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烟霾是一种反复发生的区域性空气污染,主要由植被和泥炭火灾产生,烟雾会跨越国界传播。新加坡靠近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大片易发生火灾的地区,又处于季节性大气环流的影响范围内,这些环流可能将火灾排放的污染物输送至新加坡,因此新加坡会周期性地受到烟霾影响。虽然呛死红毛猩猩的印尼林火,并非一场偶然的天灾这一更广泛的现象也波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泰国及其他国家,但其对新加坡的影响,在空气质量信息发布、户外活动受阻以及区域环境外交等方面尤为明显。
严重烟霾事件是人类土地利用活动与环境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土地清理、泥炭地排水和点火构成了火灾的源头;干燥天气使植被和富含有机质的土壤更易燃烧;风则决定烟雾的传播方向。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加剧区域干旱,但无论是厄尔尼诺现象,还是异常高温,都不足以单独解释某一次烟霾事件。火灾位置、降雨分布、泥炭状况和大气输送过程都很重要。
烟霾季持续数月,并不意味着这段时间内空气始终处于不健康水平。每次烟雾侵袭可能持续数小时或数天,其间也可能出现空气较为清新的时段,而其他地区的火灾仍在继续。烟霾最终持续多久,取决于火灾是被扑灭还是继续燃烧、风是否持续将源区的烟雾输送至新加坡,以及持续降雨能否使环境恢复湿润。
火源、土地清理与泥炭燃烧
对新加坡影响最大的火源通常位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但两地火灾的相对影响因烟霾事件而异。苏门答腊南部和中部的火灾尤其值得关注,因为风可将其排放物带过马六甲海峡及周边海域,输送至新加坡。本地火灾及其他燃烧源也会影响空气质量,但严重且大范围的烟霾事件通常离不开大量区域性烟雾的输入。
“刀耕火种”一词,有时也称“焚烧清理”或“烧荒”,涵盖多种不同做法。焚烧可以较低成本清除植被和农业残余物,为种植整地。这种做法既见于小农耕作,也见于与商业农业和种植园开发有关的地区。油棕和纸浆用材林生产是相关的土地利用背景,但不能仅因附近发生火灾,就将烟雾自动归咎于某种商品的生产、某位土地所有者或某家公司。起火原因、土地控制权和责任归属,均需分别提供证据。
区分植被火灾与泥炭地火灾至关重要。泥炭是在持续潮湿的环境中形成、由部分分解的有机物累积而成的物质。在热带泥炭沼泽森林中,较高的地下水位限制了地表以下的氧气供应,有助于保存这些物质。为农业、林业或聚落建设而开挖的排水渠会降低地下水位,使泥炭暴露于干燥和氧化作用之下。伐木及其他形式的森林退化还会进一步改变植被和当地的水分平衡。
充分干燥的泥炭一旦被点燃,便可能以阴燃的形式在地下持续燃烧,而非形成显眼的火墙。火势会沿多孔的有机土壤缓慢蔓延,有时会超出地表可见的过火范围。埋藏在地下的燃烧热点可能在小雨或不彻底的灭火作业后仍未熄灭,随后再次引燃植被。这种持久性有助于解释,为何最初用于清理土地的火烧过很久之后,仍会持续产生烟雾。
泥炭燃烧会产生大量烟雾,因为其燃烧过程有很大一部分属于不完全燃烧。排放物包括细颗粒物、一氧化碳、有机气体和二氧化碳。因此,一片燃烧的泥炭地所造成的污染影响,可能与面积相同、快速燃烧的草地截然不同。仅凭火点数量或过火面积,无法全面反映由此造成的污染暴露程度。
因此,造成这种脆弱性的根本原因,并不只是热带植被的存在,而是火源与经过改造、易于燃烧的土地环境相结合。完整、积水的泥炭沼泽与建在排水泥炭地上的种植园,即使经历同一次区域性干旱时段,发生持续燃烧的可能性也会有显著差异。
大气输送、季风与厄尔尼诺
只有当烟雾排放遇上适宜的大气输送路径时,才会在新加坡形成烟霾。盛行风、局地环流、大气稳定度和降雨共同决定烟雾是扩散、滞留在源头附近,还是抵达人口稠密地区。印度尼西亚火情严重的季节,不一定会使新加坡遭受同样严重的污染;而范围相对有限的一片火点,如果风向不利,也可能导致新加坡的烟霾污染骤然加剧。
新加坡所在区域的风况受季风周期影响。西南季风期通常为6月至9月,其间新加坡周边的近地面风多为偏南风或东南风,但实际风向并不固定。这一时期恰逢东盟南部一些主要火灾易发地区较为干燥的季节。东北季风期通常从12月持续至次年3月初,往往给新加坡及周边地区带来较多降雨。季风交替期的风力通常较弱、风向多变,雷暴活动也较为频繁。
厄尔尼诺是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耦合波动的暖位相。沃克环流的变化可能使海洋大陆部分地区的降雨减少,尤其是在这些地区本就相对干燥的季节。持续更久的无雨天气会降低可燃物的含水量和地下水位,延长火势能够蔓延的时段。1997—1998年和2015—2016年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均与区域重大火灾灾害同期发生。
不过,厄尔尼诺只是一个风险因素,既不是点火机制,也不能作为必然出现烟霾的预报依据。它对降雨的影响因地点、季节和具体事件而异。2013年6月新加坡发生严重烟霾时,并没有强厄尔尼诺作为前提。反过来,如果防火措施、火源位置、降雨或风况不同,厄尔尼诺年份也未必会重现此前事件中新加坡的污染程度。
印度洋偶极子也会影响区域的干燥程度。在其正位相期间,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附近相对偏冷的海水,与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对流减弱、降雨减少有关。包括马登—朱利安振荡在内、持续时间较短的大气扰动,可能暂时增强或抑制降雨并改变风况,使同一季节内的天气出现显著变化。
烟雾排放后,其化学和物理性质会不断变化。一些气体会生成新的颗粒物,而已有颗粒物则会在潮湿空气中吸水,从而更有效地散射光线。稳定的大气层结和较弱的混合作用可能使污染物滞留在近地面。降雨可通过湿清除作用去除颗粒物,但新加坡的降雨未必能扑灭数百公里外的泥炭火。因此,使当地空气恢复清洁的条件与使区域火灾停止的条件虽有关联,却并不相同。
历次重大烟霾事件及其启示
早在20世纪末以前,新加坡就曾受到跨境烟霾影响,但1997年的事件成为了区域环境灾难的标志性案例。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干旱条件下,火灾在印度尼西亚大片地区蔓延,烟霾长时间影响多个国家。这次事件使人们开始重视泥炭燃烧的作用,也表明一个司法管辖区内的土地利用决策,可能给其他地区带来重大的经济和健康后果。
1997至1998年的火灾也改变了科学界对热带土地管理与大气之间关系的认识。研究表明,仅靠衡量地上森林的损失,无法充分理解火灾排放:富含有机质的土壤燃烧时,会释放出历经远为漫长的时期积累的碳。此后,区域烟霾不再仅被视为偶发的能见度问题,而是成为大气研究、公共卫生规划和东盟谈判中反复讨论的议题。
2006年10月,另一次重大烟霾事件影响了新加坡及其邻国。这次事件进一步印证了季节性干旱、退化土地上的火灾,以及有利于烟雾输送的气流路径之间反复出现的关联。烟霾再次发生也说明,单凭区域协议或火灾活动的暂时减少,并不能消除已排水泥炭地的内在易燃性,也无法根除依赖用火清理土地的做法所带来的风险。
2013年6月,新加坡遭遇了一次强度极高、但持续时间相对集中的烟霾事件。6月21日,该国的三小时污染物标准指数达到401,创下当时的最高纪录。这一数值经常被引用,但它属于当时采用的通报体系,不应直接与后来使用的24小时指数值等同看待。这次事件表明,即使没有同时出现强厄尔尼诺现象,新加坡也可能在短时间内遭受极其严重的烟霾暴露。
2015年的烟霾持续时间更长,恰逢强厄尔尼诺现象期间区域内发生严重干旱。从西南季风后期到季风转换期,新加坡反复出现空气质量不佳的情况。9月25日,中小学因烟霾停课。印度尼西亚火灾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使2015年的事件成为研究排放量估算、区域人口暴露、经济活动受扰及泥炭地管理的重要案例。
2019年,区域内再次发生焚烧与烟霾;2023年10月,新加坡也经历了一次持续时间较短的空气质量恶化。这些事件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均与2015年不同。这种差异不容忽视:“烟霾年”并不意味着每次事件都相同。进行比较时,必须关注污染物峰值浓度、污染天数、地理覆盖范围、所用指数,以及人们实际吸入受污染空气的时长。
烟霾监测与来源归因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通过地面监测网络测量空气污染物,并发布全岛不同地区的空气质量信息。面向公众的主要指标是空气污染指数(PSI)。该指数涵盖六种污染物:空气动力学直径约为10微米及以下的颗粒物、约为2.5微米及以下的细颗粒物,以及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和一氧化碳。
每种污染物的浓度均依据规定的浓度分段界值换算为分指数。公布的PSI取相关污染物分指数中的最高值,而非六项分指数的总和或平均值。烟霾期间,通常写作 的细颗粒物往往是决定指数高低的首要污染物。PSI的分级为:0—50,良好;51—100,中等;101—200,不健康;201—300,非常不健康;300以上,危险。
新加坡于2014年开始在修订后的PSI体系中纳入 。目前发布的24小时PSI与单独发布的1小时 浓度,反映的是不同时间段的平均水平。突如其来的烟羽可能使1小时浓度大幅升高,而24小时滚动平均值尚未充分反映这一变化。同样,短时浓度下降后,24小时指数仍可能维持在较高水平。这种平均效应解释了为何室外状况的变化与公布的指数值有时看似不一致。
能见度和气味是有用的观察依据,但不能替代颗粒物测量。湿度较高时,某些颗粒物会吸水,使烟霾看起来更加浓重。有气味的化合物在某些浓度下即可被嗅到,但这些浓度与细颗粒物的污染水平并不直接对应;而烟味较淡时,有害颗粒物也可能依然存在。对于相近的污染物浓度,不同国家的空气质量指数也可能给出不同的数值或等级名称。
区域监测将地面测量与遥感相结合。设在新加坡的东盟专业气象中心利用卫星观测、气象信息和区域分析来监测火灾与烟霾。热异常探测用于识别潜在火点,可见光及其他卫星影像则有助于发现烟羽。云层、卫星过境时间、小规模火灾和地下燃烧都会限制卫星的探测能力。火点并不是对过火面积、排放量或法律责任的精确衡量。
因此,来源归因需要综合多方面证据,包括火点探测、土地覆盖信息、风场、大气输送模型和化学测量。这些证据各自都存在测量不确定度。将烟羽追溯至某个较大范围的来源区域,能为跨境输送提供较有力的证据,但不足以同样有力地证明某一具体经营者的责任。科学上识别烟霾来源,与法律上证明由谁引发火灾,是两项不同的工作。
烟霾为何持续,以及何时消散取决于哪些因素
新加坡的烟霾没有固定的持续时间。其中三个时间尺度尤其重要:源区火灾的持续时间、将烟雾输送至新加坡的天气条件维持多久,以及污染物在新加坡岛附近的停留和清除时间。这些时间尺度可能相互重叠,却不一定同步变化。即使火灾仍在持续,新加坡当地的空气也可能有所改善;而在连续几天空气清新之后,烟霾也可能暂时卷土重来。
随着风向变化,单次烟羽过境可能持续数小时至数天。如果与新加坡经常存在烟雾输送联系的源区内仍有活跃火点,一轮范围更广的烟霾过程就可能在数周内反复出现。整个季节性的风险期则可能长达数月,尤其是在干旱使燃烧延续到通常应当转为湿润的时段时。这些都是“持续数月”的不同含义,不应混为一谈。
泥炭火灾的持久性,是一场阵雨未必能终结烟霾过程的重要原因。地表被雨水浸湿后,植被上的明火可能受到抑制,但泥炭深处仍可能积存热量。要靠自然条件有效灭火,就需要充足且持续的水分,使燃烧物冷却,并让地下重新恢复较湿润的状态。降雨量及其分布,比是否出现过一场孤立的暴雨更为重要。排水过度的地区还可能迅速流失水分,无法在整个区域内有效蓄水。
风向改变可能将烟羽带往别处,使新加坡的空气较快恢复清新。但这只是当地烟霾的暂时中断,并不一定意味着源区火灾已经结束。反过来,即使火灾活动已开始减弱,残留在区域大气中的烟雾仍可能继续抵达新加坡。大气混合、输送路径沿途的降雨以及烟羽所处的高度,都会影响排放减少到近地面空气质量改善之间的滞后时间。
因此,不同时间跨度的预测,其可信程度也不同。短期评估可以综合考察活跃火点、观测到的烟雾和预测风场。季节展望则评估降雨和气温是否更可能有利于火灾发展。由于人为点火、灭火行动及局地降雨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些预测无法给出新加坡未来彻底摆脱烟霾的确切日期。
季节转向湿润时,区域烟霾风险通常会降低,但日历上的某个日期并不是自然过程的明确分界线。雨季推迟、持续少雨或泥炭火灾延烧,都可能使风险期延长。反之,即使某个季节最初看似风险很高,适宜的降雨和有效的预防措施也能使空气保持相对清新。因此,对烟霾持续时间的可靠评估,必须依据实际的火灾、降雨、风况和空气质量观测不断更新,而不能仅凭厄尔尼诺状况推断。
人体暴露与已确认的健康影响
植被火灾引发烟霾期间,主要的健康隐患是吸入细颗粒物及其伴生污染物。颗粒大小影响其进入呼吸道的深度。 中有相当一部分能够到达小气道和肺泡区域。其生物学效应取决于浓度、暴露时长、颗粒成分及个体易感性,而不能仅凭是否看得见烟雾来判断。
颗粒物空气污染已确认的影响包括眼睛和气道刺激、咳嗽,以及原有呼吸系统疾病加重。细颗粒物暴露还与心血管影响有关,涉及的途径包括炎症、氧化应激、血管功能改变以及自主神经调节变化。烟雾是复杂的混合物,而非单一有毒物质,其成分会随燃烧物类型、燃烧条件及大气老化过程而改变。
在官方健康评估中,儿童、老年人以及已有心脏或肺部疾病的人是重要的易感群体。更广泛的颗粒物空气污染暴露研究证据也涉及孕期人群。这些分类描述的是不同人群在易受影响程度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每位暴露者都会患病,也不意味着看似健康的成年人不受影响。户外工作者及其他因活动需要而长时间待在室外的人,其暴露程度可能高于同一街区内留在较清洁室内环境中的人。
新加坡的研究考察了烟霾或颗粒物浓度与呼吸系统疾病就医情况、心血管事件等健康结局之间的关系。解读此类研究时,需要关注气温、季节性感染、背景污染、滞后期及其他可能的混杂因素。在将某个人的疾病归因于某个烟霾日时,尤其需要区分统计关联与已证实的因果机制。
关于长期颗粒物污染的证据十分丰富,其中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但短暂的区域性烟雾污染事件并不等同于多年持续暴露于城市污染。研究人员有时会结合模型模拟的浓度、人口分布和浓度—反应关系,估算一个火灾季的死亡负担。这些估算反映的是统计意义上的人群死亡负担,并非对逐例认定由烟霾导致的死亡人数进行直接计数。估算结果取决于模型假设,不应将其表述为临床实际观察到的死亡总数。
室内暴露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室外颗粒物可通过通风系统、门窗及建筑缝隙进入室内;其室内浓度取决于空气交换、过滤和沉降。因此,公共卫生评估会区分环境浓度与个人暴露。新加坡的烟霾应对措施包括官方健康信息发布、医疗服务应急准备,以及针对学校和工作场所的制度性安排。这些措施的实施体现了一个事实:同样的环境污染,可能给不同群体带来不同的实际生活负担和生理负担。
生态破坏与气候相互作用
最严重的直接生态损失发生在遭受火灾的地区,而非新加坡。火灾会烧死树木,使植被结构趋于单一,并破坏依赖森林生存的动物所利用的生境。反复燃烧可能阻碍森林恢复,使更开阔、更易发生火灾的植被占据优势。在泥炭沼泽地区,这些变化不仅影响地上的生物多样性,也会改变原有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水文和土壤条件。
泥炭流失的影响可能尤为持久。排水使泥炭暴露于空气中,发生分解作用,而火灾则直接烧掉积累的有机物质。这两种过程都会导致地面沉降。在地势低洼的沿海地区,地面高程下降会加大排水难度,使当地更容易遭受洪涝,尤其是在同时面临海平面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不纠正已经改变的水文状况,仅恢复树木覆盖并不一定能恢复原有的泥炭沼泽系统。
烟雾还会改变区域辐射环境。作为一种大气气溶胶,烟雾会散射和吸收入射阳光。浓重的烟霾会减少到达地表的太阳能总量,同时改变以散射光而非直射光形式到达地表的光线比例。这些变化会影响植物光合作用、地表受热、能见度及云的形成与演变过程。生态系统的响应并不一致:散射光适度增加可能改善某些植被冠层内部的光照分布,而浓烟则可能大幅减少可利用的辐射总量。
对新加坡而言,最容易证实的环境影响,是严重烟霾期间空气质量恶化、能见度降低和光照条件改变。特定生态系统所受的影响,则较难与天气、城市活动压力及其他污染源的影响区分开来。因此,不宜认定新加坡岛所受的生态破坏与发生火灾的泥炭沼泽源区相当。室外能见度下降可以直接观察到;要证明当地物种多样性发生永久性变化,则需要不同类型且时间跨度更长的证据。
火灾还会释放植被和土壤碳库中的碳,产生温室气体,其中尤以二氧化碳为主。泥炭中的碳可能历经数千年才积累起来,因此,其快速燃烧造成的碳释放无法靠植被迅速再生来抵消。净气候效应还取决于后续植被恢复、泥炭持续氧化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火灾严重的季节可能在一国全年排放量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火灾与气候变化之间存在双向关系。火灾会加剧变暖,而在一定降雨条件下,气温升高又会增加蒸发需求,加剧可燃物的干燥程度。不过,不能仅仅因为某次烟霾事件发生在炎热天气期间,就将其归因于气候变化。区域降雨波动、土地排水、起火因素和管理措施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对具体事件进行归因和开展长期预测,都需要分析这些驱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非采用单一原因的解释。
新加坡的经济成本与活动受扰
烟霾会通过增加医疗服务使用、干扰工作与上学、减少户外活动,以及改变出行和消费行为等途径带来成本。有些成本会体现在财务账目中,例如购买空气过滤设备或接受治疗的支出。另一些成本,包括身体不适、休闲机会损失,以及能见度下降所造成的价值损失,则不会直接记录在市场交易中。因此,经济成本估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涵盖范围。
新加坡环境及水源部估计,2015年烟霾造成的经济成本约为7亿新元。这是针对某次特定事件的全国性估算,并非适用于每个烟霾季的固定成本。它也应与印度尼西亚的损失估算区分开来,后者包括烟霾源头国家境内的大范围损害。世界银行估计,印度尼西亚2015年的火灾损失约为161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9%。
户外作业行业尤其容易受到影响。当能见度或空气质量恶化时,建筑、港口相关作业、园林绿化、交通运输运营及户外活动都会在运作上受到影响。影响程度取决于相关工作是被推迟、转移地点、重新组织,还是在采取额外防护措施后继续完成。如果后续能够补回进度,某一作业场所的产出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整个经济遭受永久性损失。
学校与家庭面临的成本相互关联,却又有所不同。学校停课会改变儿童照护安排,并可能影响家长的工作时间;即使学校仍然开放,对室内活动的限制也会改变日常教学和休闲安排。家庭购买空气净化器和替换滤芯的支出,虽然使资金流向供应商,但也意味着将资源用于应对污染,而这些投入原本并无必要。经济核算必须将这类防御性支出与实际福祉的改善区分开来。
旅游业和户外休闲活动可能受到能见度不佳、活动取消以及人们对目的地印象变化的影响。航空和航运也可能受到能见度方面的限制,但实际受扰程度取决于具体状况、运行系统和安全程序。认为污染物标准指数(PSI)一旦升高,就必然导致机场关闭或所有海上作业停止,是不准确的。
这些负担的分布并不均衡。室内办公人员、户外体力劳动者、有健康脆弱成员的家庭,以及依赖户外餐饮的商家,承担的成本各不相同。人们能否使用空气过滤良好的建筑空间,以及工作安排有多大灵活性,也存在差异。由于这些分配差异,烟霾问题不能仅从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总量指标来衡量:同一次全国性污染事件,可能给不同家庭和职业群体的健康、收入、时间及生活质量带来差异显著的损失。
区域协定、执法与景观恢复
跨境烟霾带来了治理难题,因为污染物排放与人群暴露发生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新加坡可以监测本国空气并监管境内活动,却无法直接管理境外所有易发生火灾的地区。因此,有效的区域治理需要将污染来源国的国内土地管理、国际合作,以及针对与焚烧有关的商业活动所采取的措施结合起来。
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于2002年签署,2003年生效。该协定为预防、监测、信息交流、应急准备,以及合作应对土地和森林火灾建立了框架。印度尼西亚于2014年批准该协定。协定在东盟的政府间架构下运作,其落实主要依靠各国主管机关及相互合作,而非单一的区域执法机构。
新加坡于2014年颁布了《跨境烟霾污染法》。该法建立了相关机制,用于处理各类实体导致或促成新加坡烟霾污染的行为,包括发生在新加坡境外的行为。法律的域外适用范围并不能消除调查中的实际困难。认定责任可能需要取得土地记录、企业关联关系资料、经营文件、证人证言,以及将特定火灾与新加坡污染联系起来的证据。
因此,卫星在特许经营地块边界内探测到的热点虽具有参考价值,却未必足以作出定论。地块边界可能存在争议,土地可能被其他方占用或使用,而责任认定可能涉及控制权、授权、预防措施或疏忽等问题。反过来,没有探测到明确热点,也不能证明未发生焚烧。执法有赖于将遥感观测结果与可靠的法律证据及实际经营活动证据结合起来。
预防工作既要减少起火,也要改变使火灾得以持续的条件。措施包括防火巡逻、早期探测、在当地组织灭火力量、采用替代焚烧清地的方法,以及改善已排水泥炭地的管理。泥炭地景观的生态恢复通常包括封堵排水沟渠或采取其他复湿措施,同时恢复植被。复湿必须考虑整个水文相互连通的区域:一处地块的地下水位管理,可能因其他地方的排水而成效受损。
供应链倡议提供了另一条治理途径。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及其他认证或采购体系,都包含与焚烧、土地用途转换和泥炭地管理有关的要求。不过,认证、企业承诺和卫星监测所发挥的作用与政府执法不同,也不能自动证明每一家供应商或每一处地块都不存在火灾风险。
能否持续减少烟霾,取决于易发生火灾的土地是否变得不易燃烧,以及相关各方是否拥有切实可行的焚烧替代方案。恢复与预防措施的成效,需要通过跨越多个季节的地下水位、火灾发生情况、经核实的过火面积、排放量和空气质量来评估。单个多雨年份可以抑制火灾,却不足以证明根本的土地管理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