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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微阵列分析

染色体微阵列分析可检测全基因组DNA拷贝数变化,基于SNP的平台还可检测等位基因失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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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是一种实验室检测方法,可同时检查基因组中的多个位点,以识别脱氧核糖核酸的增加和缺失。这些变化既包括整条染色体的异常,也包括因片段过小而无法通过常规染色体显微镜检查识别的缺失和重复。一些检测平台还能揭示较长的连续区域,在这些区域内,两条染色体拷贝携带相同的遗传标记,从而提供有关遗传传递、染色体数目及某些类型嵌合现象的信息。

CMA将分子遗传学与细胞遗传学联系起来,已成为发育障碍和先天异常诊断、产前检查以及癌症中获得性异常特征分析的重要技术。其主要优势在于,无须预先怀疑某一染色体位置存在异常,即可在全基因组范围内评估DNA剂量。不过,对检测结果的解读仍取决于检测设计、生物样本,以及有关所检出变异临床意义的证据。

生物学基础与可检测的变异

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的主要检测对象是拷贝数变异,即某一基因组片段的拷贝数相对于预期基线发生的变化。在人类二倍体细胞中,大多数常染色体区域通常有两个拷贝。缺失可使某一区域减少至一个拷贝,而重复可使其增加至三个拷贝。整条染色体的增加或丢失会导致非整倍性,而涉及整套染色体额外增加的变化则构成多倍性。能否区分这些情况,取决于检测方法是仅测量DNA的相对丰度,还是同时分析遗传标记的分布模式。

拷贝数变化的生物学影响差异很大。其中许多是人群中常见的变异,尚无明确的疾病关联。另一些则会改变对剂量敏感的基因、打断其编码序列、移除调控元件,或同时影响多个基因。缺失可通过单倍剂量不足致病,即仅有一个功能性拷贝不足以提供所需的基因活性。某些重复会因额外拷贝提高基因活性而致病,但DNA剂量与基因表达之间并非始终成正比。

复发性基因组疾病常由非等位同源重组引起。位于不同位置的相似DNA序列可在减数分裂期间发生错位配对,使一个重组产物出现缺失,另一个则出现相应的重复。这一机制解释了为何无亲缘关系的个体可能携带边界相似的重排。复发性22q11.2缺失,以及与威廉姆斯–博伊伦综合征相关、大小约为1.5–1.8兆碱基的缺失,都是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异常,CMA无需另行开展位点特异性检测即可检出。

其他重排具有各自独特的边界,由涉及DNA断裂、修复或复制的机制产生。拷贝数变化可能涵盖基因的一部分、单个基因,或数百万乃至更多DNA碱基。因此,仅凭大小无法可靠判断致病性:影响剂量敏感基因的小片段缺失,其后果可能比基因相对稀少区域内大得多的变化更严重。

在包含适当标记的平台上,CMA还可检测纯合区域,有时也称为杂合性缺失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具有信息性的标记未显示出两个遗传拷贝之间存在可检测的差异。若多个较长的区域分布于全基因组,可能反映父母双方具有共同祖先。若一个较大的区域仅限于某一条染色体,则可能提示单亲二体,即一对同源染色体的两个拷贝均来自同一亲本。这种模式可为进一步判读提供线索,但其本身并不能证实亲本来源,也不能确诊某种特定疾病。

芯片平台与信号生成

临床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主要基于两种技术: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和基于单核苷酸多态性的芯片。两者都使用大量固定在芯片上的DNA探针,但从与探针结合的DNA中获取的信息有所不同。现代临床检测平台可将拷贝数探针与多态性标记相结合,使这两类平台在实际应用中的区别逐渐缩小。

在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通常缩写为array CGH或aCGH)中,通常用不同的荧光染料分别标记患者DNA和参照DNA。将两份样本混合后,使其与芯片杂交。每条探针捕获其对应基因组区域的互补DNA。经洗涤和扫描后,根据相对荧光强度,估算患者该区域的DNA相对于参照样本的丰度。

剂量信号可简化表示为

R=log⁡2(IpatientIreference).R=\log_2\left(\frac{I_{\mathrm{patient}}}{I_{\mathrm{reference}}}\right).

在理想条件下,拷贝数相同时,R=0R=0。若参照样本为两个拷贝,患者缺失一个拷贝,则R=log⁡2(1/2)=−1R=\log_2(1/2)=-1;若患者重复至三个拷贝,则R=log⁡2(3/2)≈0.585R=\log_2(3/2)\approx0.585。实际观测值会受到归一化处理、探针响应、背景信号及细胞混合组成的影响。因此,这些理论值反映的是基本关系,而非固定的诊断阈值。

SNP芯片既测量总信号强度,也测量多态性位点上不同等位基因对信号的相对贡献。常见的显示指标是B等位基因频率,用于估算指定为B的等位基因所贡献的信号比例。在正常二倍体区域,主要的基因型信号带位于0、0.5和1附近,分别对应AA、AB和BB。三个拷贝的区域可在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附近产生额外的信号带,而缺失则会使通常的杂合基因型信号带消失。

凭借等位基因信息,含SNP探针的芯片能够检测出仅测量拷贝数剂量的检测方法无法揭示的拷贝数中性异常。例如,某一区域可能仍保有两个拷贝,但两个拷贝均源自同一祖源染色体片段。SNP模式还可辅助识别三倍体;当整个基因组的拷贝数按比例增加时,仅测量相对拷贝数剂量的array CGH通常无法可靠地检出这种异常。

平台的分辨率并非仅由探针总数决定。探针间距、判定异常所需的连续异常探针数量、局部序列复杂性以及实验室的报告阈值都很重要。在临床重要基因或反复发生疾病相关变异的区域内,通常会有意增加探针覆盖密度。因此,即使两种芯片的探针数量相近,其检测某一特定基因内缺失的能力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标本、实验室工作流程与质量控制

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通常从提取基因组DNA开始,而非制备分裂期细胞。检测个体固有的基因组变异时,通常使用外周血;在经过验证的实验室操作规程下,也可采用唾液、颊黏膜标本、培养的成纤维细胞及其他组织。产前标本包括绒毛和羊水。肿瘤分析可使用新鲜组织、骨髓或福尔马林固定材料,但固定处理可能导致DNA严重降解。

标本决定了检测结果所代表的细胞群体。对于主要局限于其他组织的染色体异常,血液检测可能无法检出。反之,后天出现的血细胞克隆可能造成异常的微阵列结果,却不能代表个体固有的基因组。因此,在怀疑存在嵌合的情况下,不同组织之间的差异具有生物学意义,不能仅视为技术上的不一致。

提取DNA后,需评估其浓度、纯度和完整性。具体处理步骤因平台而异,可能包括限制性酶切、扩增、片段化、标记和杂交。随后对微阵列进行洗涤和扫描,由软件将荧光测量值转换为归一化的信号强度和基因型数据。接着通过计算分段,将信号支持相同拷贝数状态的相邻探针划分为同一区段。

质量评估包括相邻探针信号的变异程度、基因型聚类的一致性、可用标记所占比例,以及是否存在污染或样本混合的迹象。DNA质量差、扩增不均,以及与GC含量等因素有关的基因组信号波动,都可能产生虚假的分段边界。可靠的判定通常需要某一区域内连贯一致的信号模式,而不能仅依据单个异常探针。

产前样本还存在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母体细胞污染可能掩盖胎儿异常,或形成具有误导性的混合信号。绒毛来自胎盘组织,因此异常结果可能反映的是局限性胎盘嵌合,而非胎儿的染色体组成。细胞培养过程中,不同细胞系的选择性生长可能改变其相对比例。这些因素会影响结果的解读,以及该结果是否与其他标本的检测发现一致。

可采用基于不同技术原理的检测方法,进一步明确某项发现的结构、遗传来源或技术可靠性。荧光原位杂交可显示所选序列在染色体上的位置;靶向定量检测可评估拷贝数;常规染色体分析则可识别重排的整体结构。对于经过验证的检测方法所获得的明确结果,并非一律需要进一步确认。关键在于,增加一种检测方法能否解答尚未解决的问题。

临床报告通常会注明参考基因组组装版本、染色体坐标、估计大小、拷贝数状态、分类及检测局限性。边界通常位于最后一个正常的有效探针与第一个异常的有效探针之间。因此,即使以精确的基因组坐标形式报告,这些边界仍是估计位置,而非核苷酸水平的断点序列。

分类与临床解读

检测拷贝数变化属于分析层面的工作,而判断这种变化的意义则是另一项解读工作。临床实验室会综合考虑受影响的基因、已确立的剂量敏感性、患病与未患病人群中的观察结果、遗传情况,以及受检者的表型。即使某项检测发现技术上可靠,若生物学证据不足,其临床意义仍可能不明确。

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和临床基因组资源项目于2020年联合发布了体质性拷贝数变异解读技术标准。这些标准采用基于证据的评分框架,将变异分为五类:致病、可能致病、意义未明、可能良性和良性。由于同一区域的缺失与重复未必产生相同的影响,因此标准分别针对缺失和重复制定了判定准则。

变异涉及哪些基因是解读的核心,但仅统计基因数量并不足够。如果一个缺失涵盖了已明确证实具有单倍剂量不足效应的基因,可能构成较强的致病证据。而涉及同一基因的重复,则需要证据证明剂量增加有害,或者该重排破坏了基因功能。基因部分区域的重复尤其难以解读,因为其影响取决于重复片段的方向、插入位点,以及是否改变阅读框,而微阵列未必能确定这些特征。

人群频率是另一项重要证据。某种反复出现的拷贝数变异若在未患病个体中也很常见,通常就不太可能导致外显率高且严重的疾病。然而,不同数据库所收录人群的祖源、临床评估情况和检测技术分辨率各不相同。因此,看似罕见并不等同于具有致病性,未被数据库收录也不足以证明某种变异能够致病。

遗传情况具有参考价值,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当变异涉及的基因及其对应表型相吻合时,新发生的变异,即新生变异,可能增强支持其致病性的证据。遗传自父母的变异仍可能参与致病,因为其外显率可能低于100%,也可能存在表现度差异,或与其他遗传因素相互作用。表面上未患病的父亲或母亲,也可能具有尚未经系统评估的细微临床特征。反之,新生变异也可能是良性的。

解读时,应区分变异本身的分类与其对特定病例的意义。与某种疾病相关的致病性缺失,未必能够解释受检者的所有临床特征。同样,意义未明的变异并不等于明确诊断。随着更多病例、家系共分离数据、功能研究和人群观察资料的积累,原有的不确定性可能发生变化。重新分类反映的是证据的变化,而不是原有DNA检测结果发生了改变。

出生后体质性遗传异常的诊断

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在查明原因不明的发育迟缓、智力障碍、先天畸形以及部分孤独症谱系障碍病例的病因方面,已变得尤为重要。这些疾病具有遗传异质性:许多不同基因组区域的变化都可能引起相似的临床表现。因此,全基因组剂量检测能够发现仅选择单个染色体区域进行检测时可能遗漏的异常。

David T. Miller及其同事牵头于2010年发表的一份广受引用的共识声明,回顾了涉及21,698名患者的33项研究。该声明报告,在相关的发育障碍和先天畸形人群中,CMA的诊断阳性率约为15%–20%;相比之下,排除可识别的染色体综合征后,常规染色体分析的诊断阳性率约为3%。这些数字反映的是经过筛选的研究人群以及当时的结果解读水平,并不意味着所有检测适应证或实验室都具有固定的诊断阳性率。

具有临床意义的发现包括16p11.2、1q21.1和22q11.2区域的缺失或重复,以及范围更大的非复发性不平衡。同一细胞遗传学区域内的不同变化可能产生不同后果,因此,精确的基因组坐标及其所涵盖的基因至关重要。即使是已得到充分研究的复发性变异,也可能伴随多种多样的发育、行为和身体表现,而非某一种统一的临床表现。

CMA还可能揭示,看似孤立的染色体变化实际上是更复杂不平衡的一部分。例如,一条染色体的末端缺失若伴随另一条染色体的末端重复,可能提示存在不平衡易位。微阵列可以识别这些剂量变化,但要确定它们的排列方式,以及父母一方是否携带平衡重排,可能还需要进行染色体分析或靶向定位检测。

纯合区域为诊断提供了另一条途径。这些区域可以帮助确定更有可能存在隐性致病变异的基因组区间,尤其是在多个长片段纯合区域提示父母之间存在亲缘关系时。微阵列通常无法直接识别致病的序列变异本身。后续的DNA测序可能确定,该区域内某个相关基因的两个拷贝是否均携带致病变异。

CMA结果阴性并不能排除遗传性疾病。许多发育障碍由单核苷酸变异、小片段插入或缺失、重复序列扩增或DNA甲基化改变引起,而标准CMA无法全面评估这些变化。2021年,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的一项循证指南支持将外显子组或基因组测序作为先天畸形、发育迟缓或智力障碍患儿的一线或二线检测。这拓宽了诊断框架,并不意味着剂量分析失去了生物学意义:测序和微阵列所识别的变异类别有所重叠,但并不完全相同。

产前检测与妊娠丢失的病因调查

产前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通过检测侵入性诊断取样所得标本中的DNA,识别胎儿或胎盘的基因组不平衡。它与基于母体血浆游离DNA的筛查有本质区别:后者评估特定异常的发生风险,而CMA直接分析所采集妊娠组织中的DNA。不过,微阵列结果仍会受到标本来源是否正确、是否存在污染,以及胎盘与胎儿细胞群体可能存在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当胎儿存在结构异常时,CMA所带来的额外诊断价值尤为明显。罗纳德·瓦普纳及其同事于2012年发表的一项大型多中心研究显示,在存在结构异常但核型正常的胎儿中,CMA在约6.0%的病例中检出了具有临床意义的缺失或重复。在因孕妇高龄或筛查结果阳性等指征接受检测的妊娠中,相应的额外检出率约为1.7%。这些数值取决于研究的病例选择、检测平台及分类标准。

表型信息不完整增加了产前结果解读的难度。超声检查能够发现许多结构异常,但无法确定日后的智力发育、行为特征,也无法揭示随年龄变化才会显现的全部特征。因此,对于表现程度不一的拷贝数变异,与出生后经过详细评估相比,在出生前往往更难判断其与预后的关系。

父母检测有助于区分遗传自父母的变异与新发变异,并阐明再发机制,但无法消除所有不确定性。遗传自父母的变异对父母和胎儿的影响可能不同。如果受影响区域缺乏确切的临床证据,新发变异的意义也可能仍不明确。对于意义不明确的发现、易感性变异,以及与最初检测指征无关的发现,各实验室的报告政策也有所不同。

CMA也用于调查妊娠丢失和死胎的病因。由于不一定需要具有分裂能力的活细胞,即使组织的常规细胞培养失败,它仍可能获得检测结果。它能够检出许多染色体数目异常和亚染色体水平的不平衡,但检测表现取决于组织保存情况及检测方案的设计。如果误将母体组织作为妊娠组织取样,可能得到正常的母体检测结果,从而产生误导。

在这种情况下,基于SNP的分析尤为有用,因为等位基因模式可以揭示三倍体,并有助于识别污染或异常的遗传传递模式。然而,并非每一种微阵列平台都能检出所有类型的多倍体或亲本来源异常。某些疑似印记障碍需要进行靶向甲基化检测、亲本标记分析或其他检测。因此,产前CMA提供的是对特定基因组特征的详细评估,而非对胎儿健康状况的全面预测。

癌症基因组与获得性染色体异常

在癌症中,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用于描述肿瘤细胞中获得性基因组变化的特征,而非主要用于识别遗传性异常。恶性肿瘤基因组中常见染色体增益、缺失、局灶性扩增以及等位基因失衡区域。这些变化可通过增加癌基因剂量、删除抑癌基因或使隐性致病等位基因显现,促进肿瘤发生。

含有SNP探针的芯片可检测拷贝数中性杂合性缺失,即某一区域的总拷贝数保持不变,但正常情况下来自父母双方的等位基因组合不再存在。其中一种形成机制是有丝分裂重组,可产生包含同一亲本来源序列两个拷贝的片段。在肿瘤中,这可使已有的致病变异实际上呈纯合状态,而不产生可检测到的缺失。

在骨髓增殖性肿瘤中,染色体9p臂的获得性拷贝数中性杂合性缺失是一个已得到充分证实的例子,可累及包含JAK2的区域。髓系和淋巴系恶性肿瘤中还存在其他反复出现此类变化的区域。芯片可显示等位基因分布模式,而要确定哪一种具体基因变异的相对占比发生了变化,则需要进行序列分析。

拷贝数图谱也可揭示涉及CDKN2A等基因的缺失,或累及致癌相关区域的局灶性扩增。检测结果的临床意义取决于肿瘤类型及相关证据。基因组某一区域的拷贝数增益并不必然意味着其编码的蛋白质产量增加,单凭芯片分析也无法确定某条信号通路的活性。

肿瘤纯度和克隆组成对数据有很大影响。正常细胞会稀释异常信号,而不同肿瘤亚克隆可能具有不同的拷贝数状态。发生全基因组加倍的肿瘤,其基线可能不同于正常二倍体标本。因此,分析时必须考虑倍性、正常细胞混入的影响,以及相对丢失后绝对拷贝数仍可能大于两个的情况。

如果没有配对的非肿瘤体质性标本,某些检测结果就无法可靠地判定为遗传性还是获得性。肿瘤组织中检测到的缺失,可能存在于所有细胞中,也可能仅限于恶性肿瘤细胞。福尔马林引起的DNA损伤和片段化会进一步增加分析难度,不过专用平台能够处理许多存档标本。

CMA无法检出大多数平衡性基因融合,这是其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及其他肿瘤应用中的一项主要局限。因此,CMA通常与染色体分析、靶向荧光原位杂交(FISH)及基于测序的检测联合使用。这些方法分别针对不同的问题:全基因组剂量、染色体结构、特定重排以及核苷酸水平的改变。

分析局限及与其他方法的关系

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测量芯片所覆盖基因组序列的丰度,在适用的平台上还可测量其等位基因组成。它并不直接重建每条染色体的物理排列结构。重复信号可能表示原有片段旁多出一个拷贝,也可能表示额外拷贝插入同一条染色体的其他位置,或插入另一条染色体。尽管这些构型的芯片检测图谱相似,但其生物学和生育方面的影响可能不同。

平衡性相互易位和倒位通常无法被检出,因为它们改变了染色体结构,却没有改变DNA的总量。一些表面上平衡的重排确实含有小片段缺失或重复,CMA可以将其检出,但芯片检测结果正常并不能证明染色体结构正常。传统的核型分析仍可为大尺度染色体结构提供有用信息,而荧光原位杂交(FISH)则可对选定序列进行定位。

嵌合现象的检出能力取决于异常细胞所占比例、失衡的大小和类型、标记覆盖情况以及信号质量。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芯片的统一比例阈值,使得低于该阈值时所有芯片都无法检出。在一种理想化的混合样本中,若比例为 ff 的细胞存在单拷贝缺失,比例为 1−f1-f 的细胞为正常二倍体细胞,则平均拷贝数为

C=f(1)+(1−f)(2)=2−f.C=f(1)+(1-f)(2)=2-f.

相对于正常情况,其对应的剂量比为 (2−f)/2(2-f)/2,因此,异常细胞比例越低,信号就越接近正常。等位基因模式可以提供额外证据,但组织取样始终是一项根本性限制。

标准CMA也不适合检测重复区域、许多着丝粒和异染色质序列,以及小于平台有效分辨率的变化。某个探针位于一个基因内,并不意味着该基因的所有外显子都得到了完整覆盖。实验室可能会有意排除高度重复的序列,因为交叉杂交会使其信号难以解读。

大多数单核苷酸变异和小片段插入或缺失需要通过测序方法检测。重复序列扩增性疾病和甲基化异常通常需要专门的检测方法。即使是密度极高的SNP芯片,也只是检测选定的多态性位点,而非测定完整的DNA序列。

外显子组测序和全基因组测序正越来越多地纳入拷贝数分析。全基因组测序还能够识别许多跨越断点的测序读段和平衡性结构变异,而基于外显子组测序的剂量分析主要集中于捕获的编码区,覆盖可能不均匀。芯片在成熟的工作流程、可预期的全基因组剂量覆盖和成熟的等位基因分析方面仍有优势。不同方法的相对性能取决于测序方案、计算分析流程、样本质量及验证情况,而不能简单地按技术高低排序。

历史发展与标准化

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源于染色体分析、比较基因组杂交与DNA微阵列技术的融合。传统细胞遗传学确立了可见染色体异常的重要性,但其分辨率受限于染色体显带技术和显微镜下的形态。后来的靶向分子检测方法表明,具有临床意义的缺失也可能小于这一分辨率所能识别的范围。

1992年,Anne Kallioniemi及其同事介绍了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将采用不同标记的肿瘤DNA与参照DNA杂交到正常中期染色体上。这项技术无需获取肿瘤本身的中期染色体,即可在全基因组范围内识别相对拷贝数增加和减少。其空间分辨率受染色体载体和图像分析技术的限制。

Daniel Solinas-Toldo及其同事于1997年报道了基于矩阵的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1998年,Daniel Pinkel及其同事介绍了利用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对DNA拷贝数变异进行高分辨率分析的方法。以明确的DNA靶序列取代中期染色体后,便可通过探针的布设来确定基因组覆盖范围,并显著提高基因组失衡的定位精度。

早期微阵列通常使用大插入片段的克隆DNA,包括细菌人工染色体。后续平台采用了合成寡核苷酸,使探针密度大幅提高,设计也更加灵活。与此同时,为遗传作图和关联研究而开发的SNP基因分型芯片,也开始用于同时测量DNA剂量和等位基因失衡。

2004年发表的两项独立研究分别由Jonathan Sebat和A. John Iafrate牵头,帮助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未被发现患有染色体疾病的人群中,相当规模的拷贝数变异也广泛存在。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结果解读方式:与参考基因组不同的变异,不能自动被认定为致病性变异。人群变异数据由此成为临床检测不可或缺的比较依据。

2000年代,随着微阵列在传统染色体检查结果正常的个体中展现出诊断价值,其临床应用加速推广。2010年的共识声明确立了一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框架,将CMA作为某些发育异常表现的一线细胞遗传学诊断检测。此后的产前研究量化了其相较于核型分析所增加的诊断检出率,而肿瘤领域的应用则围绕DNA剂量与等位基因失衡的联合分析逐步发展。

标准化所涉及的不仅是硬件。参考基因组组装版本、变异命名规范、实验室验证、数据共享实践以及剂量敏感性资料的整理与审定,都会影响不同机构之间能否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ClinGen、DECIPHER和人群结构变异数据库等资源可为结果解读提供支持,但其中的条目仍需结合具体背景加以评估。在重新评估既往结果时,不同参考组装版本之间的基因组坐标变化、探针覆盖范围的差异,以及不断更新的临床分类,仍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