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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勃张力

哈勃张力是对当前宇宙膨胀率的某些测量结果与根据早期宇宙观测推断的数值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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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勃张力是指确定宇宙当前膨胀率的主要方法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一膨胀率用哈勃常数 H0H_0 表示。基于相对邻近天体距离的测量,尤其是利用造父变星校准的 Ia 型超新星测量,通常倾向于得出较高的膨胀率,而在标准的Λ冷暗物质模型(即 Λ\LambdaCDM)框架下,根据宇宙微波背景推断出的数值则较低。两类方法的代表性测定值分别约为 7373 和 67.4 km s−1 Mpc−167.4\ \mathrm{km\,s^{-1}\,Mpc^{-1}}。与历史上宇宙距离测量的不确定性相比,两者的差异很小;但相对于这些特定分析所声称达到的精度而言,这一差异却相当大。

这一差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恒星天体物理学、天文距离测量和宇宙的物理演化历史联系在一起。它可能反映了尚未识别的测量误差、对天体建模的不完善,或标准宇宙学模型之外的物理机制。“张力”描述的是在特定假设下的统计不一致性,并不意味着已经发现了新物理。不同观测方法并不能明确划分为两个各自结论一致的阵营;要解读相关证据,关键在于理解这些方法的不确定性及其共用的校准。

膨胀率与比较的对象

在近似均匀且各向同性的宇宙中,宇宙膨胀由尺度因子 a(t)a(t) 描述。哈勃参数为

H(t)=a˙(t)a(t),H(t)=\frac{\dot a(t)}{a(t)},

其在当前时刻的值为 H0H_0。尽管习惯上称为常数,H0H_0 实际上是一个随宇宙演化而变化的物理量在当前的取值。其常用单位为千米每秒每兆秒差距,表示退行速度随距离增加的幅度。一兆秒差距约为326万光年。当其值为 70 km s−1 Mpc−170\ \mathrm{km\,s^{-1}\,Mpc^{-1}} 时,取倒数所得的膨胀时间尺度约为140亿年,不过宇宙的实际年龄还取决于其膨胀历史。

在红移足够低时,距离—红移关系的最低阶近似为

cz≃H0d,cz \simeq H_0 d,

其中,cc 为光速,zz 为宇宙学红移,dd 为距离。这一关系并非适用于所有红移的精确公式。在更远的距离上,光度距离取决于整个膨胀历史的积分,观测分析需要使用相对论性的距离关系。即使在近邻宇宙中,星系除了随宇宙膨胀产生退行运动外,还具有局部引力场造成的本动速度。这些速度可达每秒数百千米,必须通过建模加以处理,或通过选择足够遥远的天体来减小其影响。

在空间平直的 Λ\LambdaCDM 模型中,一个示例性的膨胀方程为

H2(z)=H02[Ωr(1+z)4+Ωm(1+z)3+ΩΛ].H^2(z)=H_0^2\left[ \Omega_r(1+z)^4+ \Omega_m(1+z)^3+ \Omega_\Lambda \right].

这里的 Ω\Omega 参数分别表示辐射、物质和宇宙学常数在当前总能量密度中所占的比例。精密计算还会考虑有质量中微子的行为随时间变化等细节。这一方程由广义相对论结合对宇宙成分和大尺度几何的假设推导而来。因此,根据早期宇宙观测推断 H0H_0,意味着拟合一个物理模型,而非直接观测当前的膨胀。

因此,核心比较对象是不同的测量链条。近邻宇宙距离阶梯先确定绝对距离,再将其与红移联系起来,对宇宙早期历史的依赖相对有限。微波背景分析则测量原初等离子体留下的图样,并利用宇宙学模型推断当前的参数。其他方法约束的是距离、膨胀和物理尺度的不同组合。将某项测量称为“早期宇宙”或“晚期宇宙”测量,指的是其主要信息来源,而非进行观测的日期。

哈勃张力也不同于 H(t)H(t) 本身随时间的正常演化。标准宇宙学早已预言,早期宇宙的膨胀率远高于当前。争议在于:对各方法的数据分别进行解读后,为同一个当前参数得到的数值并不一致。

从历史上的分歧到精密宇宙学

宇宙膨胀率的测量难题,早在如今的哈勃张力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亨丽埃塔·斯旺·勒维特在1912年的研究中,确立了小麦哲伦云内造父变星的脉动周期与视亮度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些恒星与我们的距离大致相同,这一关系提供了一种推断它们相对本征光度的方法。后来的绝对定标使造父变星成为测量银河系以外天体距离的重要工具。

1927年,乔治·勒梅特将广义相对论中的膨胀宇宙与观测到的速度—距离关系联系起来。埃德温·哈勃1929年的研究为这一关系提供了影响深远的观测证据,其中部分采用了维斯托·斯里弗测得的星系速度。早期对膨胀率的估计约为 500 km s−1 Mpc−1500\ \mathrm{km\,s^{-1}\,Mpc^{-1}},远高于现代数值。恒星族群的误判、将明亮恒星与未能分辨的星协相混淆,以及不准确的距离标度,都造成了这一偏差。沃尔特·巴德认识到不同恒星族群之间的区别,推动了20世纪50年代对距离标度的一次重大修正。

在20世纪后半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相互竞争的距离标度给出的估计值分别接近 5050 和 100 km s−1 Mpc−1100\ \mathrm{km\,s^{-1}\,Mpc^{-1}}。这些差异远大于今天的哈勃张力,但当时天文距离测量的不确定性也大得多。由温迪·弗里德曼及其合作者领导的哈勃空间望远镜关键项目于2001年报告了 H0=72±8 km s−1 Mpc−1H_0=72\pm8\ \mathrm{km\,s^{-1}\,Mpc^{-1}}。这一结果结合了造父变星定标与多种次级距离指标,标志着测量不确定性的大幅降低,而非与早期宇宙宇宙学发生冲突的证据。

随着两条测量链的精度不断提高,现代意义上的哈勃张力才逐渐显现。2001年发射的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和2009年发射的普朗克卫星,以越来越高的精度绘制了微波背景的各向异性图。与此同时,SH0ES合作组——其名称意为“用于研究暗能量状态方程的超新星与 H0H_0”——构建了一套距离阶梯,旨在尽可能减小几何距离定标对象、造父变星和超新星宿主星系之间的差异。普朗克卫星于2013年公布的首批宇宙学结果,使其与本地距离阶梯结果之间的反差尤为突出。

一个常用的基准是普朗克2018年基准结果,发表于其最终的宇宙学参数分析中:利用温度、偏振和引力透镜信息,在平直、六参数的 Λ\LambdaCDM 模型下,得到 H0=67.4±0.5 km s−1 Mpc−1H_0=67.4\pm0.5\ \mathrm{km\,s^{-1}\,Mpc^{-1}}。2022年,SH0ES的一项分析报告了 73.04±1.04 km s−1 Mpc−173.04\pm1.04\ \mathrm{km\,s^{-1}\,Mpc^{-1}},并指出两者相差约五个标准差。这些都是特定时期、基于特定假设得到的结果,而非两个永恒不变的测量值。它们的重要意义在于表明,精度的提升如何将原本不大的差异转变为一项严格的一致性检验。

造父变星—超新星距离阶梯

宇宙距离阶梯通过观测范围相互重叠的不同天体类别,逐级传递绝对距离的标定。它的第一阶采用几何测量方法。重要的标定锚点包括盖亚任务测得的恒星视差、大麦哲伦云中的分离型食双星,以及 NGC 4258 中的水脉泽盘。这些锚点有着不同的物理基础,也有不同的系统不确定性。检验它们是否一致,有助于判断某一种几何测量方法的误差是否可能导致整个距离阶梯的距离尺度失准。

下一阶由造父变星构成,这类脉动恒星的周期与光度存在相关关系。实际标定需要考虑周期、化学成分以及尘埃消光的影响。其简化形式为:

M=alog⁡10P+b+γZ,M=a\log_{10}P+b+\gamma Z,

其中,MM 是采用特定测光定义得到的绝对星等,PP 是脉动周期,ZZ 代表金属丰度指标,各系数通过拟合确定。近红外观测可以降低尘埃及某些恒星族群效应的影响。称为 Wesenheit 星等的星等组合旨在降低对消光的敏感性,但仍然依赖于对消光定律的假设。

在曾出现过Ia型超新星的星系中,可以观测到造父变星。这类超新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标准烛光,需要根据光变曲线形状、颜色,有时还包括宿主星系的信息,对其峰值光度进行标准化。造父变星用于确定近邻超新星宿主星系的距离,进而标定标准化超新星的绝对星等。随后,再利用规模大得多、距离更远且处于平滑宇宙膨胀流中的超新星样本,确定亮度与红移之间的关系。

上述联系通过距离模数来表达:

μ=m−M=5log⁡10(dL10 pc),\mu=m-M=5\log_{10}\left(\frac{d_L}{10\ \mathrm{pc}}\right),

其中,mm 是视星等,MM 是绝对星等,dLd_L 是光度距离。在观测得到的超新星关系固定不变时,改变标定的 MM 就会改变推断出的距离尺度,从而改变 H0H_0。要从约 7373 变为 67.4 km s−1 Mpc−167.4\ \mathrm{km\,s^{-1}\,Mpc^{-1}},相应的距离需要增加约 8%,相当于距离模数改变约 0.17 星等。这为评估各种可能的标定误差提供了一个有用的量级参照。

距离阶梯的精度,部分来自使用相似的仪器、滤光片和分析流程观测不同阶梯上的天体。这种一致性减少了在不同系统之间传递测光零点时产生的误差。但它并不能消除所有天体物理效应:远处宿主星系中的造父变星比近邻标定星受到更严重的星像拥挤影响,用于标定的超新星族群也可能不同于膨胀流样本中的族群。因此,这一测定依赖于对大量恒星和超新星、它们的选择函数以及相互关联的不确定性建立联合模型,而不是简单地对独立测得的距离取平均。

早期宇宙推断与声视界

微波背景保留了宇宙变得透明时的信息,那是在大爆炸后约38万年。在此之前,光子与普通物质构成了紧密耦合的等离子体。引力使密度偏高的区域受到压缩,而辐射压则抵抗这种压缩,从而产生声学振荡。这些振荡留下的印记,表现为微波背景温度和偏振角功率谱中的一系列峰。

其中一个关键的物理尺度是声视界,即声学扰动在某个指定时刻之前所能传播的共动距离:

rs(z∗)=∫z∗∞cs(z)H(z) dz,r_s(z_*)=\int_{z_*}^{\infty}\frac{c_s(z)}{H(z)}\,dz,

其中,cs(z)c_s(z) 为声速,z∗z_* 大致对应光子退耦时期。角分布形态对下式给出了很强的约束:

θ∗=rs(z∗)DM(z∗),\theta_*=\frac{r_s(z_*)}{D_M(z_*)},

其中,DMD_M 为到该时期的横向共动距离。微波背景对这一比值的测量极为精确。然而,要将其转换为 H0H_0,就必须采用一个模型,同时描述声视界的物理尺度以及从那时至今的宇宙膨胀过程。

峰列形态的其他特征还约束了重子和暗物质的物理密度、原初扰动谱及其他参数。在六参数 Λ\LambdaCDM 模型中,这些约束足够严格,能够将 H0H_0 的预测值限定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引入额外参数则可能使这一范围变宽或发生移动。因此,普朗克观测结果的不确定度很小,是以所采用的模型为前提的,并非完全独立于理论的测量误差。尽管如此,一个成功的替代模型所需重现的,远不止某一个声学峰的角位置:它还必须符合各峰的相对高度、小角尺度上的阻尼、偏振以及引力透镜效应等观测特征。

一个相关的声学尺度也出现在星系的空间聚集分布中,表现为重子声学振荡,简称 BAO。这里使用的标准尺通常是重子拖曳时期的声视界 rdr_d,在这一时期,光子对重子的拖曳作用不再有效。它与光子退耦时的声视界接近,但并不相同。BAO 测量约束的是 DM(z)/rdD_M(z)/r_d 和 H(z)rdH(z)r_d 等组合;如果没有关于标准尺或距离尺度的额外信息,就无法确定哈勃常数的绝对值。

将 BAO、超新星相对距离以及对 rdr_d 的物理标定结合起来,就构成了逆向距离阶梯。标定可以利用微波背景数据,也可以利用大爆炸核合成给出的约束,并结合对复合之前物理过程的假设。在关于早期宇宙的标准假设下,这类组合通常倾向于较低的 H0H_0。其意义在于,这一较低数值并非仅仅是普朗克某一套数据处理流程的产物。独立的微波背景实验也提供了交叉检验:一项将阿塔卡马宇宙学望远镜第四次数据发布与 WMAP 信息相结合的分析,在 Λ\LambdaCDM 模型下得到了接近 68 km s−1 Mpc−168\ \mathrm{km\,s^{-1}\,Mpc^{-1}} 的数值。

独立的距离指标与膨胀探针

红巨星支顶端(TRGB)是一种独立于造父变星周期—光度关系的恒星距离指标。低质量红巨星在核心氦点火之前会达到一个特征光度。在适当的测光波段中,其光度分布的陡峭截断可用作标准烛光,同时需要根据星族性质进行修正。观测通常以星系晕为目标,因为与包含造父变星的恒星形成区相比,星系晕中的尘埃可能更少,恒星也可能不那么拥挤。弗里德曼在2021年的一项定标中报告了 H0=69.8 km s−1 Mpc−1H_0=69.8\ \mathrm{km\,s^{-1}\,Mpc^{-1}},给出的统计不确定度和系统不确定度分别为 0.60.6 和 1.61.6。不同的TRGB定标和分析并未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这表明边缘检测、观测区域选择以及绝对零点都十分重要。

天体微波激射通过另一种机制提供几何距离。大质量黑洞周围近乎侧向朝向观测者的盘中,水分子会产生窄的微波发射谱线。甚长基线干涉测量可以分辨这些辐射源的角分布,而视向速度和加速度则可约束盘的实际尺度与动力学性质。比较实际尺度与角尺度即可求得距离。超级微波激射宇宙学项目在2020年的一项分析中报告了 H0=73.9±3.0 km s−1 Mpc−1H_0=73.9\pm3.0\ \mathrm{km\,s^{-1}\,Mpc^{-1}}。其精度低于主要的造父变星距离阶梯,但这一方法基于不同的天体物理机制,提供了重要的交叉检验。

强引力透镜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如果一个亮度可变的类星体经前景星系的透镜作用形成多个像,由于各条光路的长度不同,所经过的引力势也不同,亮度变化便会在不同时刻到达观测者。这些时间延迟可约束一个近似正比于 H0−1H_0^{-1} 的距离组合。H0LiCOW合作组在2019年对六个透镜系统的分析中,基于其建模假设得到了 73.3−1.8+1.7 km s−1 Mpc−173.3^{+1.7}_{-1.8}\ \mathrm{km\,s^{-1}\,Mpc^{-1}}。然而,透镜的质量分布以及沿视线方向的物质都至关重要。如果分析允许透镜结构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所得不确定度就可能显著增大,因此不能脱离质量模型假设来解读时间延迟的测量结果。

致密双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可充当标准汽笛。其波形中包含光度距离信息,无需对恒星光度进行定标。不过,仍须通过已确认的宿主星系,或通过与候选宿主星系的统计关联来获得红移。2017年的中子星并合事件GW170817首次利用标准汽笛测定了 H0H_0,其中心值接近 70 km s−1 Mpc−170\ \mathrm{km\,s^{-1}\,Mpc^{-1}},但不确定度较大。主要限制因素包括距离与双星轨道倾角之间的简并、探测器定标,以及宿主星系的本动速度。

其他方法包括表面亮度涨落、米拉变星,以及被称为宇宙计时器的星系差分年龄测量。这些方法很有价值,因为其主要误差来源不同于造父变星或微波背景方法。不过,它们的独立性仍有程度之分:两种方法可能共用几何距离锚点、超新星样本、测光定标,或关于恒星演化的假设。因此,一组估计值并不等同于同样数量的独立检验。

统计显著性及其对假设的依赖

人们通常将两个参数估计近似为相互独立的高斯分布,以此计算哈勃张力常见的显著性数值。如果二者的均值分别为 H0,AH_{0,A}、H0,BH_{0,B},标准差分别为 σA\sigma_A、σB\sigma_B,则一个简单的差异统计量为

T=∣H0,A−H0,B∣σA2+σB2.T=\frac{|H_{0,A}-H_{0,B}|} {\sqrt{\sigma_A^2+\sigma_B^2}}.

代入 73.04±1.0473.04\pm1.04 和 67.4±0.5 km s−1 Mpc−167.4\pm0.5\ \mathrm{km\,s^{-1}\,Mpc^{-1}},可得 T≃4.9T\simeq4.9。这就是“五西格玛张力”这一常用说法的由来。它仅适用于在相应假设下进行的这组比较,并不是所有局部测量或所有宇宙学模型都具有的显著性。

如果两个估计值之间存在相关性,分母就需要改用以下方差:

σΔ2=σA2+σB2−2 Cov⁡(H0,A,H0,B).\sigma_\Delta^2= \sigma_A^2+\sigma_B^2 -2\,\operatorname{Cov}(H_{0,A},H_{0,B}).

在合并多项晚期宇宙测量结果时,相关性尤为重要。两套距离阶梯可能采用同一个几何定标基准,或者使用彼此重叠的超新星样本。多项微波背景分析也可能采用相同的前景假设或外部信息。忽略共同误差,会使表面上一致的结果显得比实际更加精确。反过来,主要不确定性来源不同的方法若能真正取得一致,就比对同一批观测反复分析更有说服力。

所报告的不确定度本身也是建模的产物。测量不确定度包括随机变动和估计的系统性误差贡献,但未被识别的偏差并不会自动体现在已发表的误差条中。在宇宙学拟合中,干扰参数用于描述仪器定标、前景辐射、尘埃或天体物理种群。这些参数的允许范围及其相关性,会影响推断得到的 H0H_0 的概率分布。当分布不是高斯分布,或存在延伸较广的参数简并时,用单一“西格玛”数值进行比较可能并不充分。

模型比较还涉及另一层区别。增加参数通常可以容许更高的 H0H_0,或扩大其允许范围,但主要靠增大不确定度实现的相容,并不等同于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两组数据。检验方法可以比较最佳拟合似然的变化,对额外的自由度施加惩罚,或评估贝叶斯证据。这些方法回答的问题彼此相关,却并不相同,而且可能对参数先验较为敏感。评估一项理论提案时,应考察它与全部观测结果是否相符,而不能仅看其 H0H_0 误差条是否与某项局部测量结果重叠。

区分 H0H_0 的不一致与底层定标量的不一致,也很有帮助。超新星距离阶梯直接确定的是标准化后的绝对星等,而重子声学振荡(BAO)分析约束的是相对于 rdr_d 的距离。比较这些量,可以揭示某项解决方案是否真正改变了定标,还是仅仅改变了从观测量到 H0H_0 的映射。因此,不能通过对不相容的数值取平均来消除张力,也不能将所有已发表的估计值都视为对某个不依赖模型的数值所作的、可以互换的测量。

天体物理与仪器方面的解释

造父变星的拥挤效应是系统误差方面的一项核心问题。在超新星宿主星系所处的距离上,那些在近处可以分辨开的恒星,可能会重叠在望远镜的同一个分辨单元内。无法分辨的邻近光源会使造父变星显得更亮,导致其距离被低估,进而使推算出的哈勃常数偏高。分析中会利用人工星测试、局部背景测量和高分辨率观测来估计这一效应。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更清晰的近红外成像,可以对先前由哈勃空间望远镜观测过的天区中的造父变星测光结果进行检验。已发表的对比研究利用两者共有的样本,检验了拥挤效应是否会造成显著偏移;将此类检验扩展到距离阶梯的各个环节仍然十分重要。

金属丰度和尘埃带来了不同的挑战。造父变星的光度和颜色取决于化学组成,而其宿主星系的元素丰度分布各不相同。尘埃既会改变亮度,也会改变颜色,但消光对波长的依赖关系未必在每条视线上都相同。近红外测量和旨在减弱红化影响的星等组合能够限制这些效应,却不能将其完全消除。可靠的检验需要考察距离残差是否随元素丰度、周期、颜色、局部面亮度以及在宿主星系中的位置而变化。

几何距离锚点也各有其薄弱环节。盖亚卫星的视差需要校正微小的零点偏移,而这些偏移取决于观测源的性质和观测条件。造父变星是明亮的变光天体,其中一些还有伴星,使天体测量结果的解释更加复杂。分离型食双星需要准确的恒星表面亮度关系或恒星大气模型,才能将半径和观测流量与距离联系起来。脉泽距离则取决于其所在盘的几何结构和动力学。采用多个锚点有助于控制误差,因为这些误差的物理来源并不相同,但将它们结合起来仍需要一致的统计处理。

超新星标准化也是可能造成不一致的来源。Ia型超新星所在的恒星族群涵盖不同的恒星年龄、金属丰度和尘埃环境。它们经标准化后的亮度与宿主星系的性质相关,通常采用宿主星系质量阶跃等经验修正来描述这种相关性。近邻校准样本与更遥远样本之间若仍存在残余差异,就可能使距离阶梯的结果发生偏移。选择效应同样重要:巡天在接近探测极限时更容易发现较亮的天体,而后续光谱观测还可能引入额外偏差。研究人员利用模拟和跨巡天测光定标来估计这些效应,但未经检验,不能用单一的普适修正来充分描述族群演化。

在早期宇宙观测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微波前景、仪器波束、探测器校准以及对复合过程的假设。多个频率上的观测有助于将宇宙学信号与银河系尘埃及其他辐射区分开来,而相互独立的实验则可检验仪器效应。本地结构也曾被提出,用于解释近邻宇宙较高的膨胀速率:低密度区域可能比宇宙平均水平膨胀得更快。然而,要完整解释主要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异,通常需要一种空间上相干、范围更大或欠密程度更高的本地密度涨落,而标准结构形成理论的预期和观测并不支持如此大的涨落。通常的本动速度对单个天体仍然十分重要,尤其是在规模较小的近邻样本中。

提出的新物理机制与鉴别性观测

许多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物理方案都着眼于声视界。如果复合之前的膨胀速度更快,声波传播的共动距离就会更短。较小的标准尺可以在保持观测到的声学角尺度不变的同时,使推断出的 H0H_0 更高。由于重子声学振荡(BAO)和超新星观测也对标准尺与距离之间的关系构成约束,要使这些观测与接近 73 km s−1 Mpc−173\ \mathrm{km\,s^{-1}\,Mpc^{-1}} 的数值相容,相关分析通常需要将 rdr_d 缩小几个百分点,往往约为 7%—9%,具体取决于所用的数据集和模型。难点在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同时又不破坏模型对微波背景谱其余部分的解释。

早期暗能量是一种得到广泛研究的机制。在典型模型中,一个额外的场在复合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对总能量密度贡献不大的一部分,随后迅速稀释。它会暂时提高 H(z)H(z),从而缩小声视界。可行的具体模型必须妥善控制这一贡献出现的时期、所占比例的峰值及其后续演化。这些模型还会改变引力势、物质涨落的增长以及声学峰结构。因此,某个模型即使改善了与本地 H0H_0 测量结果的一致性,也可能受到星系聚集、弱引力透镜或高分辨率微波背景观测的限制。

另一种可能是存在额外的相对论性能量密度,通常用相对论性粒子的有效种类数 NeffN_{\rm eff} 来参数化。在计入中微子非瞬时退耦效应的标准计算中,其值约为 3.044。增大这一数值会提高早期宇宙的膨胀率,但也会改变核合成、光子扩散以及声学振荡的相位。涉及中微子或暗扇区的粒子相互作用可以改变其中某些特征,但代价是需要引入额外假设。原子物理或复合历史的改变也已得到研究,因为它们能够改变声学尺度与扩散尺度之间的关系。

针对晚期宇宙的方案则修改暗能量、空间曲率或支配引力的定律。这些方案的吸引力在于,它们可以改变到微波背景辐射面的距离,而不必直接改变早期宇宙的每一种物理过程。然而,BAO 和超新星测量对近期膨胀历史的形态施加了严格约束。简单的扩展,例如以状态方程参数为常数且不等于 −1-1 的暗能量取代宇宙学常数,通常无法同时对所有相关数据给出令人满意的拟合。发生于极晚近时期的转变以及相互作用暗扇区模型,同样需要仔细检验其是否符合距离和结构增长方面的观测约束。

具有鉴别力的观测必须能够区分这些机制,而不只是提高某一个数值的测量精度。更精确的微波背景偏振和小尺度测量,可检验早期物理过程留下的声学相位和阻尼特征。星系巡天可测量不同红移处的 BAO 距离和结构增长。更多的几何距离锚点、可分辨单颗恒星的观测,以及经过独立校准的红巨星和变星距离,可检验距离阶梯的绝对尺度。标准汽笛和受到充分约束的引力透镜时间延迟,则能以校准要求显著不同的方法探测距离。这些观测各自检验了连接原初物理尺度、恒星光度与当前膨胀率这一链条中的不同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