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走廊是一个国际货运线路网络,经由里海,将中国和中亚与南高加索及欧洲市场连接起来。其主要线路横穿哈萨克斯坦,经海运抵达阿塞拜疆,再穿过格鲁吉亚,通往土耳其或黑海港口。它整合了铁路、海运、货运场站和边境设施,并非一条连续贯通的铁路。“中间走廊”这一名称将其与途经俄罗斯的欧亚北线,以及经由印度洋和苏伊士运河的南部海运线路区分开来。
这条走廊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作用:一是承运欧亚长途过境货物,二是改善参与沿线运输的各经济体进入区域和国际市场的条件。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货主和各国政府寻求更多不经过俄罗斯领土的运输方案,这条走廊的重要性随之上升。不过,其商业价值也建立在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内部贸易的基础之上,而不仅仅来自中欧货物运输的改道。
“中间走廊”一词的使用范围比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TITR)略广,后者还指一个用于协调运输服务的特定制度框架。这两个名称都不意味着全线归单一所有者拥有、由单一机构运营,或具备统一的技术条件。走廊的运行表现取决于多个铁路系统、海陆转运环节(部分线路涉及两处或更多)、海关部门和商业运营商之间的协调。
地理布局与主要线路
走廊东端的接入线路通过阿拉山口—多斯特克和霍尔果斯—阿腾科里两个主要铁路口岸,将中国的生产和集散中心与哈萨克斯坦连接起来。这是两个独立的边境口岸,各自衔接着由场站和内陆铁路线路构成的网络。霍尔果斯地区设有霍尔果斯—东大门无水港,集装箱可在此换装至不同列车,并编组安排后续运输。中国境内的货物起运地距离这两个口岸都可能有数千公里,因此,所称的走廊里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何处开始计算行程。
货物横穿哈萨克斯坦,向西运往里海沿岸的阿克套港和库雷克港。阿克套港装卸多种海运货物,库雷克港则拥有专门的渡轮设施。两港功能互补,而非可以相互替代:选择哪个港口,要视可用船舶、货物类型、码头设备以及所购买的运输服务而定。哈萨克斯坦东西向铁路运距漫长,因此,早在货物抵达海岸之前,列车运行安排以及机车和货车车辆的供应就已十分重要。
里海航段连接哈萨克斯坦与阿塞拜疆,主要经由位于巴库市中心以南阿拉特的巴库港。里海虽名为“海”,实际上却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水体,没有可供普通远洋商船通往大洋的通航水道。因此,承担这一航段运输的是一支专门服务于该区域的船队。有些运输服务使用渡轮装载铁路货车车辆,另一些则在港口码头将集装箱在火车与船舶之间换装。天气、船舶是否准备就绪,以及能否集齐足量货物,都可能影响开航时间。
主干铁路从阿塞拜疆继续延伸至格鲁吉亚,随后大致分为两条西行路线。一条经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进入土耳其,再衔接通往欧洲的线路。另一条经格鲁吉亚的黑海港口,尤其是波季港和巴统港,再通过海运前往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等目的地。黑海航线增加了一段海上运输,但对于某些特定目的地,结合可用船期来看,这类服务在商业上可能是合适的选择。
其他支线还将中亚其他经济体接入主干网络。途经乌兹别克斯坦或土库曼斯坦的线路可汇入货源,土库曼巴希则提供了另一个里海航运门户。这些连接线路解释了中间走廊的地图为何各不相同。有些地图仅展示狭义的中国—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轴线,另一些则描绘出覆盖范围更广的区域运输体系。因此,不存在适用于中间走廊所有货运业务的单一权威里程或运输时长。要作出有据可依的比较,就必须明确起运地、目的地、边境口岸、海运航段,以及相关数据涵盖的是场站到场站运输,还是门到门运输。
历史形成与制度发展
中间走廊常被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但其运营体系主要源于现代铁路、港口和国际协定。历史上的商队路线表明,横贯欧亚大陆的交流长期以来都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并不能证明其与当代集装箱运输服务之间存在延续关系。对现代中间走廊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历史遗产,是苏联时期形成的交通运输地理格局:苏联以统一的宽轨制式建设了互联互通的铁路系统,并将里海港口与工农业地区连接起来。
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先的国内铁路运输变成了跨国运输业务。新独立的国家继承了相互连接的基础设施,却分别设立了海关机构、国家铁路公司,采用各自的货币和边境通关程序。这改变了东西向运输的经济条件。即使一条路线在物理上畅通,如果新国界两侧的运价、单证或运营职责缺乏协调,商业运营仍可能面临困难。
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计划,通常称为TRACECA,于1993年在欧洲支持下启动。1998年在巴库签署的一项多边协定,为合作提供了更广泛的法律框架。TRACECA涵盖的地域和活动范围比中间走廊更广,但它推动了改善欧洲、南高加索与中亚之间交通联系这一目标的制度化,也将海关程序、运输法律和技术援助与基础设施建设一并纳入工作范畴。
2010年代,跨里海路线的协调工作变得更有针对性。铁路和海运机构于2013年建立了协调机制,随后于2017年成立了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TITR)国际协会。该协会汇集参与沿线运输的机构,共同开展运价制定、服务协调和路线推广工作。这些安排并未取代各国运营商,而是力求让一系列独立服务像一个衔接顺畅的整体运输产品那样运作。
多项重大基础设施的启用增强了这条路线的运输能力。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于2017年10月30日通车,为格鲁吉亚与土耳其之间提供了直接的铁路连接。位于阿拉特的新港区主体于2018年启用,提升了阿塞拜疆组织里海运输和陆路运输的能力。中国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欧亚互联互通提供了另一重政策背景,不过这条走廊并非中国单方面的项目。
2022年后,随着企业重新评估途经俄罗斯的运输路线,各方对中间走廊的关注显著升温。随后,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于2023年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以改善中间走廊运输服务的商业协调。这一发展历程揭示了该走廊的一个重要特点:实体交通连接、政策倡议和运营安排的推进速度并不一致。基础设施启用为运输创造了新的可能,但要提供可靠的商业运输服务,仍需在建设完成后持续协调。
多式联运作业与技术衔接
中间走廊是多式联运货物运输的一个实例:一批货物通过多种运输方式运送,理想情况下始终使用同一个装载单元。容器化通过统一火车、起重机、卡车和船舶所处理的装载单元,使这种运输方式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装卸成本就此消失。每次转运都需要设备、场站空间、作业排序和单证手续,而某个衔接环节的延误,可能使原定的接续安排无法实现。
东段主要线路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技术差异是铁路轨距。中国采用 毫米的标准轨,而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主要采用 毫米的宽轨。在中哈边境,通常通过吊装,将集装箱从一种轨距系统的铁路货车转移到另一种轨距系统的货车上。对于适用的铁路车辆和运输业务,也可通过更换转向架来应对轨距中断,但集装箱换装仍是许多国际集装箱班列运输组织的核心环节。
横渡里海又带来了另一组衔接问题。在铁路轮渡作业中,铁路货车通过专用装载设施驶入船舶。在集装箱海运作业中,集装箱则从铁路货车或场站堆场吊装上船,随后在对岸港口卸下。这两种方式对泊位设计、设备、船舶装载和铁路货车周转的要求各不相同。用船舶载运铁路货车可以减少部分货物装卸,但也会使铁路车辆在海上运输和港口候船期间被占用。
进入土耳其的线路上还存在另一处轨距转换。在格鲁吉亚的阿哈尔卡拉基,货物往来于宽轨铁路网与标准轨的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之间,需要安排相应的换装作业。越过卡尔斯后,后续运输表现取决于土耳其铁路的运能、允许的列车尺寸、牵引安排,以及能否获得列车运行图中安排的通行时段。马尔马拉隧道提供了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底的铁路通道,但货运列车必须在同时承担密集客运的铁路系统内统筹安排。
运输总耗时可用下式表示:
最后一项包括等待下一班可接续的船舶、列车或下一个可用场站作业时段的时间。因此,提高某一区段的列车速度,并不一定能使全程耗时按相同比例缩短。
因此,运营规划必须将这条走廊视为前后衔接的运输链,而非若干快速运输区段的简单组合。一列火车晚到数小时,就可能错过船期,造成长得多的延误。反过来,使铁路到达、港口装卸和船舶离港相互协调,即使不改变任何机车的运行速度,也能缩短总运输时间。因此,货物追踪、预先提供货运信息,以及切合实际的接续预留时间,与干线运输表现同样重要。
治理、海关与商业协调
没有任何超国家机构统管整条中间走廊。各国政府负责边境和运输系统的监管,铁路公司提供列车运输服务,港口管理机构负责海运衔接,私营或国有货运代理企业则将各环节整合为商业运输产品。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协会(TITR)协助成员开展协调,但并不具备关税同盟或统一铁路基础设施管理机构的权力。其成效取决于参与组织同意落实哪些措施。
商业协调首先涉及定价。托运人可能希望获得一份涵盖多个铁路区段、里海渡运、场站作业以及后续交付的统一报价。要给出这样的报价,各参与承运人就必须协调各自的收费、汇率风险敞口、报价有效期和服务条件。仅看铁路运输环节似乎颇具竞争力的运价,在计入港口仓储、集装箱调运、保险和装卸等费用后,吸引力可能就会下降。全程定价能够减少不确定性,但仍以不同服务供应商之间的协议为基础。
海关协调同样重要。即使货物始终保持封志完好,且不打算在过境国销售,一票货物仍可能经过多个关境。海关过境程序允许货物在满足相关担保要求和规则的前提下,接受海关监管并继续运输,无须在每个途经边境缴纳进口关税。然而,各国在数据要求、查验方式和办公时间上的差异仍可能造成延误。将同一票货物的信息反复录入互不兼容的各国系统,也会增加信息不一致的风险。
在更广泛的欧亚运输行程中,适用的铁路运输法律也会发生变化。CIM和SMGS运单制度分别源于不同的国际铁路法律框架。在接受使用CIM/SMGS共同运单的地区,这种运单提供了一种减少运输单证衔接障碍的机制。但它并不能消除责任承担或各国法律方面的所有差异。海运区段和场站作业还可能引入其他合同关系,因此,有必要区分销售全程运输服务的一方与实际经手货物的各个组织。
数字化旨在解决其中一部分协调问题。电子单证、提前向海关申报以及共享货运状态信息,可以缩短处理时间,提高预计到达时间的可信度。这些措施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是否采用统一的数据定义、电子记录是否得到法律认可,以及能否在关键作业节点可靠地更新信息。一个展示货物追踪信息的平台,本身既不能消除现场排队,也不能批准货物放行。
监管合规与路线选择仍是两回事。避开俄罗斯领土,并不意味着货物可以免受出口管制、制裁、海关限制,或针对最终目的地和最终用途的核查。运营商必须遵守适用于相关货物、交易对手、司法管辖区和金融交易的规则。因此,治理方面的挑战远不止简化文书手续,而是在保留各参与国和组织法律责任的同时,构建商业上衔接顺畅的运输服务。
货运市场、运量统计与竞争地位
中间走廊服务于几个相互重叠的市场。一是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长途集装箱运输;二是中国与中亚或南高加索之间的贸易;三是走廊沿线国家自身的进出口贸易,货物包括矿产品、农产品、制成品以及部分大宗商品。这些市场使用不同的基础设施组合,成本结构和对运输时间的敏感程度也未必相同。
解读运量统计数据时需要谨慎。吨数衡量的是货物质量,而标准箱(TEU)则以标准化单位衡量集装箱容量。吨数增加可能反映的是散货运输量增长,而不是集装箱班列增多。港口吞吐量可能包含仅经过一个海运区段、并未完成全程运输的货物。因此,线路协会、铁路企业、港口或政府公布的数据,所涵盖的货运范围可能各不相同。不应将这些数据视为可相互替代的走廊使用量指标而合并计算。
与欧亚北部铁路线路相比,中间走廊的主要线路涉及更多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其战略吸引力在于运输路线的地理多元化,而非天然不存在运营障碍。与海运相比,对于部分起讫点均位于内陆的运输,中间走廊可缩短全程运输时间;但对于适合海运的货物,海运承运人通常凭借巨大的船舶运力享有较低的单位成本。航空货运服务于另一个市场,其运输成本高得多,运输时间也短得多。
商业比较应考察综合物流成本,而不只是运费报价。一个简化的表达式为:
库存成本反映的是货物在运输途中占用的资金。不确定性成本包括到货日期不可靠所造成的额外库存持有、生产中断或销售机会损失。对于高价值制成品,稳定可预期的运输服务足以成为支付更高运价的理由。对于低价值大宗商品,每吨运费可能是成本核算中的决定性因素。
2023年,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估计,通过协调投资并采取提效措施,到2030年,该走廊的货运量有望增至三倍,运输时间有望缩短一半。这些是有条件的发展情景,而非必然实现的结果,也不是对现有运力的测量。该研究还强调了区域贸易以及沿线各国国内经济活动的重要性。
双向货流不平衡是另一项商业制约因素。如果西行集装箱多于东行集装箱,就必须存放设备、空箱调运,或以优惠运价吸引回程货源。即使一条走廊的总体需求看似强劲,局部地区仍可能出现集装箱或铁路货车短缺。因此,要维持可持续的班次频率,不仅需要 확보过境货源,还需要培育相互补充的区域货流,以提高双向运输中的设备利用率。
基础设施运能与投资重点
中间走廊的运能取决于各组成环节及其相互作用。铁路、场站、渡轮、港口进出通道和边境设施各有自身的能力上限。对于各环节依次衔接的运输链,最简单的表示方式是:
其中, 为每个关键环节的有效吞吐能力。实际运行情况更为复杂,因为运输作业需按计划安排,货流会发生变化,而缓冲能力可以暂时吸收各环节之间的不匹配。尽管如此,这一表达式仍揭示了为何扩建某一港口并不会自动提高整条线路的吞吐能力。
铁路投资可以包括增建股道、延长会让线、加固桥梁、改进铁路信号系统,以及提升货运场站的作业能力。采取何种措施才有效,取决于当地的瓶颈。在繁忙的单线铁路上,会让条件对运能的制约可能比机车速度更大。在边境场站,起重机作业效率和接车线的可用性,可能比干线能力更重要。对铁路车辆的投资,还必须考虑货车兼容性、检修能力,以及车辆在港口或边境等待所耗费的时间。
水运运能面临另一类挑战。港口即使名义泊位能力充足,也可能因缺乏足够的适用船舶而无法维持高频次发船。增添渡轮或集装箱船涉及融资、建造或购置、船员配备、维护,以及与现有场站的兼容性。由于里海是封闭水域,增加船舶运力并不像将另一条主要贸易航线上的远洋运输服务调配过来那样简单。因此,船队扩充与港口建设需要统筹规划。
位于阿拉特的巴库港一期工程,设计年货物吞吐能力约为1,500万吨,其中包括10万标准箱。这些数字是设施的设计指标,并不代表走廊的整体运能或实际年度利用水平。对于拟议或后续的扩建项目,同样必须结合相连铁路、船舶和内陆场站的货物集疏运能力进行评估。增建堆存空间可以缓解眼前的拥堵,却可能无法解决根本性的调度问题。
投资评估必须区分建设成本与全生命周期的持有成本。疏浚、轨道维护、场站设备更新、数字系统和员工培训都会带来持续性支出。资金可以来自政府预算、铁路和港口企业、开发银行以及私人投资者,但不同融资安排对需求风险和运营风险的分配各不相同。具有区域发展效益的项目,其场站直接收入未必足以在没有公共支持的情况下收回全部成本。
因此,投资的先后顺序十分重要。改善调度、延长开放时间、协调查验或采用共用订舱订车程序,有时可以在大型建设项目竣工前释放运能。反过来,行政管理上的改进也无法无限期地弥补船舶短缺或铁路区段运能饱和的问题。要实现有效发展,就必须识别各阶段真正构成瓶颈的约束,而不是把所有拟议项目都视为同样紧迫。
区域发展及与其他走廊的关系
这条走廊的经济影响并不限于过境货物带来的收费收入。港口和跨境铁路服务可达性的改善,可以改变区域生产商能够实际覆盖的市场范围。哈萨克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的制造商可能因此获得一条通往南高加索、土耳其或欧洲的更切实可行的运输路线;格鲁吉亚或阿塞拜疆的企业则可能借此触及中亚客户。这些收益取决于当地是否具备集货、仓储和配送服务,而不仅仅取决于国际列车是否途经当地。
无水港和内陆物流中心可以将干线运输路线与周边经济体连接起来。它们的功能包括通关、集装箱堆存、集拼以及铁路与公路之间的转运。增值活动可以包括包装、分拣、维修或加工,但这类发展并不会自动发生。位于铁路旁的货运场站不一定就能发展成产业集群,还需要适宜的劳动力条件、公用设施、商业需求,以及稳定可预期的运输服务。
这条走廊与若干更大范围的政策框架相互交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涵盖欧亚互联互通,欧洲联盟则通过“全球门户”等倡议支持与中亚的交通联系。土耳其将这条路线纳入自身连接欧洲、南高加索和中亚的互联互通政策。这些框架在地理范围上有所重叠,但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综合性计划。它们的融资工具、采购条件和战略目标并不相同。
中间走廊也与南北向运输网络交汇。阿塞拜疆的铁路和港口既可服务东西向货运,也可承接俄罗斯、伊朗及更广泛地区之间的运输。哈萨克斯坦的交通网络则承载着与俄罗斯、中国及其他中亚国家的贸易运输。共用基础设施能够产生范围经济效益,但也意味着东西向运输服务需要与其他货运及客运争夺运力。不能假定一条线路的标称运力会全部留给中间走廊的货物。
运输路线多元化可以减少对单一边境口岸、国家或海运咽喉要道的依赖,从而增强基础设施韧性。然而,多元化并不能消除共同的脆弱性。不同路线可能依赖同一批中国始发场站、同一批铁路机车车辆供应商,或同一批目的地配送中心。冗余安排的实际价值,取决于运输中断时是否有替代运力可用,而不是地图上是否画着另一条线路。
路线之间的竞争可以与合作并存。北线铁路运输、海运、黑海联运和跨里海运输,在价格、速度、目的地和风险方面各有不同的组合。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中间走廊的区域发展作用描述为一场取代某条既有路线的竞争。长途过境运输与当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着这条走廊的经济地理格局;干线连接改善的同时,能否让远离主要场站的企业有效接入运输网络,也同样影响着这一格局。
环境制约、韧性与评估
里海的环境状况对运输运营构成直接制约。水位的长期波动会改变港口进港航道和泊位的可用水深。水位下降可能需要开展疏浚作业,改变船舶的安全装载量,并影响港口设施的布局或运行。水位变化的成因涉及流域的水量平衡,包括河流来水、降水和蒸发。气候变化与这一平衡有关,但其对各个码头的具体影响取决于当地水深地形、工程设计以及所考察的时间尺度。
船舶吃水将环境条件与商业运力联系起来。如果船舶必须减少载货量才能保持安全的船底富余水深,那么即使船队规模不变,运输服务的有效运力也会下降。为运送同样的货量,可能因此需要增加航次,从而增加成本以及对泊位时间的需求。因此,港口的适应措施并不限于疏浚,还可能包括调整操作规程、采用合适的船舶设计、开展监测,以及对岸上基础设施进行长期规划。
短期天气状况也会影响运输的可靠性。强风和恶劣海况可能中断港口作业或延误船舶开航。在陆地上,极端高温、强降水、洪水和冬季天气状况可能影响轨道、供电和进出道路。具有韧性的运输服务需要制定应急安排,既应对极端事件造成的实体损坏,也应对基础设施虽未受损却暂时无法使用所引发的运输调度紊乱。
不能仅凭使用铁路就判断这条走廊的环境表现。铁路货运每吨公里的直接排放通常低于公路运输,尤其是在列车运力得到充分利用、且电力牵引所用电力的碳排放强度较低时。然而,经中间走廊运输的一票货物也可能涉及柴油机车、海运、码头装卸,以及公路集货或配送。空载运输设备的调拨和较低的装载率,都可能显著改变单位货物的排放量。
因此,要进行有意义的环境比较,就必须明确起点和终点,并采用一致的系统边界。相关变量包括运输距离、牵引能耗、发电方式、船舶效率、集装箱利用率和码头作业。生命周期评估还可以纳入建设与维护环节。如果不明确这些假设以及作为比较对象的替代方案,就断言某条走廊比另一条绝对更“绿色”,在技术上并无充分依据。
同样,运输表现的评估也不能仅依据单一的宣传运输时长。有用的指标包括全程运输时间的中位数和高百分位数、边境手续办理时间、货物在场站的停留时间、船舶发航频次、货损率,以及空载设备调拨成本。某项运输服务即使偶尔能很快完成运输,但如果到货时间波动很大,仍可能不适合用于生产计划。针对明确的运营节点公布口径一致的测量数据,有助于区分改善究竟来自实际运输环节的提速,还是等待时间的缩短,并判断可靠性的提升是否覆盖整条运输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