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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能源 / biomass

生物质

生物质是生物来源的物质,既可作为生态存量衡量,也可用作生产能源、燃料、化学品和材料的可再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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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是指来源于生物的物质,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残余物。在生态学中,这一术语通常指特定面积、体积或生物类群内活生物体的总质量。在技术和资源管理领域,生物质一般包括用于生产生物能源、燃料、化学品及工业制品的、源自近期存活生物的有机物。这些含义相互重叠,但并不完全相同:枯木和农业残余物是重要的工业生物质资源,而生态学测量可能只计入活生物体。

生物质将生物对太阳能的捕获与食物网、全球碳循环和工业生产联系起来。早在以化石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发展起来之前,生物质就已被用作燃料和结构材料,如今在家庭供暖、农业、林业和制造业中仍具有重要作用。其技术利用价值取决于化学组成、含水量、所处位置和转化方法。其环境影响同样取决于生产方式、这些物质若不被利用原本会如何处置或变化,以及它所替代的产品或燃料。仅凭生物来源这一点,并不能认定其具有可再生性、可持续性或较低的温室气体排放。

生态学含义、生产与测量

在生态学中,生物量是在特定时刻测得的存量,而不是生产速率。一片森林可能拥有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大量现存生物量,而快速生长的微生物培养物可能现存量很小,年生产量却很高。这一区别对生态系统分析至关重要:现存物质的数量并不能直接表明生物生长有多快、有多少能量流经食物网,或在不降低未来生产力的前提下可以移除多少物质。

大多数新增生物量源于光合作用,即植物、藻类和某些细菌利用光能同化无机碳的过程。产氧光合作用可简化表示为:

6CO2+6H2O+light→C6H12O6+6O2.6\mathrm{CO_2}+6\mathrm{H_2O}+\text{light} \rightarrow \mathrm{C_6H_{12}O_6}+6\mathrm{O_2}.

实际的光合作用涉及多种生物化学反应,其产物随后会转化为结构性碳水化合物、脂质、蛋白质及其他化合物。在某些生态系统中,也有一些生物通过氧化无机化学物质而非利用光来获取能量,并贡献生产量。

初级生产区分初级生产者固定的碳总量,以及扣除其自身呼吸消耗后剩余的部分。净初级生产量可表示为

NPP=GPP−Ra,\mathrm{NPP}=\mathrm{GPP}-R_a,

其中,GPP 为总初级生产量,RaR_a 为自养呼吸。净生产量支撑生物的生长和繁殖,为植食动物和分解者提供资源,并促成有机质积累。它并不等同于现存生物量的年增量,因为生物还会因死亡、被采食、凋落和干扰而损失物质。

测量生物量需要明确计量基准。鲜重包含水分,可能随含水状况而显著变化。干重是在规定条件下干燥后测得的质量;无灰干重则进一步扣除燃烧后剩余的无机残渣。在比较不同生物或评估碳循环时,通常使用碳质量。结果可用每平方米多少千克干物质、每公顷多少吨,或每立方米多少克碳等单位表示。这些单位之间的换算需要含水量和碳含量信息,不能套用一个通用的换算系数。

对于小样地或培养物,直接收获并称重是切实可行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具有破坏性,且难以大规模实施。因此,森林清查利用树木尺寸与生物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估算,通常会纳入树干直径、树高、树种和木材密度等因素。根系难以完整挖掘,因此会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包括光学影像、雷达和激光雷达在内的遥感技术,可将实地测量结果扩展至景观尺度,但需要校准,而且在植被茂密的区域可能灵敏度下降。生态学中的生物量估算也取决于统计边界:是否计入根系、枯死木、土壤生物,或是否仅计入地上植被,会得出不同的数值,各自回答不同的问题。

化学组成与物理性质

生物质并不是化学组成均一的燃料或原料。其组成取决于生物种类、组织、生长条件、成熟程度以及此前的处理过程。木质材料以构成细胞壁的结构性化合物为主;种子可能含有大量油脂或淀粉;畜禽粪便含有部分消化的有机物和矿物质;微生物生物质则可能富含蛋白质。因此,适用于干木材的技术,若不经过充分预处理,往往并不适用于稀释的粪污或湿藻类。

陆生植物生物质的主要结构成分是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纤维素由葡萄糖单元连接而成的长链组成,这些长链排列成坚韧的微原纤维。半纤维素是一类化学结构更加多样的多糖,与纤维素及其他细胞壁组分相结合。木质素是一种复杂的芳香族聚合物,可赋予组织刚性、耐水性以及抵抗生物降解的能力。这些组分形成的是复合结构,而非简单的物理混合物,因此,如何将它们分离是生物质加工中的核心问题。

按干质量计,许多木材约含40–50%的纤维素、20–35%的半纤维素和15–35%的木质素,但各组分比例存在差异,这些范围并不代表某一种固定组成。农业残余物中可形成灰分的矿物质含量,往往高于洁净的树干木材。其他组分包括蜡、树脂和单宁等抽提物,以及蛋白质和无机元素。对于燃烧过程而言,钾、钠、氯、二氧化硅、硫和氮即使只占总质量的一小部分,也可能产生尤为显著的影响。

水分会显著影响物料处理和能量回收。湿基含水率为

Mwb=mwmw+md,M_{\mathrm{wb}}=\frac{m_w}{m_w+m_d},

其中,mwm_w 为水的质量,mdm_d 为干固体的质量。干基含水率则以 mdm_d 为分母,因此必须区分这两种计量方式。新鲜木材中的水分可占其总质量的约一半,而商品木颗粒燃料的含水率通常低于约10%。水分蒸发会消耗热量,降低有效能量输出;如果设备并非为湿燃料设计,还可能导致燃烧不稳定。

干燥木质生物质的高位发热量通常约为每千克18–21兆焦。油脂的发热量通常更高,因为相对于碳和氢而言,其含氧量较低。低位发热量不包括通过冷凝排气中的水蒸气所能回收的热量,对于以水蒸气形式排出水分的设备而言,通常更具实际意义。

堆积密度、粒径、孔隙率和流动特性也是同样重要的工程性质。在储存相同能量的情况下,松散秸秆占用的体积远大于压实的颗粒燃料。纤维状颗粒可能在料斗内架桥,而细粉尘则可能造成爆炸危险。灰分可能软化或与设备表面发生反应,造成积灰、结渣或腐蚀。因此,可靠的工艺设计需要针对具体原料进行特性测定,而不能依赖笼统的“生物质”规格。

原料、可获得性与供应链

工业用生物质来自几类不同的资源。林业提供原木、间伐材、树皮、锯末和采伐剩余物。农业提供谷物秸秆、玉米残余物、甘蔗渣、谷壳及修剪枝条。食品加工产生果渣、果壳、油脂和加工污泥等物料。畜牧业提供粪便,城市废物收集处理系统则提供源头分类收集的厨余垃圾、园林废弃物、污水污泥,以及混合废弃物中的生物源组分。专用能源作物包括短轮伐期柳树和杨树、多年生禾草,以及为获取糖、淀粉或油脂而种植的作物。

这些原料的可获得性和其他竞争性用途各不相同。锯木厂剩余物可能已经用于板材制造或工艺供热。秸秆可以用作垫料、饲料或土壤改良材料。甘蔗渣广泛用于糖厂内部生产蒸汽和发电。因此,将所有剩余物都视为尚未利用的废弃物,会高估可供新项目使用的资源量。受污染的拆除木材则存在另一类问题:涂层、防腐剂和附着材料可能使其不适用于以清洁木材为原料的设备。

资源评估通常区分理论潜力、技术潜力、经济潜力和可持续潜力。理论潜力统计的是广义的实物资源量。技术潜力排除了无法利用指定技术收集或转化的物料。经济潜力将价格和成本纳入考量,而可持续潜力则施加环境和社会方面的限制。这些潜力取决于所设定的情景,并非某一区域的固定属性。作物产量、运输距离、剩余物保留要求或竞争性需求发生变化,都可能显著改变估算的供应量。

剩余物的移除受到土壤过程的制约。作物残余物可保护地表免受侵蚀、归还养分、减缓水分流失,并增加土壤有机质。移除这些残余物可能增加为补充养分而施用的肥料量,并降低土壤的长期碳储量。同样,森林采伐剩余物能够提供养分和生境,但其重要性因立地条件和采伐方式而异。因此,技术上能够收集的一吨物料,并不一定就是可供可持续利用的一吨资源。

生物质物流通常涉及收集、尺寸减小、干燥或保鲜、储存和运输。较低的堆积密度会增加运输成本,而季节性收获则要求具备足够的储存能力,以支持全年加工。制粒和压块可以提高密度,使物料更便于统一处理,但这些过程会消耗能源,也需要适当控制含水率。对于含水率很高的物料,则可选择在来源地附近加工、通过短距离管道输送,或采用青贮方式保存。

储存过程可能改变资源本身的性质。微生物呼吸会消耗干物质并释放热量;管理不善的料堆可能出现严重损耗或自燃。存放在封闭空间内的木质颗粒可能释放一氧化碳,积聚的粉尘还会带来额外危险。因此,供应合同会对含水率、粒径、灰分、污染情况和交货时间安排等作出规定。工厂规模的选择体现了一种权衡:大型设施可以实现加工环节的规模经济,但随着原料收集范围扩大,原料运输距离通常也会增加,同时更容易受到供应波动的影响。

历史发展与当前工业用途

在煤、石油和天然气得到广泛使用之前,生物质是可用能源的主要来源。木材用于烹饪和取暖,木炭则为金属加工提供了能量密度较高的燃料。农产品提供纤维、油脂、染料、黏合剂和发酵底物。这些用途与当地的土地管理和贸易相结合,但旺盛的需求也可能给城市、矿山和工业中心附近的森林带来巨大压力。

向化石燃料的转变并不同步。煤和焦炭在炼铁和蒸汽动力工业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而在家庭以及易于获取森林资源的工业部门中,木材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在结构或化学性质具有优势的用途上,生物质来源的材料也继续得到使用。造纸术、木结构建筑和天然纤维纺织品并未随着化石原料制造业的扩张而消失,而是与新的化学和机械工艺一同发展。

制浆造纸业成为生物质综合利用的一个重要范例。在牛皮纸法中,木片经碱性蒸煮药剂处理,使纤维与富含木质素的物质分离。产生的黑液含有溶解的有机化合物和无机蒸煮药剂。在回收锅炉中燃烧黑液,既可供能,也有助于回收化学药剂。在这一过程中,生物质同时充当材料原料、能源和工业循环利用体系的一部分。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供应危机使人们对生物质燃料的兴趣显著增强。巴西于1975年设立国家酒精计划,通常称为 Proálcool,以扩大燃料乙醇的生产,尤其是以甘蔗为原料的生产。美国的燃料乙醇生产也有所扩大,主要以玉米为原料。此后的气候与可再生能源政策推动了木颗粒燃料、厌氧消化、先进生物燃料和生物质发电的发展。这些发展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生物质产业:原料、技术和市场结构仍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目前的应用规模从小型家用炉灶到大型工业设施不等。糖厂可在热电联产系统中使用甘蔗渣,满足自身的蒸汽需求,并在电网接入和运行条件允许时向外输送电力。市政和农业厌氧消化设施可将湿有机物料转化为可燃气体。木片锅炉用于工业供热和区域供热,尤其适合本地燃料供应与集中热需求同时具备的地区。

传统与现代生物质利用的区别,主要在于技术和运行条件,而非生物材料本身。露天明火和受控运行的工业锅炉都可能燃烧木材,但两者在效率、排放和燃料预处理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现代生物质利用也面临不断变化的替代方案的竞争:电气化、热泵、其他可再生电源以及材料利用效率的提高,都可能改变各种用途在技术或经济上的吸引力。

热化学转化与产热

热化学过程利用热量,将生物质转化为可利用的热能、气体、液体或富碳固体。主要途径包括燃烧、热解、气化和水热处理。这些途径在供氧量、温度、压力、升温速率和停留时间等方面各有不同。原料性质不仅决定能源效率,还影响反应器设计、污染物控制以及所得产品的适用性。

燃烧是在空气充足的条件下氧化生物质以释放热量;理想情况下,燃料中的大部分碳转化为二氧化碳,氢则转化为水。实际过程中,干燥、挥发分析出、气相燃烧和焦炭氧化等阶段相互交叠。相关设备包括家用炉灶、炉排炉、粉状燃料燃烧系统和流化床燃烧装置。锅炉将热量传递给水或蒸汽,随后可利用汽轮机发电。在有适当热需求的前提下,同时回收利用热能和电能,可以提高总体能源利用率。

燃烧性能取决于空气分配、温度、混合状况以及可供氧化反应进行的时间。不完全燃烧会产生一氧化碳、有机化合物和烟炱。燃料中的氮会促成氮氧化物的生成,而矿物成分则会形成颗粒物和沉积物。工业污染控制措施可包括旋风除尘器、过滤器、静电除尘器和氮氧化物减排系统。不能仅仅因为生物质中的碳源自生物,就认为它天生能够清洁燃烧。

热解是在少氧或无氧条件下加热生物质的过程。慢速热解通常侧重于生产固体炭,而快速热解则通过快速升温和较短的蒸气停留时间,使可凝液体的产量最大化。许多快速热解工艺的运行温度约为450–550°C。其液体产物通常称为生物油,是一种含有水和多种有机化合物的富氧混合物。生物油并不等同于石油燃料:其酸性、不稳定性、黏度变化,以及与常规烃类相容性有限等特点,都会给储存和使用带来困难。催化提质或加氢处理可以改善燃料性质,但也会增加设备、能源需求和成本。

气化是在限量供应氧气、空气、蒸汽或这些介质的组合的条件下进行的,具体温度取决于反应器,通常约为700–1,200°C。产物气体含有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和甲烷;采用空气作为气化剂时,还含有大量氮气。经过净化和调质后,这些气体可用作发动机或燃气轮机的燃料,也可用作合成原料。脱除焦油、过滤颗粒物以及控制碱金属和含硫化合物是主要要求,尤其是在下游催化剂对污染物敏感的情况下。

水热过程利用高温加压水处理湿生物质,无须在转化前先将原料中的水分全部蒸发。根据处理条件的不同,可生成富碳固体、油状液体或气体。相比之下,焙烧是一种较温和的热处理方式,温度通常约为200–300°C,可改善干燥木质纤维素原料的可磨性和耐水性。各条途径在产品质量、处理条件的严苛程度和转化损失之间形成了不同的权衡。

生物转化与液体生物燃料

生物转化利用生物体或其产生的酶,在相对温和的条件下转化生物质。主要工业路线包括通过发酵生产醇类及其他化学品,以及通过厌氧消化生产富含甲烷的气体。与燃烧不同,这些过程依赖于底物在生化层面的可利用性:某种底物可能含有大量化学能,却因被包裹在难以分解的结构中而难以被生物体利用。

利用糖料作物生产乙醇,首先要提取可发酵糖。淀粉作物则需要增加一道转化工序,利用酶将淀粉分解为较小的糖分子。随后,酵母将糖发酵;以葡萄糖为例,这一过程可近似表示为

C6H12O6→2C2H5OH+2CO2.\mathrm{C_6H_{12}O_6} \rightarrow 2\mathrm{C_2H_5OH}+2\mathrm{CO_2}.

理论上,每千克葡萄糖可产生约0.51千克乙醇,但实际产量较低,因为部分底物会用于细胞生长及生成其他产物。通过蒸馏可提高乙醇浓度,进一步脱水则可制得适用于特定调和用途的低含水量燃料。

生产纤维素乙醇需要更复杂的加工。预处理使植物细胞壁结构变得疏松,提高纤维素的可及性;随后通过酶水解释放糖。预处理方法包括稀酸处理、蒸汽爆破和碱处理,各种方法对木质素、半纤维素、设备和废水的影响各不相同。预处理还可能生成抑制发酵的化合物。如何高效利用六碳糖和五碳糖、降低酶成本、处理高固含量物料,以及保持稳定运行,仍是重要的技术与经济挑战。

厌氧消化涉及多个微生物类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单一反应。水解使复杂物料释放出可溶性化合物;产酸微生物将其转化为有机酸及其他中间产物;后续反应再生成可供产甲烷古菌利用的底物。许多消化装置在约35–40°C的中温条件或约50–55°C的高温条件下运行。稳定运行取决于温度、负荷率、停留时间、碱度,以及产酸与产甲烷之间的平衡。

生成的沼气通常含有约50–70%的甲烷,其余部分主要为二氧化碳。水蒸气、硫化氢及其他杂质需要根据预定用途进行处理。去除二氧化碳和污染物后,可得到生物甲烷;达到相应质量标准时,可用于注入燃气管网等用途。消化残余物保留了原料中的大部分矿物质养分,但其性质取决于投入物料和处理过程,因此将其施用于土地时,需要考虑养分、污染物及排放问题。

油脂的转化则采用另一条主要路线。传统生物柴油通过甘油三酯与醇(通常为甲醇)反应,生成脂肪酸烷基酯和甘油。可再生柴油则采用加氢处理等工艺生产烃类。这两类产品在化学组成和燃料性质上均有差异。原料可包括植物油、废弃食用油和动物脂肪,但原料供应量、收集所得原料的质量及其他用途都会限制生产。扩大转化产能并不意味着其所依赖的可持续资源量也会随之增加。

生物质衍生材料、化学品与集成加工

能源生产只是生物质的用途之一。木材、纸张、纺织品、包装材料、油脂以及众多化工产品,都利用了生物体中原本就存在的结构和分子。在许多应用中,保留这些结构可以避免将原料彻底分解后再重新构建成有用产品。木梁利用了木材的多层级结构;纸纤维保留了纤维素所赋予的大部分强度;淀粉则可以直接用作增稠剂或黏合剂。

纤维素是材料制造的重要基础原料。通过化学改性,可以制得用于涂料、膜、薄膜和纤维的各种衍生物,其中包括醋酸纤维素。机械或化学加工还可以制得纳米纤维素,其尺寸小、长径比高的特点使其适用于增强、流变调控和阻隔材料等领域。材料性能取决于纤维尺寸、表面化学性质、对湿度的敏感性,以及与其他组分的相容性,而不只是取决于其生物来源。

糖类是另一类基础原料。通过发酵,可以生产有机酸、醇类及其他中间体,再将其转化为聚合物或专用化学品。例如,乳酸是聚乳酸的前体。然而,“生物基”和“可生物降解”描述的是不同的性质。由生物原料制成的聚合物可能难以生物降解,而可生物降解的聚合物也可以由化石来源的碳制成。降解还取决于温度、湿度、微生物、产品厚度和废弃处理条件;具备工业堆肥条件下的可堆肥性,并不意味着能在土壤或海水中迅速分解。

木质素既是一种现有储量巨大的资源,也是一种难以加工的化工原料。它具有不规则的芳香族结构,会随植物来源和提取工艺而变化。工业木质素大多用于提供工艺所需的能源,尤其是在纸浆厂中,但也可用于黏结剂、树脂、分散剂和碳质材料。要生产品质一致的高价值芳香族化学品,需要进行受控解聚,并对复杂混合物加以分离。一条适用于实验室纯化样品的工艺路线,在用于工业物料流时,可能面临不同的经济性和催化剂要求。

生物炼制厂将多种转化和分离操作结合起来,从生物质中获取多种产品。将其与炼油厂类比有一定帮助,但并不完全贴切:生物质通常含有更多的氧和水,进料形态更加多样,供应也可能具有明显的季节性。集成化工厂可以先回收高价值化合物,再将碳水化合物组分转化为化学品或燃料,并利用剩余物料提供工艺热量。质量衡算和能量衡算至关重要,因为最大化某一种产品的产出,可能会减少另一种产品的产出,或增加分离需求。

梯级利用旨在让同一种生物性材料依次发挥多种用途,例如先将木材用于建筑,之后回收用于制造板材,最终在适宜情况下回收能量。这类利用序列受到污染、黏合剂、纤维降解和收集体系的限制。梯级利用是否具有优势,取决于实际替代效果、运输、加工损失和寿命终结时的处理方式,而不仅仅取决于加工阶段的数量。

环境评价、气候核算与治理

生物质参与当代碳循环,但这并不意味着生物质的每一种应用都具有碳中和性。燃烧会通过烟囱排放二氧化碳,而种植、采收、加工、运输和土地管理也会产生额外的排放或移除量。其气候影响取决于完整的系统及其替代情景,即如果没有该项目,土地、原料和能源供应将会如何变化。

生命周期评价针对界定的各个阶段,以特定的服务单位为基准评估影响,例如每兆焦耳交付热量或每吨产品。评价结果取决于系统边界、能源投入、联产品的处理方式,以及对被替代生产活动的假设。原本会迅速腐解的剩余物,与原本会继续储存碳的立木,两者对应的比较情景并不相同。避免未受管理的有机废弃物产生甲烷,也可能显著改变整体收支,但收集、厌氧消化或提纯系统中的泄漏会削弱这一效益。

对于森林生物质而言,时间因素尤为重要。木材燃烧会迅速释放其中的大部分碳,而补充生长可能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采伐还可能改变土壤碳、枯死木储量以及后续的森林生长。因此,抵消大气碳含量初期增加所需的时间并无统一定值,而是取决于森林生产力、采伐强度、所用材料、替代情景下的土地管理路径,以及被替代的化石燃料或其他技术。

土地利用变化可能是专用作物评价中的主导因素。将森林、草地或富含泥炭的土地转作他用,可能释放已储存的碳,并改变生物多样性、水流状况和土壤性质。当生物质需求使粮食、饲料或木材生产转移到其他地点时,还可能产生间接影响,不过这类影响的规模难以单独识别和建模。在适宜土地上种植多年生作物,与在新开垦土地上种植一年生作物,可能带来不同的结果;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生物质的单一土地影响模式。

气候以外的影响包括空气污染、养分流失、用水需求、生境变化,以及对废弃物管理的影响。燃烧不充分可能排放细颗粒物和有毒有机化合物。集约化种植可能增加与化肥有关的排放和养分径流流失。反过来,利用不可避免产生的有机废弃物可以减轻处置负担,一些多年生种植系统也能提供具有保护作用的地表覆盖。这些影响需要结合具体地点和工艺进行评价,而不能笼统地归为正面或负面。

当生物吸碳与持久封存相结合,且吸碳量超过所有相关排放和碳储量损失时,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便可从大气中移除二氧化碳。因此,仅在设施内捕集生物源碳,本身并不能证明实现了净移除。同样,生物炭可以将一部分生物质碳保留在相对持久的固体中,但其持久性、对土壤的影响、生产过程的排放,以及原料在替代情景下的去向,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治理通过燃料质量标准、排放限值、可持续性准则、产销监管链体系和土地利用规则来应对这些差异。碳核算惯例也需要谨慎解读:将生物源碳排放记入土地部门账目,而非能源部门排放总量,是一种旨在避免重复计算的分配方法,并不意味着燃烧对大气没有影响。有效的评价既要追踪碳储量和碳流动,也要同时考察生物多样性、资源竞争以及实际提供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