炭地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但总面积会因制图覆盖范围和定义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泥炭地的分布并非固定不变。随着周围地面变湿,泥炭沉积可以向外扩展;侵蚀或排水可使其范围缩小;植被和水源的变化也可使其内部发生改变。埋藏在海洋或河流沉积物之下的泥炭,还记录了如今已不再具有泥炭地功能的昔日景观。因此,现代地表分布图所呈现的,只是漫长地理演变历程中的一个阶段。
水分运动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地下水位的位置及其波动对泥炭的性质与过程有很大影响。在地下水位以上,空气能够进入相互连通的孔隙,为需氧分解提供条件;在地下水位以下,氧的消耗通常快于补充。这一分界并非截然分明,因为降雨、根系、土壤动物以及地下水位的短期变化都会造成局部差异。尽管如此,通气层的厚度及其持续存在的时间,仍是控制有机质损失、养分转化和温室气体产生的重要因素。
许多泥炭地研究将泥炭分为上部的活跃层(acrotelm)和更深处的滞缓层(catotelm):前者的地下水位会发生波动,生物活动较为旺盛;后者则更持久地保持水分饱和。这种双层模型对某些酸性泥炭沼泽尤其适用,但并不能同样准确地描述所有泥炭沉积体。根系穿布的热带泥炭、季节性变化显著的湿地以及受扰动的地点,其垂向结构可能更为复杂。纤维、裂隙、根孔以及致密的分解层会形成优先水流通道或阻水层,因此导水率即使在很短的距离内也可能差异很大。
水的来源也决定了化学条件。酸性泥炭沼泽中的水和大部分外源养分主要来自降水和大气沉降。矿养泥炭沼泽还会获得与矿质地层接触过的水,这类水通常通过地下水或地表入流进入。酸性泥炭沼泽通常呈酸性且贫养分;矿养泥炭沼泽则可从酸性到碱性不等,具体取决于周围的地质条件和水化学特征。这些类别描述的是水文和生态环境,而不只是泥炭的外观或厚度。
在缺氧条件下,微生物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能量。不同类群会根据有关物质的可利用性和局部条件,进行涉及硝酸盐、锰、铁、硫酸盐及含碳化合物的反应。当适宜的底物存在,而与产甲烷过程竞争的电子受体又较为匮乏时,产生甲烷的古菌便会发挥重要作用。部分甲烷在到达大气之前,会被甲烷氧化微生物消耗。其余甲烷则可能通过扩散、气泡逸出,或经湿地植物内部的气腔输送而释放。
泥炭还会与周围水体交换溶解性有机质、养分和金属。有机分子使许多泥炭地溪流呈现褐色,并能结合金属或参与氧化还原反应。酸度、矿物质输入和微生物活动共同决定了特定元素是被滞留还是释放。在景观尺度上,泥炭会影响地表径流、地下水交换和河流水化学特征,但其对洪水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环境。水分饱和的泥炭地在强降雨期间可能几乎没有剩余蓄水空间,而排水沟渠和侵蚀形成的地貌则可能加快水向溪流汇集的速度。
生态功能与气候意义
形成泥炭的植被既会响应环境变化,也会改变自身所处的环境。在许多北方泥炭沼泽中,泥炭藓的影响尤为显著。它们的叶片含有大型储水细胞,其生长可使下方地下水位以上的地表保持湿润。它们还通过离子交换及其凋落物的特性,改变局部环境的化学性质。这些作用有助于营造分解缓慢的环境条件,并使适应较富营养土壤的竞争植物生长不良。并非所有泥炭地都有泥炭藓:在其他形成泥炭的生态系统中,莎草、芦苇、灌木和乔木也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由此形成的生境维系着独特的生物群落。贫营养沼泽中可生长茅膏菜等食虫植物,并栖息着一些特化的无脊椎动物;由地下水补给的矿养沼泽则可能拥有多样的莎草、兰科植物和褐藓。热带泥炭沼泽森林为许多森林生物提供栖息地,其中包括婆罗洲和苏门答腊部分地区的猩猩。不同类型泥炭地的生物多样性差异很大;不能仅凭植物物种数量,将物种贫乏的贫营养沼泽与物种丰富的矿养沼泽或热带森林进行比较,来衡量其生态重要性。
泥炭是全球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发表的估算通常认为,泥炭地储存的碳超过5,000亿公吨,但由于分布面积图不完整、泥炭深度不一以及碳密度存在差异,这些估算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碳储量根据沉积体的面积、厚度、干容重和碳含量比例计算。因此,平均厚度看似不大的误差,在应用于广阔区域时,也可能造成很大的估算偏差。
能够储存碳,并不意味着完整、未受扰动的泥炭地不排放温室气体。植被吸收二氧化碳,而植物和分解者则通过呼吸作用释放二氧化碳;积水区域还可能排放甲烷。泥炭地对气候的净影响,取决于这些交换过程的收支平衡、持续时间,以及这些气体在大气中的行为。甲烷在较短时间尺度上会产生强烈的增温作用,而二氧化碳的移除和长期储存则可在长得多的时期内影响气候。因此,碳收支与气候效应收支相互关联,却并不是同一概念。
气候变化通过多种相互作用的机制影响泥炭。在水分和底物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气温升高可加快分解,而生长季延长则可能提高植物生产量。干旱会降低地下水位,增加火灾风险。多年冻土融化可能形成湿润洼地,使甲烷排放增加,但也可能在其他地方促进排水和好氧分解。这些响应的方向和幅度取决于地形、植被、水文连通性及历史扰动情况,因此不宜对所有泥炭分布区作出一概而论的预测。
开采、种植及其他用途
在木材匮乏或难以获取的地区,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将泥炭切块、晒干,用作生活燃料。传统采收通常是从泥炭开采面上切下块状泥炭,待其沥水后再堆垛,进一步干燥。此后的机械化开采引入了大型排水系统、铣削采收和工业化加工。泥炭曾用于家庭取暖、集中供暖和发电,在北欧和东欧的部分地区尤为普遍。泥炭在历史上的重要程度因地而异,取决于当地森林、煤炭、交通运输及其他能源的可获得性。
泥炭作为燃料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含水量和灰分含量。干泥炭的热值通常约为每千克15—22兆焦,而刚挖出的湿泥炭由于需要消耗大量能量来蒸发水分,单位质量所能提供的可用热量要低得多。泥炭燃烧会释放数百年乃至数千年间积累的碳。在温室气体核算中,不能仅仅因为泥炭的原始物质来自植物,就将用作能源燃烧的泥炭等同于能够快速再生的生物质。
园艺是泥炭的另一项主要用途。分解程度较低的泥炭藓泥炭兼具容重低、孔隙率高、保水性好和结构相对均匀等特点,因此适合用作容器栽培基质和播种育苗基质。其酸性和低养分含量使生产商能够通过添加石灰和肥料来调配栽培基质。不过,未经加工的泥炭并不是完全肥料,其使用效果取决于粒径、分解程度、水分管理以及与之混合的其他材料。
泥炭地也被排水后用于作物种植、畜牧业和林业。排水能改善土壤通气状况,使其适于许多常规农作物生长,但同时也使有机物暴露于更易分解的环境中。随后,初期固结、收缩和持续氧化共同导致地表下沉。在一些经过强力排水的热带种植园中,实测地表下沉幅度达到每年数厘米,但具体速率随排水深度、泥炭性质以及土地转变用途后的时间而异。地表高程下降最终可能增加洪涝风险,并使重力排水更加困难。
泥炭的其他用途包括动物垫料、吸附材料、某些传统建筑工法,以及熏制用于酿造某些威士忌的麦芽。由于有机物表面能够结合某些溶解态污染物,泥炭及其衍生产品也被用于水处理研究。这些用途在规模和环境影响方面差异很大。在建筑工程中,泥炭更多是一种制约因素,而非资源:其强度低、压缩性高,并会发生长期蠕变,使地基、道路、路堤及地下基础设施的建设变得复杂。工程勘察必须区分即时沉降与较为缓慢的固结,以及持续荷载作用下的变形。
泥炭作为环境与考古档案
泥炭沉积保存着层层相叠的物质序列,可揭示数千年来景观的变化。随着新层不断积累,花粉、孢子、植物碎片、木炭、尘埃和化学物质被埋藏其中。从沉积层中钻取的柱状岩芯,可以沿垂直方向对这一序列进行取样。不过,与文字记载的编年史不同,泥炭剖面中相同厚度的地层未必代表相等的时间间隔。泥炭积累速率会发生变化,地层会被压实,根系会穿入较老的物质,而侵蚀或火灾也可能使部分记录缺失。
放射性碳测年可用于确定适宜有机样品的年代,其他方法则有助于建立较近时期的年代序列。铅-210测年可用于距今约一两百年的范围;在适当条件下,放射性沉降核素可以识别20世纪的层位。研究人员将各个已测定年代的层位整合为年龄—深度模型,而不是假定泥炭始终以恒定速率积累。可鉴定的植物地上部分残体通常比混合泥炭样品更适合测年,因为混合物质中可能含有较年轻的根系,或年代较老、经再次沉积的碳。
孢粉学通过鉴定连续地层中保存的花粉粒和孢子,重建植被变化。花粉可传播相当远的距离,相比之下,苔藓叶片、种子等植物大化石往往能提供更具局地性的证据。有壳变形虫是一类对湿度条件敏感的具壳微生物,其群落组成有助于推断过去地下水位的变化。木炭可表明曾发生燃烧,但如何解读这一证据,取决于颗粒大小、搬运过程,以及火灾发生在泥炭地本身还是周围地区。
泥炭还能保存大气污染和火山喷发的证据。雨养型泥炭沼泽的物质输入主要来自大气,因此被用于研究铅及其他金属的历史沉降情况。如果化学特征足够独特,微观火山灰层便可将相距遥远地点的记录与同一次喷发联系起来。解读这些档案需要谨慎,因为元素在沉积后可能发生迁移,生物过程也可能使某些物质重新分布。
水饱和条件能够保存通常容易腐朽的考古材料,包括木材、皮革、纺织品和人体遗骸。1950年在丹麦发现的铁器时代“图伦人”,就是沼泽中保存遗体的著名实例。保存作用具有选择性:酸性条件有利于皮肤及某些有机材料留存,却会溶解骨骼中的矿物质。泥炭开采曾使古代步道、工具和聚落遗迹重见天日,但开采和排水也可能破坏赋予这些遗物历史意义的原生背景。因此,考古研究不仅依赖个别遗物能否保存下来,还依赖地层关系、年代测定,以及出土遗物与周围沉积物之间的关系。
退化、火灾与修复
排水会引发多种相互关联的退化过程。地下水位下降使氧气更易进入泥炭层,促进分解并释放二氧化碳。收缩与压实会改变孔隙结构,植被则逐渐转向适应较干燥环境的物种。裸露表面容易受到风力和流水的侵蚀,排水沟也可能逐渐发育为水流通道,带走泥炭并向外输送有机碳。这些变化可能相互强化:地面沉降会改变水的流动,而受侵蚀的表面可能越来越难以被成炭植被重新定殖。
泥炭火不同于仅限于地上植被的火灾。干燥的有机质层能够维持阴燃,这是一种缓慢、无焰的燃烧过程,可在泥炭层中蔓延,并可能在地表以下持续燃烧。这类火灾能够烧掉数百年间积累的物质;当热量滞留于深层或难以触及的部位时,扑灭十分困难。印度尼西亚在1997年和2015年发生的严重火灾表明,排水后的泥炭燃烧会造成区域性影响,包括大量碳排放,以及含有细颗粒物和其他污染物的烟霾大范围扩散。
修复通常旨在重建有利于泥炭保存或重新积累的水文状况。措施包括封堵排水沟、修筑低矮堤埂、重塑泥炭开采区地表、稳固受侵蚀的泥炭,以及重新引入适宜的植被。在北方开采后的泥炭沼泽中,修复可能包括撒布泥炭藓碎片,并铺设保护性覆盖物,以促进其定殖。热带地区的项目则往往侧重于封堵排水渠、维持高水位和恢复本地森林植被。适宜的干预措施取决于泥炭深度、坡度、周边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尚存的种子或繁殖体来源。
复湿并不能立即重建原有的生态系统。各处水位可能不均,改变后的养分条件可能有利于不同的植被,而严重分解的泥炭可能仍保留着已经改变的水力结构。复湿后,甲烷排放可能增加,尤其是在积水和易分解植被为甲烷生成提供有利条件的地方。与此同时,限制泥炭的有氧氧化可以减少持续的二氧化碳损失。因此,评估时会将短期气体排放响应、较长期避免的碳损失,以及栖息地和水文功能的恢复分别考量。
湿地农业是指在湿润或经复湿的泥炭地上开展生产性利用,而不进行常规农业所需的深度排水。例如,种植芦苇、香蒲和泥炭藓,用作材料、生物质原料或栽培基质成分。其可行性取决于水位调控、作物选择、收获技术、市场和土地权属。对修复或湿地利用的监测通常包括地下水位测量、地表高程、植被、水化学和温室气体交换。仅有湿润的地表并不能证明泥炭层已重新开始积累泥炭;要得出这一结论,需要有证据表明,在适当的时间尺度内,有机质输入量超过了分解及其他损失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