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烷水合物是一种晶态包合物,其中的甲烷分子占据由水分子构成的笼状空腔。它外观似冰,但在化学性质和结构上都不同于普通的冰。它通常需要低温度和高压强才能保持稳定,许多大陆边缘下方以及一些多年冻土分布区的地下都具备这些条件。虽然常被称为“可燃冰”,但这种固体本身并不会像冰状燃料那样燃烧:真正燃烧的是它分解时释放到周围空气中的甲烷。
甲烷水合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地下深部环境与碳循环、海洋生态系统、沉积物稳定性以及未来潜在的天然气供应联系起来。它能以相对较小的固体体积储存大量气体,但能够经济开采的资源量远小于地质赋存总量,不确定性也更大。它对升温的响应同样值得关注,不过,从矿藏中释放的甲烷不一定会进入大气。因此,要理解甲烷水合物,需要综合运用分子热力学、沉积地质学、微生物学、海洋学和储层工程等领域的知识。
分子结构与物理性质
甲烷水合物属于笼形水合物这一大类固体。这类固体的主体骨架将客体分子包裹其中,但不与其形成通常意义上的化学键。在甲烷水合物中,主体由通过氢键相互连接的水分子构成。甲烷通过相对较弱的分子间相互作用使笼腔保持稳定。这种化合物既不是具有固定原子数的常规分子,也不只是冻结在已有冰孔隙中的甲烷。
在与天然矿藏最为相关的条件下,纯甲烷水合物呈立方晶体结构,称为Ⅰ型结构。其晶胞含有46个水分子,构成两个小笼和六个大笼。小笼具有12个五边形面,通常记为 ;大笼具有12个五边形面和两个六边形面,记为 。每个笼通常可容纳一个甲烷分子。如果八个笼全部被占据,其理想化组成就是
实际的笼占有率通常不足100%,且随形成条件而变化,因此水合数——即每个甲烷分子所对应的水分子数——并不总是5.75。在笼被完全占据时,甲烷约占总质量的13.4%。天然样品还可能含有二氧化碳、硫化氢、乙烷或其他气体。客体组成会影响水合物的稳定性和晶体结构:含有较大烃分子的混合物,能够形成不同于纯甲烷水合物典型Ⅰ型结构的水合物结构。
一立方米笼几乎被完全占据的甲烷水合物,可释放约160—170立方米的甲烷,这里的气体体积按接近大气压、温度为 的条件计算。这一经常被引用的膨胀倍数取决于笼占有率和所采用的气体参考条件。它描述的是体积换算关系,而不是沉积矿藏中可采出的比例。甲烷水合物的密度约为 –,低于海水;不过,含水合物沉积物由于具有矿物骨架,其密度通常要大得多。
水合物会改变沉积物的力学、声学、电学和热学性质。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晶体是悬浮在孔隙水中、充填孔隙、包覆颗粒、胶结颗粒接触部位,还是形成脉体。胶结颗粒的水合物在饱和度相对较低时就能显著提高沉积物的刚度,而充填孔隙的水合物在含量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对力学性质的影响可能较小。实验室中的X射线衍射、拉曼光谱学和核磁共振技术可用于辨别晶体结构、客体占有情况及分子运动性,提供仅凭样品的冰状外观无法推断的信息。
稳定性、形成与分解
甲烷水合物的稳定性受热力学及周围流体组成的共同控制。对于纯甲烷和纯水,在接近 时,水合物可在约 – 的压力下与液态水和甲烷气体共存;接近 时,所需压力升至约 –。这些数值仅作示例,并非普遍适用的临界值。溶解盐、混合气体、孔隙几何形态以及甲烷的可供量,都会改变相应的平衡条件。
在天然沉积物条件下,升高压力通常有利于水合物形成,而升高温度则有利于其分解。溶解盐会降低水的活度,通常使水合物的稳定条件向更低温度或更高压力偏移。沉积物中极小的孔隙也可能通过毛细效应抑制水合物形成。相比之下,某些其他气体组分能使混合水合物在纯甲烷水合物无法稳定存在的条件下保持稳定。因此,符合实际情况的稳定性计算必须考虑化学势,而不能仅考虑温度和压力。
分解过程可简化表示为
这一表示法允许甲烷根据局部条件以游离气体或溶解态甲烷的形式存在。分解是吸热过程,需要消耗热。在相关条件附近,水合物分解为气体和液态水时,每摩尔甲烷对应的分解热通常约为 –,但具体数值会随温度、压力及所指定的产物而变化。因此,热量的消耗可能使正在分解的水合物矿藏充分冷却,从而减缓后续的气体释放。在某些情况下,结冰还会带来额外的热学和水力学限制。
热力学稳定并不意味着水合物一定会形成。甲烷必须达到足够的浓度,而且水合物形成需要先发生成核,随后甲烷和水被输送至不断生长的晶体。即使水中的甲烷已处于高度过饱和状态,也可能因成核受到动力学阻碍而在一段时间内不形成水合物。晶体一旦形成,释放的热量和受限的流体输运就可能限制其进一步生长。例如,气泡周围形成的水合物包覆层可能阻碍气体与水之间的交换,而不是立即将整个气泡转化为固体。
反过来,水合物也可能在其平衡稳定区之外暂时存在。在冰点以下温度开展的实验显示出一种“自保护”效应,即富冰表层会减缓气体逸出。这是一种动力学屏障,并不意味着平衡稳定性发生了变化,而且其有效程度随条件不同而显著变化。因此,天然水合物矿藏会通过相互耦合的相变、流体流动、传热和沉积物变形来响应扰动。仅凭压力—温度图无法预测其行为。
地质赋存与甲烷供给
已知的天然甲烷水合物大多赋存于大陆边缘下方的沉积物中。这些地区的底层海水足够寒冷,其下覆盖着厚层含甲烷沉积物。一些多年冻土区内部及其下方也存在甲烷水合物,包括北美北极地区和西伯利亚的部分区域。海洋中的甲烷水合物通常从数百米水深处开始出现,但这一水深门槛随底层海水温度而变化:与温暖的热带海水相比,寒冷的极地海水能使水合物在更浅的水深处保持稳定。仅凭水深无法判断是否存在水合物矿藏。
局部压力和温度条件允许水合物稳定存在的区间,称为气体水合物稳定带。在海洋沉积物中,压力随深度增加,起初有利于水合物稳定存在;与此同时,受地温梯度影响,温度也随深度升高。达到一定深度后,温度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由此确定稳定带的底界。稳定带的厚度可以从几乎为零到数百米不等。其顶界可能与海底重合,但由于甲烷供给不足,理论上稳定的区间内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并不存在水合物。
甲烷主要有两种地质成因。微生物成因甲烷由古菌通过产甲烷作用生成,通常发生在有机质降解过程中其他易于利用的电子受体耗尽之后。热成因甲烷则是埋藏的有机物在漫长地质时期内受热形成的。一些矿藏中的甲烷混合了这两种来源。碳、氢同位素测定结果,结合甲烷与较重烃类的相对含量,有助于辨别甲烷来源,但运移和微生物改造可能使解释变得复杂。
水合物的富集不仅需要甲烷生成,也需要甲烷运移。溶解态甲烷可随孔隙水迁移,游离气则可沿渗透性地层、裂隙和断层运移。在活跃的渗漏区,甲烷供给可能足以在海床附近形成块状水合物。在其他地区,水合物则以较低含量分散于细粒沉积物中。粗砂层为气体运移提供了有利通道,也为水合物生长提供了空间,因此其中水合物的孔隙饱和度可以高得多。
研究较为充分的海洋水合物分布区包括美国东南部近海的布莱克海脊、北美西部近海的卡斯卡迪亚大陆边缘、墨西哥湾、日本近海的南海海槽,以及南海北部。这些地区的地质环境各有特点,不能一概而论。布莱克海脊因适合研究细粒沉积物中广泛分布的水合物而受到重视,南海海槽的砂质储层则成为开采研究的重点。与多年冻土相关的水合物矿藏同样记录着独特的热演化历史:其中一些形成于过去更寒冷的条件下,或在当时得以稳定保存,而其现今分布则反映了冻土的扩展、退缩与持续存在。
发现与科学研究
甲烷水合物的研究始于实验室中的气体水合物研究,而非海底勘探。1810年,汉弗里·戴维描述了一种含氯的结晶水合物。19世纪,研究人员证实,多种气体都能形成类似的固体。1888年,保罗·维拉尔报道了甲烷水合物,将水合物化学的研究范围拓展到甲烷这种后来在能源生产和沉积地质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气体。这些早期实验表明,水在压力作用下能够形成含气固体,而普通的冻结并非这一过程的唯一控制因素。
20世纪30年代,水合物成为工业领域的一大难题。1934年,E. G. 哈默施密特发现,水合物的形成是造成天然气输送管道堵塞的原因之一。此前,运营人员有时会将这类堵塞物误认为普通冰,但只要压力足够高,水合物就能在高于水正常冰点的温度下形成。这一认识推动了对水合物平衡条件的系统测量和抑制剂的开发。因此,工业领域的水合物研究,早于人们对天然水合物大规模聚集体的详细了解。
20世纪中叶,马克斯·冯·施塔克尔贝格和 H. R. 穆勒等研究人员通过晶体学研究,使水合物的分子骨架变得清晰得多。笼状结构解释了不同大小的气体分子如何使特定的水分子骨架保持稳定,以及水合物的组成为何会发生变化。约翰内斯·范德瓦耳斯和扬·普拉特乌于1959年发表的统计热力学理论,为预测笼占有率和相行为奠定了基础。在该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模型,至今仍在水合物相平衡计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世纪60至70年代,对寒冷地区天然气聚集、深海样品和海洋地震记录的研究,推动了人们对地质环境中水合物赋存的认识。1970年,深海钻探计划第11航次在布莱克海脊取得了含水合物的物质,成为一个重要里程碑。后续科考表明,水合物并非仅存在于孤立的渗漏丘或特殊的局部环境中。1995年,大洋钻探计划第164航次通过钻探、地球物理测井和地球化学测量,对布莱克海脊进行了研究;之后的科考则考察了活动大陆边缘和富砂储层。
随着采样技术和仪器设备的改进,研究重点也不断拓展。保压取芯技术能够在尽量减少水合物分解的情况下获取沉积物,而在常规岩芯会损失气体的地层中,井下仪器则能提供连续记录。海底观测站和重复调查使研究人员不仅能够考察静态分布,还能研究其变化。21世纪初开始的试采实验,进一步在储层尺度上检验了水合物对降压的响应。在整个研究历程中,始终需要明确区分三项不同的科学与工程任务:证实水合物的存在、估算其总量,以及确定可采天然气量。
探测、测量与全球储量估算
海洋水合物通常采用反射地震勘探进行研究。一个典型特征是似海底反射界面,简称 BSR,其形态大体随海底起伏,有时却会斜切沉积地层。在许多水合物分布区,它标志着水合物稳定带底界附近介质性质的差异,尤其常见于较坚硬的含水合物沉积物覆盖在含游离气沉积物之上的情况。即使气体所占的体积分数很小,也能显著降低地震波速度,从而产生强烈反射。
因此,BSR 只是间接证据,并不能用来直接描绘水合物含量的分布。一些含水合物区域没有可识别的 BSR,而某些似海底反射也可能由矿物转变等其他原因造成。解释反射信号需要结合地质背景、波速信息,最好还要有钻探或其他独立观测结果。地震方法对于确定区域尺度的几何形态尤为有用,但根据声学性质估算水合物饱和度,取决于对沉积物结构及水合物在孔隙中赋存方式的假设。
钻孔测量可提供互补的约束信息。水合物会排挤含盐孔隙水,因此通常会提高电阻率,也可能提高纵波和横波的传播速度。密度测井、核磁共振测量和压力测量可提供更多信息。然而,低盐度孔隙水、低孔隙度、胶结作用和岩性变化也可能产生类似的信号。因此,将多种测量结果结合起来解释,比把某一条测井曲线当作直接测定水合物含量的工具,更能得到可靠的饱和度估算。
岩芯采集还面临额外困难,因为降压可能导致水合物在抵达船上之前就发生分解。膨胀的气体会扰乱沉积物组构,而分解过程中的降温可能留下可由红外成像检测到的低温异常。释放出的淡水会稀释孔隙水中的氯离子,使地球化学研究人员能够据此推断水合物曾经存在。不过,氯离子异常也可能反映流体运移或其他地质过程。保压取芯、受控脱气和实验室成像能够更好地保留样品的原始状态,从而减少这些歧义。
由于水合物分布极不均匀,且直接采样仅覆盖大陆边缘的很小一部分,全球储量估算仍存在不确定性。近几十年来发表的估算结果相差数个数量级,反映出人们对沉积物体积、甲烷供给和平均饱和度所作假设的变化。许多较新的评估将水合物中赋存的碳量估计为数千吉吨量级,但尚无一个得到精确确定的总量。一吉吨碳并不等于一吉吨甲烷:两者的质量约相差分子质量比 所对应的倍数。
因此,必须区分三个量:所有水合物中所含的甲烷量、可识别储集体中的甲烷量,以及在特定技术和经济条件下可采出的甲烷量。如果没有切合实际的饱和度和采收率估算,就把实验室测得的气体膨胀系数应用于大体积沉积物,会严重夸大可利用的资源量。
微生物过程与海底生态系统
甲烷水合物赋存于生物活动活跃的沉积体系中。其中的甲烷大多源于微生物对埋藏有机质的降解,但当甲烷向氧化性环境迁移时,也能为生物提供生存所需的能量。水合物本身主要是一种储存相:生态系统的能量来源是释放到周围流体中的甲烷或相关还原性化学物质。甲烷是被封存、溶解、消耗还是排放,取决于甲烷供给、水合物形成、微生物活动与迁移输运之间的平衡。
甲烷的一条主要消耗途径是甲烷厌氧氧化,这一过程通常与硫酸盐还原相耦合。在海洋沉积物中,其简化的净反应为
这一过程通常由甲烷氧化古菌与硫酸盐还原细菌共同参与,不过微生物之间的协作关系和作用机制并不相同。该过程主要集中在硫酸盐—甲烷过渡带附近,在这里,从海水向下扩散的硫酸盐与从深部沉积物向上迁移的甲烷相遇。这一过渡带的深度变化很大:在渗漏旺盛的地点,它可能接近海床;而在甲烷通量较弱的地方,它可能位于海床以下数米乃至更深处。
甲烷厌氧氧化的产物既影响地质过程,也影响生态过程。碱度升高可促进碳酸盐矿物沉淀,在渗漏点周围形成结壳、板状体和烟囱状构造。这些甲烷成因碳酸盐在渗漏减弱后仍可长期保存,为过去的流体流动留下地质记录。硫酸盐还原产生的硫化氢为硫氧化微生物提供能量,其中包括与某些蛤类、贻贝和管虫共生的微生物。因此,甲烷渗漏点肉眼可见的动物并不一定直接利用甲烷;其中许多依赖氧化硫化物的细菌生存。
在甲烷与氧相遇的地方,好氧甲烷氧化微生物构成了另一道过滤屏障。其简化反应为
这一途径可发生在表层沉积物和水柱中。其效果取决于甲烷浓度、氧供应、微生物种群,以及水体到达海面前可供反应的时间。强烈的甲烷释放可能超出局部的氧化能力,而分散的溶解态甲烷则可在较长的输运路径中被消耗。
微生物群落也栖居于紧邻水合物的沉积物中,有时还存在于与水合物表面相伴的物质中。低温、有限的孔隙空间、受限的营养供应和高压共同塑造了这些生境。仅凭水合物的存在,并不能断定它能支持异常高的生物生产力:生物活动往往在甲烷与电子受体相遇的界面处最为旺盛。
因此,与水合物有关的渗漏点在食物原本匮乏的深海环境中,形成了空间上高度集中的生态系统。其中的碳酸盐构造改变了生境的可利用性,而间歇性气体流动则可改变微生物和动物群落赖以生存的化学条件。生态效应来自整个渗漏系统,而不只是取决于固态水合物的存量。
气候相互作用与地质碳释放
甲烷是一种温室气体,因此,变暖可能导致水合物失稳的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相关过程链并不止于水合物分解:热量必须先传至矿藏,甲烷随后释放,其中一部分还须穿过沉积物和水体,才能进入地球大气层。每个环节都可能延迟或削弱大气中的响应。因此,一处水合物矿藏对气候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甲烷储量,也取决于其埋深、热环境及输运路径。
大多数海洋水合物埋藏在海床之下,底层海水的温度变化通过热传导缓慢向下传递。热传导的特征时间尺度近似随深度的平方增大,
其中, 为传输距离, 为热扩散率。这一标度关系不能替代针对具体地点建立的模型,但它解释了为什么深埋矿藏的响应远慢于浅埋矿藏。流体运动引起的平流输运可以改变这种响应特征。海平面上升造成水压增大,其热力学作用方向与变暖相反,不过二者的相对影响取决于地点和时间尺度。
对温度最敏感的海洋水合物矿藏,通常位于水合物稳定区的浅水边缘附近,或靠近正在移动的稳定区边界。与海底永久冻土伴生的水合物则有不同的演化历史,因为冰期结束后的海水淹没,使原本寒冷的冻土暴露于较温暖的海水中。不过,在北极陆架上观测到的甲烷,不能直接归因于水合物分解。这些甲烷也可能来自浅层微生物活动、深部地质气体,或先前被封存、但与当前正在分解的水合物储库无关的气体。
甲烷在海床下释放后,可能溶解、在其他位置重新形成水合物,或被厌氧氧化消耗。在深水中,上升气泡中的大部分甲烷往往会因溶解而流失,随后好氧氧化又成为一个消耗途径。这些过程主要是将甲烷中的碳转化为溶解无机碳,而非将其从海洋系统中移除。氧化会消耗氧气,并可能引起包括酸化在内的局部化学变化,但它也大幅减少了以甲烷形式进入空气的甲烷量。
笼形水合物枪假说提出,水合物迅速失稳可能释放大量甲烷,从而放大气候变暖。水合物被认为可能是古代碳循环扰动的成因之一,尤其是约5600万年前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然而,这些事件的规模、速率和同位素特征并不能唯一确定水合物就是其来源,其他碳储库也可能参与其中。
目前的认识并不支持将全球全部水合物储量视为随时可能向大气释放的储库。部分矿藏容易受到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但其响应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而且必须与湿地、农业及化石燃料生产所产生的、已相当可观的甲烷排放区分开来。
沉积物稳定性与工业风险
水合物可以通过胶结颗粒或成为承载骨架的一部分,改变沉积物的强度。水合物分解可能使这种支撑作用消失,同时产生水和气体。如果产生的流体无法迅速排出,孔隙压力就会上升,沉积物骨架所承担的应力则会减小。有效应力的简化表达式为
其中, 为总应力, 为孔隙流体压力。有效应力降低可能促使沉积物发生变形,坡面上的软弱沉积物尤其如此。
不过,力学响应并非仅取决于是否存在水合物。沉积物粒径、水合物原有的赋存形态、排水条件、气体流动性、上覆荷载应力,以及升温或降压的速率,都会产生影响。水合物缓慢分解且排水良好的砂质沉积物,其表现可能不同于受到快速扰动的低渗透性泥质沉积物。分解引起的降温也可能限制气体生成速率。因此,评估变形需要采用热—水—力耦合模型,而不能假定水合物消失就必然导致坍塌。
有研究提出,水合物失稳是某些海底滑坡的促成因素之一。约8,200年前发生在挪威近海的斯托雷加滑坡,是讨论水合物、斜坡失稳与海啸之间关系时经常提及的案例。然而,尚未证实水合物是普遍适用的触发因素。软弱沉积层、沉积物加载、地震震动、孔隙压力变化历史及区域地质条件,可能具有更直接的重要性。易形成水合物的沉积物与滑坡在空间上存在关联,本身并不能证明两者具有因果关系。
钻井会带来更直接的风险。钻穿含水合物层段可能改变压力和温度,使井壁失稳,并释放气体。作业还可能遇到水合物稳定边界下方的游离气。钻井设计必须考虑地层强度、气体侵入、沉积物变形,以及循环流体的热效应。这些问题既适用于专门进行的水合物开采,也适用于穿过含水合物地层的常规海上钻井。
另一类工业问题是管道、井筒及处理设备内部形成水合物。在高压低温下输送的含水天然气,即使在高于 的温度下,也可能形成固体堵塞物。这类堵塞物会阻碍流动,并可能造成危险的压差。工业上通过脱水、加热、保温和化学抑制等措施来控制这一问题。甲醇和二醇类可改变相平衡条件,而某些低剂量添加剂则能延缓成核或减少颗粒团聚。
这两种工程情境的目标恰好相反。在天然水合物储层中,作业者力求控制沉积物中已有固体的分解;而在管道中,通常力求从一开始就防止这种固体形成。两者都取决于相同的相态行为,但涉及的几何条件、时间尺度和力学风险却大不相同。
资源开发与生产技术
甲烷水合物在地质环境中分布广泛,而且部分常规天然气储量有限的国家附近也有赋存,因此受到能源开发领域的关注。然而,水合物并不是钻一口井就能开采的常规天然气藏。开采时,必须先从固相中释放出天然气,为持续分解提供足够的热量,再使天然气通过不断变化的沉积物骨架运移。资源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合物饱和度、储层厚度、渗透率、砂体连续性以及热量的可获得性。
降压法已成为经过现场试验的主要开采方法。从井中抽出水和天然气,使储层压力降至水合物平衡压力以下,从而诱发水合物分解。如果流体通道保持畅通,且周围沉积物能够提供热量,分解过程便可向地层内部推进。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所需热量不必全部从地表注入。其局限包括温度下降、分解速率降低、产水、砂粒运移、储层压实,以及水合物消失后可能发生的渗透率变化。
其他方法包括热激发法和化学抑制法。温热流体或其他热源可以促进水合物分解,但向地下输送热量可能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甲醇等抑制剂能够改变水合物的相平衡条件,但也会带来成本和环境方面的限制。另一种实验性方法是使甲烷水合物与二氧化碳接触,有时还会混入氮气,目的是释放甲烷,同时将部分注入气体保留在水合物中。实验室中的置换反应已得到充分证实,但现场尺度的过程涉及流体流动、置换不完全、混合水合物形成以及热效应,并非简单的一对一分子替换。
多项现场试验已成功产气,但尚未实现常态化商业运营。在加拿大西北地区的马利克,2002年的试验研究了热激发法,随后于2007—2008年开展的工作验证了降压开采。2012年,阿拉斯加北坡的伊格尼克·西库米试验研究了先注入二氧化碳与氮气混合气、再进行产气的过程。日本于2013年在南海海槽开展了海上降压试采,并于2017年再次开展海上试采。中国则于2017年和2020年在南海神狐海域进行了海上试采。
短期试验能够解答有关储层响应的重要问题,但商业化评价需要考察能否维持持续的产气速率、井筒是否可靠、产出水和沉积物是否便于处理,以及产出能源与运营成本之间能否实现有利的平衡。仅凭产气量不足以衡量开采成效。即使试验在技术上取得成功,计入海上基础设施、维护、环境监测和退役等费用后,也仍可能不具备经济可行性。
环境评价的范围也不限于意外的甲烷泄漏,还包括海床沉降、对冷泉生物群落的扰动、废水成分,以及天然气最终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去向。水合物中开采出的甲烷仍然属于化石燃料:即便开采过程中没有大量甲烷直接排放,也无法消除天然气使用时释放的二氧化碳。因此,储层监测综合采用压力、温度、气体组分和变形测量,以及海底观测,以区分预期的水合物分解与非预期的流体逸出或力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