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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工程与制造 / gyroscope

陀螺仪

陀螺仪利用转动惯性、振动结构,或光波与物质波传播对旋转的依赖,测量或保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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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动量引力经典力学地球第二次世界大战阿波罗计划进动球轴承陀螺仪

陀螺仪是一种检测旋转或提供定向基准的装置。经典陀螺仪由一个高速旋转的转子构成,由于具有角动量,其转轴会抵抗方向的改变。现代陀螺仪还包括采用振动机械结构和光学系统的仪器,无须持续旋转的转子也能测量旋转。这些不同技术的共同点在于功能,而非某一种物理机制:它们都能反映仪器相对于惯性参考系的转动。

陀螺仪是导航、制导、稳定控制和运动测量系统的基本组成部件。它们帮助飞机保持姿态、船舶确定航向、航天器控制姿态,以及移动设备识别运动。陀螺仪通常测量的是角运动,而非位置;要确定绝对姿态,必须将其输出与初始条件或其他测量结果结合起来。因此,陀螺仪的实用性能既取决于传感元件,也取决于配套的校准、计算和辅助仪器。

历史发展

早在精密仪器出现之前,旋转的陀螺就已展示出陀螺效应,但陀螺本身并不一定能成为实用的旋转传感器。它的运动受到接触力、摩擦力和引力的显著影响。要将这种常见玩具变成科学仪器,需要平衡良好的转子、低摩擦支承,以及描述旋转物体运动的数学方法。十八世纪经典力学中建立的方程,尤其是莱昂哈德·欧拉提出的相关方程,为理解旋转物体为何以看似违背直觉的方式响应力矩提供了理论框架。

1817年,德国科学家约翰·戈特利布·弗里德里希·冯·博嫩贝格描述了一种装置,其中的旋转物体采用特殊的安装方式,使其转轴能够在较少约束下改变方向。这类仪器有助于展示自转轴保持方向的特性。1852年,法国物理学家莱昂·傅科提出了“陀螺仪”(gyroscope)一词,用来命名一种旨在使地球自转变得可观测的仪器。这个名称由表示旋转和观察的希腊语词根组合而成。傅科的实验体现了一个始终重要的区别:装置随地球一起转动,而理想的自由转子则倾向于在惯性空间中保持其方向。

随着轴承、电力驱动和反馈机构的改进,仪器得以持续运行,实用的导航仪器也随之出现。二十世纪初,赫尔曼·安许茨-肯普费研制出实用的船用陀螺罗经,并于1908年开始在船上使用。埃尔默·安布罗斯·斯佩里则在1910年前后独立研制出另一套成功的陀螺罗经系统。这些仪器并非只是保持某个任意方向。通过将陀螺运动与对重力敏感的控制机制及阻尼相结合,它们能够逐渐稳定在指向地理北方的方向,从而避免钢制船舶上的磁干扰;这类干扰会给磁罗盘的使用带来麻烦。

二十世纪,陀螺仪成为航空仪表、自动驾驶仪、鱼雷和惯性导航的核心部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制导导弹和远程飞机的发展,加速了低漂移仪器的研发。精密液浮陀螺仪以及后来出现的动力调谐陀螺仪,减小了不必要的机械力矩。阿波罗计划所用的系统表明,陀螺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作为完整导航体系的一部分所发挥的作用,而不只是作为一台独立仪器。

第二次变革以其他对旋转敏感的现象取代了旋转转子。1913年,乔治·萨尼亚克通过实验展示了后来以他命名的光学效应。二十世纪后半叶,环形激光陀螺仪进入实用阶段;随着低损耗光纤及相关器件的进步,光纤陀螺仪也随之发展起来。自二十世纪末起,硅微加工技术使振动陀螺仪的成本和尺寸大幅降低,足以用于车辆、游戏控制器和手机。因此,这段历史并不是新仪器简单取代旧仪器的过程:机械、振动和光学技术至今仍在不同的性能与成本区间中各有用武之地。

转动力学与陀螺运动

旋转陀螺仪的行为遵循角动量与外加力矩之间的关系。对于绕惯性主轴旋转的转子,其角动量近似为

L=Isωs,\mathbf{L}=I_s\boldsymbol{\omega}_s,

其中,IsI_s 为绕自转轴的转动惯量,ωs\boldsymbol{\omega}_s 为自转角速度。在惯性参考系中,其运动方程为

τ=dLdt.\boldsymbol{\tau}=\frac{d\mathbf{L}}{dt}.

如果合外力矩为零,角动量矢量就保持不变。因此,即使周围的壳体发生转动,自由支承的转子仍能提供方向基准。这并不意味着转子绝对抗拒运动:足够大的力矩会改变转子的方向,即使是微小但持续存在的力矩,最终也会产生可测量的误差。

垂直于自转角动量的力矩主要改变角动量的方向,而非其大小。由此产生的运动称为进动。当自转轴以进动角速度 Ωp\boldsymbol{\Omega}_p 运动时,相应的关系为

τ=Ωp×L.\boldsymbol{\tau}=\boldsymbol{\Omega}_p\times\mathbf{L}.

在常见的理想化情形中,快速自转的重对称陀螺绕竖直轴做稳定进动,此时有

Ωp≈mgℓIsωs,\Omega_p \approx \frac{mg\ell}{I_s\omega_s},

其中,mm 为质量,gg 为重力加速度,ℓ\ell 为支点到质心的距离。这一近似以适当的稳定运动状态为前提,并不适用于所有释放条件,也不适用于所有缓慢自转的陀螺。

进动解释了为什么推动旋转中的转子,会使其绕垂直于外加力矩方向的轴运动。这种效应有时被描述为力“转过了90度”,但这种说法掩盖了实际的矢量动力学过程。力矩会连续地改变角动量矢量。当初始条件或外加力不符合稳定运动的条件时,进动还可能伴随转子轴的额外振荡,这种振荡称为章动。摩擦和阻尼可以减小这些振荡,但同时也会扰动理想的惯性基准。

观测结果还取决于参考系。对于随地球一起转动的观测者而言,在惯性空间中保持方向不变的转子看起来会发生运动。地球的恒星自转角速度约为每秒 7.292115×10−57.292115\times10^{-5} 弧度,即每小时 15.04115.041 度。精密仪器必须将这种可预测的运动与自身的漂移区分开来。

这些力学原理解释了旋转转子式陀螺仪的工作机制,但不应将其原封不动地套用于所有被称为陀螺仪的装置。振动陀螺仪通过振荡运动之间的惯性耦合来检测旋转,而光学陀螺仪则通过检测光传播的差异来感知旋转。二者都不需要具有较大且持续的自转角动量的宏观转子。

旋转转子仪器与陀螺罗经

机械陀螺仪通常包含经过平衡的转子、驱动系统、轴承或其他支承机构,以及用于检测转子相对于外壳运动的装置。在传统的自由陀螺仪中,转子安装在称为万向架的多层嵌套式转动框架内。这些框架允许外壳改变姿态,而不迫使转子轴随之转动。实际仪器与理想模型存在差异,因为轴承摩擦、电气引线、不平衡和热变形都会传递微小力矩。

不同的结构配置用于测量不同的物理量。自由陀螺仪或位移陀螺仪可以指示相对于初始姿态的角位移。速率陀螺仪则通常利用弹簧、阻尼机构或反馈回路,约束转子绕输出轴的响应。在设计的工作范围内,由此产生的偏转或恢复力矩与输入角速率成正比。速率积分陀螺仪的设计则使其输出位移表示输入转角的累积量。这些区别涉及仪器的动力学特性,而不只是是否具有旋转的轮体。

高性能机械陀螺仪采用精密复杂的方法来减小寄生力矩。精密滚珠轴承可由气体轴承、液浮支承或静电悬浮加以辅助或替代。在液浮式仪器中,流体承担敏感组件的大部分重量,从而减小枢轴承受的载荷。动力调谐陀螺仪采用挠性支承的转子,在选定的转速下,其等效恢复刚度可以降至很小。温度控制和精细平衡至关重要,因为几何形状的微小变化,在长时间积分过程中也可能造成显著误差。

陀螺罗经是一种专门用于寻找地理北向的系统。单靠自由陀螺仪无法做到这一点:它保持的是初始惯性方向,而不是主动指向某条子午线。当以重力方向为基准的控制力矩与地球自转相互作用时,才会产生寻北特性。随后,阻尼使陀螺轴逐渐稳定在当地子午线方向,而不是围绕该方向无限振荡。实际设计还会针对船舶运动、纬度以及仪器本身的特有影响进行修正。常规陀螺罗经在地理两极附近的效能会降低,因为地球自转角速度的水平分量趋近于零。

万向架也有自身的局限。在三轴配置中,某些姿态可能使两个转轴重合,导致万向架锁定,从而丧失一个可独立运动的转动自由度。增加万向架、限制工作姿态范围,或通过计算维持参考基准,都可以应对这一问题。机械磨损、启动至工作转速所需的时间、功耗以及对冲击的敏感性,也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尽管如此,旋转转子仪器对于理解陀螺效应仍然十分重要;在能够接受其机械复杂性的场合,专门设计的仪器可以提供优异的性能。

振动陀螺仪与微机电系统

振动陀螺仪通过检测振动质量块与其支撑框架旋转之间的耦合来工作,其工作原理通常用科里奥利效应来描述。在以角速度 Ω\boldsymbol{\Omega} 旋转的参考系中,以相对速度 v\mathbf{v} 运动的质量块受到的表观科里奥利力为

FC=−2mΩ×v.\mathbf{F}_C=-2m\boldsymbol{\Omega}\times\mathbf{v}.

式中的符号取决于所采用的坐标约定,但其核心特征是叉积关系。如果器件主动驱动质量块沿某一方向往复运动,旋转就会沿与之垂直的检测方向产生周期性作用力。测量这一响应,即可得到相应的角速度分量。

许多微机电系统(MEMS)陀螺仪采用由柔性梁悬置的硅质检测质量块。静电力维持驱动模态的振动,而检测模态的位移则通过电容变化来测量。音叉式设计采用一对运动方向相反的质量块。旋转会使两个质量块产生方向相反的科里奥利响应,因此可以通过差分读出增强所需信号,同时抑制部分共模加速度和振动的影响。三轴器件可以组合多个结构,也可以在单个芯片上集成多种检测模态。

机械结构只是传感器的一部分。电子控制环路负责调节振动幅度、跟踪谐振、解调检测到的运动,并补偿随温度变化的特性。在开环设计中,角速度由检测模态运动的幅度和相位推算得出。在力再平衡设计中,反馈系统施加作用力以抑制这种运动,所需的平衡信号即为测量结果。使驱动模态与检测模态的谐振频率相匹配,可以提高灵敏度,但也会对控制、制造偏差和热稳定性提出更高要求。

正交耦合是一个重要的误差来源:非预期的机械或电气耦合会产生检测信号,其相位与理想的科里奥利响应不同。由于这种干扰信号可能远大于旋转引起的信号,电子电路中微小的相位误差就可能使其表现为虚假的旋转信号。其他限制因素包括热噪声、封装应力、非线性刚度、加速度敏感性,以及外部振动的整流效应。真空封装可以减小气体阻尼并提高灵敏度,但较高的机械品质因数可能需要更复杂的控制。

并非所有振动陀螺仪都采用硅质检测质量块。半球谐振陀螺仪利用薄壳中的驻波工作,薄壳通常由熔融石英制成。旋转会改变振型的方位或平衡状态,这些变化可以通过电拾取器和反馈系统进行测量。环形、盘形及其他几何形状的谐振器也采用类似原理。这类仪器的性能覆盖很宽的范围:价格低廉的 MEMS 器件可满足日常运动感测需求,而精密制造的谐振陀螺仪则可用于要求严苛的导航和航天应用。

光学陀螺仪与萨尼亚克效应

光学陀螺仪利用萨尼亚克效应测量旋转。当装置旋转时,沿闭合路径向相反方向传播的光,绕行一周所需的时间不同。对于真空中的平面环路,保留旋转速率的一阶项时,时间差为

Δt=4A⋅Ωc2,\Delta t=\frac{4\mathbf{A}\cdot\boldsymbol{\Omega}}{c^2},

其中,A\mathbf{A} 为环路的有向面积矢量,cc 为光速。对于真空波长为 λ\lambda 的光,相应的相位差为

Δϕ=8πA⋅Ωλc.\Delta\phi=\frac{8\pi\mathbf{A}\cdot\boldsymbol{\Omega}}{\lambda c}.

因此,这种仪器测量的是垂直于环路平面的旋转分量。三个朝向适当的传感环路可以测量三维角运动。

环形激光陀螺仪采用闭合的光学谐振腔,激光束在其中沿相反方向循环传播。旋转会使两束光的谐振频率向相反方向偏移。对于周长为 PP 的理想平面环形腔,频率差为

Δf=4A⋅ΩλP.\Delta f=\frac{4\mathbf{A}\cdot\boldsymbol{\Omega}}{\lambda P}.

将两束光合束后会产生拍频信号,通过其频率即可测得旋转。由于测量依靠的是光的传播,而非带轴承的转子,因此不存在轴承摩擦,也不需要转子启动加速。不过,这种装置仍然要求精确的反射镜几何布局、稳定的结构,以及对光学效应和环境影响的控制。

环形激光陀螺仪的一项主要局限是低角速度下的闭锁现象。反射镜散射的光会使反向传播的光波相互耦合,导致它们的频率在零转速附近的一小段范围内同步。许多仪器会施加机械角抖动,使激光器反复越出这一范围,再从输出中扣除已知的抖动分量。其他配置则采用不同的偏置策略。因此,“无运动部件”描述的是其基本光学传感原理,并不一定适用于每一台完整的环形激光陀螺仪。

光纤陀螺仪使两束光沿相反方向通过光纤线圈,并测量由此产生的干涉。多匝绕制可增大有效包围面积。常见设计采用宽带光源、光纤耦合器、相位调制器、光电二极管和数字处理系统。闭环仪器施加补偿相移,并根据抵消所测相位差所需的反馈量推算旋转。在标准的光纤随装置共同运动的配置中,萨尼亚克响应的主导项并不是简单地乘以玻璃的折射率。

光学陀螺仪的性能受到多种效应的限制,这些效应会使两个方向的光传播不完全互易。其中包括偏振变化、背向散射、非线性光学相互作用、磁场影响,以及沿线圈分布且随时间变化的温度梯度。精心选择的绕纤方式可通过合理排列光纤各段,使反向传播的光波经历相似的温度变化过程,从而减小热致非互易性。对于航空器、船舶、测绘以及其他要求低漂移、又不使用持续旋转机械转子的应用,环形激光陀螺仪和光纤陀螺仪已成为主要技术。

惯性导航与姿态估计

陀螺仪测量的是旋转,而导航还需要用数学方法描述旋转如何改变运动平台的姿态。惯性测量单元通常将三个轴向的陀螺仪与三个轴向的加速度计组合在一起。陀螺仪测量角运动,加速度计则测量比力,即单位质量所受的非引力作用力。完整的惯性导航系统利用这些测量数据、初始状态和重力模型,计算姿态、速度与位置。

传统惯性系统通常将传感器安装在稳定平台上。伺服控制的万向架使平台始终与选定的参考坐标系保持对准,从而减少导航计算所需的坐标变换。在捷联系统中,传感器直接固定在载体上。计算机持续确定姿态,并将测得的加速度从载体坐标系转换到导航坐标系。随着数字计算能力的提升和高带宽陀螺仪的发展,捷联系统已成为许多应用中的主流架构。

三维旋转通常不能通过将三个独立角度相加来累积。旋转顺序很重要:绕一个轴旋转会改变其他轴的方向。因此,导航软件通常使用方向余弦矩阵或四元数来表示姿态。一个典型的四元数运动学方程为

q˙=12q⊗[0,ω],\dot q=\frac{1}{2}q\otimes[0,\boldsymbol{\omega}],

其中,qq 将载体坐标映射到惯性坐标系,ω\boldsymbol{\omega} 为载体相对于该惯性坐标系的角速度,并以载体坐标表示。采用其他约定时,乘法顺序或符号会有所不同。四元数表示法避免了欧拉角的坐标奇异性,但数值积分和归一化仍需谨慎处理。

实际导航必须扣除那些不属于载体相对于目标参考系旋转的运动。其中包括地球自转,以及载体沿地球曲面运动时局部导航坐标系的旋转。初始对准用于确定姿态并估计传感器误差。如果仪器足够灵敏,测得的地球自转可以帮助确定北向,而静止条件下的加速度计测量则可确定当地铅垂方向。低成本陀螺仪通常无法足够可靠地分辨地球自转角速度,因此不能在没有外部辅助的情况下通过陀螺寻北确定航向。

由于误差会不断累积,许多系统采用传感器融合。来自全球定位系统、相机、磁传感器、车轮编码器或无线电系统的测量数据可用于约束惯性漂移。卡尔曼滤波器或相关估计器将这些观测与运动模型结合起来,估计陀螺仪零偏等量。这种校正并不等于让每个传感器都变得准确:每种观测都有其自身的失效模式和可观测性限制。在对运动情况有充分了解时,加速度计可以帮助估计倾斜角,但仅靠重力无法提供绕铅垂轴的航向参考。

性能、校准与误差累积

陀螺仪的技术指标只有在被测量、工作条件和统计定义明确时才有意义。简化的单轴测量模型为

y=(1+s)ω+b+n,y=(1+s)\omega+b+n,

其中,yy 为输出的角速度,ω\omega 为真实角速度,ss 为标度因数误差,bb 为零偏,nn 为噪声。三轴模型还需加入轴线失准和轴间耦合,通常用校准矩阵表示。实际器件还可能存在非线性、加速度敏感性、迟滞,以及随温度或振动而变化的误差。

零偏是指相应输入角速度为零时仍然存在的输出。它可能在每次上电时发生变化,在工作过程中漂移,或随温度呈现规律性变化。对于恒定的残余角速度零偏 bb,小角度姿态误差近似按下式增长:

δθ(t)≈bt.\delta\theta(t)\approx bt.

因此,如果残余零偏为每小时 11 度,且没有其他信息对其进行校正,一小时后就会产生约 11 度的角度误差。这个例子仅描述了一种简化的误差贡献,而非完整导航系统的总误差。倾斜误差还会使重力被投影到计算出的水平加速度中,从而对速度和位置造成大得多的影响。

随机噪声的累积方式则有所不同。对近似白噪声的角速度噪声进行积分,会产生随经过时间的平方根增长的角度不确定度。这通常用角度随机游走来表征,单位常为度每平方根小时。角速度噪声密度描述的是与之相关的频域特性,单位通常为度每秒每平方根赫兹。零偏不稳定性表征长期随机行为的另一个方面,不能与上电零偏、保证的最大漂移或温度补偿后的精度指标混为一谈。

工程师常用阿伦方差或阿伦偏差来分析传感器在不同平均时间下的噪声。该方法评估相邻平均测量值之间的差异,有助于区分角速度白噪声、缓慢变化的零偏过程及其他行为。对结果进行解释时,需要足够长的记录和受控条件。阿伦偏差曲线上看起来很低的最小值,本身并不能证明传感器在温度循环、载具振动或反复启动条件下的性能。

校准通常使用精密速率转台、已知方位、温控箱和受控振动试验。正、反向角速度下的测量有助于将零偏与标度因数误差区分开来。多轴测试可识别轴间不正交性和交叉轴灵敏度。其他技术指标还包括测量范围、带宽、延迟、饱和特性、功耗、抗冲击能力和启动时间。噪声极低的传感器如果响应存在延迟,仍可能不适合快速控制;而响应快、价格低廉的器件,只要定期通过外部观测进行校正,就完全可以胜任短时运动跟踪。

稳定控制、交通运输与科学应用

导航只是陀螺仪的用途之一。在稳定控制系统中,角速度测量使控制器能够在运动造成较大的姿态误差之前作出补偿。例如,相机云台测量角运动扰动,并指令执行器带动相机向相反方向转动。可实现的图像稳定程度取决于传感器噪声、控制器带宽、电机能力、结构柔性和延迟。陀螺仪提供信息,执行器则提供用于校正的力矩。在描述小型传感器时,必须明确这一区别,不能说得仿佛是传感器本身通过机械作用使平台保持稳定。

飞机的姿态显示仪表、飞行控制系统和导航设备都使用陀螺仪信息。较早的仪表可能装有独立的旋转转子,而现代姿态航向参考系统通常将电子陀螺仪与加速度计及其他参考源结合使用。船舶使用陀螺罗经和惯性系统来确定航向并进行导航。在存在磁干扰或无法接收卫星信号、导致其他方法难以使用的场所,包括某些地下工程环境,陀螺测量仪器可以用来确定方向。

道路车辆的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利用横摆角速度测量。控制器将测得的车辆转动与根据转向等输入预期的运动进行比较,随后调整制动或驱动力,减少车辆对预定路径的偏离。移动机器人利用角速度数据,填补相机、激光雷达或车轮编码器两次更新之间的信息空缺。在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中,惯性信息有助于估计快速运动,并改善对连续视觉或测距数据的解读。但仅靠惯性信息本身,无法消除车轮打滑、相机失效或长期漂移问题。

消费电子产品对成本、尺寸和性能有着不同的权衡。智能手机和游戏控制器使用微机电系统(MEMS)陀螺仪检测转动和手势,头戴式显示器则利用它们以低延迟跟踪头部的快速运动。相机或其他参考源提供较长时间尺度上的校正。在图像稳定处理中,陀螺仪测量数据可用于引导镜头移动、图像传感器移动或计算处理。对于这些较短的时间间隔,测量响应速度可能比连续导航数小时所需的无外部辅助精度更重要。

另一类相关但不同的装置利用陀螺角动量施加力矩,而不是测量转动。控制力矩陀螺通过改变旋转转子的轴向,将角动量传递给航天器或平台。反作用飞轮则通过改变自身转速来实现这一目的。尽管这些系统常常协同工作,但二者都不应与用于估计航天器姿态的传感陀螺仪混淆。

科学仪器也利用陀螺原理。大型环形激光器能够监测地球自转的变化,并测量地面运动中的转动分量。2004 年发射的“引力探测器 B”使用精度极高的旋转式陀螺仪,检验与地球有关的相对论性进动。这类实验需要建立详尽的环境扰动模型,因为所要测量的效应可能远小于普通机械和电磁因素造成的影响。

小型化与新兴旋转传感器

陀螺仪的发展仍沿着几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的方向推进:缩小尺寸、降低成本、减小漂移、降低功耗,以及提高环境适应性。改善某一项性能,可能会使另一项性能变差。更小的振动质量块有利于集成,却可能使热涨落、制造公差和表面效应的相对影响增大。更长的光程能够提高旋转测量灵敏度,但通常需要更大的体积、更多的光纤,或更复杂的谐振腔。因此,技术进步取决于整体架构,而不只是缩小某个部件。

集成光子学致力于将光源、波导、调制器和探测器集成到紧凑的组件中。谐振式光学陀螺仪则试图通过光在腔内反复循环,累积与旋转有关的效应。这些方案对光损耗、背向散射、偏振控制和热稳定性都有严格要求。高质量的微型光波导固然有用,但并不意味着它自然就能具备导航级测量所需的互易性或长期稳定性。

先进的振动式仪器着重于提高机械对称性和减少振动能量损耗。在壳体和环形谐振器中,制造缺陷会使原本等价的振动模态发生分裂,并引起不必要的耦合。修调、静电调谐、材料加工工艺改进和数字控制都可以减轻这些影响。有些仪器采用全角模式,通过测量驻波图样的运动来工作,而不是持续将图样保持固定,再根据反馈推算角速度。不同工作模式对量程、标定和误差管理有不同的要求。

原子干涉测量提供了另一条路径。根据量子力学,原子具有物质波特性;激光脉冲可以分束、改变方向并重新合并原子波包,使其沿对旋转敏感的路径传播。在适当条件下,物质波能够积累显著的相位,因此原子干涉仪可以实现很高的灵敏度。但要将这种灵敏度转化为实用的运动平台仪器并不容易:振动、对加速度的交叉敏感性、探测时间、真空设备以及测量之间的间断,都会影响性能。因此,在受控实验中展示出的灵敏度,与连续导航能力并不是一回事。

核磁共振陀螺仪利用极化核自旋的进动作为旋转参考,通常需要处于精确控制的磁环境中。多种架构都采用了光泵浦和磁场测量技术。这类仪器的吸引力在于传感区域体积小,并有望实现高稳定性;但磁场控制、自旋弛豫、热条件和读出误差仍是核心工程问题。

对于上述各类技术,外部辅助信息和改进的信号处理都能提升系统性能,却无法使不可观测的量变成可直接测量的量。当存在独立的运动信息时,算法或许能够估计零偏;但仅凭一个陀螺仪的输出,无法将任意未知旋转与产生相同输出的零偏唯一地区分开来。传感器物理机制、标定和导航系统设计各自的能力边界,仍是制约新兴仪器的一项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