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氧化碳(CO)是一种无色、无臭的气体,每个分子由一个碳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不完全燃烧、含碳化合物的氧化以及若干生物和地质过程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尽管一氧化碳在浓度足够高时具有很强的毒性,但它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并且是动物代谢的天然产物。
一氧化碳的性质将一些看似相距甚远的领域联系起来。其牢固的分子内化学键以及与金属独特的相互作用,使它在化学合成和冶金中具有实用价值。它与血液中蛋白质的结合是其毒性的主要成因,而它在大气中的反应则影响着甲烷的存留时间和臭氧的形成。在天文学中,CO 发出的辐射是定位和研究低温分子气体的主要手段之一。
分子结构与物理性质
一氧化碳是一种双原子分子,相对分子质量约为 28.01。在一个大气压强下,其熔点约为 −205 °C,沸点约为 −191.5 °C。在相同温度和压强下,一氧化碳气体的密度略低于干燥空气。但这点微小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它会在有人活动的空间中稳定地与空气分层:空气流动、通风和热对流通常才是决定其分布的主要因素。一氧化碳在水中的溶解度很低,人也无法通过嗅觉判断它是否存在或确定其浓度。
碳原子与氧原子之间的距离约为 1.128 Å。常规的路易斯结构将该分子表示为两个原子以三键相连,每个原子各有一对孤电子,并将碳的形式电荷标为 −1、氧的形式电荷标为 +1。这些形式电荷是用于电子记账的工具,而不是对电荷完全转移的实际测量。不过,该分子的确具有一个异常小的电偶极矩,约为 0.11 德拜,且碳端略带负电。这种极性与一种朴素的预期相反:氧的电负性更大,其所在一端似乎应当带负电。
分子轨道理论认为,CO 的净键级为三。它与氮分子互为等电子体,也就是说,这两种分子含有相同的电子总数。CO 的键解离能约为每摩尔 1,072 千焦,因此它的化学键是常见稳定分子中最强的化学键之一。强键有助于提高其稳定性,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气体在化学上是惰性的:反应可以通过某些途径进行,而不必先让孤立分子完全解离成自由原子。
一氧化碳能够与许多过渡金属结合,因此在配位化学中尤为重要。与金属结合时,通常是碳原子朝向金属。成键同时涉及两种作用:CO 轨道向可接受电子的金属轨道提供电子,以及金属轨道向 CO 的反键轨道转移电子密度;后者通常称为反馈给电子作用。反馈给电子作用越强,碳氧键通常越弱,而金属与碳之间的相互作用越强。这些变化会使 CO 的伸缩振动频率发生可测量的位移。
该分子在气相中的主要振动吸收位于约 2,143 厘米⁻¹处,属于红外波段。其转动跃迁则位于微波和毫米波波段。这些不同类型的分子运动使一氧化碳既可在红外光谱学中用作探针,也可用于示踪太空中的冷气体。不同的同位素组合,包括碳-13 一氧化碳和含氧-18 的一氧化碳,其光谱均会发生位移,因此可以与丰度最高的一氧化碳形式区分开来。
化学反应与热力学行为
一氧化碳具有可燃性,完全氧化后生成二氧化碳:
一摩尔气态 CO 氧化时的标准焓变约为 −283 千焦。由于这一反应释放大量热,一氧化碳成为多种人造燃气中提供能量的组分。不过,着火和火焰传播不仅取决于反应热,还取决于反应动力学、温度、气体组成以及自由基反应。在实际燃烧系统中,含氢物种可显著影响 CO 的消耗速率。
一种重要的可逆转化是水煤气变换反应:
当水为气态时,该反应的标准反应焓约为每摩尔 −41 千焦。较低的温度有利于提高氢的平衡产率,而较高的温度通常能加快反应速率。因此,工业系统往往采用多级催化工艺。该反应将一氧化碳化学与大规模制氢、合成氨生产以及合成气组成调节联系起来。
CO 也参与布德瓦平衡:
在较低温度下,碳沉积在热力学上可能更有利;温度足够高时,二氧化碳与碳之间的逆反应则变得越来越重要。实际是否发生沉积取决于气体组成、压力、表面性质及反应动力学。这一平衡既有助于解释炽热焦炭表面 CO 的生成,也能解释催化反应器中不希望出现的积碳现象。某些形式的高温腐蚀也涉及这一平衡。
作为还原剂,CO 能夺取许多金属氧化物中的氧,自身则转化为二氧化碳。高炉中铁氧化物的还原就是一个重要实例。其最后一步还原过程可简化为
某种氧化物能否被还原,取决于温度以及 CO 与二氧化碳的比例,而不只是取决于是否存在 CO。这些关系可借助热力学、气体平衡以及金属对氧的亲和力来描述。
一氧化碳还可通过羰基化反应直接引入有机分子。在这类反应中,它提供羰基中的碳和氧。许多反应途径使用金属催化剂:CO 先与金属配位,随后有机基团迁移至配位的 CO 上,再经后续反应释放产物。这类反应说明,即使分子内部的化学键非常牢固,它仍可在合成中发挥多种作用。该化学键不必完全断裂;相反,在新键形成的过程中,其电子结构会发生重组。
形成、工业生产与应用
不完全燃烧是一氧化碳最常见的来源。含碳燃料首先经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反应,生成包括一氧化碳在内的较小分子。要将其完全转化为二氧化碳,需要充足的氧气、充分的混合、适宜的温度和足够的反应时间。燃料过量、表面附近的冷却或快速淬熄,都可能使尾气中残留大量一氧化碳。因此,即使火焰总体上获得了过量空气,在局部缺氧或温度较低的区域仍可能生成一氧化碳。
工业生产通常以合成气的形式制取一氧化碳;合成气是一种以一氧化碳和氢气为主要成分的混合气体。天然气蒸汽重整的总反应包括:
这一吸热转化过程通常在高温下使用镍基催化剂进行。部分氧化则限制氧气的供应,其理想反应可表示为:
实际产物流中还含有二氧化碳、水、残余甲烷及其他组分。煤和生物质气化通过碳、蒸汽和氧气参与的反应,生成类似的混合物。在气体接触下游对杂质敏感的催化剂之前,需通过气体净化去除颗粒物、硫化合物和其他污染物。
合成气是生产甲醇、烃类和多种含氧化学品的原料。甲醇生产涉及净反应 ,不过工业生产体系也会转化二氧化碳。在费托合成中,铁基或钴基催化剂将一氧化碳和氢气转化为烃类混合物。产物分布取决于催化剂性质和操作条件,该过程通常生成具有多种碳链长度的产物,而非单一化合物。
羰基化是另一项主要用途。工业醋酸生产采用铑或铱等金属催化体系,使甲醇与一氧化碳发生反应。氢甲酰化使一氧化碳和氢气加成到碳碳双键上,生成醛。这些醛是生产醇、增塑剂组分及其他化学品的中间体。金属羰基中间体有助于底物结合、碳碳键形成和产物释放等步骤依次进行。
冶金工业大规模使用一氧化碳,尤其是在炼铁过程中。在高炉中,含一氧化碳的高温气体穿过炉料向上流动,而固体物料则向下移动。大部分脱氧过程在铁熔化之前便通过气固反应完成。一氧化碳在镍的提纯中也有特殊用途:在适宜条件下,镍形成易挥发的四羰基镍,随后该化合物分解,析出纯化后的金属。由于羰基镍具有挥发性和毒性,必须采用密闭工艺。
新兴生产路线包括将二氧化碳电化学转化为一氧化碳,以及对二氧化碳和蒸汽进行高温共电解。所生成的一氧化碳可用于现有的合成路线。这些路线的总体能源与排放表现取决于发电方式、二氧化碳来源、转化效率,以及含碳产物的后续去向;仅凭化学转化过程本身,无法判定其整体环境效益。
大气来源、清除与气候相互作用
一氧化碳是地球大气层中的一种痕量成分。其背景体积混合比通常为数十至一两百 ppb(十亿分之一),但会随南北半球、季节、海拔以及与排放源的距离而显著变化。城市污染和野火烟羽中的浓度可能高得多。由于大气清除过程相对于局地空气输送而言较为缓慢,排放可能影响远离源头的地区。
直接来源包括道路交通、工业燃料使用、居民生活燃烧和植被火灾。自然火灾、某些地质排放以及海洋与大气之间的交换也有贡献。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甲烷和其他有机化合物在大气中的氧化。森林植被释放的有机气体最终也能生成 CO,即使在直接燃烧活动很少的地区也是如此。因此,大气收支核算会区分直接排放的一次 CO 与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的二次 CO。
一氧化碳在大气中的主要汇是与羟基自由基 OH 的反应。其总反应可简化表示为
详细反应路径涉及包括 HOCO 自由基在内的中间体化学反应。CO 的大气寿命通常为数周至数月,但这并不是分子本身的一项固定性质。其清除速率随日照、水汽、自由基浓度及其所处的大气位置而变化。土壤微生物通过在地表氧化 CO,构成了另一个汇。
在通常丰度下,一氧化碳对气候的影响主要通过大气化学过程实现,而不是依靠强烈的直接红外吸收。它消耗 OH,可能削弱大气清除甲烷的能力。因此,CO 增多可能间接延长甲烷在大气中的存留时间。氧化最终也会将其中的碳转化为二氧化碳。这一转化的气候意义,部分取决于这些碳最初来自化石储藏,还是来自近期参与碳循环的生物物质。
CO 还会影响低层大气中臭氧的形成。在氮氧化物充足的条件下,CO 氧化过程中产生的氢过氧自由基可将一氧化氮转化为二氧化氮。随后,阳光使二氧化氮发生光解,从而促成臭氧生成。在氮氧化物含量较低的条件下,其他自由基反应可能限制这一路径。因此,CO 与臭氧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具体条件,并非简单的正比关系。
这些性质使 CO 成为追踪燃烧污染和远距离输送的有效示踪物。卫星观测可揭示大范围的烟羽结构,而地面站和飞机则能提供更局地化或具有垂直分辨率的测量数据。解读这些观测结果,需要区分排放、化学生成与清除过程各自的影响。高浓度可能源于附近的排放源、经过较长时间输送和化学演变的烟羽,也可能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物体内的产生与生理作用
动物体内会自然产生一氧化碳,主要来自血红素的分解。血红素是存在于血红蛋白、肌红蛋白和许多酶中的含铁基团。酶血红素加氧酶利用氧和还原当量打开血红素环,释放胆绿素、铁和一氧化碳(CO)。随后,胆绿素转化为胆红素。这一途径将内源性一氧化碳的产生与血红蛋白及其他含血红素蛋白质的周转联系起来。
哺乳动物有两种主要的活性血红素加氧酶,通常称为 HO-1 和 HO-2。多种细胞应激可使 HO-1 的表达增加,而 HO-2 则在包括神经系统在内的多种组织中组成性表达。由于一氧化碳在局部产生,且能够穿过生物膜,其作用既取决于细胞的生成情况,也取决于它能否接触附近的血红素蛋白。与金属中心结合的化学能力,既是一氧化碳正常相互作用的基础,也是其在较高暴露水平下产生毒性的根源。
内源性一氧化碳是血液中正常存在的少量碳氧血红蛋白的来源之一。对于没有明显环境暴露的非吸烟者,碳氧血红蛋白通常占总血红蛋白的比例低于约 2%。吸烟者的这一比例往往较高,因为烟草烟雾会额外提供一氧化碳。红细胞破坏增多时,内源性一氧化碳的产生也可能增加。因此,测得的血液浓度反映了生物体内的生成、外界暴露以及一氧化碳清除所经历的时间。
一氧化碳常与一氧化氮、硫化氢一起被归为气体信号分子。实验研究发现,它可与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离子通道、线粒体蛋白以及与炎症相关的通路发生相互作用。各条通路的重要性因组织和实验条件而异。一氧化碳对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的直接激活作用远弱于一氧化氮,因此不能将这两种气体视为可相互替代的信号。有关其医疗用途的设想,仍应与低水平内源性一氧化碳在正常情况下就会产生这一既定事实区分开来。
微生物的一氧化碳代谢方式更为多样。一些细菌和古菌可将一氧化碳氧化为二氧化碳,并从这一过程中获取能量。一氧化碳脱氢酶包括结构不同的两类酶:对氧敏感的镍铁酶,以及耐氧的含钼酶。一些土壤细菌能够消耗大气中浓度极低的一氧化碳,从而成为全球一氧化碳汇的一部分。
在厌氧固碳过程中,一氧化碳也可作为细胞内部的代谢中间产物。在伍德—隆达尔途径中,二氧化碳经由不同分支被还原,其中一条分支产生甲基,另一条产生与酶结合的一氧化碳。乙酰辅酶 A 合酶将这些组分与辅酶 A 结合,形成乙酰辅酶 A。这一化学过程与卡尔文循环有根本区别:它利用含金属酶,在某些厌氧微生物所处的特有条件下,组装出一种核心代谢化合物。
毒性与临床意义
一氧化碳通过干扰氧的运输和细胞功能引起中毒。最广为人知的机制是,CO 与血红蛋白中的血红素铁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在通常引用的生理条件下,血红蛋白对 CO 的亲和力约为其对氧亲和力的 200~250 倍。确切的比值取决于具体条件和蛋白质的分子状态,但这种巨大的差异解释了为什么吸入浓度相对较低的 CO,也能使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大量与之结合。
碳氧血红蛋白的形成减少了可用于运输氧的结合位点。CO 的结合还会稳定血红蛋白的一种构象,使其余位点更牢固地结合氧,导致氧解离曲线左移。因此,由此造成的损害并不仅仅是携氧能力下降:仍与血红蛋白结合的氧也更难释放到组织中。大脑和心脏需要持续获得大量氧,因此尤其容易受到损害。
CO 还会与肌红蛋白等其他血红素蛋白结合,并可干扰线粒体功能。它与细胞色素 c 氧化酶的相互作用可损害细胞呼吸,尤其是在氧供应不足时。大量接触 CO 所产生的生物学效应还涉及氧化应激、炎症反应和血管损伤。这些额外机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单次碳氧血红蛋白测定不能全面反映损伤程度。
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根据接触情况和个体状况的不同,可出现头痛、头晕、恶心、乏力、意识模糊、胸部症状和意识丧失。重度中毒可造成心脏损伤、神经系统损害乃至死亡。部分患者在病情看似好转一段时间后,会出现迟发性神经系统或认知问题。仅凭血液中的 CO 浓度,无法判断这些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
CO 的接触剂量由吸入浓度、持续时间、呼吸频率和生理状态共同决定。体力活动时通气量增加,可加快 CO 的吸收。胎儿接触 CO 尤其值得重视,因为 CO 能穿过胎盘,与胎儿血红蛋白牢固结合,而且胎儿清除 CO 的速度比母体慢。原有的心血管疾病也会影响供氧受损所造成的后果。
常规脉搏血氧测定有一项重要局限:标准双波长仪器无法可靠地区分碳氧血红蛋白与氧合血红蛋白,显示的血氧饱和度可能让人误以为情况正常。同样,即使血红蛋白功能受损,动脉血中溶解氧的分压仍可能保持正常。实验室多波长血氧分析利用多个波长来区分不同类型的血红蛋白。解读结果时需要结合接触史和采样时间,因为接触结束后,血液中的 CO 水平会下降,给予氧气后下降得更快。临床处置包括氧疗;是否采用高压氧治疗,则取决于具体临床情况和治疗规程。
测量、监测与排放控制
一氧化碳的测量范围跨越多个数量级,从大气背景浓度到高浓度的工业工艺气流。因此,仪器必须与预期的测量范围、响应时间和工作条件相匹配。浓度通常以体积百万分比或单位体积的质量表示。这两种单位之间的换算需要明确的温度和压力条件。在25 °C、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按理想气体计算,1 ppm的一氧化碳约相当于1.15毫克/立方米。
非分散红外仪器测量特定光谱波段内的吸收。光源发出的辐射穿过气室,再由滤光片或具有同等作用的光学装置筛选出一氧化碳能够吸收的波长。参考通道用于补偿光源输出变化及其他仪器效应。水蒸气、二氧化碳以及吸收光谱的重叠所带来的影响,需要通过适当的光学设计和校准加以处理。选择性更强的激光仪器能够分辨单个吸收特征,实现高灵敏度的快速测量。
电化学传感器广泛用于便携式仪器和家用报警器。一氧化碳扩散至电极后发生氧化,产生与其浓度相关的电流。传感器的响应取决于扩散阻隔层、电极化学特性、湿度、温度以及可能存在的干扰气体。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则检测表面反应引起的电学性质变化。不同传感技术对干扰物的交叉敏感性、使用寿命和功耗各不相同,不能仅因它们检测的是同一种气体就将其互换使用。
高准确度测量依赖于使用标准气体混合物进行校准,并控制采样过程中的影响。实验室采用气相色谱法等分析方法,有时还会联用转化环节或高灵敏度检测环节。大气监测网络同样需要稳定的参考标度,以确保不同站点测得的变化趋势具有可比性。卫星仪器根据红外光谱反演一氧化碳的含量,但结果受反演假设、云、地表性质及垂直探测灵敏度的影响。卫星测得的柱含量并不等同于对近地面暴露水平的直接测量。
排放控制通常着眼于减少一氧化碳的生成,或促进其生成后的氧化。改善燃料与空气的混合、保持适当的燃烧温度并提供足够的停留时间,可以减少不完全燃烧。在汽油车中,当空燃比被控制在所需平衡值附近时,三元催化转化器可在氧化一氧化碳和未燃烃的同时还原氮氧化物。冷启动期间,催化剂尚未达到有效工作温度,其性能因而受到限制。
室内监测的目的与排放检测不同。燃烧器具可能释放危险浓度的一氧化碳,却不产生可见烟羽或可察觉的气味。因此,报警器标准根据浓度和暴露持续时间规定响应要求,而不是将任何可检出的微量一氧化碳都视为需要立即报警的情况。职业接触限值、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家用报警器要求采用不同的平均时间,服务于不同目的;其中任何一种都不是能够区分所有无害暴露与有害暴露的通用界限。
天文学中的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是星际介质中最重要的可观测分子之一。在许多天文环境中,分子氢占分子气体的绝大部分,但由于其结构对称,不具有永久电偶极矩。分子氢最低的、较易观测到的转动跃迁需要相对温暖的条件,因此不适合示踪最冷的气体。相比之下,CO 具有较小的永久偶极矩,转动谱线强且易于观测,因此能够揭示原本难以测绘的气体分布。
普通的碳-12 一氧化碳最常用的跃迁是频率约为 115.27 吉赫兹的转动 谱线,对应波长约为 2.6 毫米。其上能级仅比基态高出约 5.5 开尔文,因此在寒冷的星际环境中也能发生这一跃迁。 跃迁的频率约为 230.54 吉赫兹。观测多个跃迁有助于约束激发条件,但解释观测结果还需要密度、光学深度和辐射转移等方面的信息。
CO 发射可用于测绘分子云的结构和运动;分子云是与恒星形成有关的冷气体复合体。多普勒频移揭示了沿视线方向的速度。在一片分子云或一个星系的范围内,这些测量可以追踪旋转、湍流、外流及其他有序运动。在高红移处,宇宙膨胀使 CO 谱线的观测频率降低,从而使天文学家能够观测遥远星系中的分子气体储库。
将 CO 亮度换算为分子氢质量并非易事。常见的碳-12 CO 谱线往往具有很大的光学深度,因此其强度并不简单地反映所有发射分子的数量。为此,天文学家采用经验性的 CO—分子氢转换因子,通常记为 ,或采用相应的质光比因子。对于银河系盘内适用的环境,经常采用的数值约为
这并不是一个普适常数。金属丰度、辐射场、气体温度、云的结构以及动力学条件,都可能显著改变这一关系。
丰度较低的同位素分子,例如碳-13 一氧化碳和含氧-18 的 CO,其谱线的光学深度通常较小,能够提供补充信息。即便如此,解释这些谱线仍需要建立化学和激发模型。在低金属丰度区域或受到强烈辐射的云外层,CO 很容易被破坏,而分子氢却仍能存留,从而形成 CO 发射微弱的分子气体。在极冷而致密的区域,CO 还会冻结在尘埃颗粒表面。这些局限意味着,CO 是一种极为有用、但其效用依赖于环境的示踪物,而不能完整反映所有分子物质的分布和含量。
发现与科学认识的发展
一氧化碳的研究史始于人们对燃烧产物的观察,当时人们尚未认识到各种气体是彼此不同的化学物质。早期研究者考察矿物、木炭及其他材料受热时释放的各种“气”,其研究对象往往是混合物,而现代化学会将其区分为几种不同的气体。加热含碳物质,或使碳与金属氧化物反应,都可以产生一氧化碳;但要将它与氢气及其他可燃气体区分开来,则需要更完善的分析方法。
1776年,约瑟夫·德·拉索内在用木炭加热氧化锌时,报告发现了一种可燃气体,但将其认作氢气。1800年,威廉·克鲁克香克证实,这种气体含有碳和氧,并非氢气的一种形态。将它与二氧化碳区分开来,有助于阐明同样的两种元素可以形成化学性质不同的化合物。此后,定量化学的发展将一氧化碳纳入了原子组成、化合比例和气体反应化学计量关系的理论框架。
一氧化碳的生理作用机制在19世纪逐渐得到揭示。克洛德·贝尔纳在19世纪50年代发表的实验中表明,一氧化碳会妨碍血液携带氧气的能力。随后的光谱研究使人们得以区分碳氧血红蛋白与其他形态的血红蛋白。这些进展将木炭和燃料气体的一种常见危害与特定的分子相互作用联系起来,使人们不再仅仅将中毒归因于周围空气中的氧气不足。
工业化极大地拓展了一氧化碳的用途,也加剧了它带来的危害。煤气和水煤气曾是重要的人造燃料,其中所含的一氧化碳使泄漏事故尤为危险。高炉的运行确立了一氧化碳在大规模冶金生产中的作用。1890年,路德维希·蒙德及其合作者发现了羰基镍,展示出一氧化碳形成挥发性金属化合物的非凡能力,并由此开发出一种商业化的镍提纯工艺。20世纪,高压合成化学使富含一氧化碳的混合气成为生产甲醇及其他产品的重要原料。
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费托合成,以及奥托·勒伦于1938年发现的氢甲酰化反应,进一步确立了一氧化碳作为有机合成碳源的地位。后来的均相催化工艺提高了羰基化反应的选择性和效率。与此同时,城市空气污染研究和汽车排放控制使一氧化碳的精确测量成为一个关键的实际问题。
1970年,罗伯特·威尔逊、基思·杰弗茨和阿诺·彭齐亚斯探测到星际一氧化碳的发射信号,为这一领域带来了又一次重大拓展。此后的毫米波巡天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分子云和星系气体的认识。大致在同一时期,生物化学研究也日益深入地揭示了内源性一氧化碳的产生过程及其与细胞蛋白质的相互作用。因此,如今的一氧化碳研究横跨工业反应工程、暴露科学、大气化学、生理学和观测天文学,各领域关注的都是这一小分子的不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