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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宗教与神话 / shamanism

萨满教

萨满教泛指由公认的仪式专家通过仪式与神灵沟通的多种传统,其仪式往往涉及意识状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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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意识家族相似性身心二元论祖先崇敬诊断口头传统仪式萨满教

萨满教是一个比较研究术语,泛指由特定仪式专家与神灵或其他非人存在建立社会认可关系的各种传统。这些专家通常被称为萨满,其活动可能包括治病、占卜、协商获取猎物、保护家宅以及引导亡者。这一术语最初用于描述北亚社会,后来被扩展用于其他地区的实践。它并不指某个统一的、有组织的宗教,也不指一套普遍适用的教义,或一个拥有共同创始人和经典的宗教组织。

这一类别既有助于理解特定的原住民宗教传统,也有助于考察宗教知识和权威如何形成。被称为萨满实践的各种活动,将对疾病与厄运的解释同亲属关系、地景、生计,以及人类与其他存在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这些传统的历史也涉及帝国扩张、传教活动、社会主义反宗教运动,以及当代文化复兴。

“萨满教”这一概念的用途与局限,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的议题。一些研究者将其严格限定于北亚传统;另一些研究者则用它来比较各大洲与神灵沟通的不同形式。被归入这一类别的社群,可能更倾向于用地方名称、氏族归属或特定仪式专家的称号来指称自身的实践。因此,各种传统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不能证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也不意味着其从业者可以彼此替代。

术语与范畴的边界

英语中的 shaman(萨满)一词经由俄语传入,源自一个通常转写为 šaman 的通古斯语族词语,尤其与鄂温克人及西伯利亚的相关族群有关。17至18世纪,俄国人对西伯利亚各族群的记述推动了这个词进入欧洲文献。它更早的词源尚有争议;尽管有人提出它与亚洲其他宗教用语存在联系,但这些说法都未形成普遍认可的解释。“shamanism”中的后缀将对某类实践者的称谓,变成了对一整套实践活动的统称。

各地的本土称谓则丰富得多。萨哈传统中有称为 oyuun 和 udagan 的专职人员;布里亚特人使用 böö 和 udagan 等称谓;朝鲜半岛的这类实践者通常称为 mudang(巫堂)。这些术语包含性别、传承、入门仪式和仪式职能等方面的区别,而英语中的统称可能掩盖这些差异。被外来者称为萨满的人,并不都从事相同的工作;同一个社群也可能将通灵者、占卜者、世袭主祭者和治疗者区分为不同的职业。

对萨满教的定义往往强调与神灵沟通、独特的职分,以及有意识地改变意识状态。一种影响尤为深远的区分方式,是将灵魂前往神灵世界的萨满,与身体接纳神灵的灵媒相对照。但民族志证据并不支持将此视为绝对界限:同一位实践者在不同情境下,可能会描述灵魂出游、附体、梦境以及与神灵直接相遇的经历。有些专职人员主持重要仪式时,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的恍惚状态;而许多宗教传统虽包含恍惚体验,通常却并不被归为萨满教。

萨满教与万物有灵论的关系也需要同样审慎地看待。万物有灵论一般涉及将动物、植物、地方或其他存在视为具有人格或意向的主体,并与之建立关系的方式。萨满教则更具体地关注某些人在协调这些关系方面的专门知识与技能。信奉万物有灵论的社会未必有萨满,而萨满实践也可以与教义通常不被视为万物有灵论的宗教制度并存。这两个术语都不应被当作一切原住民宗教的同义词。

因此,当代学术研究往往将萨满教视为一个由相互交叠的特征构成的比较范畴,而非一种边界清晰的宗教类型。家族相似性这一概念体现了这种思路:与神灵的关系、入门仪式、专门的歌唱、疗愈以及非同寻常的身体体验等特征,可能反复出现,但并非每个个案都具备所有特征。比较研究若从地方制度和历史出发,而不是预设其背后存在一套普遍的萨满体系,便最能增进理解。

灵体、人与宇宙的组织方式

许多被称为萨满教的传统认为,人的生活置于与通常不可见的存在之间的关系之中。这些存在可能包括祖先、已故萨满、动物主宰、地域之主、天界存在,或与特定地点相关的危险灵体。它们的身份与能力差异很大。保护后代的祖先,并不一定等同于猎物的主宰或游荡的亡者,即使它们在英语中都被译作“spirits”(灵体)。

北亚的一些说法将宇宙描述为上、中、下三个区域,由树、柱、山或其他垂直轴线连接起来。这一意象常被称为宇宙轴,即宇宙不同领域之间的连接。仪式中的旅程可能沿着这一宇宙地理展开,鼓或服饰也可能呈现其中的路径与居住者。不过,三层宇宙并非萨满教普遍共有的教义。各地对于宇宙层数、各层居住者,以及空间距离主要沿垂直方向、沿水平方向,还是与特定河流和山岳相联系,都有不同的说法。

对于人的构成,观念也同样多样。人可能被认为具有不止一种类似灵魂的组成部分,分别与呼吸、身体活力、梦境或死后的存在状态有着不同联系。疾病可能被解释为其中某一部分离体或遭到捕获;死亡则可能要求将死者与在世亲属分离。这些说法不应被直接等同于哲学上的身心二元论,因为其中的区分可能涉及身体及关系层面的多种能力,而非一个与物质相对立的、非物质的心灵。

与灵体的关系往往涉及互惠与义务。供品、食物、烟、歌唱或动物牺牲,可以用来答谢庇护、偿还亏欠或弥补冒犯。在狩猎社会中,狩猎能否成功,可能取决于是否尊重动物及其遗骸、是否适当地分享猎获的肉,以及是否遵守禁忌。这些实践体现了人们与生计来源之间的道德关系,但不应被直接解释为现代生态学意义上的保护措施。它们的意义植根于有关交换、危险与责任的具体观念之中。

祖先崇敬可能居于核心地位,尤其是在仪式权威依据与前代仪式专家的血缘传承而确立的地方。然而,祖先并非一概仁善,灵体也不一定能归入善与恶的固定类别。庇护某一家庭的存在,可能会威胁另一家庭;提供帮助的灵体若受到冷落,也可能变得危险。实践者的专长往往不在于运用一套固定的神学,而在于辨认哪一种关系出了问题,以及需要作出何种回应。

召唤、入门仪式与专职者的养成

萨满的权威通常不只是建立在个人声称拥有非凡体验之上,还可能需要出身于公认的传承世系、得到资深从业者的接纳、成功施行仪式,或获得求助者与亲属的认可。有些传统将这一身份描述为世袭的;另一些则强调灵体主动择人。世袭与灵体的选择并不一定相互排斥:人们可能认为祖灵会选中某个后代,而这个后代仍须证明自己能够胜任。

有关受到召唤的叙述,常常涉及反复出现的梦境、令人恐惧的遭遇、离群独处、身体不适或接连不断的厄运。在一些社群中,这些经历被解释为抗拒灵体要求所带来的后果。接受召唤并举行入门仪式之后,当事人便能与相关灵体建立一种可以驾驭的关系。这类叙述是由文化塑造的、关于如何成为从业者的讲述,并不足以作为事后作出医学诊断的依据。解释这些叙述时,需要关注当事人的社会处境,以及社群对这些事件的理解。

入门叙事有时会描述身体被肢解、器官被取出并替换,或候选者的身体由灵体重新构造的过程。这些母题可以表达一种转变:在仪式中的相遇里,寻常的身体局限不再起决定作用。这并不意味着身体真的遭到了肢解。另一些入门仪式则强调升天、与祖辈萨满相遇、获得助手灵体,或取得名字与歌谣。没有哪一种固定的过程适用于所有传统。

训练可能历时很久,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候选者要学习谱系、灵体的身份与喜好、仪式语言、击鼓节奏、法器的使用,以及献供的正确顺序。他们还可能学习如何解读求助者的叙述、组织助手,以及辨明自己有资格主持哪些仪式。口头传统往往是这一过程的根基:知识通过观察、演练、记忆与参与来传授,而不是通过统一的书面课程体系。声称获得灵感启示,并不排斥严格的学徒训练。

性别以不同方式影响人们担任萨满的机会。有些社群承认女性和男性都可以成为专职者;另一些则将特定仪式或头衔限定于某一性别。民族志记录还描述了仪式中服饰、角色或性别归属的转换,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一些地区尤为如此。这些现象具有特定的地方意义,不能简单地套入某一种现代身份类别。从业者的权威也可能随着婚姻、年龄、为人父母或资历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将萨满描绘成独来独往、清一色为男性的宗教人物,并不能如实反映文献所记载的各种制度形态。

仪式技法、物质器物与疗愈工作

萨满仪式通常是一场由多方协同参与的社会活动,而非孤立的内心体验。参与者可能包括主持仪式的家庭、助手、乐师、亲属以及寻求帮助的人。典型的流程可能包括布置场地、召请特定灵体、辨明问题、协商解决办法,以及正式结束这次会面。这些环节虽各有不同,但仪式的组织安排能让原本难以把握的关系变得可见,也让参与者有据可依,判断仪式是否得到了妥善举行。

击鼓、歌唱、舞蹈、呼吸控制以及长时间的重复动作,都能影响注意力与身体体验。黑暗的环境、特殊服饰、熏香以及参与者的期待,也可能共同塑造仪式情境。有些传统使用精神活性物质,但许多传统并不使用。因此,以药物使用来定义萨满教并不准确。同样,意识状态的改变也并非单一的生理状态:全神贯注、鲜明的意象、身体觉知的变化、附体体验,以及据当事人所述的灵魂出游,彼此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器物也有各自的历史和关系。一面鼓可能被描述为承载其主人的坐骑,而金属挂饰、镜子、羽毛或动物形状的配件,则可能体现护佑力量或与灵体的联系。在亚洲北部的一些民族中,制作乐器所用的木材、兽皮和装饰,将乐器与特定地点及灵体联系起来。因此,仪式服饰并不只是表演性的装饰。它可以标示施术者的权威、表现形态转变,并将入门仪式及此后实践中积累的联系化为有形之物。

疗愈仪式可能针对灵魂失落、异物侵入、灵体袭击、应尽义务遭到忽视,或与死者的关系受损等问题。施术者可能通过表演性的方式呈现寻回、取出、护佑或协商的过程。这类行动可以将痛苦组织成一种可理解的解释,并动员亲属围绕受苦者提供支持。描述这些社会与象征过程,并不能证明所提出的灵体作用机制能够导致或治愈生物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萨满疗法与医学采用不同的解释方式,两者如何互动也因社会而异。

占卜是另一项主要职能。人们可能通过灵体传话、梦境、器物的表现,或对骨骼及其他材料的解读来寻求答案。所问之事可能涉及疾病、走失的动物、狩猎前景,或开展某项行动的时机。仪式专家也可能引导亡者、保护婴儿,或为群体的兴旺举行仪式。这些不同的活动说明,为什么“疗愈者”只能部分传达这一角色的含义:这一职分可能关乎维护整个关系网络,而不只是治疗个人的痛苦。

西伯利亚、北极地区与北亚的历史核心地带

西伯利亚是萨满教这一概念的历史中心,但当地生活着众多民族,各有不同的语言、经济形态和政治历史。鄂温克人及其他通古斯语族群体、萨哈人、布里亚特人、哈卡斯人、图瓦人,以及西伯利亚东北部各民族,都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专职仪式传统。驯鹿放牧、狩猎、捕鱼、马匹牧养和定居生活,为人们与动物、祖先及地域神灵的关系提供了不同的背景。单一的“西伯利亚信仰”描述无法充分呈现这种多样性。

关于鄂温克社群的民族志记述,着重描述了萨满与辅助神灵的关系,以及在疗愈和灵魂出游时对鼓、歌唱与服饰的运用。谢尔盖·史禄国以东北亚的研究为基础撰写的《通古斯人的心理精神复合体》(1935年),对这类专职人员在社会生活和心理生活中的地位作出了颇具影响的论述。尽管书中的术语带有时代印记,但它推动相关讨论超越了对奇异仪式的搜集,转而关注仪式专门知识与社群组织之间的关系。

萨哈人的传统形成于一个与马、牛牧养密切相关的社会。他们的宗教生活既包括敬奉天界神灵的仪式,也包括与可能带来危险的神灵打交道的活动。名为“伊夏赫节”的夏季节庆包含集体庆祝活动,以及与丰饶和新生有关的献祭,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个别疗愈者的通灵仪式。布里亚特人的传统同样将仪式权威与血统、氏族历史及神圣场所联系起来。有时被译作“白萨满教”和“黑萨满教”的分类各有其地方历史,不应认定它们体现了善恶两类施术者之间的普遍对立。

北极地区提供了重要的比较案例,但这并不能证明当地所有宗教专职人员都源自同一种制度。例如,因纽特人的安嘎库特(angakkuit)被描述为沟通人与辅助灵体、调查违禁行为,以及应对疾病或资源匮乏的人。克努兹·拉斯穆森第五次图勒考察队留下的20世纪初记录,记述了生计、叙事与仪式义务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在讨论特定的因纽特社群时,仍以使用当地称谓及其地域变体为宜。

俄罗斯帝国的扩张通过征税、移民定居、贸易,以及使当地人皈依基督教,改变了这些传统。20世纪,苏联的各项运动通过镇压、没收仪式用品和限制公开宗教活动,破坏了宗教传承。其影响因地区和年代而异;仪式也在家庭内部延续,或以其他名目继续进行。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尤其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相关的公开组织和仪式日益引人注目。这些发展既包括对留存知识的恢复,也涉及重建与创新。

东亚传统与宗教互动

东亚的情况表明,被归为萨满教的实践可以与复杂的国家制度、具有文字经典的宗教以及城市经济并存。在韩国,韩国萨满教常被称为“巫俗”(musok),其核心是通常称作“巫堂”(mudang)的宗教专职者,以及称作“巫祭”(gut)的仪式。这些仪式可以围绕家庭运势、疾病、亡者或集体福祉展开,通常包含音乐、献供、更换服饰,以及由行仪者通过表演呈现不同神灵或祖先的环节。

一种常见的划分方式,是将权威源于神灵召唤的行仪者与依靠世袭传承的行仪者区分开来。前者通常称为“降神巫”(kangsinmu),后者通常称为“世袭巫”(sesŭmmu),不过各地的实际情况远比这种二分法所呈现的复杂。在一些传统中,迎神附体尤为突出,另一些传统则强调世代传承的仪式与音乐技艺。女性在其中一直扮演着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但男性行仪者和乐师也同样重要。因此,韩国的实践对某些萨满教定义提出了挑战:这些定义将灵魂出游视为唯一判据,却不把附体或世袭的宗教职分纳入考量。

韩国的仪式也体现了边缘化与公共认可之间的相互作用。儒家官员和现代化运动曾批判许多此类实践,但相关仪式仍在家庭和地方社区中延续。在韩国,部分传统已获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祈求海上平安的季节性仪式有关的济州七头堂迎登祭,以及济州七头堂神祠的迎登祭,于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代表作名录。这种认可强调传承与展演,而行仪者及委托仪式的人则可能仍将这些活动理解为具有实际效力的宗教行为。

满族传统展现了萨满实践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在1644年至1912年统治中国的清朝,氏族和家庭祭祀与宫廷仪式并存。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朝廷于1747年编纂了一部仪式手册,对满族祭祀及相关仪式作出规范。宫廷主祭者依照规定程序行事,这表明,被称为萨满的仪式专职者未必是游离于正式制度之外、独立行事的通灵者。满族认同、祖先祭祀与王朝权威紧密相连。

在蒙古及其邻近地区,萨满传统与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传统之间的关系,带来了竞争、相互调适以及仪式语汇的共享。称为“敖包”(ovoo)的神圣石堆、地域神灵和家庭护佑,都可能存在于佛教与萨满教专职者共同参与的宗教环境中。在日本,itako等地方行仪者沟通神灵的实践,也被拿来与萨满教比较,但不应将其等同于整个神道。这些例子表明,“萨满式”通常指的是更广泛宗教场域中,某种特定的角色与实践组合。

北亚与东亚以外地区的比较

将萨满教这一概念扩展到其他地区,既促成了富有成果的比较,也带来了重大的分类难题。治疗、与灵体相遇以及仪式中的转化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本身并不能证明历史上的传播。某种实践可能在某一方面与西伯利亚的仪式相似,却属于一套截然不同的亲属关系、权威或神圣知识体系。因此,比较性描述若能保留当地称谓,并区分有据可查的联系与类比,其说服力就最强。

在亚马孙地区,被译称为萨满的专门人士可能会与动物存在、森林主人、祖先或致病的力量交涉。在一些社会中,他们也会卷入有关施行有害仪式的指控,因此这一角色具有两面性,而非一概与人为善。民族志学者记录过这样一些叙述:人类与动物如何看待自身及彼此,取决于各自所处的身体位置。这类观念为有关美洲原住民视角主义的讨论提供了依据,但它们在整个亚马孙地区并非完全一致,也不能简化为一种认为万物都包含同类灵体的普遍信仰。

使用死藤水在亚马孙西部的一些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个名称通常指以卡皮木藤(Banisteriopsis caapi)为原料、常与其他植物混合制成的制剂。这并非亚马孙地区普遍存在的实践;现代围绕它开展的仪式活动涵盖原住民、城市、宗教和商业等不同场景,必须加以区分。在当地,歌唱、饮食规制、学徒训练,以及施术者与植物和其他存在的关系,可能与制剂本身同样重要。公众对精神活性物质的关注,可能掩盖这一更广泛的知识体系。

在美洲其他地区,这一宽泛标签可能抹平重要差异。马普切人的 machi、纳瓦霍人的仪式专家与因纽特人的 angakkuq,并不会仅仅因为外来者在其活动中发现了治疗或与灵体沟通的内容,就承担着相同的职分。一些原住民拒绝使用“萨满”一词,因为它用外来的分类取代了世代相传的称谓,或将他们的传统与商业化的灵性活动联系起来。另一些人则在面向更广泛公众交流时,有策略地采用这一称谓。当地的用法与比较的目的都至关重要。

喜马拉雅地区、东南亚、非洲和大洋洲的灵体沟通活动,也曾被纳入这一范畴讨论,但各地对此的接受程度不一。例如,在尼泊尔,通常被称为 jhankri 的仪式专家,活动于由地方神灵、印度教和佛教共同塑造的宗教环境之中。在许多非洲社会,学术研究更常使用灵媒活动、占卜或灵体附身等术语。这一标签使用上的不均衡,既反映了学科发展的历史,也反映了实践本身的差异。它并不是一张中立的分布图,不能据此判定哪些地方存在与灵体沟通的活动,哪些地方不存在。

研究史与不同解释

早期欧洲人的记述常常以基督教的观念来评判西伯利亚的宗教专职者,将其仪式描绘成骗局、迷信或与恶魔打交道的活动。此后,启蒙时代和十九世纪的作者又经常将他们置于各种推测性的宗教发展序列之中。这类框架把当时的原住民族当作证据,用来说明人类被假定曾经历过的历史阶段。现代人类学否定了这样一种假设:某个现存社会代表着一个未曾改变的早期阶段,而所有社会都必然经历这一阶段。

系统的田野调查极大地改变了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与1897—1902年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相关的瓦尔德马尔·博戈拉兹对楚科奇人的研究,以及瓦尔德马尔·约赫尔松对西伯利亚东北部各民族的研究,更加详尽地记录了语言、叙事、物质文化和仪式。这些记录至今仍然重要,但它们产生于不平等的殖民环境之中,也受到调查者和翻译者在理解与诠释上的取舍所影响。这些描述是历史文献,而不是让人得以直接窥见某种永恒不变的传统的窗口。

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萨满教:古老的迷狂术》于1951年首次以法文出版,对二十世纪的相关讨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伊利亚德强调迷狂中的灵魂旅行、升天,以及萨满作为往来于宇宙各界之间的专门人士的角色。他的综合论述将大量比较研究文献带到了广大读者面前。后来的批评者指出,该书着重于一种超越历史的宗教类型,因而将仪式与地方政治、生计及社会关系割裂开来,并且把灵魂飞行置于其他仪式性沟通形式之上。

后来的研究发展出更注重地方情境和关系的研究取向。罗贝尔特·阿马永对西伯利亚狩猎社会的研究,将仪式与交换、结盟以及获取猎物的条件联系起来。卡罗琳·汉弗莱等人的研究则考察了这些专职者在社会主义及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变化。这些研究取向并不把萨满活动仅仅视为一种异常的心理状态,而是将其看作依托制度、物质器物、景观、记忆以及相互竞争的权威主张而开展的工作。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探讨的是,节律性刺激、专注投入、预期、训练和社会互动如何促成人们所报告的体验。这类研究可以考察注意与知觉的某些方面,却不能单凭自身证实或否定有关灵体的主张。方法上的问题包括样本量小、定义不一致,以及经验丰富的社群专职者与在实验室中完成练习的志愿者之间存在差异。当某种活动依赖长期的学徒训练,以及与参与者之间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关系时,要实现可复现性就尤其困难。

关于能够从史前艺术中辨认出萨满教的主张,也面临类似的证据局限。动物与人结合的形象以及不寻常的视觉图案,或许能够支持有关形态转变或意识体验改变的假说,但仅凭图像通常难以辨明产生这些图像的制度。考古学在确定年代、材料和背景方面,比在还原仪式执行者的主观状态方面更有把握。因此,声称萨满教是人类最古老的宗教,超出了现存证据所能证实的范围。

当代复兴、全球传播与文化权威

当代萨满传统不仅受到传承下来的仪式的影响,也受到城市化、迁移、公开展演和新媒体的塑造。萨满从业者可能在城市中为求助者提供服务,在网上宣传服务,成立协会,或参与全国性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并不必然意味着某一传统失去了真实性:早期的形式同样曾因贸易、通婚、政治庇护和宗教竞争而发生变化。从历史角度看,问题在于实践与权威如何被重塑,而不在于是否发生了变化。

在亚洲北部,面向公众的复兴活动有时将宗教工作与语言振兴、族谱研究以及神圣场所的恢复结合起来。博物馆和档案照片可以成为重建传承中断的服饰或仪式的资源。与此同时,重建的形式也可能引发从业者之间的分歧,争议涉及程序是否正确、传承谱系或谁有资格施行仪式。国家资助和旅游业可以提高这些传统的公众可见度,但也可能偏重那些适合既定日程、舞台形式和鲜明地域意象的表演。

一股独特的国际潮流通常被称为新萨满主义。迈克尔·哈纳的《萨满之路》(1980年)推动了“核心萨满主义”的普及;这一体系将某些选定的技法,尤其是击鼓和幻象中的灵性旅程,视为可以跨文化移用的方法。这些方法通过工作坊、书籍和灵性网络传播。它们将技法与特定语言、亲族群体、地域或义务体系分离,因而有别于许多世代传承的传统。它们在当代灵性领域的重要性,不应被误当作证据,用来证明它们再现了某种原初的普世宗教。

这种传播引出了有关知识产权、文化权威以及受限知识控制权的问题。原住民批评者反对出售仪式、未经授权便声称获得入门传承,以及将不同传统呈现为可供自由取用的灵性资源。不同社群和个人的回应各不相同;有些从业者向外人传授,有些则限制传承。因此,研究或记录中的知情同意并不只是获得出席活动的许可:限制还可能涉及出版、影像、神圣名号以及后续的再利用。

文化遗产机构还面临另一重区分:保存一场表演,与维系一种宗教关系,并不是同一回事。舞台化的仪式可以传承音乐和服饰,却可能省略参与者认为不可或缺的要素。反过来,为维护入门仪式或神圣场所的权威,限制公众接触可能是必要的。数字记录扩大了语言保存和教学的机会,但也使复制和脱离原有语境的使用变得难以控制。因此,当代争议的核心是一些具体问题:谁可以施行仪式,谁可以传授,哪些内容可以记录,以及谁有权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