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双韵体由连续两行抑扬格五音步诗句组成,两行以尾韵相互押韵。在连续成篇的诗作中,韵式通常为 aa bb cc,每两行换一个新韵。它是英语诗歌的一种重要形式,与约翰·德莱顿和亚历山大·蒲柏的创作关系尤为密切。虽然这一名称反映了它在历史上与崇高或英雄题材的联系,但这种形式同样适用于口语化叙事、论辩、道德思考和讽刺。
形式结构
英雄双韵体结合了两种组织原则:反复出现的格律诗行,以及两行一组的押韵单位。每行通常包含五个抑扬格音步,每个音步的基本模式都是从一个相对轻读的音节过渡到一个相对重读的音节。因此,规整的诗行通常有十个音节。
这一模式只是框架,并不要求每行读起来都机械地一模一样。诗人会变换重音的位置,以其他音步替代某些抑扬格,并调整句子节奏与格律预期之间的关系。格律分析会区分诗句的基本格律,以及某一种具体读法赋予各个词的重音。
亚历山大·蒲柏的《批评论》(1711年)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
真正的才智,是自然经过恰到好处的装扮;
是人们常有的想法,却从未表达得如此精善。
原文以 dress’d 和 express’d 押韵,第二行则补全了第一行提出的定义,并加以限定。这段诗说明,这种形式能够将两行诗凝聚为一个简练的表述。
英雄双韵体中的一组偶句不一定构成独立的诗节。在长诗中,一组组偶句可以连续排列,彼此之间不留空行。也并非任何两行押韵的诗句都属于英雄双韵体:仅有押韵还不够,还必须具备其特有的五音步格律。
封闭式偶句与开放式偶句
封闭式与开放式偶句的区别,涉及押韵的两行诗与句子之间的关系。
在封闭式偶句中,一个语法或修辞单位在第二行末尾基本收束。这两行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一个独立的命题,或一段较长论述中结构均衡的部分。这种收束往往会强化押韵在听觉上带来的完结感。
在开放式偶句中,句法或思路越过第二行,延续到下一组偶句。跨行也可以使一个短语跨越第一行与第二行之间的界限。这些处理方式使诗作在维持韵式的同时,不至于变成一连串界限分明、彼此割裂的陈述。
人们往往将英雄双韵体与封闭式偶句联系起来,尤其是在论述十七世纪后期及十八世纪诗歌时。不过,收束并不是其定义中的必要条件。同一首诗可以在开放式与封闭式结构之间转换,以改变节奏、突出某个判断,或延展一段描写。
行中停顿,即诗行内部的停顿,是另一种变化手段。居中的停顿可以把一行分成两个均衡的短语;偏离中点的停顿则可以造成迟疑、加速,或更接近日常谈话的效果。
历史发展
中世纪的奠基
十四世纪后期,杰弗里·乔叟为英语押韵五音步偶句确立了影响深远的先例。他在《贤妇传说》中采用了这种形式,并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广泛运用,包括《总序》及其中许多韵文故事。
乔叟的偶句往往服务于灵活流畅的叙事,而非一连串独立完整的格言。句法可以跨越韵脚划定的界限,对话、描写与叙事进程共同塑造诗句。他的格律运用也依赖中古英语的发音特点,包括某些词尾音节的发音;这些音节在后来的英语中已不再发音。
十七世纪的发展
十七世纪,埃德蒙·沃勒、约翰·德纳姆等诗人推动了一种格律更规整、修辞更均衡的偶句风格。他们的创作构成了约翰·德莱顿广泛采用这一形式的部分背景。
德莱顿将英雄双韵体用于讽刺、宗教论辩、翻译和戏剧。《押沙龙与亚希多弗》(1681年)显示了这种形式适合展开持续的政治讽刺和人物讽刺,而《牝鹿与豹》(1687年)则将其用于宗教论争。他于1697年出版的维吉尔作品译本,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形式与古典史诗的联系。
押韵五音步偶句也在王政复辟时期的英雄剧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舞台上,其押韵与均衡的修辞结构可以强化人物间的冲突,赋予台词庄严、正式的格调。
十八世纪的兴盛
蒲柏使英雄双韵体在语言凝练和结构精确方面达到了影响尤为深远的高度。他的作品展现了这种形式的广泛用途:
- 《批评论》(1711年)用它展开文学论辩,阐述批评准则。
- 《夺发记》于1714年扩充为五章,将崇高的诗歌惯例用于上流社会的一场纠纷。
- 他的《伊利亚特》译本(1715—1720年)用它铺陈长篇英雄叙事。
- 《人论》(1733—1734年)用它进行哲学论证。
- 《群愚史诗》初版于1728年,此后多次修订,以它为载体展开持续的文学与文化讽刺。
塞缪尔·约翰逊也在《伦敦》(1738年)和《人类欲望的虚妄》(1749年)中采用了这种形式。偶句在这一时期的显赫地位并未将它局限于单一体裁:它既能用于赞颂、谴责,也能用于描写、叙事或抽象推理。
后世的运用
浪漫主义的兴起削弱了英雄双韵体的主导地位,但并未使它退出诗坛。利·亨特和约翰·济慈探索了更为流畅、多用跨行的偶句;济慈的《恩底弥翁》(1818年)便是一个重要例子。
后来的诗人仍有选择地采用英雄双韵体,将其用于叙事、翻译、诙谐诗和戏仿等。它所承载的历史联想,使它既可用于唤起文学权威感,也可用于揭示崇高语言与日常题材之间的反差。
修辞与文学功能
两行一组的结构非常适合表现平衡与对照。一行可以提出命题,另一行则加以限定、反转或举例说明。平行的语法结构能让相似与差异在听觉上立即显现。
押韵也使行末格外突出。诗人可以将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词留到第二行,让韵脚同时完成声音模式和论证。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种形式适合警句和令人难忘的概括性表述。
这些效果在讽刺诗中尤为重要。一段看似持平的描写,可以在结尾落到出人意料的评判上;而反讽则可以产生于精致的表面与暗含的贬损意味之间的落差。不过,这种形式本身并不必然诙谐或具有讽刺意味:其效果取决于措辞、句法、节奏安排和语境。
在史诗与翻译中,英雄双韵体为原本以其他格律写成的内容提供了一种英语诗体结构。例如,蒲柏翻译荷马史诗时,以英语押韵五音步转写古希腊语的扬抑抑格六音步。这样的翻译改变了诗歌的组织方式:原诗的格律节奏被重塑为两行一组的英语诗句,押韵也由此带来新的表现机会与创作约束。
相关形式与批评考量
英雄双韵体与无韵诗具有相同的基本格律,但无韵诗不押韵。十四行诗可以用一组英雄双韵体偶句结尾,而不必全篇都由偶句组成;与威廉·莎士比亚相关的英国十四行诗传统便是如此。
拟英雄体是一种表现模式,而非一种格律。它将英雄文学的崇高语言或惯例用于相对平凡的题材。英雄双韵体是实现这种效果的重要载体,但英雄双韵体与拟英雄体写作都不一定非要借助对方。
这种形式的优势也会带来创作上的压力。频繁收束可能使正在展开的论述变得支离破碎;可预见的措辞与押韵可能趋于单调;为寻找韵脚词,又可能导致句法生硬或不必要的铺陈。诗人通过跨行、变化多样的停顿、长短不一的句子,以及紧凑单元与延展单元之间的转换,来应对这些压力。
在基本采用偶句的诗作中,偶尔也会插入三行同韵的诗组或较长的诗行,德莱顿的作品尤其如此。理解这些变例,最好将其放在周围的形式规律中考察:它们的力量,来自对诗作已经建立的预期所作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