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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假说

星云假说认为,太阳和行星由旋转云团的坍缩及其周围盘状结构的演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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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系引力太阳质量角动量氢压强湍流星云假说

星云假说认为,太阳系起源于一团旋转的气体和尘埃云。这团云在自身引力作用下收缩,在接近中心的位置形成了太阳,并在周围的盘状结构中形成了行星。现代星云假说综合了恒星形成、盘演化、固体颗粒生长和行星动力学等理论。这个术语也指历史上尤其与伊曼努尔·康德和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有关的学说,不过那些学说中的许多机制如今已被其他机制取代。

星云假说从共同起源的角度,解释了行星轨道为何大致共面、运行方向为何以顺行为主,以及岩质内行星与富含挥发性物质的外侧天体为何存在差异。由这一假说发展而来的现代理论也能解释其他恒星周围的行星系统,而不要求这些系统与太阳系高度相似。支持证据来自对年轻恒星及其周围盘的观测、对陨石的实验室分析、航天器测量,以及系外行星的性质。行星起源于盘这一总体理论框架已得到充分确立;但其中若干过程各自的重要性及其发生时序,仍是研究的活跃课题。

历史发展与经典星云模型

早期的星云构想试图解释行星运动为何呈现出有序的规律。大多数行星的轨道几乎处于同一平面内,公转方向也相同,这表明它们的运动可能继承自共同的源头,而非各自独立形成。1734年,伊曼纽尔·斯韦登堡提出了一种涉及太阳物质和旋转结构的宇宙起源学说。康德于1755年出版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提出,弥散分布的物质可以通过引力作用聚集,形成太阳和扁平的行星系统。他的论述是定性的,尚不具备后来气体动力学所使用的数学工具。

拉普拉斯在1796年出版的《宇宙体系论》中提出了另一种构想。他设想,太阳最初具有一个范围广阔、温度很高且不断旋转的大气层,这个大气层在冷却过程中收缩。随着收缩使自转加快,赤道处的物质会因离心作用获得支撑,并以环状形式脱离。这些环随后凝聚成行星,类似的过程则产生卫星。因此,常见的“康德—拉普拉斯假说”这一名称,实际上将两种相关但并不相同的解释合称在一起:康德强调弥散物质的聚集,而拉普拉斯强调一个广延的太阳体的收缩与环状物质的脱离。

经典模型遇到了重大的物理难题。气体环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聚集成一颗行星;它可能向外扩展、消散,或分裂成多个物质聚集体。更严重的是,太阳约占太阳系总质量的99.86%,却只占太阳系现有总角动量的一小部分,后者大多蕴含在行星的轨道运动中。如果缺乏有效的角动量输运机制,一个单纯收缩的天体,其自转速度会远高于现在的太阳。这些问题削弱了严格按环状物质脱离过程解释行星形成的理论,但并未否定行星在旋转盘中形成的可能性。

20世纪初,其他构想开始产生重要影响。托马斯·张伯伦和福里斯特·莫尔顿提出了微行星假说,认为一次恒星近距离交会从太阳中拉出了物质;詹姆斯·金斯和哈罗德·杰弗里斯则提出了相关的潮汐理论。这类解释面临一些难题,包括恒星近距离交会十分罕见,以及被拉出的高温气体更倾向于消散而非形成行星。20世纪中叶,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杰拉德·柯伊伯、维克托·萨夫罗诺夫等人的研究,使盘的形成与吸积重新成为行星起源研究的核心。萨夫罗诺夫于1969年出版的专著,推动建立了以固体天体相互碰撞实现增长的定量理论。现代星云理论框架保留的是太阳和行星在同一个盘中形成的观点,而非拉普拉斯所提出的环状物质脱离这一具体机制。

母云的坍缩与原恒星的形成

恒星形成始于分子云中寒冷、密度相对较高的区域。分子云主要由分子态的氢和氦组成,并混有少量较重元素和尘埃。形成恒星的致密云核,温度通常约为10—20开尔文。其演化取决于自身引力、气体压强、湍流和磁力之间的竞争。当支撑作用因云核内部演化或周围环境的压缩而变得不足时,坍缩便开始了。一般的星云假说并不要求存在某种特定的外部触发因素,例如附近的超新星。

一种有用的理想化模型,是均匀、无压球体的自由落体时间:

tff=3π32Gρ,t_{\mathrm{ff}}=\sqrt{\frac{3\pi}{32G\rho}},

其中,GG 为引力常数,ρ\rho 为初始密度。取致密分子云核的典型密度,可得这一时间尺度约为 10510^{5} 年。实际的坍缩过程更为复杂,因为气体具有内部结构、带有磁场,并且在旋转。起初,辐射能够带走压缩产生的大部分热,使气体保持近似等温。密度进一步升高后,辐射更难逸出,中心温度随之上升。

坍缩的中心最终形成一颗原恒星。在最初阶段,其能量主要来自引力收缩和不断落入的物质,而非持续的氢核聚变。标准计算表明,在中心气体升温至足以使氢分子解离之前,会先形成一个暂时由压强支撑的天体。解离过程吸收能量,使第二次快速坍缩得以发生,形成一个更紧凑的恒星胚胎。此后,物质继续从周围的包层向内落入,或通过盘进入恒星,或转向形成外流。

即使初始旋转很弱,在收缩过程中也会变得重要。比角动量为 jj 的气体若不损失角动量,就无法直接落向中心。在由中心质量 MM 主导的简化引力场中,其特征离心半径为

rc≈j2GM.r_{\mathrm{c}}\approx\frac{j^{2}}{GM}.

因此,物质会聚集成扁平的旋转结构。碰撞和激波耗散无序运动,而旋转则得以保留。磁场会将落入气体的角动量传递给周围环境,这一过程称为磁制动,使上述图景变得更加复杂。有限电导率、霍尔效应,以及中性气体与带电粒子之间的不完全耦合,都会影响盘能否形成及其形成方式。这些过程解释了为什么旋转云团不会只是收缩成一颗孤立、快速自转的恒星。

原行星盘的结构、输运与消散

原行星盘并不是一块刚性旋转的圆板。其内侧区域的轨道角速度高于外侧区域,大致遵循开普勒关系:

ΩK=GM∗r3,\Omega_{\mathrm{K}}=\sqrt{\frac{GM_*}{r^{3}}},

其中,M∗M_* 为恒星质量,rr 为距恒星的距离。气体压力抵消了部分引力,因此盘内气体的轨道运动通常与自由绕行的固体略有不同。在垂直方向上,压力抵抗恒星的引力。对于薄盘,压力标高近似为 H=cs/ΩKH=c_{\mathrm{s}}/\Omega_{\mathrm{K}},其中 csc_{\mathrm{s}} 为声速。

盘的热结构取决于恒星辐照、吸积引起的内部耗散,以及辐射冷却的效率。盘的表面可以受到直接照射,而致密的中平面仍处于遮蔽之中。尘埃对不透明度有很大影响,因此颗粒的生长和沉降会改变盘的温度与垂直结构。观测到的盘,其典型半径为几十至几百天文单位,不过不同盘的大小差异很大。盘的质量则更难确定,因为分子氢难以直接观测,而根据尘埃推算质量时,所依赖的尘埃颗粒性质和气尘质量比都存在不确定性。

吸积要求角动量向外输运或从盘中流失。仅靠分子黏度通常不足以解释观测到的吸积率。一种常用的唯象描述将有效输运系数写为:

ν=αcsH,\nu=\alpha c_{\mathrm{s}}H,

其中,α\alpha 概括的是输运效率,并不指明其物理成因。提出的机制包括流体动力学不稳定性、质量足够大的盘中的引力矩,以及磁应力。当气体与磁场充分耦合时,磁旋转不稳定性可以产生输运。在较冷、弱电离的区域,非理想磁流体效应可能抑制这种不稳定性,但磁驱动的盘风仍可带走角动量。因此,用单一的常数 α\alpha 并不能普遍描述真实的盘。

年轻恒星的吸积率通常约为每年 10−910^{-9}–10−710^{-7} 个太阳质量,不同天体之间差异很大,偶尔还会发生强烈爆发。对恒星群体的观测表明,内侧含尘盘通常在几百万年内消失,但也有一些能持续一千万年以上。这限制了具有大质量气体包层的行星形成所能利用的时间。盘的消散是吸积、磁驱动风、行星引起的结构重塑以及光致蒸发共同作用的结果;光致蒸发是指辐射将表层气体加热到足以逃逸的程度。一旦质量损失率超过向内侧某一区域输送物质的速率,盘中就可能出现间隙,剩余的内盘也可能较快耗尽。因此,盘的消散历程既影响行星的最终质量,也影响其迁移幅度。

从尘埃颗粒到星子

盘中最初的固体物质包括亚微米级和微米级颗粒,其中一些来自母体分子云,另一些则在盘内形成或发生变化。在碰撞速度较低时,表面力使颗粒能够黏合,最初形成多孔聚集体。布朗运动、差异沉降、气体湍流以及气动漂移的差异,都会促使颗粒相遇。随着聚集体长大,它们与气体的相互作用也随之改变。一个有用的衡量指标是斯托克斯数:

St=tstopΩK,\mathrm{St}=t_{\mathrm{stop}}\Omega_{\mathrm{K}},

其中,tstopt_{\mathrm{stop}} 是气体阻力使颗粒相对于气体的运动衰减的时间尺度。斯托克斯数较小,表明颗粒与气体的耦合较强;数值越大,则表明颗粒的运动越独立。

通过黏合实现的生长面临几重障碍。有些碰撞只会使聚集体变得致密,却不能使其结合,从而形成反弹壁垒。更高速的碰撞可能使聚集体破碎,形成碎裂壁垒,其阈值取决于成分、孔隙率、温度和碰撞的几何条件。冰质聚集体的表现可能不同于干燥的硅酸盐聚集体,但并不存在适用于整个盘的统一碰撞阈值。另一个问题是径向漂移。由于压力支撑通常使气体的旋转速度略低于当地的开普勒速度,固体颗粒会受到迎面气流的阻力,损失角动量并向内移动。

St\mathrm{St} 接近一的颗粒,其漂移速度可能尤其快。在简化的盘模型中,若忽略气体自身的径向运动,则有:

vr≈−2ηvKSt1+St2,v_{r}\approx-\frac{2\eta v_{\mathrm{K}}\mathrm{St}}{1+\mathrm{St}^{2}},

其中,vKv_{\mathrm{K}} 为开普勒速度,η\eta 则衡量径向压力支撑的程度。在某些条件下,厘米至米级的固体会在远短于盘寿命的时间尺度内向内迁移。因此,常说的“米级壁垒”只是对某种物理障碍的简称;这一障碍所对应的颗粒尺寸,会随当地气体密度和盘结构而变化。

现代模型往往通过颗粒的集中富集,而非不间断的两两黏合,来克服这些障碍。压力极大值区域可以捕获固体,减缓其向内漂移。流不稳定性源于颗粒与气体之间相互的气动力学作用,安德鲁·尤丁和杰里米·古德曼于2005年在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中发展了这一理论。在有利条件下,流不稳定性会产生高密度的颗粒聚集区,这些聚集区可以受到引力束缚,并坍缩成直径可能达数十至数百千米的星子。这一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颗粒尺寸、局部固体丰度、湍流以及压力梯度。星子一旦形成,引力便成为后续生长的核心因素。一些遥远小天体的形状和双星构型,包括2019年观测到的阿罗科思的接触双星结构,为检验天体通过温和聚合及颗粒聚集区坍缩而形成的机制提供了依据。

类地行星与巨行星的生长

星子通过碰撞不断生长,而碰撞过程受到引力聚焦效应的影响:天体的引力使来袭物体向其偏转,从而增大其有效碰撞截面。当随机相遇速度较低时,较大的天体能够以远高于其他天体的速率生长,形成失控生长。随着最大的天体扰动周围环境、提高相遇速度,生长过程会变得更加自我调节。这一较晚的阶段通常称为寡头生长,因为数量有限的行星胚胎主导着局部的动力学过程。碰撞并不总能促成生长;撞击速度、角度和物质强度共同决定天体是合并、相互侵蚀,还是碎裂。

岩质行星主要由盘内侧的固体物质形成。在大部分气体消散之后,行星胚胎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导致轨道交叉,并在数千万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引发多次大碰撞。地球的生长、金属与硅酸盐的分异,以及月球的形成,都属于这一漫长阶段,而非星云最初坍缩的阶段。目前主流的月球起源理论认为,月球形成于一次大碰撞,但撞击的几何构型、随后的物质混合过程以及确切的时间顺序仍在研究之中。不同的生长历程也有助于解释,为何火星的质量远小于地球,以及为何小行星带中的物质如此稀少。

在核心吸积模型中,巨行星起初具有一个固体核心,通过引力束缚盘中的气体而获得大气层。最初,气体包层的生长受其冷却和收缩能力的限制。视不透明度、固体物质的流入情况以及周围盘的条件而定,质量约为地球数倍至数十倍的核心,其包层可能进入快速气体吸积阶段。人们常提到的十个地球质量是一个有用的参考尺度,而非普遍适用的阈值。此后,盘的物质供给速率、盘隙的形成以及盘的消散,共同影响行星的最终质量。天王星和海王星可能代表了这样一种形成结果:富含固体物质的大型天体所获得的氢和氦,远少于木星和土星。

卵石吸积能够加速核心生长:质量足够大的行星胚胎可以捕获漂移而来的颗粒,这些颗粒的能量会因气体阻力而耗散。其效率取决于胚胎质量、颗粒大小、湍流状况以及颗粒层的垂直厚度。质量足够大的行星能够改变附近的气压分布,阻碍卵石继续输送。另一种不同的机制是盘不稳定性,它通过大质量盘的碎裂形成气态天体。引力不稳定性可在一定程度上用托姆雷参数来表征:

Q=csκπGΣ,Q=\frac{c_{\mathrm{s}}\kappa}{\pi G\Sigma},

其中,κ\kappa 为本轮频率,Σ\Sigma 为气体面密度。该参数接近一时,自引力作用较强,但要发生碎裂,还需要足够快速的冷却。这一机制在某些质量大、温度低的盘外部区域中最有可能发生,但并不能以同样的可能性解释每一颗巨行星的形成。

凝结、化学继承与陨石年代学

星云理论框架将行星的组成与盘中物质的分布及其经历的变化联系起来。在高温下,只有难熔物质能保持固态;随着气体冷却,更多矿物乃至挥发性物质的冰相逐渐能够稳定存在。凝结计算解释了为什么富含钙和铝的物相会出现在最早形成的高温固体之中,以及为什么在适当条件下,主要的硅酸盐矿物和金属铁会随后形成。这些计算取决于总压强、元素丰度和化学平衡。实际的盘中还含有从先前环境中继承的颗粒,并会经历快速加热、物质输运和化学反应,这些过程可能使其无法达到完全平衡。

雪线是某种挥发性物质在气态与冰态之间发生显著转变的区域。水雪线尤其重要,因为水冰可以增加可供利用的固体物质总量,并改变颗粒的碰撞特性。它的位置并不固定,而是随吸积加热、恒星光度、盘的不透明度以及时间而变化。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碳各自在不同温度下具有相应的凝结前沿。因此,不能用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把盘简单划分为处处干燥的内区和处处富冰的外区,并以此准确描述整个盘。

陨石保存了早期太阳系各类过程详尽但不完整的年代记录。富钙铝包体通常缩写为 CAI,其年龄接近45.67亿年,惯例上被用来界定太阳系年代学的起点。许多球粒形成于随后的数百万年间,是前体固体物质经历短暂加热与冷却的产物。利用铀—铅体系和短寿命放射性核素体系进行的放射性测年,为凝结、熔融、吸积和分异的先后顺序提供了约束。铝-26的半衰期约为71.7万年,曾为一些早期星子提供大量热量,使其内部发生熔融,并使金属核与硅酸盐幔分离。

化学和同位素特征也记录了物质输运与不完全混合的过程。前太阳颗粒保留着早于太阳存在的恒星的特征,表明部分星际物质在盘形成过程中得以保存下来。不同陨石类群在多个同位素体系中的差异表明,年轻太阳系内部曾长期存在彼此有别的物质储库。这些差异为颗粒漂移、混合以及与行星生长相关的输运屏障形成模型提供了约束,但并不能唯一确定盘的演化历史。同样,地球上的水既有来自早期吸积物质的贡献,也有来自后期输送物质的贡献,并不要求所有水都出自单一来源。对彗星和小行星的测量显示,它们的氢同位素比值各不相同,因此必须结合动力学与地球化学约束,评估不同物质储库的相对贡献。

来自年轻恒星系统的观测证据

年轻恒星周围存在盘状结构,是支持现代星云理论框架最有力的直接证据。红外辐射观测表明,许多年轻恒星体周围存在温暖的尘埃,其辐射使观测到的总辐射超出了仅靠恒星光球所能产生的水平。后来的光学和近红外成像进一步分辨出了这些盘:既能通过散射光看到它们,也能看到它们在明亮背景前呈现的暗色剪影。猎户座星云中的受照原行星盘表明,这类盘还会受到附近大质量恒星的外部照射和侵蚀。这些观测使行星诞生的环境成为可直接研究的物理对象,而不再仅仅是对遥远过去事件的重建。

毫米波和亚毫米波干涉测量能够分辨年轻恒星周围距离更远、温度更低的物质。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列(ALMA)于2014年拍摄了年轻恒星金牛座HL的一幅图像,揭示出多个明暗相间的环带,引发了广泛研究。“高角分辨率盘子结构项目”的主要成果于2018年发表,表明在其明亮盘样本中,环带、间隙及其他结构十分常见。这些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能够改变固体物质的输运,并创造有利于星子形成的环境。不过,该样本是按亮度筛选的,因此不能直接将其中的盘视为所有盘的代表。

暗环本身并不能证明行星的存在。嵌入盘中的行星可以扰动气体并捕集尘埃,但尘埃颗粒性质的变化、凝结前沿、磁过程以及其他盘内动力学过程,也都可能形成环带或间隙。尘埃连续谱辐射不仅取决于物质的数量,还取决于温度、光学深度和颗粒的不透明度。利用分子谱线开展的气体观测,则能进一步提供有关旋转、温度和局部速度扰动的信息。因此,光谱学有助于区分单纯的亮度图样与动力学扰动,但解释这些观测仍然需要建立模型。

对盘内年轻行星伴星的直接探测,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联系。PDS 70 b和c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被报道发现,位于其主星盘内的大空腔中。它们的辐射和氢谱线发射,为研究年轻行星及其持续吸积提供了证据。观测还发现了与PDS 70 c相关的紧致物质结构,被解释为环行星盘。即便这些系统也未能提供形成过程的连续记录:恒星年龄、行星质量、吸积率和盘的性质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观测研究采取的是比较策略,将许多被推断处于不同演化阶段的系统,与数值模型以及实验室对尘埃和冰行为的约束结合起来。

行星迁移与行星系统的多样性

1995年发现的飞马座51 b证实,巨行星可以在类太阳恒星周围运行,轨道周期仅约四天。这类热木星对行星始终停留在其形成位置附近的简单图景提出了挑战。它们的存在并未推翻行星在盘中形成的观点,却表明完整的理论必须将轨道演化纳入其中。随后的巡天发现了由近距离行星组成的紧凑系统、沿偏心轨道运行的行星,以及结构不同于太阳系的行星系统。因此,星云理论框架必须解释各种可能结果的分布,而不能只重现一组固定的轨道半径序列。

当行星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引起角动量交换时,就会发生行星迁移。质量较小的行星会在气体盘中激发波动,并与其轨道附近的气体交换角动量。这些力矩的综合作用可以推动行星向内或向外移动,具体取决于温度和密度梯度、冷却过程,以及共轨气体的行为。质量更大的行星可能在盘中开辟间隙,但其运动未必只是跟随盘中由黏滞作用驱动的内流。间隙深度、气体供给以及来自间隙两侧的力矩都很重要。简化的迁移分类是有用的近似,而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截然不同的物理状态。

当行星通过迁移彼此靠近时,它们可能进入轨道共振,轨道周期之比接近2:1或3:2等数值。一些排列紧密的系外行星系统保留着共振链,这与它们曾经历过由盘驱动的有序迁移阶段相符。另一些系统则可能因后来的不稳定过程、与残余微行星的相互作用或潮汐演化而脱离共振。热木星也可能通过先经历高偏心率轨道、再由潮汐作用使轨道收缩的途径形成。不同系统中可能有不同的机制起作用,而恒星自转轴与行星轨道轴的对齐情况、伴星及伴随行星的群体特征,以及轨道分布,都有助于区分这些机制。

迁移在太阳系模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大转向假说提出,木星最初在气体盘中向内迁移,后来在与土星相互作用后转而向外迁移。这一过程可能使内侧固体盘的外缘截短,并重新分配小行星物质,但它是依赖特定模型的历史重建,而非已经确立的事件。尼斯模型的各种情景则关注更晚时期巨行星通过与残余微行星盘相互作用而发生的轨道重排。这些情景旨在解释处于共振中的小天体群体和动力学激发等特征,同时允许不稳定过程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太阳系缺少近距离超级地球,以及火星质量偏小,仍是约束这些相互竞争的演化历史的重要条件。

预测的局限与尚未解决的物理问题

现代星云理论框架整合了多种过程,这些过程各自都可以接受检验,却横跨极其广阔的尺度范围。分子碰撞影响尘埃颗粒的黏附;气体流动塑造颗粒的聚集区域;行星间的近距离交会则会重排行星系统的整体结构。能够分辨整个盘结构的模拟,通常无法直接刻画每一次尘埃颗粒碰撞或每一个磁场空间尺度。因此,模拟需要对未能分辨的物理过程作近似处理,包括采用输运系数、碰撞模型或简化的颗粒群体。不同的假设可能产生相似的最终行星系统,由此形成一个反问题:仅凭现今的系统构型,无法唯一确定造就它的演化历程。

一个核心的不确定性是盘如何输运角动量。空间均匀的湍流模型能够再现某些总体演化特征,但观测和包含磁场的计算支持更复杂的结构,包括相对平静的盘中平面,以及通过盘风带走角动量的机制。这一区别不仅影响物质向恒星的吸积。湍流决定颗粒的碰撞速度和垂向搅动程度,而压强结构则调控颗粒的漂移。因此,同一种输运机制可能影响固体物质能否存留下来、微行星在何处形成,以及行星胚胎捕获卵石的效率。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测量气体速度、约束磁场性质,并建立纳入盘内电离过程和化学过程的模型。

第二个不确定性涉及固态天体形成的时间与效率。微行星可能在某些位置较早形成,而在其他位置晚得多,并非在整个盘中同时出现。颗粒高度聚集所需的阈值条件、微行星的初始尺寸分布,以及卵石吸积和微行星吸积各自的相对贡献,目前仍缺乏充分约束。巨行星还带来了更多问题,包括核心形成有多快、包层如何冷却,以及气体吸积如何终止。巨行星内部的组成、实测引力场、大气元素丰度,以及不同元素组成的恒星周围行星的统计分布,都能提供互为补充的检验。

盘消散与动力学不稳定性发生的时间顺序,也是制约预测能力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气体阻尼可以使正在生长的行星保持在相对接近圆形的轨道上,而气体消散后,系统则可能陷入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性何时出现,对轨道间距和行星质量十分敏感。后期碰撞可能抹去早期证据,而留存至今的陨石仅代表原始物质中的一小部分。因此,研究致力于提出能够串联不同独立记录的预测,涉及盘的观测、同位素物质库的分离、小天体尺寸分布、行星组成,以及系外行星的出现率。尤其具有判别力的一项检验是:某个提出的形成历程,能否在不为每一类记录分别指定互不相关的初始条件的情况下,同时再现其中的多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