氘是氢的一种稳定同位素,其原子核含有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氘用 或 D 表示,其原子核称为氘核。普通氢,即氕,不含中子,因此氘原子的质量约为氕原子的两倍。这两种同位素的核电荷相同,化学性质也大体相似,但两者相对而言较大的质量差异,使其在分子运动、反应速率和物理性质上表现出可测量的差别。
天然氘主要形成于宇宙早期,在地球上的水中,每数千个氢原子中约有一个氘原子。物理和化学过程使不同天然物质中的氘丰度有所差异。这些差异使氘能够用于示踪水的迁移、气候变化及行星物质的起源。富集氘也用于光谱学、生物学研究、核反应堆和核聚变实验。1931年氘的发现,将原子光谱学与当时正在形成的同位素认识联系起来;后续研究则使氘核成为研究核力的重要体系。
原子特征与氘核
氘的原子序数为 1,质量数为 2。中性氘原子与氕一样,含有一个电子。氘的原子质量约为 统一原子质量单位,而氕的原子质量约为 统一原子质量单位。氘的原子质量并非恰好是氕的两倍,这既反映了中子与质子之间的质量差异,也反映了核子结合时释放的能量。化学反应可以使氘在不同化合物之间转移,但要将其变为另一种同位素或元素,则必须经过核过程。
氘核是包含多个核子的最简单束缚体系。其核结合能约为 MeV,平均每个核子的结合能远小于许多较重原子核的相应数值。因此,能量足够高的光子可以将氘核分解为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相应的质量亏损遵循质能等价关系:
其中, 为结合能, 为氘核质量。尽管氘核的结合相对较弱,氘仍是稳定的,尚未观测到其发生放射性衰变。
氘核中的质子和中子构成总自旋角动量为 1、宇称为正的状态。因此,氘核是玻色子,尽管组成它的核子都是费米子。对氘核磁矩、电四极矩和散射行为的测量,为强相互作用的理论描述提供了严格约束。氘核的四极矩不为零,表明其电荷分布并非完全呈球对称。在核模型中,这与核力的张量部分有关:它使以零轨道角动量成分为主的基态混入了少量非零轨道角动量成分。
原子核质量的增加也会使原子能级发生偏移。电子能量取决于电子与原子核的约化质量,而不只是电子本身的质量。因此,氘光谱线的波长与相应氢谱线的波长略有不同。这种同位素位移为氘的发现提供了决定性证据,至今仍在原子理论的精密检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氘必须与氚区分开来。氚即氢-3,其原子核含有一个质子和两个中子。氚具有放射性,而氘没有。这一区别在实验室操作和核技术中十分重要:氘化合物不会仅仅因为含有氢的重同位素就具有放射性,不过辐照或污染可能使其中出现放射性物质。
发现与早期研究
氘的发现源于早期氢原子量测量结果中的差异,以及同位素理论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许多元素存在同位素已得到充分证实,但氢是否存在较重的稳定同位素,证据仍不确凿。氢为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与较重的元素相比,增加一个中子会使氢的质量发生大得多的相对变化。研究者预计,这种差异会使其原子光谱产生可检测的位移。
1931年,哈罗德·C.尤里、费迪南德·G.布里克韦德和乔治·M.墨菲将光谱预测与低温富集方法结合起来。布里克韦德在美国国家标准局通过蒸发液氢制备样品。由于较轻的同位素更容易进入气相,剩余液体中的重氢便得到富集。尤里和墨菲检查了这些样品,寻找相对于已知氢谱线发生位移的微弱谱线,其位移量应与质量数为2的同位素的预期值相符。
他们于1931年通过观测确认了这一新同位素,报告这一发现的论文于1932年发表于《物理评论》。巴耳末系红色谱线的位移约为 nm,这一位移很小,需要精细的光谱学测量才能观察到,但又足以将该同位素区分出来。尤里因发现重氢而获得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20世纪30年代初,“氘”和“氘核”等名称开始采用,以便将这一同位素与普通氢及随后发现的质量数为3的同位素区分开来。
氘的发现很快便与詹姆斯·查德威克于1932年发现中子的工作联系起来。由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构成的原子核,能够直接解释氘的质量和电荷。这一解释有助于巩固原子核的质子—中子模型,取代早先试图用质子和束缚在核内的电子构建原子核的模型。
随后,吉尔伯特·N.路易斯及其合作者通过电解浓缩重氢,并于1933年制得了近乎纯净的重水。这使得对氘化合物进行宏观测量成为可能。研究者得以比较其沸点和凝固点,研究反应速率如何随同位素的不同而变化,并考察同位素替换对生物系统的影响。
氘核也成为早期粒子加速器中有用的入射粒子。1934年,马克·奥利芬特、保罗·哈特克和欧内斯特·卢瑟福研究了氘核与含氘靶之间的反应,确定了生成氚和氦-3的反应途径。早在受控聚变成为大规模研究项目之前,这些实验就已确立了轻核聚变的重要实例。
化学行为与同位素效应
氘与氕在元素周期表中占据同一位置,因为元素的化学身份由核电荷决定。氘可以形成氘分子 、氢氘混合分子气体 HD,以及一个或多个普通氢原子被 D 取代的化合物。例如 、 和氘代有机溶剂。这些分子的电子结构与相应的普通分子极为相似,但其物理和化学行为并不完全相同。
主要差异源于原子核的运动。在谐振近似下,化学键的振动频率为
其中, 为有效力常数, 为振动原子的约化质量。以氘取代氢会增大 ,从而降低振动频率。因此,碳—氘键伸缩振动的频率明显低于相应的碳—氢键振动频率。这一关系是利用红外光谱学和拉曼光谱方法识别同位素取代的基础。
振动频率降低也会使零点能降低。即使在所能达到的最低温度下,分子振动仍保有量子力学能量。由于 C—D 键和 O—D 键的零点能低于相应的含氢键,从最低振动能级算起,它们的有效解离能往往更高。其背后的电子势能几乎没有变化;差异主要在于这一势能中的原子核能级。
当同位素取代使反应速率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动力学同位素效应。如果含氢键在决速过程中断裂,以 D 取代 H 往往会使反应减慢。在室温附近,数倍的一级同位素效应很常见,但其大小取决于反应机理、温度和分子环境。量子隧穿可产生特别大或温度依赖性异常的效应,因为较轻的原子核更容易穿过能垒。如果被取代的原子并不直接参与断键过程,但其成键状态或振动所受的约束发生变化,则会出现二级同位素效应。
重水 展示了由此产生的宏观性质差异。在大气压下,纯重水的凝固点约为 ,沸点约为 。它在室温附近的密度约为 ,高于普通水。它在黏度、酸碱平衡和溶剂性质方面也与普通水不同。
在混合物中,氢和氘会在水分子之间交换,除 和 外,还会生成 HDO。在氘的天然丰度下,水中的氘大多以 HDO 而非 的形式存在。因此,解读“重水含量”时必须谨慎:氘丰度描述的是氢原子位点上的同位素组成,并不一定表示完整 分子的丰度。
自然分布与地球水循环
地球上氢的氘丰度通常用 D/H 比值表示。维也纳标准平均海水是主要水同位素标度的基准,其 D/H 比值约为 。这相当于每约 6,400 个氕原子中有一个氘原子。由于水和含氢化合物会经历具有同位素选择性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天然样品的比值与这一基准有所不同。
在大多数环境研究中,这种差异用 δ 表示法报告:
正值表示相对于基准富集,负值表示相对于基准贫化。国际上通常采用 VSMOW–SLAP 标度进行校准,其参考水样为测量结果的比较确立了可复现的基准框架。δ 值表示同位素比值的相对差异,并不是氘含量的直接百分比。
同位素分馏的发生,是因为不同同位素分子的蒸气压、扩散速率和平衡性质略有差异。在蒸发过程中,与产生水蒸气的液态水相比,水蒸气通常贫氘。在凝结过程中,较重的同位素分子优先进入液相或冰相。当气团因反复降水而不断失去水分时,剩余水汽中的重同位素往往逐渐贫化。这有助于解释极地、高海拔地区和内陆深处的降水为何氘同位素值较低。
氘常与氧-18 一同测定。哈蒙·克雷格于 1961 年提出的全球大气降水同位素关系通常写作:
这一经验关系描述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总体规律,而不是适用于每个降水样品的精确法则。局地关系的斜率和截距会随水汽来源、湿度、蒸发及季节条件而变化。称为氘盈余的量 有助于区分其中某些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水汽源区蒸发时的条件所造成的影响。
这些同位素分布规律使研究人员无须添加人工示踪剂,就能研究水循环。通过测量,可以区分地下水的补给来源,识别不同水体之间的混合,并限定融雪对河流的补给比例。从冰芯中提取的水保留着与过去气候有关的同位素变化。解读这些记录时,需要了解采样地点的具体情况,因为同位素组成不仅受温度影响,也会响应大气环流、水汽迁移演变过程和季节性变化。
氘也存在于矿物、石油、天然气和生物化合物中。进入有机质的氢能够保留有关源水和生物合成途径的信息,但其中可交换氢的同位素组成可能在之后发生变化。因此,对整体材料的测量与针对分子中特定位置的测量,可以回答不同的问题。
原初起源与天文学意义
宇宙中的氘大多产生于大爆炸核合成期间,即宇宙诞生后的最初几分钟内。质子和中子可以通过以下反应结合:
但在最初阶段,大量高能光子会迅速破坏新形成的氘核。氘核的结合能相对较低,因此,即使光子的平均能量已远低于使其解体所需的能量阈值,这种破坏仍然十分有效,因为光子能量分布的高能尾部仍有能量足够高的光子。
随着宇宙膨胀并冷却至约 K,氘终于能够存活足够长的时间,参与后续反应。这一转折称为氘瓶颈。瓶颈一旦突破,核反应便迅速将大部分可用中子结合到氦-4中,留下较少量的氘、氦-3和锂。残余氘的丰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通物质(即重子物质)的密度:密度越高,通常就越能使氘充分转化为更重的原子核。
天文学家利用遥远类星体光谱中相对未经演化的气体云所产生的吸收,测量接近原初值的氘氢比(D/H)。氘的吸收线相对于对应的氢吸收线存在偏移,在速度空间中相当于约 。要将这些微弱特征与无关的氢吸收区分开来,需要高分辨率光谱和精细的吸收气体模型。对适宜的低金属丰度系统进行测量,得到的原初氘氢比接近 。
将这一丰度与核反应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可以估算宇宙的重子密度。这一估算与来自宇宙微波背景的独立约束相符,是对热大爆炸模型的一项重要定量检验。相关计算依赖于实测的核反应速率、中子寿命,以及对早期宇宙膨胀和粒子组成的假设。
与氦及许多较重元素不同,氘在恒星中通常会被消耗,而不是积累。在约百万开尔文的温度下,氘会通过下列反应发生燃烧:
因此,经过恒星内部循环的物质往往会损失氘,这一过程称为恒星消耗。局部星际介质的氘氢比还会受到氘进入尘埃,以及具有不同演化历史的区域之间发生混合的影响。
质量足够大的年轻亚恒星天体也会发生氘燃烧。约13倍木星质量通常被用作氘燃烧的近似质量界限,不过,这一阈值取决于天体的组成,以及定义所要求的氘燃烧程度。在太阳系中,对彗星、陨石、行星大气和地球水体中氘氢比的测量,为化学演化过程和挥发性物质的来源提供了约束。这些比值能提供有用信息,但仅凭它们无法确定地球水的唯一来源。
分离与工业生产
由于水分布极广,氘的绝对储量十分丰富,但其浓度很低,因此富集氘是一项工业难题。生产过程并不产生新的氘核,而是利用不同同位素在相态行为、化学平衡或反应速率上的微小差异,将已有的同位素分离。因此,要获得高富集度的产品,就必须处理大量原料。
历史上一种重要的工艺是基于水与硫化氢之间同位素交换的硫化氢双温交换法。不同温度下,氘在这两种物质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同。通过让气体和液体在成对的热塔与冷塔中接触,工业级联系统将氘逐步转移到富集程度不断提高的水流中。这一工艺可以使用天然水作为原料,但需要庞大的循环设备和大量能源;由于硫化氢具有剧毒和强腐蚀性,还必须采取严格的密闭防泄漏措施。
其他化学交换体系则让氢气与水或氨接触。催化剂能够加快同位素交换,而不改变其平衡分布。在电解与催化交换相结合的系统中,电解过程中实现的分离与氢气和水之间的交换相互配合。最佳工艺配置取决于原料供应、工厂规模、能源成本、所需纯度,以及生产是否与其他工业过程相结合。
电解能够使剩余的水富集氘,因为在电极上,普通氢通常比氘更容易析出。电解在早期重水制备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也可用于进一步富集。不过,若仅靠电解从天然丰度开始富集,就需要消耗大量电能。蒸馏也能分离同位素物质:重水的蒸气压低于普通水,而氢的同位素分子则可以在低温下分离。由于这些物质的性质相近,分离过程可能需要许多级。
重水通常是氘富集过程的一种产品,而不是唯一有用的最终形态。电解富集后的水可以得到氘气,随后可通过交换反应,或使用富集试剂进行合成,制得氘代溶剂及其他化合物。与氧或氮相连的氢原子通常容易发生交换,而要在与碳相连的位置实现稳定的氘标记,则可能需要专用催化剂或多步化学合成。
产品规格将同位素富集度与一般的化学纯度区分开来。样品中的氘比例可能很高,但仍含有盐类、有机杂质或不需要的气体。反过来,化学纯度很高的水也不一定经过同位素富集。因此,工业产品证书通常既注明化学组成,也注明氘原子百分比等同位素指标。质量控制会根据产品种类和所需精度,组合采用红外分析、密度测量、核磁共振和质谱分析等方法。
核反应堆中的重水
重水在核领域的一项重要用途是充当中子慢化剂。核裂变释放的中子,初始能量远高于热中子反应堆中铀-235最容易维持裂变时所需的中子能量。中子与轻原子核反复碰撞后,能量会降低。在重水慢化剂中,中子受到氘核散射而减速,同时因吸收而损失的中子相对较少。
普通氢的质量更接近中子,因此每次碰撞所带走的中子能量比氘更多。不过,氘的热中子吸收截面要小得多:约为 靶恩,而氕约为 靶恩。这种数百倍的差异使重水具有优异的中子经济性。因此,与相当的轻水系统相比,重水反应堆能够使用易裂变材料含量更低的燃料。
包括CANDU型反应堆在内的加压重水反应堆,利用这一特性,以铀-235含量约为0.7%的天然铀作为燃料运行。在传统的CANDU布局中,燃料置于压力管内,管中流动着高温、加压的重水冷却剂;另有温度较低的重水慢化剂,盛装在压力管周围的容器中。其他重水反应堆设计采用不同的几何构型或冷却剂配置;重水不一定同时承担慢化和带走热量的功能。
慢化剂的同位素纯度十分重要,因为氕杂质会吸收更多中子。因此,反应堆系统会监测和控制重水浓度、泄漏及污染。重水的生产成本高昂,所以收集、净化和回收系统在经济上也具有重要意义。使用重水并不意味着无需管理裂变产物、放射性燃料或经中子活化的结构材料。
虽然氘本身是稳定的,但吸收中子后可转变为氚:
这一反应的概率很低,但在高中子通量下长期运行,会使重水系统中积累相当数量的氚。由此产生的运行问题需要通过辐射防护措施来应对,一些设施还配备了除氚设备。辐射风险来自生成的氚和其他放射性物质,而非未经辐照的氘。
重水反应堆及重水生产设施在历史上也与核保障监督有着联系,因为反应堆的设计和运行方式会影响燃料中生成的钚的同位素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占领的挪威境内的韦莫克重水生产设施,对德国的反应堆研究具有战略意义,因此成为盟军破坏活动和军事行动的目标。现代民用重水设施及其应用须遵守适用于相关设施和核材料的监管与保障监督规定。
氘作为聚变燃料
氘是受控核聚变研究的主要燃料之一。轻原子核之间存在静电斥力,因此聚变需要能量足够高的碰撞,以及通过量子隧穿效应穿透排斥势垒。在高温等离子体中,要实现有实际价值的能量输出,不仅要达到高温,还要维持适当的燃料密度和约束条件,同时限制能量损失。
氘氚反应是近期最有希望实现应用的聚变途径:
释放的能量中,约有 MeV 表现为氦核的动能, MeV 表现为中子的动能。在磁约束系统中,带电的氦核可以继续受到约束,并帮助加热等离子体;中子则逸出磁场,将能量沉积在周围材料中。用于发电的系统需要回收这些热量,并应对强烈的中子辐照。
氘还可以通过两个重要的反应分支与自身发生聚变:
这两个分支的相对发生概率随碰撞能量而变化,但在与聚变研究有关的许多条件下,两者的概率大致相当。氘氘聚变无需将氚作为初始燃料的组分,但要获得有实际价值的功率输出,对等离子体条件的要求更为苛刻。它还会直接产生中子,并生成氚,因此并非一种本质上不产生中子的替代方案。
磁约束实验使用氘,是因为它可用于研究高温等离子体的行为和聚变中子的产生。仅使用氘的运行可以在氘氚实验阶段之前进行,也可以作为其补充。在惯性约束实验中,装有氘和氚的微小靶丸受到快速压缩和加热,使聚变在燃料解体之前发生。这些方法面临不同的工程制约,但都需要控制热输运、燃料状态和不稳定性。
氘的供应通常不被认为是地球上聚变能源的主要资源限制:天然水中蕴藏着大量氘,而所需燃料的数量相对于大宗工业物料的流量而言很小。对于氘氚循环,氚的可获得性、增殖、回收以及防止其泄漏的包容措施构成了更严格的限制。拟建的聚变发电厂还必须解决中子损伤、部件更换、热量提取以及辅助系统耗电等问题。
氘还一直是对所谓低温聚变进行研究的核心材料。自1989年起,有报告声称钯—氘电化学系统释放了大量类似聚变产生的热量,但这些报告并未证实存在可重复的核能产生过程。常规聚变测量要求反应产物与能量收支提供相互一致的证据;仅仅将氘载入固体,本身并不能证明发生了显著的聚变。
光谱学、结构分析与同位素示踪
氘独特的质量和核自旋使其在分析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用途。在核磁共振中,氘代溶剂可减少普通溶剂所产生的强质子信号。常见的氘代溶剂包括氘代氯仿、氘代二甲基亚砜和重水。残留的含质子杂质仍会产生可辨识的谱峰,因此,“氘代”并不意味着溶剂在质子谱中完全不可见。
许多核磁共振仪还利用氘的共振信号进行场频锁定,以校正采集过程中的缓慢磁场漂移。氘的核自旋为1,并具有电四极矩,因此其弛豫特性和谱线形状与自旋为的氢核不同。氘核磁共振可用于探测分子的取向和运动,尤其适用于液晶、膜和选择性标记材料。其灵敏度低于质子核磁共振,这会影响所需的样品量和采集时间。
氘代在中子散射中特别有效,因为氢和氘与中子的相互作用差异很大。氕会产生很强的非相干散射背景,而氘通常有助于更清晰地测得反映结构信息的相干散射。将选定的分子组分替换为其氘代形式,可以在不显著改变其电子结构的情况下改变散射衬度。在小角中子散射中,可以调节普通水与重水的混合比例,抑制某一组分的衬度,同时使另一组分显现出来。
中子晶体学能够确定一些难以通过X射线晶体学确定的氢相关原子位置。氘代通常可以降低背景并提供有利的散射特性,从而改善这些测量。其应用包括确定质子化状态、确定蛋白质晶体中水分子的取向,以及研究氢键网络。在解释结果时,仍需考虑同位素替换是否改变了所研究的结构或平衡。
在质谱法中,每用一个氘原子替换一个氕原子,分子质量就增加约一个原子质量单位。因此,氘标记化合物可以用作定量分析的内标。待测物及其标记类似物通常在提取过程和仪器分析中表现相近,而质量差异又使二者能够被分别检测。设计分析方法时,必须考虑同位素效应对色谱保留行为的影响、标记不完全、可交换位点,以及与天然同位素峰的重叠。
氢氘交换与质谱法联用,可用于描绘分子的溶剂可及性和动态特征。在蛋白质中,主链酰胺氢会与溶剂中的氘发生交换,交换速率受氢键、溶剂暴露程度及结构瞬时开放的影响。比较交换模式,可以揭示配体结合或构象转变引起的变化。这些测量提供的是分布于不同空间位置的约束信息,而不是直接给出原子分辨率的结构;分析时还必须校正样品处理过程中因反向交换而损失的氘。
生物学行为与稳定同位素应用
氘参与生物体内的化学过程,因为生物在生物合成、能量代谢和酸碱反应中经常发生氢的转移。在天然丰度下,氘是水和有机分子的正常组成部分。富集的氘可用作稳定同位素示踪剂,因为它能够通过分析手段加以区分,且不会发生放射性衰变。不过,其实用性取决于具体的化学环境:某些位置上的氢会迅速与水发生交换,而另一些位置上的氢则会在分子骨架上保留更长时间。
重水标记法追踪体内水中的氘掺入新合成生物化合物的过程。根据所涉及的代谢途径和分析方法,测量结果可提供有关脂质合成、蛋白质周转或细胞生成的信息。对结果的解读并非简单地计算氘原子的数量,而是需要建立模型,考虑前体的同位素富集度、可标记位点的数量与类型、合成过程中的同位素歧视,以及标记产物后续的周转。
一种成熟的应用是用于测量能量消耗的双标水法。将同时富集氘和氧-18的水引入体内,并追踪这两种同位素的消除速率。氘主要随水排出,而氧-18在体内各物质库之间发生同位素交换后,会随水和二氧化碳排出。两者消除速率之差可用于估算二氧化碳生成量,再依据生理学假设计算能量消耗。这种方法可在自由生活状态下开展持续数天至数周的测量。
体内普通水被重水大量替代会扰乱生物功能。同位素效应可改变酶催化反应、大分子的动态行为以及参与细胞分裂的过程。这些属于化学和生理效应,而非辐射效应。其结果取决于富集程度、持续时间以及生物种类。一些微生物能够适应高度氘化的培养基,而许多多细胞生物对大量替代的耐受性较差。因此,天然丰度和示踪剂水平的富集,与大规模同位素替代在生物学上有着不同的意义。
氘替代也已应用于药物化学。如果某个特定碳—氢键的断裂参与药物代谢,将其替换为碳—氘键,可能通过动力学同位素效应减慢该代谢途径。但结果取决于整个代谢网络:其他途径可能产生代偿作用,或者相关化学键的断裂并不控制总体反应速率。氘化并不必然改善化合物的药理学性质。
氘丁苯那嗪于2017年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是在分子结构中有意引入氘的药物的一个成熟实例。它的开发体现了将同位素用作分析标记与用其改变分子代谢行为之间的区别。在这两种用途中,同位素替代均保留了核电荷和大部分分子结构,同时利用了氢的稳定同位素之间异常显著的相对质量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