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者效应是指由较大来源群体中的少数个体建立新群体时,新群体的遗传组成发生改变的现象。由于奠基个体仅携带来源群体中一部分等位基因,其后代的等位基因频率可能与来源群体显著不同,遗传多样性也可能降低。奠基者效应是遗传漂变的一种形式:遗传差异源于随机抽样,而不一定源于存活率或繁殖成功率的差异。
机制
奠基群体可能是抵达岛屿的少数动物、在孤立生境中定殖的种子,或建立相对孤立聚落的人群。即使奠基个体是随机抽取的,其遗传组成也不太可能与来源群体完全一致。
其中两个后果尤为重要:
- 等位基因频率改变。 来源群体中不常见的某个等位基因,可能恰好由多个奠基个体携带,进而在其后代中变得常见。
- 等位基因丢失。 许多等位基因,尤其是稀有等位基因,可能完全不存在于奠基个体中。
这一效应不仅取决于奠基个体的数量,还受到个体间亲缘关系、参与繁殖的个体数量、繁殖成功率的不均等,以及群体在建立初期维持小规模的时间长短等因素影响。20个亲缘关系密切的奠基个体,所代表的祖先遗传变异可能少于20个互无亲缘关系的奠基个体。
建立新群体本身并不产生新的等位基因,而是改变已有变异中哪些得以保留,以及它们各自的频率。此后,新的变异可以通过突变或来自其他群体的基因流进入该群体。
简单抽样模型
在群体遗传学的一个理想化模型中,假设某等位基因在一个大型来源群体中的频率为 ,新群体由 个互无亲缘关系的二倍体个体建立。如果这些个体所携带的 个等位基因拷贝是独立抽取的,那么其中该等位基因的拷贝数 服从二项分布:
奠基个体中该等位基因的频率为 ,因此
因此,在许多次相互独立的群体建立事件中,奠基群体中的平均等位基因频率等于来源群体中的频率。奠基者效应不会系统性地偏向某个特定等位基因,而是会增大各个新建群体之间的差异。
奠基个体中不含该等位基因的概率为
例如,对于一个频率为 的等位基因,在由10个随机抽取的二倍体个体组成的奠基群体中,它完全缺失的概率约为 :
这一模型假定来源群体规模很大、抽样相互独立,且遗传方式为二倍体遗传。如果奠基个体之间存在亲缘关系、扩散过程并非随机,或遗传体系不同,就需要对模型作出调整。
群体建立后的持续漂变
在最初的抽样事件之后,只要新群体的规模仍然很小,往往就会继续发生遗传漂变。漂变的强度取决于有效群体大小,这一指标描述真实群体相对于理想化群体所经历的漂变强度。有效群体大小可能远小于实际个体总数。
对于有效群体大小恒定为 、无突变或迁移且遵循中性遗传的理想二倍体群体,预期杂合度近似满足
这里, 表示经过 代后,随机抽取的两个等位基因拷贝彼此不同的概率。群体快速增长可以减缓此后遗传变异的丢失,但不能立即恢复奠基个体中缺失的等位基因。
与其他进化过程的关系
群体瓶颈
群体瓶颈是指现有群体的规模大幅缩减。奠基者效应则发生在群体中的一部分个体建立新群体时。
两者都涉及对数量有限的遗传谱系进行抽样,并可能产生相似的遗传特征。因此,两者常在同一群体历史框架下处理,不过,瓶颈并不要求发生定殖,而群体建立事件也不要求来源群体的规模下降。
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通过与遗传性状相关的繁殖成功率差异改变等位基因频率。奠基者效应则通过奠基个体中等位基因的随机代表情况改变频率。
这两个过程可以同时发生。定殖个体可能遇到新的环境,而选择作用于一个已因群体建立过程而发生改变的遗传样本。因此,仅凭某种性状在新群体中频率很高,并不能证明它是一种适应。
近交
近交是指遗传上有亲缘关系的个体之间进行繁殖。近交会提高后代继承的等位基因拷贝源自同一祖先拷贝的概率。
奠基者效应与近交经常同时出现,因为规模较小且相互隔离的群体所包含的祖先谱系相对较少。然而,两者并不相同:群体建立过程改变的是群体的等位基因频率,而近交直接改变的是相对于随机交配而言的基因型比例。单独的近交不一定会改变等位基因频率。
遗传后果
一次群体建立事件可能留下多种相互重叠的遗传特征:
- 等位基因丰富度降低。 稀有变异尤其容易丢失。
- 杂合度改变。 平均遗传多样性可能下降,但不同遗传区域的变化结果可能不同。
- 遗传分化加剧。 由同一来源分别独立建立的群体,可能因偶然而产生分化。
- 连锁不平衡程度升高。 由于奠基个体仅携带有限的一组祖先染色体,可能形成连锁不平衡,即不同基因座上的等位基因之间存在非随机关联。
- 共享的祖先染色体片段增多。 后代可能共享较长的单倍型,尤其是在群体建立时间较近、此后迁移又受到限制的情况下。
这些后果的持续时间并不相同。减数分裂过程中的重组会逐渐打破基因座之间的关联,而迁移则会引入更多变异。群体增长、突变和选择也会改变最初的遗传格局。
随着群体在地理上扩张,可能发生连续的群体建立事件。每个新群体都由前一个群体中的部分个体建立,因而可能沿扩张路线出现多样性逐步降低的现象。在分布范围不断扩张的边缘,繁殖过程中的偶然性还可能使最初不常见的变异扩散到广阔区域,这一过程称为等位基因冲浪。
历史发展与物种形成
奠基者原理与进化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密切相关。他在研究地理变异和物种形成时,强调了小型奠基群体所带来的影响。这一原理的抽样机制符合20世纪进化遗传学所发展出的更广泛的遗传漂变理论。
一些奠基者效应模型提出,小型隔离群体可能经历快速的遗传重组,从而促进生殖隔离的形成。然而,奠基者效应的存在并不能证明群体建立事件通常会导致物种形成。地理隔离、选择、群体增长和遗传相互作用都可能参与其中,而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因具体情况而异。
实例与应用
奠基者效应的研究对象包括岛屿定殖、新近建立的群体、引入物种,以及具有明确聚居历史记录的群体。一些相对孤立的人类群体,包括某些阿米什人社区和魁北克部分地区的人群,已被用于结合家谱记录与遗传数据开展研究。这些群体的历史通常不仅涉及群体建立事件,还涉及此后的增长、迁移,以及不同个体对后代的遗传贡献差异。
在保护生物学中,解释重新引入或圈养群体的多样性时,群体建立历史十分重要。一个如今规模庞大的群体,仍可能仅源自数量较少的遗传贡献者。反过来,多次引入后建立的群体可以保留或汇集相当丰富的多样性,因此,新近引入的群体不一定经历过强烈的奠基者效应。
奠基群体也有助于遗传学研究。共同祖先和较长的共享染色体片段,可以帮助研究者追踪遗传变异,并定位与特定性状相关的基因组区域。这类群体中的研究结果,不一定能够直接推广到具有不同群体历史的其他群体。
推断与局限
研究者利用历史记录、家谱、DNA测序和群体历史统计模型来研究奠基者效应。相关证据包括遗传变异减少、异常的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广泛的单倍型共享,以及遗传亲缘关系的分布格局。
没有任何单一特征能够唯一确定奠基者效应的存在。群体长期维持小规模、不伴随定殖的瓶颈、近亲交配、群体结构或选择,都可能产生相似的格局。即便与现今的来源群体进行比较,如果来源群体自建立事件以来也发生了变化,比较结果仍可能具有误导性。
因此,要作出可靠解释,就必须将最初的奠基抽样与后续的群体动态和进化过程区分开来。仅凭独特的等位基因频率,既不足以证明存在奠基者效应,也不足以证明存在适应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