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是一大类含有全氟化碳基团、结构多样的合成化学物质,包括易迁移的小分子化合物、表面活性化学品、气体和高分子聚合物。它们耐热、耐化学侵蚀,并具有独特的界面行为,因此广泛应用于消防泡沫、防护服、半导体制造和工业密封件等领域。部分 PFAS 自二十世纪中叶起便已投入生产。
PFAS 也是重要的环境污染物。许多 PFAS 难以通过常规生物和化学过程降解,另一些则会转化为极难降解的含氟产物。在生产、使用和处置过程中释放的 PFAS 已污染饮用水水源、土壤、野生生物和人群。“永久性化学物质”这一称呼指的就是这种持久性,但它并非严格的化学分类:不同 PFAS 在迁移性、蓄积性、毒性以及处理难易程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要理解 PFAS,就必须区分单一物质的性质与这一类物质的整体特征。目前,关于全氟辛酸和全氟辛烷磺酸的研究证据尤为丰富,而许多其他 PFAS 的特性仍缺乏充分研究。因此,研究与监管既关注已有深入研究的单一化合物,也着眼于持久性物质的排放、复杂混合物、测量不全面以及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更广泛的问题。
定义、命名与主要类别
PFAS 的定义依据是分子结构,而非某一种用途或毒理学性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 2021 年公布的一项广泛采用的定义,将 PFAS 界定为含有至少一个完全氟化的甲基或亚甲基碳原子的含氟物质,且该碳原子上不连接氢、氯、溴或碘原子。这一定义涵盖含有 或 基团的物质。具体法律、监测计划及科学研究所采用的定义可能更窄,因此,所报告的 PFAS 数量取决于采用的分类方式和化学物质名录。
在全氟烷基中,相应烷基上的所有氢原子均被氟原子取代。多氟烷基物质则既含有完全氟化的碳基团,也含有未完全氟化的碳原子。全氟烷基可用简式 表示。分子的其余部分决定了该物质是表现为酸、中性挥发性化合物、表面活性剂,还是构成聚合物的一部分。因此,“PFAS”并不等同于“含氟化学物质”:许多含氟物质并不具备某一 PFAS 定义所要求的结构基团。
重要的非聚合物类别包括全氟烷基羧酸、全氟烷基磺酸、氟调聚醇、磺酰胺和含氟醚酸。全氟辛酸(PFOA)的分子式为 ,若将羧基中的碳原子计入,共有八个碳原子。全氟辛烷磺酸(PFOS)通常写作 ,具有一条含八个碳原子的全氟烷基链。在大多数环境水体中,这些酸主要以带负电荷的离子形式存在,但在讨论测量结果时,通常仍沿用相应酸的名称。
聚合物类 PFAS 包括聚四氟乙烯(PTFE)等氟聚合物,以及侧链含氟聚合物;后者的含氟基团连接在另一种聚合物主链上。这些结构差异十分重要:即使主链保持完整,含氟侧链仍可能在降解过程中释放;而完整的高分子量氟聚合物,其迁移特性和生物可接近性则不同于小分子含氟酸。
在许多 PFAS 文献中,“长链”和“短链”有特定的划分惯例。长链全氟烷基羧酸通常总共含有八个或更多碳原子,而长链全氟烷基磺酸则含有六个或更多完全氟化的碳原子。这些分类有助于描述总体趋势,但不能用来划定有害物质与无害物质之间普遍适用的界限。支链结构、醚氧原子、官能团和分子电荷可能与链长同样重要。
分子性质与环境持久性
碳—氟化学键是理解 PFAS 化学性质的关键。氟的电负性很强,许多全氟化结构中的碳—氟键在通常的环境条件下很难断裂。分子中的含氟部分还会改变其碳骨架参与反应的难易程度及反应活性。不过,不能仅凭键强度推断持久性:完整的分子结构以及是否存在可行的反应机理,共同决定了降解能否发生。
含氟链的极化率较低,与水、烃类及其他材料的相互作用方式不同于普通烃链。一些 PFAS 将含氟的疏水链段与离子型或其他亲水性头基结合在一起。这类分子属于表面活性剂:它们会在界面富集,并降低表面张力或界面张力。这种行为解释了它们为何能有效用于润湿、涂覆、乳化和发泡。它也会影响环境迁移,因为空气与水之间的界面能够滞留大量具有表面活性的 PFAS。
许多全氟烷基酸是环境转化的终产物。其结构中缺乏易于发生酶促反应的位点,而这类反应通常是有机污染物开始分解的第一步。常规水解、日光照射和普通微生物代谢往往无法提供有效的矿化途径。相比之下,一些多氟前体物含有非氟化部分,可受到酶或大气氧化剂的作用。这些反应可能使原分子的链长缩短或结构发生改变,却留下具有持久性的全氟酸。
持久性、迁移性和生物累积性是不同的性质。短链酸可能主要以溶解态存在,容易随水迁移;较长链的物质则可能更容易与沉积物或生物体内的蛋白质结合。许多离子型 PFAS 并不遵循传统疏水性污染物所表现出的简单脂质分配规律。它们的分布可能涉及蛋白质结合、静电相互作用和界面富集。与此同时,中性前体物可能具有相当的挥发性,并通过大气输送到达遥远地区。
环境持久性也不同于生物体内的清除时间。一种化合物可能在水中长期保持化学结构完整,却能相对迅速地从某种生物体内排出。反过来,选择性重吸收和蛋白质结合可能使一种化合物在人体内滞留多年,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 PFAS 都有类似表现。这些区别说明,无法用单一的降解速率、分配系数或生物半衰期准确概括整个类别。它们也解释了为什么用迁移性更强的物质替代生物累积性很强的物质,可能只是将一种环境管理难题换成另一种。
工业发展与生产工艺
20世纪,随着制造商寻求能够耐受腐蚀性化学品、高温和严苛机械工况的材料,工业氟化学不断发展。1938年,罗伊·普朗克特在杜邦公司工作期间发现了聚四氟乙烯(PTFE)。这种材料兼具耐化学腐蚀、电绝缘和低摩擦等特性,随后在工业和消费品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0世纪40至50年代,含氟表面活性剂的大规模开发相继展开,催生了更多类别的非聚合物型PFAS和含氟表面处理剂。
历史上,两种重要的生产工艺是电化学氟化法和氟调聚法。在电化学氟化过程中,有机原料在无水氟化氢中通过电化学反应实现氟化。这一过程可用氟取代氢,并生成直链产物、支链产物以及不同链长化合物的混合物。产物混合物的组成取决于起始原料和操作条件。通过这一工艺生产的物质包括用于全氟辛烷磺酸(PFOS)相关化学品生产的前体。
氟调聚法通常使用四氟乙烯构建含氟链段,再通过后续反应引入官能团。许多产物包含一个碳原子数为偶数的含氟链段和一个较短的非氟化链段。“6:2”这样的标记表示相关链中有六个氟化碳原子和两个非氟化碳原子。这些标记描述的是结构链段,而不是毒性类别。氟调聚醇可用于制造表面处理化学品,其中一些可转化为全氟烷基羧酸。
氟聚合物的制造涉及含氟单体的聚合。过去,全氟辛酸(PFOA)或其相关盐类曾在某些水相聚合工艺中用作加工助剂。加工助剂与最终聚合物并不是同一种物质:必须区分残留的低分子量化学品、生产过程中的排放物以及最终产品的性质。一些替代加工助剂本身也属于PFAS,包括与GenX商品名相关的六氟环氧丙烷二聚酸及其盐类。
随着环境证据不断积累,生产格局也发生了变化。2000年,3M公司宣布逐步淘汰其主要的PFOS相关化学品。2006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启动了一项自愿性的PFOA管理计划,参与企业承诺到2015年减少并最终消除指定的PFOA相关排放及产品中的相关物质含量。这类计划并不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或使用就此终止。生产活动发生了地域转移,替代化学品进入市场,而早期使用的物质仍留存在产品、受污染场地和各类废物流中。因此,历史上的生产工艺至今仍影响着污染物混合物的组成,以及对环境测量结果的解读。
应用与性能要求
当普通材料难以同时满足拒油、拒水、耐化学腐蚀、低表面能和热稳定性等要求时,人们便会使用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这些特性在不同产品中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制造工艺槽液中以低浓度使用的含氟表面活性剂,与作为主体材料使用的氟聚合物部件,在功能上并不等同,尽管两者都可能属于广义的PFAS。因此,评估某项应用时,需要明确实际使用的物质、其所起的作用,以及发生释放的条件。
一项重要用途是水成膜泡沫灭火剂,简称AFFF,专为扑救涉及易燃液体的火灾而开发。含氟表面活性剂有助于水膜在某些烃类燃料表面铺展,抑制燃料蒸气逸出,并与泡沫覆盖层协同发挥作用。过去,机场、军事设施、炼油厂和消防训练场在反复开展训练及应急灭火时,将PFAS直接释放到了土壤和水体中。早期以全氟辛烷磺酸(PFOS)为基础的配方与后来以氟调聚物为基础的配方,其化学组成各不相同;泡沫浓缩液中可能含有复杂的前体物混合物,而不仅仅是常规检测的几种酸。
在纺织品、地毯、皮革和纸张处理中,含氟化学品可同时赋予材料拒水和拒油性能。从技术上说,这种双重性能不同于单纯的拒水性能,后者通常可以通过其他材料实现。侧链含氟聚合物被用于表面改性,同时保留基材的力学性能。食品接触用纸和包装也曾是另一类应用,不过,限制措施和行业自愿调整已使一些司法管辖区的某些用途有所减少。
氟聚合物可用于垫片、密封件、阀门、化工设备、电线绝缘层、膜和不粘涂层。其耐强腐蚀性化学品的能力,在工业系统中可能十分重要。在半导体制造中,PFAS已被用于专用配方、设备部件,以及需要精确控制污染和表面特性的工艺。其他应用还包括金属电镀、感光材料、润滑剂,以及某些医疗和实验室器械。
评估替代方案时,应针对具体的性能要求,而不是将PFAS视为一个不加区分的整体类别。无氟灭火泡沫、非含氟表面处理技术和替代工艺设计可以取代部分用途,但其性能取决于燃料、基材、设备和操作条件。替代也可能改变能源消耗、使用寿命、工人暴露情况或废物产生量。这些比较需要从全生命周期角度进行:产品在正常运行期间排放较低,并不意味着已经考虑了原材料生产、制造、维护或处置过程中发生的释放。
环境来源、迁移与转化
PFAS 通过生产排放、工业废水、消防泡沫的使用、产品磨损、废物处置以及向大气中的排放进入环境。污水处理厂可能使其在出水、污泥和空气之间重新分配,却不破坏其含氟结构。将受污染的污泥施用于土地,可使 PFAS 转移到农田土壤中。垃圾填埋场接收含 PFAS 的产品和工业废物,其渗滤液又可能将污染物带回污水处理系统,使这些污染物在废物管理设施之间持续循环。
PFAS 在土壤中的迁移取决于其分子结构和场地条件。带负电荷的 PFAS 会与矿物表面、有机质、溶解态离子以及气—水界面发生相互作用。链长和官能团通常会影响其滞留程度,但土壤的酸碱度、盐度、水分饱和度以及其他化学物质的存在也很重要。在非饱和土壤中,PFAS 在气—水界面的富集可能延缓其向下迁移。随后,水分条件的变化又可能使部分滞留的 PFAS 重新迁移,导致原始污染源停止排放后很长时间内仍有 PFAS 持续释放。
PFAS 一旦进入地下水,其中的持久性化合物就可能形成范围广泛的污染羽。短链酸通常较易迁移,而某些较长链化合物及前体物则更容易滞留。因此,仅凭水流速度不足以充分描述 PFAS 在含水层中的迁移。解吸、向低渗透性区域的扩散以及前体物的缓慢转化,都可能延长污染持续的时间。即使污染源已被清除,场地内仍可能持续检出一定浓度的 PFAS,因为受污染的土壤和低渗透性介质仍是次生污染物储库。
PFAS 也会通过河流、近岸水域和大气迁移。中性挥发性前体物可经大气远距离输送,随后氧化为持久性酸类。离子型 PFAS 可随气溶胶和水滴迁移,其中也包括受污染海水形成的海洋飞沫颗粒。海洋环流提供了另一条远距离迁移途径。在偏远地区检出 PFAS,并不一定意味着附近存在相关生产活动;这也可能反映了它们多年来通过相互连通的大气和水体系统迁移的结果。
环境转化使污染源解析更加复杂。测得某种终端酸浓度升高,可能是前体物转化的结果,而非该酸发生了新的排放。反之,某种受监测化合物浓度下降,也可能意味着它转化成了未被监测的 PFAS,而非已被分解破坏。因此,研究人员会区分母体分子的消失与完全矿化;后者是指有机碳转化为无机产物,且氟以氟离子的形式回收。由于转化产物具有持久性,在解读现场观测和处理实验结果时,必须进行化学物质的质量平衡分析。
人体暴露与体内处置
人体可通过饮用水、食物、室内灰尘、消费品及职业环境接触这类物质。各途径的相对贡献因地理位置、年龄、饮食、职业以及与污染源的距离而异。在受到工业排放或消防作业场地污染影响的社区,饮用水可能是主要暴露途径。食物途径包括受污染的鱼类、农作物、畜产品,以及某些食品接触材料中的物质向食品的迁移。在氟化工生产以及某些涉及含 PFAS 材料的作业中,职业暴露水平可能显著更高。
暴露评估会区分外部摄入量与到达体内组织的量。许多研究较充分的全氟烷基酸在摄入后很容易被吸收。它们在体内的分布不同于主要蓄积在脂肪中的污染物:与血液和组织中的蛋白质结合,尤其是与血清白蛋白结合,是影响其分布的重要因素。某些 PFAS 会富集于血液、肝脏和肾脏。分子大小、电荷、蛋白质亲和力及跨生物膜转运都会影响哪些组织的暴露水平最高。
这类物质通过肾脏和胆汁相关过程消除,其中涉及主动转运和重吸收。经滤过或分泌进入尿液的物质可能被转运回体内,从而延长其滞留时间。PFOA、PFOS 和全氟己烷磺酸在人体内的消除半衰期通常以年计,不过不同人群和研究方法得出的估计值有所不同。其他 PFAS 的消除速度可能快得多。实验动物中测得的半衰期可能与人体存在显著差异,同一动物物种内也可能因性别而异。
某些 PFAS 能穿过胎盘,也存在于母乳中,因此会在发育早期形成暴露途径。转移程度取决于具体化合物及其在母体中的浓度。血液中的浓度也会随着生长、妊娠相关的生理变化,以及经月经或哺乳排出而改变。这些过程使不同年龄组和人群之间的比较更为复杂。测得的浓度较低,并不一定意味着此前的暴露水平较低,尤其是在生产变化或人口迁移已使暴露情况随时间发生改变的情况下。
生物监测通过生物样本测量化学物质;对于已被广泛研究的 PFAS,最常用的样本是血清或血浆。人群调查已证实,人们普遍接触过几种历史上广泛使用的化合物;在采取限产和逐步淘汰措施的国家,其中一些化合物的浓度已有所下降。然而,常规检测项目仅涵盖这一大类物质中的一小部分。血清检测结果反映的是采样时某些选定物质的体内暴露情况;它既不能列出体内的全部 PFAS,也不能确定所有来源,更不能单凭这一结果判断某种具体疾病是否由暴露所致。
毒理学与流行病学证据
目前,健康影响方面的证据最充分的是少数研究较深入的 PFAS,尤其是全氟辛酸(PFOA)和全氟辛烷磺酸(PFOS)。相关研究综合采用实验室毒理学研究、机制实验、职业人群研究以及基于社区的流行病学研究。这些不同来源的证据回答的是不同问题。受控动物实验可以确定特定条件下的效应,而人群观察性研究则考察现实暴露条件下的关联,但必须考虑共同暴露的化学物质、其他风险因素以及既往暴露情况的不确定性。
据报道,某些 PFAS 与人群中的血清胆固醇升高、对部分疫苗的抗体应答减弱、肝酶指标改变以及某些妊娠相关结局存在关联。证据的强度和一致性因化合物和所考察的终点而异。免疫效应在多项风险评估中尤为重要。测得疫苗抗体应答减弱,是一项群体层面的生物学发现;对这一发现的解读,并不等同于诊断某个个体患有免疫缺陷。
实验研究发现,PFAS 可对脂质代谢、肝功能、发育和免疫信号传导产生影响。一些 PFAS 会与核受体相互作用,其中包括调控代谢通路的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其他机制涉及细胞信号传导、转运蛋白及内分泌相关过程。没有任何单一机制能够解释这一类物质所呈现的所有已观察到的效应。将实验室研究结果外推至人类时,受体活性、体内剂量和清除过程的物种差异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2023 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 PFOA 列为对人类致癌的物质(第 1 类),将 PFOS 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的物质(第 2B 类)。对 PFOA 的评估依据包括充分的实验动物证据、强有力的机制证据,以及在人类肾细胞癌和睾丸癌方面的有限证据。这些分类识别的是致癌危害,并不说明在某一特定环境浓度下发生癌症的概率;对某一种 PFAS 的分类,也不能自动适用于这一类物质中的所有成员。
剂量、持续时间、暴露时机以及混合物的影响,仍是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发育期暴露的后果,可能不同于成年期相同外暴露剂量所造成的后果。在观察性研究中,各种 PFAS 的浓度高度相关,可能使研究者难以区分单个物质的贡献。当与健康状况有关的肾功能或生理变化改变了体内化学物质浓度时,还可能出现反向因果关系。风险评估通过整合证据和采用不确定性系数来处理这些问题,但当不同机构选择不同的终点、模型或假设时,估算结果也会有所差异。对研究较深入的化合物所得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基础,但并不能据此认定,数千种结构不同的 PFAS 具有相同的毒性效力。
采样、化学分析与暴露测量
PFAS 分析对污染控制的要求格外严格,因为实验室和现场设备中普遍使用含氟材料。采样容器、管路、防水服、仪器部件和实验室试剂都可能引入背景污染。经过验证的方法会明确规定适用的材料,并设置现场空白、实验室空白、回收率检查及其他质量控制措施。样品采集和储存程序同样重要,因为化合物可能吸附在容器表面、分配到颗粒物中,或因前体物转化而发生变化。
靶向分析通常将液相色谱法与串联质谱法联用。色谱法用于分离化合物,质谱法则用于检测特征离子和碎片模式。同位素稀释法使用同位素标记的标准物质,以补偿提取损失和基质效应。这种方法能够测量饮用水中浓度极低的特定 PFAS,但报告的结果仅适用于该方法涵盖的化合物。未检出意味着目标物未能在该方法的报告限以上得到定量,并不意味着样品中不含任何 PFAS。
标准化方法的检测范围已不再局限于少数传统酸类物质。美国环境保护署的 537.1 方法和 533 方法用于检测饮用水中指定的 PFAS。2024 年定稿的 1633 方法涵盖 40 种 PFAS,适用于废水、固体和组织等多种环境基质。不同基质需要不同的提取和净化程序。不能简单地认为,适用于较洁净饮用水的方法,在污泥、工业废水或生物组织中也能取得同样良好的效果。
覆盖范围更广的分析方法旨在寻找靶向检测项目所遗漏的物质。高分辨率质谱法可用于可疑物筛查,以及识别此前未被认识的化合物,但鉴定结果的可信度取决于是否有参考标准物质和结构证据。总可氧化前体物测定法对样品进行强氧化处理,并测量特定全氟烷基酸含量的变化。这种方法能够揭示可氧化前体物的贡献,但既不能鉴定所有原始前体物,也不能将每一种 PFAS 都定量转化为所测定的产物。
总量氟测定提供了互补的分析视角。测定可吸附有机氟或可提取有机氟的技术,可估算由具体操作方法界定的含氟物质组分。它们不能直接给出样品中 PFAS 的数量、种类或毒性,而且测得的部分有机氟可能来自不属于所采用 PFAS 定义范围的化合物。将已鉴定物质折算的氟当量与总量测定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尚无法解释的部分。这类比较要求统一计量单位、考虑提取回收率,并注意无机氟离子的影响。因此,由此得到的“氟质量平衡”是一项系统性的核算工作,而不是一种能够对所有 PFAS 作出确定结论的单一检测。
水处理、场地修复与销毁
PFAS 处理需区分分离与销毁。分离是将污染物从水或其他介质中去除,但会将其转移到体积更小的废物流中。销毁则是破坏有机含氟结构,理想情况下生成氟化物和其他成分明确的无机产物。处理系统即使在出口处表现出极高的去除率,原有的 PFAS 仍可能基本完整地留在用过的处理介质、污泥、泡沫或浓缩液中。因此,这些残余物的管理是处理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事后另行考虑的问题。
颗粒状活性炭广泛用于通过吸附去除某些 PFAS。处理效果取决于链长、官能团、天然有机物、接触时间以及活性炭的性质。短链化合物往往比长链物质更早穿透处理介质。离子交换树脂对某些阴离子型 PFAS 可具有较高的吸附容量,但竞争离子和水的化学组成会影响处理效果。这两种技术都需要监测污染物穿透情况,并最终对处理介质进行管理或再生。
反渗透和纳滤能够截留多种 PFAS,包括许多迁移性较强的化合物。其有效性取决于膜的特性、运行条件以及水中存在的物质。这些技术会产生浓缩废液,并需要能源投入和维护。泡沫分离利用表面活性化合物易于在气水界面富集的特性,将其浓缩到可收集的泡沫中。一般而言,这种方法对表面活性较强的 PFAS 比对某些短链物质更为有效。
污染场地的修复措施包括污染源开挖、围控、地下水抽出处理,以及原位添加吸附剂。这些措施的目的可能是减少污染物迁移或降低暴露,而非清除全部污染物。长期效果取决于场地地质条件、残余污染源以及滞留过程的可逆性。固定 PFAS 并不等于将其销毁;某种添加材料在实验室中的短期表现,本身也不足以证明其在现场能保持数十年的稳定性。
正在研究或已在特定情境中使用的销毁方法包括高温热处理、超临界水氧化、电化学氧化、等离子体处理,以及某些光化学或化学还原方法。处理效果高度依赖废物基质和运行条件。要证明实现了销毁,仅测量少数目标化合物浓度的下降还不够;相关证据还包括氟化物释放量、有机氟收支平衡、气体排放以及中间产物的鉴定。对高浓度工业溶液有效的工艺,用于低浓度地下水污染羽时可能并不切实可行。因此,许多处理技术的开发将浓缩与独立的销毁步骤相结合,同时评估能源需求、设备腐蚀、二次废物和分解不完全等问题。
监管、风险评估与替代
PFAS 的治理通过多种不同机制开展,包括限制生产和使用、设定饮用水限值、评估膳食暴露、控制排放、制定污染场地管理规定,以及提出废物管理要求。这些措施针对的问题不同,不应视为可以相互替代。饮用水限值规定特定介质中的浓度;生产限制控制物质进入商业流通;可耐受摄入量则用于估计特定健康保护框架下的可接受暴露水平。这些数值既取决于科学考量,也取决于法律考量。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已将若干类 PFAS 列入国际管控范围。全氟辛烷磺酸(PFOS)、其盐类及全氟辛烷磺酰氟于2009年列入;全氟辛酸(PFOA)、其盐类及 PFOA 相关化合物于2019年列入;全氟己烷磺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于2022年列入。各项列入决定的具体规定和豁免有所不同。它们针对的是明确列名的物质及相关化学物质类别,而非为所有 PFAS 制定一项全球统一的规则。
在欧洲联盟,2020年《饮用水指令》将20种指定 PFAS 的浓度总和参数值设为 ,将“PFAS 总量”的参数值设为 ,并就采用哪一项参数作出了实施规定。同样在2020年,欧洲食品安全局针对 PFOA、PFOS、全氟壬酸(PFNA)和全氟己烷磺酸(PFHxS)的合计摄入量,设定了按每千克体重计为 的组别每周可耐受摄入量。该评估所依据的关键效应是疫苗抗体应答减弱。这一数值适用于上述四种化合物的合计摄入量,而非所有 PFAS。
在美国,美国环境保护署于2024年4月发布的饮用水最终规则,将 PFOA 和 PFOS 各自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污染物最高限值设为 ,同时对其他若干种 PFAS 及特定混合物作出了规定。这项在特定时间发布的规则体现了针对单一化合物设定限值与基于混合物的管理方法之间的区别。2023年,丹麦、德国、荷兰、挪威和瑞典的主管部门在欧盟 REACH 化学品监管框架下,提交了一项覆盖范围广泛的 PFAS 限制提案。提案及其科学评估与已经颁布实施的限制措施并不相同。
政策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应逐一管理 PFAS,按结构亚类管理,还是将其作为一个大类、同时根据具体用途加以区分。逐一评估能够针对具体化学物质作出判断,但相对于这一大类物质的庞大规模而言,进展缓慢。覆盖范围更广的管理方法着眼于持久性,以及用另一种问题物质替代某种问题物质的可能性,但也需要区分聚合物、易迁移的酸类、前体物及不同的暴露途径。因此,替代评估会考察技术功能、现有替代方案、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排放,以及替代物引入其他危害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将化学品监管与产品设计、工业过程控制以及持久性材料的长期管理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