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电路是对量子信息上执行的计算所作的数学与图形表示。其中的线路代表量子系统,通常是量子比特;其中的操作则描述如何制备、变换和测量这些系统。量子电路是描述基于量子门的量子计算机算法的主要语言,不依赖于实现这些算法所采用的具体物理技术。
电路模型将量子力学与计算机科学联系起来:它将物理变换表述为基本计算步骤,支持对资源需求进行精确分析,并为编程和编译提供中间表示。最简单的电路仅由可逆门及其后的最终测量组成,而实际使用的电路还包括初始化、重置、中间测量,以及根据经典测量结果选择执行的操作。因此,量子电路是一种抽象的计算对象,不一定是实际的电气电路。
历史发展与适用范围
量子电路模型源于对可逆计算以及利用量子系统处理信息的可能性的研究。与门等经典布尔运算会丢失信息:多组不同的输入会产生相同的输出。相比之下,孤立量子系统的演化是可逆的。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查尔斯·贝内特、爱德华·弗雷德金和托马索·托福里等人推动确立了这样一个结论:一般的经典计算可以按可逆方式组织。这为通向量子计算提供了重要的概念桥梁。
1980 年,保罗·贝尼奥夫在图灵机框架下提出了一种计算机的量子力学模型。理查德·费曼于 1982 年指出,量子系统可用于模拟那些经典计算机难以高效表示的物理过程。1985 年,戴维·多伊奇提出了通用量子计算机;他于 1989 年开展的量子计算网络研究,则推动了电路成为描述量子算法的系统性语言。姚期智在 1993 年的分析表明,在标准计算形式化框架下,量子电路模型与量子图灵机模型可以在多项式开销内相互模拟。
1994 年发现的肖尔算法为这一模型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应用:在理想量子计算机上,整数分解和离散对数问题可以在多项式时间内求解。洛夫·格罗弗于 1996 年提出的搜索算法展示了另一种优势,将无结构搜索所需的查询次数从 量级降至 量级。这些成果使电路规模、量子门分解和可靠实现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个电路通常描述的是输入数量固定的一次有限计算。然而,算法必须能够处理不同长度的输入。因此,算法要用一个电路族来表示,其中每个输入长度都对应一个电路,并且还要给出构造这些电路的规则。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即使每种输入长度都有一个规模很小的电路,也不意味着就有了一个可以高效描述的算法。
电路模型并非量子计算的唯一表述方式。量子图灵机、基于测量的量子计算和绝热量子计算提供了其他描述方式。这些模型的适当版本可以在多项式开销内相互模拟,但它们各自的基本操作和工程要求有所不同。当计算由可单独控制的操作组合而成时,电路表示尤其有用。而对于那些以可编程物理相互作用下的连续演化为核心行为的器件,电路表示则不那么直观。
状态空间、电路记法与数学语义
理想量子比特具有二维复状态空间,其计算基态为 和 。纯态可写为
其中的系数是复数概率幅,而不是可直接观测的经典概率。当后续操作将不同可能性叠加时,这些概率幅的相对相位会影响干涉。整个态共同乘上的全局相位则不会产生可观测的影响。
对于 个量子比特,其联合态属于一个维数为 的向量空间:
联合空间由各个量子比特空间的张量积构成。有些联合态可以分解为各个量子比特态的张量积;另一些则具有量子纠缠,无法写成这种形式。数量随量子比特数呈指数增长的概率幅是这一数学描述的核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次测量就能给出指数多个经典答案。
在常规电路图中,水平线路从左向右延伸,各项操作按时间先后排列。单条线路上的方框表示单量子比特操作;跨越多条线路的方框表示联合操作。与目标符号相连的实心控制点表示受控操作。测量符号产生经典结果,这些结果通常由双线线路承载。线路交叉和绘图顺序必须与明确标出的 SWAP(交换)操作区分开来:改变电路图的外观,不一定会改变其所表示的状态。
作用于封闭量子系统的理想门用酉矩阵 表示,满足 。若电路先施加 ,再施加 ,最后施加 ,则其整体作用为
因此,矩阵乘积的书写顺序与电路图中量子门从左到右的顺序相反。通过对未受影响的量子比特施加恒等操作,可以将局部门扩展到整个寄存器;具体的矩阵形式取决于所采用的基底排序约定。
更一般的电路需要使用密度矩阵,它既能描述纯态,也能描述统计混合态。态制备、噪声以及测量结果未被观测时的测量过程,都可以用量子信道表示:
这些完全正、保迹的映射将电路语义从可逆演化推广到了更一般的情形。以某个特定结果为条件的测量分支,则由相应的迹不增映射描述。引入经典寄存器后,就可以同时描述各个结果出现的概率,以及得到该结果后留下的量子态。
基本门、可逆性与通用性
量子门是所选电路描述中的一种基本变换。泡利 门交换 和 ,对计算基态输入实现经典非门的作用。泡利 门保持 不变,并将 乘以 。阿达马门将基态映射为等幅叠加态:
与经典比特的随机翻转不同,阿达马门产生的是相干振幅,这些振幅之后可以发生干涉。连续施加两次阿达马门会恢复原态。
双量子比特门使原本分离的线路能够相互作用。受控非门(CNOT)的作用为
其中 表示模二加法。对 的第一个量子比特施加阿达马门,再以该量子比特为控制位施加 CNOT,便得到
这是一个贝尔态。它所具有的关联无法通过为每个量子比特分别指定一个独立的纯态来解释。
如果用某个门集中的元素构建的电路能够以所需精度实现任意量子计算,那么该门集就具有通用性。任意单量子比特门与 CNOT 相结合,足以合成任意有限量子比特系统上的酉变换,至多相差一个不影响物理结果的全局相位。有限门集通常具有近似通用性,而非精确通用性。一个标准例子是 Clifford+ 门集,它由阿达马门、相位门 、CNOT 和 生成。
索洛维–基塔耶夫定理解释了为什么合适的有限门集能够逼近目标单量子比特操作,且所需门数仅随近似误差倒数的多对数增长。该定理的标准表述对生成集施加了一些条件,其中包括能够使用逆操作。对于一些重要门集,专门的合成方法能够进一步降低资源开销。近似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由有限个精确定义的门只能生成可数多个有限电路,而连续参数化的酉变换构成的是不可数集。
可逆经典计算是量子电路计算的一个子集。三比特托福利门将 映射为 ,从而能够在不丢弃输入的情况下,将逻辑与运算的结果写入一个初始值为零的目标位。额外的工作量子比特称为辅助量子比特,用于保存中间结果。它们往往必须通过反计算恢复初态:在将有用的结果转移到别处之后,逆向执行中间步骤。仅仅忽略工作空间,可能会使其仍与输出保持纠缠,从而破坏后续所需的干涉。
并非所有门族都能提供通用量子计算能力。仅由克利福德门构成的电路虽然能够产生大量纠缠,却受到严格的代数限制。相反,在克利福德操作之外补充适当的非克利福德资源,就能实现通用计算。这一区别在容错架构中尤为重要,因为不同门族的实现成本可能相差甚远。
测量、经典控制与信息流
测量将量子电路与经典数据联系起来。对于纯 量子比特态的计算基测量,得到比特串 的概率为
单次执行通常只产生一个采样结果,而不是完整的振幅列表。通过重复执行(通常称为 shots,即采样次数),可以估计概率分布或某个可观测量的期望值。如果某个可观测量的取值为 和 ,那么经过 次独立采样后,其样本均值的方差至多为 。因此,要通过直接采样使统计估计的加性误差达到 ,通常需要 量级的采样次数。
测量不仅会产生结果,也会改变量子态。对于由投影算符 描述的投影测量,得到结果 的概率为 ,相应的条件态为
测量不一定要逐一分辨每个量子比特。例如,奇偶校验测量可以揭示两个计算基取值是否相同,而不区分 和 。这种有选择地提取信息的方式是量子纠错的基础。
动态电路允许在执行过程中进行测量,并根据得到的经典结果选择后续操作。量子隐形传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发送方对一个处于未知态的输入量子比特和纠缠对中的一半进行联合测量。测量得到的两个经典比特决定接收方应对纠缠对的另一半施加哪一种泡利校正。输入态由此得以转移,而无须传送原来的物理量子比特;但该协议需要经典通信,不能用于超光速传递信息。
延迟测量原理指出,许多中间测量和经典控制操作可以用相干控制来替代,从而将测量推迟到最后。这一原理说明的是计算上的等价性,而不是工程成本相同。延迟测量可能需要额外的量子比特、更长的相干时间或更多的量子门。反过来,提前测量并重置可以释放物理量子比特以供复用,从而减小计算所需的电路宽度。
测量也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将量子线路视为普通的、可以复制的经典线路。不可克隆定理禁止存在一种能够复制任意未知量子态的通用物理操作。受控非门(CNOT)可以将一个基态值复制到初始化为零的目标量子比特上,但作用于叠加态时,它通常会产生纠缠,而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副本。相比之下,经典测量记录可以使用普通数字逻辑进行复制和处理。
有些电路采用后选择:只保留得到指定结果的运行。这是一种合理的实验方法,但其成功概率也是一种计算资源。如果以一个概率随规模指数级减小的结果为条件,一个看似规模很小的电路也可能需要指数级次数的执行。因此,在普通算法中,不能把后选择视为确定性控制的免费替代手段。
算法结构与计算复杂性
量子算法利用电路引导干涉,使其有利于产生有用的测量结果。仅有初始叠加态并不能带来加速:量子门必须适当安排相位与关联,才能高效提取所需信息。常见的算法结构包括可逆算术运算、受控变换、基变换、相位估计,以及反复执行关于选定子空间的反射操作。
量子傅里叶变换按照下式映射计算基态:
其标准电路使用阿达玛门和受控相位旋转;教科书中的精确分解需要 个量子门。近似版本则省略幅度足够小的旋转。这种变换的高效性并不意味着电路能够高效输出任意指数规模向量的全部傅里叶系数:载入输入与读取输出仍然各有其成本。
在量子相位估计中,幺正算符的受控幂运算将某个本征值的相位编码到辅助寄存器中,随后通过逆傅里叶变换,将这些相位信息转化为可测量的二进制估计值。肖尔算法利用类似结构求一个数在整数模下的阶。其效率不仅取决于傅里叶变换,还取决于实现模运算的多项式规模电路。对于密码学应用,完整的资源估算必须包括这些算术电路及其容错实现。
电路资源包括宽度、规模和深度。宽度指电路中量子比特的数量;规模通常指基本量子门的数量;深度则是在指定的并行执行规则下,依次执行的层数。对于特定架构,双量子比特门数量、测量次数、辅助量子比特需求和非克利福德资源可能更有参考价值。深度并不直接等同于实际运行时间,因为不同操作的持续时间不同,而且共用的控制硬件可能使名义上相互独立的量子门无法同时运行。
在计算复杂性理论中,复杂性类 BQP 由这样一类判定问题组成:在标准门集假设下,能够由一致生成的多项式规模量子电路以有界错误概率求解。常见定义要求:对于答案为“是”的实例,接受概率至少为 ;对于答案为“否”的实例,接受概率至多为 。重复运行可以降低错误概率。一致性保证经典过程能够高效生成相应电路,而不是为每一种输入长度分别设置一个电路,将不可计算或过于复杂的信息隐藏在其中。
并非所有有用的电路都以返回单个判定比特为目标。量子模拟估计物理可观测量,采样电路生成分布,变分电路则使用通过经典数学优化来调整的参数。这些任务需要不同的比较标准。任何声称的优势都必须将态制备、重复测量、经典处理以及当前最佳经典方法纳入考量。仅仅减少预言机查询次数或抽象的量子门数量,并不能证明在物理设备上具有实际的运行时间优势。
编译与物理实现
算法层面的电路通常采用便于推理的量子门来表示,而这些门未必是处理器可直接执行的。量子编译器会将电路逐步转换为多种表示形式:将高层子程序分解为基本门,将逻辑量子比特分配到物理位置,为相互作用规划路由,并安排操作的执行时序。最终,量子门由经过校准的控制信号或其他器件特定的过程来实现。因此,电路图处于算法与实验之间的中间层。
原生门集取决于物理平台。基于超导量子比特的器件可以使用微波驱动的单量子比特旋转,以及通过可调耦合或交叉共振控制产生的双量子比特相互作用。离子阱器件利用激光或微波驱动内部态变换,并通过集体运动介导纠缠操作。中性原子系统则可以利用高度激发的里德伯态之间的强相互作用。这些平台都能实现同一个抽象电路,但其连接方式、时序和误差特性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连接性是编译过程中的一项主要约束。如果处理器只允许相邻量子比特之间发生相互作用,那么对相距较远的量子比特执行逻辑门,就需要进行路由,或采用其他机制来建立所需的相互作用。SWAP 门可交换两个量子比特的状态,并可分解为三个 CNOT 门。因此,路由会增加门的数量,也可能增加电路深度。在全连接架构上看似很浅的算法,放到线性链或稀疏的二维布局上,可能会变得深得多。
优化既利用代数恒等关系,也利用硬件信息。连续的互逆门可以相互抵消;绕同一轴的旋转可以合并;可对易的门可以移动位置,从而为进一步化简创造条件。有些电路中表示出来的操作并不需要实际施加物理脉冲。在适当的控制系统中, 轴旋转可以通过更新后续脉冲的相位参考来实现,这通常称为虚拟 门。由于存在这些区别,不加区分地统计电路符号数量,并不能构成完整的成本模型。
调度必须考虑依赖关系、门操作时长、测量延迟以及控制资源冲突。电路中途测量会引入一条经典反馈路径:控制器必须在相关量子信息退相干之前,接收测量结果并确定下一步操作。复位和量子比特复用可以减小电路宽度,但也可能带来额外的时间开销和误差代价。因此,优化需要进行权衡,而不是寻找一个在所有情况下都最优的电路。
软件系统通过编程语言、程序库或中间表示来提供电路的表达接口。OpenQASM、Qiskit、Cirq 等系统都提供了表达操作和测量的方式,但各自支持的抽象有所不同。语法的可移植性并不保证性能的可移植性。最终可执行的电路取决于目标器件的门集、拓扑结构、当前校准情况以及所支持的控制流。因此,只有明确说明所采用的抽象层级和实现假设,报告的资源计数才有意义。
噪声、纠错与容错电路
物理电路的实际行为会偏离理想的酉变换。能量弛豫会改变激发态的布居,退相位会抑制基态之间的相干性,而不完美的控制则会引入过度旋转或非预期的相互作用。测量和初始化也存在误差。泄漏可能使物理系统逸出指定为量子比特的两个能级,而串扰则会使某个操作影响其他量子比特。这些效应未必相互独立,在整个器件上也未必相同,更不一定随时间保持不变。
噪声通常通过在理想电路中插入量子信道来建模。简化的随机模型为各个量子门赋予出错概率,但相干误差和相关误差的行为可能不同于相互独立的随机故障。如果 个操作各自以概率 独立发生故障,那么不发生任何模型所描述故障的概率为 。这有助于说明故障的累积效应,却不能普遍用于预测输出的准确性:不同误差可能相互抵消、未被检测到,或以不同方式影响所测量的可观测量。
量子纠错将一个逻辑量子比特编码到多个物理量子比特中,并反复提取错误综合征。综合征能够揭示错误信息,而不直接测量所编码的逻辑态。在稳定子码中,辅助量子比特与数据量子比特相互作用,以测量指定的泡利算符乘积。通过处理经典的综合征记录,可以推断应采取的纠正操作,或更新用于确定后续测量结果应如何解读的记录。
实现容错并不只是使用一种纠错码。电路的构造必须防止少量物理故障扩散为不可纠正的逻辑错误。例如,如果综合征提取电路设计不当,依次与多个数据量子比特相互作用的辅助量子比特就可能传播相关错误。态制备、综合征测量、逻辑门和最终读出都需要采用容错流程。
表面码是一种备受关注的方案,因为它的综合征电路只需在二维排列中进行局域相互作用。其码距 是非平凡逻辑泡利算符的最小权重;在通常的理想化解码假设下,它最多可以纠正 个数据量子比特上的任意错误。每个逻辑码片所需的物理量子比特数大致按 缩放,而执行操作还需要额外的空间和时间。阈值并非普适的硬件常数:它取决于噪声模型、综合征电路、连接结构和解码器。
非克利福德门往往占据容错开销的主要部分。魔态蒸馏利用含噪声的资源态和受保护的处理过程,生成质量更高的态,以支持此类门的实现。因此, 门数量、 门深度、资源态生成速率以及经典解码延迟,可能比算法单纯的逻辑门总数更为重要。误差缓解采用另一种思路,通过额外的实验和经典处理来降低估计偏差,而不提供完整的编码保护。其采样开销可能变得很大,而且通常无法使任意深度的含噪声电路可靠运行。
经典模拟、验证与实验评估
经典模拟无需在量子硬件上执行电路,而是通过数学计算求得电路对应的数值。直接的态矢量模拟器需要为 个量子比特存储 个复振幅。按每个复振幅占用 16 字节计算,30 量子比特的态约需 16 GiB,而 40 量子比特的态约需 16 TiB,且这还不包括额外的工作内存。一般的密度矩阵模拟需要存储 个矩阵元素。这些指数增长的开销解释了为何不受限制的模拟会迅速变得困难,但并非所有电路族都具有这样的开销。
戈特斯曼–克尼尔定理表明,在态制备、Clifford 门和测量满足标准限制的条件下,稳定子计算可以得到高效的经典模拟。这类电路能够产生广泛的纠缠,说明仅凭纠缠的存在,并不能断定经典计算难以处理。其他模拟方法则利用非 Clifford 操作数量较少、纠缠有限、深度较低或特殊代数结构等特点。其有效性取决于电路本身以及所要求的输出。
张量网络方法将量子门和量子态表示为通过共有指标相连接的张量。模拟由此转化为选择并执行张量缩并顺序的问题。决定内存占用和运行时间的是最大的中间张量,而不只是量子比特数。几何布局狭窄或纠缠较弱的电路,即使含有很多量子比特,也可能易于模拟;而规模相近、连接更密集的电路则可能困难得多。此外,计算单个振幅、抽取样本和计算可观测量的开销也可能各不相同。
电路验证关注的是某个实现是否满足给定规范。在理想的幺正情形下,即使两个电路的门序列不同,它们也可能仅相差一个全局相位,因而彼此等价。当涉及测量和经典控制时,等价性就必须同时考虑结果概率和条件量子态。形式验证可以使用符号代数、决策图、重写系统或证明辅助工具,但可扩展的方法通常依赖对结构的利用,而不是构造完整矩阵。
实验验证还面临另一项限制:无法用一组规模很小且不依赖输入的测量,对任意未知量子过程进行完整表征。随着系统规模增大,完整的量子态层析或量子过程层析会变得代价高昂。更有针对性的方法包括随机基准测试、周期基准测试,以及针对特定输出分布设计的检验。每种方法测量的性质不同,所依赖的假设也不同。平均门保真度很高,本身并不能证明一个很长的算法会返回正确结果。
采样演示体现了执行电路与验证其输出之间的区别。2019 年,谷歌报告了一项使用 53 个工作中的超导量子比特进行的随机电路采样实验。后续的经典模拟研究大幅改变了对与之竞争的经典计算开销的估计。这类比较取决于具体的电路集合、近似标准、硬件资源和验证指标。因此,对于超出直接经典模拟能力的电路,评估需要结合规模较小且可由经典计算核验的实例、结构化测试、噪声表征以及独立实现之间的比较,而不是重建每一个振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