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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工程与制造 / movable-type

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以可重复使用的单字排版,最早兴起于东亚,后经欧洲金属铸字技术与工业机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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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印刷是一种印刷术,将刻有文字或其他符号、可重复使用的独立字块排列成文,涂墨后压印到承印物表面。印刷完成后,字块可以拆开,重新排列,用于排印其他内容。这与雕版印刷不同,后者将整页或一页中的较大部分雕刻在同一块印版上。活字可用烧制的陶土、木材、金属及其他材料制成;其本质特征在于单个印刷单元能够重新组合,而不在于使用某种特定的材料或机器。

现存最早详细记述活字印刷的文献,介绍的是十一世纪中国毕昇的工作。此后,朝鲜发展出金属活字技术,留存至今的实物证据包括1377年印制、通常简称为《直指》的一部书。十五世纪中叶,在欧洲,约翰内斯·古腾堡及其他印刷从业者建立了一套结合金属活字、适用油墨与印刷机操作技术的体系,推动了商业印刷的迅速扩张。这些发展分别发生在不同的文字体系、出版体制和经济环境之中。

几个世纪以来,活字印刷一直是书籍、报纸、公文及商业印刷品生产的重要基础。它的历史涵盖可复制字模的制造、熟练工匠的劳动组织、文本的流通以及排字的机械化。尽管在二十世纪,照相排版和数字排版系统取代了大多数商业印刷生产中的金属活字,活字印刷的许多操作惯例与概念仍深深融入当代字体排印之中。

原理、材料与文字系统

每枚活字的印刷面上都有凸起的反向字形。在凸版印刷过程中,油墨涂在凸起的表面,再通过压力将字形转印到纸上。不参与印刷的部分较低,通常不会接触纸张。因此,单枚活字必须同时满足几项要求:印刷面的高度必须足够一致,字身必须能稳固地拼排在一起,字面还必须经得起反复着墨和压印。

欧洲金属活字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形制术语。凸起的字形称为字面,支撑字面的块体称为字身,凸起字形周围的平坦区域称为字肩。字身的尺寸决定了字符所占的空间,而这一空间不一定与其笔画的可见宽度相对应。例如,较窄的字母“i”和较宽的字母“m”,字身在一个方向上的尺寸可以相同,宽度却相差很大。不着墨的空白填充材料用于隔开词与词、行与行。一副活字包含特定设计和字号的字母、数字、标点及其他符号,并按实际排印需要配备数量,其中常用字符的数量更多。

材料的选择既影响活字的制作,也影响其使用。烧制的黏土可以呈现精细的字形,但容易破损。木材比较容易雕刻,尤其适合大字,但木纹、含水量和磨损程度的差异可能影响印刷的一致性。金属可以制成耐用、轮廓清晰的印刷面,但需要适当的铸造或加工方法。在欧洲铸字业中,以铅、锑和锡为主要成分的合金成为标准材料。各成分的比例随所需硬度、铸造性能和生产方法而变化。

文字系统决定了整套活字的组织方式。采用字母文字的印刷作坊,需要为种类相对有限的一组字母配备多枚活字,此外还要配备大写字母、标点、合字、带附加符号的字母及专用符号。汉字印刷则需要数千种不同的字,其中许多字很少使用。这增加了活字制作、存放、查找和用后归位的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活字印刷在技术上不可行:东亚印刷者发展出了分类检字系统,并储备了大量活字,以满足这些需求。

因此,与其将这项技术理解为一组彼此独立的单字,不如将其视为一套完整的生产系统。活字制作、排版、油墨、纸张、压印以及用后活字的回收归位,必须相互配合。活字印刷不一定需要欧式螺旋印刷机,而印刷机也可以不使用活字,转而印刷木刻版或其他凸版。活字的发明与特定印刷机械的发明彼此相关,却是不同的历史问题。

中国的起源与后续发展

关于活字印刷,早期最重要的记载见于宋代学者、官员沈括于1088年完成的《梦溪笔谈》。沈括记述了毕昇在庆历年间(1041—1048年)发明的一种方法:将单字刻在胶泥上,再烧制使其坚硬。这段记载对字粒的排列、固定及重复使用有着罕见的详尽描述。

据沈括记载,先在铁板上铺一层由松脂、蜡和纸灰等调制的黏合料,再用铁框划定排版区域,将单个字粒排入框内。加热使黏合料软化后,用平板压平排好的字面,使各字达到同一印刷高度。两块铁板可以交替使用,一版付印时,另一版便可排字。常用字备有多个字粒。用毕后,加热即可使印版松解,从而取回字粒。

沈括强调了这种方法在大量印制时的优势,同时指出,印数很少时,其效益有限。这一区别揭示了活字印刷长期存在的一项经济特征:排版需要先投入人工成本,而重复使用活字可以降低后续印制工作的准备成本。目前没有一套存世泥活字能够确凿认定为毕昇所制,也不应将这段记载视为证据,认定他所用的具体方法立即取代了当时既有的印刷方式。不过,它确实是现存最早详述可重复使用单字进行印刷的文献。

王祯于1313年刊行的农学著作《农书》,对木活字作了深入的技术论述。他介绍了木活字的制作与编排方法,并附图说明了帮助排字工人查找字粒的转轮排字架。他还记述了自己于1298年使用木活字印制地方志的经历。这些装置解决的不只是字粒本身的制作问题,更是如何从数量庞大的字库中检取所需字粒这一实际难题。

此后,中国继续采用多种材料制作活字,并在不同机构中开展活字印刷。18世纪,由清廷主持编成的大型分类汇编《古今图书集成》,于1720年代采用铜合金活字印行。同一世纪稍后,武英殿的木活字印书计划刊行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是与皇家藏书工程相关的一套丛书。这些事业表明,活字印刷有能力支撑大规模出版,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它在中国各地都是占主导地位的印刷方式。

雕版印刷始终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它便于再现书法和插图,可以保留整版以备重印,也无须将大量字粒拆版归位后再重新排版。因此,中国印刷史呈现的是多种技术并存的局面,而非从雕版到活字的简单更替。出版者的资源、作品的性质、预期重印需求以及地方工艺传统,都会影响印刷方式的选择。

朝鲜半岛的金属活字与日本近世早期的印刷实践

朝鲜半岛在金属活字的早期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据史料记载,十三世纪高丽王朝时期已使用金属活字。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礼仪文献汇编《详定古今礼文》,据载于1234年以铸造金属活字印行。这一版本已不存世,因此,其历史地位所依据的是文献记载,而非对现存印本的实物考察。

现存最早、且能够确证以金属活字印刷的书籍是《直指心体要节》,这是一本佛教教诲集的简称。其刊记载明,该书于1377年在清州兴德寺印制。这一金属活字本仅存下卷,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所有印刷书籍中最早的一部——雕版印刷的历史要早得多——而在于它是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金属活字印本。

朝鲜王朝于1392年建立后,朝廷接连主持了多次活字制作工程,其中著名的有1403年的癸未字、1420年的庚子字和1434年的甲寅字。这类工程需要官员、书法家、金属工匠、排字工和印刷工协同合作,为儒家经典、史书、政务文献和技术书籍的刊印提供了支持。由于制作数量庞大的汉字活字需要投入小作坊难以筹集的资源,国家资助尤为重要。

朝鲜半岛的活字铸造和排版方法,并不与后来欧洲的做法完全相同。存世活字与文献表明,金属活字的制作和排版固定采用过多种技术;印刷时通常使用水性油墨,并借助刷子将文字转印到纸上,而非像古腾堡那样,将油性油墨与螺旋式压印机相结合。不同批次活字所用的技术细节也有所变化。十五世纪谚文的创制,也为朝鲜语文本的印刷开辟了新的可能,不过,汉字在宫廷和学术出版物中仍占据重要地位。

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活字印刷经由多种渠道在日本推广。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欧洲印刷设备,出版日语及其他语言的著作。在1592至1598年日本侵朝战争期间,朝鲜半岛的书籍、设备及印刷技艺也传入日本。日本的木活字印本将活字排印的文字与精美的装饰设计相结合,代表作包括十七世纪初与本阿弥光悦、角仓素庵有关的嵯峨本。

然而,十七世纪日本商业出版中,雕版印刷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雕版便于呈现草书、混合字形和插图,还能将整页版木保存下来,供日后重印使用。这段历史说明,活字的出现并不必然导致其得到普遍采用:即使掌握了活字印刷技艺,整个出版体系的运作方式仍可能更有利于另一种技术。

古腾堡与欧洲的印刷生产体系

约翰内斯·古腾堡是来自美因茨的金属工匠兼企业家,欧洲在十五世纪中叶前后确立的铸造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与他密切相关。斯特拉斯堡1439年的记录表明,当时有一项涉及技术设备且须保密的事业,但这些记录并未完整描述一套实际运作的印刷流程。有关其成熟印刷实践,最有力的证据来自留存至今的印刷品,以及记载他与美因茨的约翰·福斯特之间财务关系的文献。

约于1454—1455年印制的古腾堡圣经,是这一早期印刷事业最著名的成果。其正文通常每栏四十二行,因此又称“四十二行圣经”,不过部分早期印制的书页行数较少。该书以拉丁文印刷,采用庄重的哥特字体,模仿了当时手抄本《圣经》的外观,也力求体现其权威性。书籍既有纸本,也有犊皮纸本,许多印本在印刷后又经手工绘制首字母、添加朱书或施以彩饰。通常估计这一版印制了约180部,但当时完整的生产记录已无存世。

其关键成就在于将多种相互配合的技术整合起来。同一字符的活字必须能够反复制成,且尺寸足够一致;油墨必须能附着在金属上,并清晰地转印;纸张或羊皮纸必须能够承印;还需要有一种装置,能够对排好的版面施加可控的压力。欧洲印刷工使用黏稠的油性油墨,相比东亚雕版印刷常用的水性墨,这种油墨更适合金属活字。螺旋压印机则为向印版表面施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

在成熟的欧洲铸字体系中,工匠将带有凸起字符的钢制字冲打入较软的金属,制成字母模。再将字母模装入手铸模具,注入熔融的铸字合金,即可反复铸出字身尺寸统一的活字。这一工艺将字符设计与批量制造联系起来。不过,古腾堡本人作坊所用的具体工具和操作程序,并没有完整的文献记载,因此不能同样有把握地将后世铸字业的所有成熟做法都归于他。

古腾堡与福斯特之间的财务纠纷最终诉诸法律,相关诉讼记录见于1455年。此后,福斯特与彼得·舍费尔合作,两人于1457年印制的《美因茨诗篇》醒目标明了印刷者及印刷日期。因此,欧洲早期印刷并非某个孤立工匠独力取得的成就,而是一个由投资者、熟练工人和相互竞争的作坊共同参与、不断发展的行业。

目前没有连贯的文献证据能够证明古腾堡的印刷工艺源自东亚活字印刷。亚洲较早的发明与欧洲的印刷体系,同属广义上的技术史,但必须区分可能发生的传播与已有证据证实的接触。可重复使用单字这一原理上的相似,本身并不能说明具体的铸字、制墨或印刷机制造技术是如何传播的。

排字、印刷与印刷作坊的组织

传统印刷作坊将工作分为文字排版、压印和印张后加工。排字工从分格字盘中挑选单个活字,放入排字手盘,通常以手稿或带有标记的印刷样本为依据进行排版。通过插入空铅等间隔材料,将各行调整到规定的行长。排好的字行先移至盛字盘,最后组成版面。排字不仅要求准确识读原稿,还需要决定拼写、标点、缩写、行末断字以及现有活字的调配。

各页通过拼版排成可供印刷的形式:计算它们在纸张上的位置,使纸张折叠后各页能按正确的阅读顺序排列。对开印张对折一次,形成两叶,即四页;四开印张折叠两次,形成四叶,即八页。实际生产可能采用更复杂的安排,包括半张纸印刷,以及分多次印完一张纸。排好的各页与填空材料一起锁固在通常称为版框的框架内,构成印版。

校对在正式印刷前进行,有时也会在印刷过程中进行。改错需要松开或调整排好的版,换掉错误的活字,再检查改动后的结果。如果部分纸张已经印好才作修改,同一版次的不同印本便可能呈现不同的文本状态。倒置的字母、损坏的活字、疏密不匀的字距和替代用字,也能为研究作坊的操作方式提供线索。印刷结束后,活字通常会被拆下并分拣回字盘,因为保留排好的版面会占用宝贵的材料。

使用手动印刷机时,先用墨球上墨;传统墨球以皮革包裹填充物制成,后来则改用墨辊。纸张往往先经润湿,以便更好地着墨,再借助器具定位,以控制套准并保护非印刷区域。承载印版的版床移至压板下方,由螺杆机构施加压力。印刷背面时,需要小心操作并准确对位。生产速度取决于纸张大小、所需的压印次数、人员配备、纸张准备情况以及活件的复杂程度;不能用一个统一的速度来概括所有手动印刷作业。

印好的纸张随后经过干燥、配帖、折页和装订,这些工序不一定由同一家作坊完成。印刷商可能为出版商或书商印制书页,再由装订商另行为购书者装订成册。纸张是一项主要开支,因此印刷业与造纸术及区域供应网络联系紧密。活字、印刷机、场地和工资也都需要可观的投入。

活字的重复使用,使生产必须遵循一套特有的调度原则。现有印版仍在使用时,作坊需要有足够的活字来排下一项活件,但闲置的活字又意味着无法带来收益的资本。因此,排字与印刷先后次序的安排,既是技术决策,也是财务决策。最终成书的面貌,是各道工序协调运作的结果,而非仅由印刷机决定。

印刷术的传播、字体排印与早期印本

美因茨的印刷作坊建立后,欧洲印刷业迅速扩展。到1465年,意大利苏比亚科已有印刷商开展业务;到1467年,罗马也有了印刷商。1469年印刷术传入威尼斯后,该城成为重要的印刷中心。威廉·卡克斯顿早先曾在低地国家从事印刷,1476年又在威斯敏斯特设立了印刷所。到15世纪末,印刷术已传至欧洲数百个城镇,不过早期印刷企业大多规模不大,有些也未能长久经营。

欧洲在1501年以前印制的书籍,通常称为摇篮本。存世版本种类繁多,既有大部头的神学和法律著作,也有教科书、历书、宗教修习读物和单页文献。这些印本的外观往往仍与手抄本十分接近。早期印刷商采用人们熟悉的手写字体样式,为首字母留出空位,有时还依靠手写补充内容。印本书籍的视觉规范是逐渐形成的,并非随着最初的印刷机问世便已完备。

印刷字体的设计随着各地书写字体及读者市场的不同而发展。哥特体在北欧仍占有重要地位,而在意大利,与人文主义手写体相关的罗马体逐渐产生影响。尼古拉·詹森于1470年代在威尼斯使用的罗马体尤其影响深远。世纪末,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开展了一项出版计划,以希腊学术著作及古典作家的小开本作品著称。弗朗切斯科·格里福刻制的意大利斜体自1501年起用于阿尔杜斯版书籍,将手写行书的外观与节省版面的设计结合起来。

这些选择逐渐孕育出一门历久不衰的字体排印工艺。印刷商掌控着版面比例、行长、页边距、首字母、书眉以及不同字号之间的搭配。一套印刷字库所包含的远不止字母:合字、缩写符号、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字符、数学符号及乐谱符号,都需要专门的知识与技艺。多语种《圣经》和学术著作的印制,有时需要在同一页面上使用多种文字,因此编辑、排字工和铸字师之间必须协调配合。

同一出版物中的插图往往需要另一种技术。木刻版可以与活字一同装版锁紧,通过同一次凸版压印印出。相比之下,铜版雕刻的油墨留在凹刻线条中,因此通常需要使用另一种印刷机,另行印制。所以,一本被称为采用活字印刷的书,也可能融合了多种复制工艺,并带有手工着色或手写批注。

印刷术也传播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1539年,墨西哥城设立了一家印刷所,与胡安·帕布洛斯及塞维利亚出版商胡安·克龙贝格有关。葡萄牙传教士于1556年开始在果阿开展印刷。这些印刷机构依托殖民与宗教机构运作,根据行政、教育或传教需要选择并印制作品。印刷机和活字的实物转移只是传播过程的一部分:要成功经营,还需要训练有素的工人、适用的纸张、读者、资金以及出版许可。

出版经济、制度与文本变迁

活字印刷改变了文本印前准备成本与增印成本之间的关系。排字、校对和印刷准备都需要可观的前期投入。一旦版面排定,同一套排版便可印出许多张纸,然后才拆版还字。这促使出版商寻找足够大的读者群,以收回投资,同时也带来了财务风险:滞销库存会占压资金,印数决策失当则可能使出版商无力为下一种书筹资。

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在经济上的比较,并不只取决于一种文字系统的字符数量。雕版可以保存下来,供日后重印,无须重新排版;活字则通常在印后拆散还字。对于经常重印的作品,保留雕版可能更有利;对于接连出版的不同文本,可重复使用的活字则可能更灵活。人工成本、融资条件、储存空间、纸张价格和预期销售速度,都会影响两者之间的取舍。

印刷商、书商、作者、译者和赞助人形成了相互交织的网络。有些印刷商自行选定出版内容并出资,另一些则承接其他出版商的印刷业务。大学、教会、宫廷和城市行政机构对教科书、礼仪用书、法律文书和官方告示产生了需求。印刷业的扩张与识字和教育相互影响,但这种关系并非单向的:学校的发展和读者群体的扩大支撑了印刷业,而价格更低或更易获取的文本又能进一步促进阅读。

活字印刷也改变了宗教和政治传播的规模与速度。新教改革期间,布道文、小册子、译著和论战文章通过印刷网络流传。这些影响取决于语言、发行渠道、机构庇护以及读者原有的兴趣,而不只是是否拥有印刷机。当局则通过授予特许权、实施许可要求、开展审查和监管图书行业作出回应。因此,商业印刷是在授权与限制制度的伴随下发展起来的。

大量印制可以使某一种措辞固定下来,但印刷并不会自动消除文本差异。编辑可能在不同版次之间修订作品,排字工可能引入错误,同一印次中也可能进行更正,读者还可能在各自持有的书本上作批注。与此同时,学术著作的印行也使异文更易于比较,使批评意见更易于传播。标准化与差异性是这一媒介同时具备的特征。

不断扩大的图书行业推动了有关作者身份、所有权和知识产权的讨论。早期的特许权通常只在有限期限内保护特定印刷商或特定版本,并未体现出现代统一的作者权利观念。英国于1710年颁布的《安妮法令》,标志着法定版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类法律安排源于围绕可复制文本展开的商业与政治协商,而非活字印刷术本身必然带来的结果。

机械化、热金属排字及其替代技术

几个世纪以来,逐字排版这一基本操作的变化速度,一直慢于印刷机设计和印刷品发行方式的变化。十九世纪的工业化改变了这种局面。铁制印刷机提高了结构刚性,动力驱动的圆压式和轮转式印刷机则提高了产量。1814年,伦敦《泰晤士报》开始使用弗里德里希·柯尼希和安德烈亚斯·鲍尔研制的蒸汽动力机械印刷。这些创新使压印过程实现了机械化,但并未就此省去文字排版所需的人工。

报业的发展使加快排字速度的需求愈发迫切。日报必须在严格的截稿时限内排出大量新文字,因此手工排字成为主要瓶颈。机械排字的早期试验尝试选取并排列现成的活字,但如何可靠地将活字归还原位,以及如何处理不同字宽,始终是难题。十九世纪末取得成功的系统,越来越多地将排字与新金属活字的铸造结合起来。

奥特马尔·默根塔勒研制的莱诺整行铸排机于1886年投入商业使用,通过键盘选取字模,并将其排列成行。熔融金属浇入这一行字模,铸成一整条用于印刷的字条。随后,字模由机械装置送回各自的储存槽道。由于产出的是完整的一行,而非单个字母,莱诺整行铸排机虽由活字排印技术发展而来,却并非仅仅将手工排字自动化。

托尔伯特·兰斯顿研制、于十九世纪末投入商业使用的莫诺单字铸排机,将键盘操作与铸字分开进行。穿孔纸带控制铸字机依次铸出单个活字,字间空白则由系统的齐行计算确定。校改时可以更换单个字符,这对某些书籍和学术著作的排印尤其有利。因此,不同的排字系统各有其适用领域,而不是由某一种系统立即取代其余所有系统。

其他工艺则减少了让原有活字持续用于印刷的需要。纸型铅版制版先从排好的活字版上取模,再据此制成一块整体印版,使活字可以拆版归还原位,同时保留印版以供印刷。弧形铅版在报纸轮转印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电铸制版则提供了另一种复制印刷表面的方法。这些方法将临时性的排版操作与整个印刷过程中使用的耐用印版分离开来。

二十世纪,照相排字以文字的摄影影像取代金属活字。随后,文字可以编排进版面,再通过胶印等平版印刷工艺复制。计算机排字和数字页面排版系统进一步消除了对实体活字的需求,同时保留了字体、行距、字号和字偶距等术语。这一转变在不同国家和行业中的进程差异很大;一些报纸印刷厂和专业作坊保留金属排字的时间比其他地方更长。

凸版印刷如今仍应用于精品印刷、艺术家书籍、教育和手工制作。一些从业者使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金属活字或木活字,另一些则使用依据数字设计制作的感光树脂版印刷。后者保留了凸版压印工艺,但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活字排版。即使在当代实践中,区分印刷工艺与印刷图文的生成方式仍然至关重要。

留存实物与印刷史的阐释

活字印刷的历史,是依据保留了不同生产环节信息的实物重建的。存世书籍展示了印迹、版式、校改、纸张和装帧,却通常无法展示制作它们的设备。活字实物能够揭示材料和尺寸,但可能缺乏可靠的年代依据或原始使用背景。财产清单、账簿、契约、诉讼记录和技术说明补充了实物无法提供的信息,同时也反映出这些记录各自的编制目的。

讨论谁最早发明某项技术时,必须区分发明、有文献记载的使用,以及实物留存。我们对毕昇工作的了解,来自一份详细的文字记述,而非一批存世的毕昇活字。十三世纪朝鲜半岛的金属活字印刷已有文献记载,而《直指》则是一部存世的、注明年代为1377年的印本。古登堡的重要性在于后来形成于欧洲的生产体系及其扩展,而不在于他是全世界第一个构想出可重复使用的印刷文字的人。混淆这些类别,会掩盖各类证据究竟能够证明什么。

分析目录学通过研究书籍的物质特征来重建其制作过程。反复出现的破损字形可能有助于辨认某批活字;拼写或字距的变化可能用来区分不同的排字工;纸张水印和纸张的组织结构可能揭示生产与供应情况。各页的排列方式则可以揭示开本和拼版方案。这类证据往往只能支持概率性的判断:磨损的活字可能在不同位置使用,活字可能在印刷作坊之间转手,而一本装订成册的书也可能混合了不同生产阶段印制的书页。

材料分析提供了互补的证据。显微观察可以检查工具痕迹和印刷表面,成分检测则可以确定金属合金的特征。对于零散出土的活字,考古学背景尤为重要,因为仅凭字形未必能确定准确年代。科学分析可以阐明一件物品的制作方式,却未必能够确定其制作者,也未必能证明它属于某项技术的最早阶段。

保存工作面临着实际困难。金属活字可能散失、被重新熔铸,或与原来的字盘分离;木活字可能翘曲或腐朽;印刷作坊的设备则占用大量空间。历史藏品中还包含后期补配的部件和复原品。对研究者和博物馆而言,一批活字与其配套工具及文献记录之间的关系,可能与单件实物同样重要。

活态传统保存着仅凭实物无法充分传达的知识。2010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将中国木活字印刷术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获认定的实践包括浙江瑞安的族谱制作,涵盖刻字、排版、印刷和装订等技艺。这类工作保存了活字印刷自始至终所依赖的、对材料与活字进行协调运用的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