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是帝制时代中国受过教育的统治精英,尤其与经典学问、文官行政及儒家伦理理想密切相关。英语中的 scholar-official 通常用来翻译汉语“士大夫”,但这一称谓的含义在历史上发生过显著变化。狭义而言,它指有学问且担任官职的人;在较宽泛的历史语境中,它也可以涵盖官员所出身的知识精英群体,而官员在致仕或罢免后也往往回归这一群体。并非所有读书人都成为官员,也并非所有官员都通过科举考试入仕。
自宋朝起,士大夫的地位尤为突出。当时,竞争性的科举考试、学校教育的扩展以及印刷文化的繁荣,加强了文才学养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他们的职责既包括草拟朝廷政令、审理案件,也涉及组织地方赈济、扶助学校、编纂史书,以及诗画创作。然而,他们的地位始终存在一种张力:一方面,他们为掌握任命权的皇帝效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自身拥有以学问为根基的道德权威,并以此作为批评皇帝言行的依据。
士大夫并不是一种亘古不变、整齐划一的社会类型。不同朝代与地区的士大夫,在选拔方式、财产占有、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及获得政治权力的途径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朝鲜和越南也形成了类似的统治精英群体,但不能简单地将其制度视为中国模式的翻版。
术语与早期基础
“士大夫”一词由两个历史更悠久、起初含义各异的称谓组成。在周朝,“大夫”指贵族政治秩序中的一个等级,而“士”则指地位较低的任职精英阶层,其职责可能涵盖军事、礼仪和行政事务。这些身份类别属于以世袭等级和人身效忠为基础的社会,而非后世的科举官僚体制。因此,若将早期文献中所有的“士”都译作“学者”,便会掩盖重大的历史变迁。
在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竞相延揽谋士、行政人才、军事专家和教师,取才范围不再局限于旧有的世袭贵族。学识与雄辩之才成为人们游走各国宫廷、谋求任用的资本。儒家学说推动形成了一种理想:有修养的人是否适合治国,应取决于其道德判断力,而非仅凭出身。其他思想传统也对行政实践有所贡献:这一时期兴起的官僚国家,既依靠道德教化,也依靠成文法令、户籍登记、会计核算和监察技术。
汉朝使经学在政府体制中获得了更为稳固的地位。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立太学,加强了由国家支持的经学教育。官员的选任有多种途径,包括荐举、从属吏职位中选拔、凭借家世特权,以及各种形式的考试。通常译作“孝顺且廉洁”的“孝廉”这一荐举科目,体现了一种观念:个人在家庭和乡里中的品行,可以反映其是否适合承担公共职责。但这还不是后世成熟的竞争性科举制度。
汉唐之间,豪门大族往往兼有土地资源、婚姻联盟、文学声望和官职。220年,魏国推行九品中正制,通过品评对候选人划分等级,而这种品评后来与其家族门第紧密纠缠。到了唐朝,科举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侧重文学的进士科,但贵族关系和其他入仕途径仍然十分重要。科举及第可能使人声名鹊起,却未必能立即获得官职。
因此,英语中的几个相关术语虽有重叠,却不能互换。“Literati”(文人)侧重有学识者的文化活动,也包括未曾入仕的人。“Gentry”(士绅)通常指范围更广的地方身份群体,尤其用于描述帝制后期的历史。“Bureaucrat”(官僚)描述的是行政职能,并不一定意味着具有经学修养。“Mandarin”是欧洲人对官员的称呼,同样无法准确涵盖“士大夫”的社会与伦理内涵。只有保留这些区别,“scholar-official”这一译法才能最有效地传达“士大夫”的含义。
宋代统治精英的转型
始于960年的宋代,是科举导向的文人文化成为统治精英身份认同核心的关键时期。晚唐及五代十国的动荡削弱了许多世家大族。经历长期的军事割据后,宋代统治者为谋求长治久安,抬高了文官行政的地位,并建立起削弱地方将领政治独立性的制度。这并未消除军事力量,却提高了文职官员的声望与影响力。
科举成为更为常规、也更具决定性的入仕晋身之途。殿试逐渐成为科举的常设最后环节,强调及第者的地位来自皇帝,而非仅仅来自考官或恩主。糊名与誊录制度相继采用,以减少通过姓名或笔迹辨认考生身份的机会。这些措施并未使人际关系退出政治生活,却使不徇私情的评判成为更重要的制度理想。
印刷术的发展改变了精英教育的物质条件。印行的经典、注疏、文集及科举辅导书流传日广,官学与私立书院的发展也扩大了求学机会。家庭可以多年投入子弟教育,期望取得科名后能够获授官职、缔结有利的婚姻关系,并获得持久的声望。然而,这类机会仍极不平等:能否获得师资与书籍、免于体力劳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财力及当地的教育基础。
宋代士大夫并非奉行同一套政治纲领。十一世纪后期,与王安石相关的变法试图通过涉及农业信贷、徭役、军事组织及教育的措施,加强国家财政与行政管理。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反对者,对这些改革的制度影响与道德前提提出了异议。双方都能援引经典权威,并以公共利益为依据。他们之间的冲突表明,共同的教育背景为政治分歧提供了表达语言,却不保证形成共识。
历史学家区分了北宋许多精英以朝廷为中心的强烈政治抱负,与1127年后南宋日益突出的地方性组织。宗族组织、地方书院、义庄及地方社会的领导事务,成为精英活动的重要领域。这是一种重心的转移,而非完全退出政坛。各家族继续追求仕途,同时也在京城之外培植持久的影响力基础。因此,典型的士大夫形态,是在国家任职、家族策略、地方地位,以及超越官职范围的学术文化相互作用下形成的。
科举、功名与入仕途径
在中国帝制时代的中后期,科举制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入仕为文官最受推崇的途径,但其制度结构也随时代而变化。明清时期,应试者通常须先通过初步的资格考试,才能进入正式的功名晋升体系。通常所称的秀才,正式名称为“生员”,取得这一身份的男子可进入官学体系,并享有制度认可的特权。通过乡试者取得举人功名;会试、殿试则通向进士功名。
这些功名并不对应现代大学中逐级授予的学位,而是政治选拔和社会地位分配的工具。生员可能花费数十年准备更高一级的考试,却始终未能入仕。举人具备出任某些官职的资格,但也可能需要长期候缺。进士的仕途前景要好得多,不过,其仕途仍受到名次、任官程序、职位空缺以及权贵援引等因素的影响。殿试为应试者排定名次,第一名称为状元。
应试学习注重熟习经典、掌握权威注释,以及遵循规定的文章体式。明清时期,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文体,要求应试者在严格规定的结构内展开论述。不同时期的考试还包括其他写作形式,如诗赋、策论及有关政务的问答。这套制度着重考察语言运用的严谨性、记忆力、阐释能力,以及对共同规范的遵循;它并非对官员日后所承担的每一项事务进行全面的实务考核。
由于录取名额有限,竞争十分激烈。各地的机会通过地域配额分配,而不是单纯在全国范围内择取成绩最高者。应试者在家塾、以授徒为业的私塾、官学和书院中学习。考试时,他们被限制在贡院狭小的号舍内,连续应试很长时间。搜检、糊名和誊录等官方措施旨在防止舞弊,但作弊行为和科场弊案也表明,监管并非无所不能。
与严格世袭的贵族制度相比,科举的准入范围更广,但并非不受社会条件限制。女性被排除在常规文科科举考试之外。某些职业和身份类别的人也受到应试限制,具体规定因朝代而异;与此同时,贫困使许多名义上具备资格的男子无法持续接受应试所需的教育。反过来说,科举也从来不是入仕的唯一途径:世袭特权、荐举、由吏升官、特殊征召和捐纳同样发挥着作用。这套制度确实提供了社会流动的机会,但也使富裕家族得以通过延师授业、婚姻和教育投入来延续自身优势。因此,与其将其视为完全任人唯才或纯粹依靠世袭的制度,不如说它具有竞争性,却并不平等。
行政事务与官员权力的限度
士大夫在负责财政、人事、司法、教育、礼仪、军政和公共工程的机构中任职。在中央,六部分掌国家主要政务,但各部的相对权力历代有所变化。高级文官可能负责起草诏令、主持科举、编修史书,或向皇帝进言。入选翰林院,可能为进入高层文职与政治领域开辟一条格外显赫的道路,但翰林院只是整个官僚体系中的一小部分。
对许多官员而言,最为关键的实际任职经历是出任知县。知县集多种职责于一身,而这些职责在现代国家通常由多个机关分担,包括征收赋税、审理诉讼、查验命案、维持治安、督办公共工程以及主持赈济。他还须举行国家规定的祭祀典礼,并兴办教化。“父母官”这一称谓体现了地方治理中家长式的理想,将行政才干与爱民之心联系起来。繁重的公务要求官员具备处理文书的能力和判断力,而不只是会写科举文章。
知县权力所能触及的范围,有赖于一个规模大得多的办事群体。书吏掌管档案文书;衙役负责传唤、押解犯人及执行命令;幕友则提供刑名、钱谷等方面的专门知识。这些人员中,许多人拥有新任官员所欠缺的实务经验。书吏和衙役往往扎根本地,而知县只在当地任职一段时间,因此下属人员可能把持信息,并利用繁复的办事程序谋利。正式的官僚层级因而只是实际行政运作的一部分。
回避制度旨在防止官员在原籍任职,或因任职安排形成制度所禁止的亲属关系。调任、考核、弹劾和监察等措施,则意在限制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都察院负责查察违法失职行为,并上奏对官员的批评意见,不过监察官自身也置身于朝廷政治之中。行政问责最终仍依附于皇权,而非独立的代议机构。
官员也面临财政压力。在许多时期,法定俸禄和津贴并不足以完全支付衙署运转、雇用属员以及履行预期社会义务的各项开支。获准收取的费用、惯例性的捐输与应受惩处的横征勒索之间,界限可能引发争议。雍正帝在位期间,财政改革包括将某些附加征收制度化,以及发放“养廉银”。这些措施着眼于解决制度性问题,而非认定仅凭道德劝诫就能杜绝弊端。士大夫的理想要求官员廉洁自守,但施政治理还需要能够有效处理信息、钱财、人事以及地方利益冲突的制度。
家族、财产与地方领导作用
士大夫的社会影响力远不止于任官期间。退休官员、候补任官的功名获得者、科举考生及其亲属,构成了相互交叠的地方精英群体。他们的地位可能建立在功名资历、财产、家世、姻亲网络以及公认的公益贡献等多种因素之上。“士绅”一词常被用来指称这一更广泛的群体,但其界限既不统一,也不固定。贫寒的功名获得者与富有的退休大臣享有某些共同的声望,却未必拥有相当的资源。
土地所有权带来收入与生活保障,但士大夫家族并没有共同且单一的经济基础。有些家族拥有规模可观的田庄;另一些则依靠较小地产的租金、授徒、著述、官府幕职或与商业的联系维生。商业财富可以资助经学教育,而官场关系也可能为商业利益提供支持。人们熟知的那种将道德高尚的士人与被视为地位低下的商人相对立的观念,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分类,却无法准确描述实际的经济生活,因为士商的家庭关系与投资活动往往相互交织。
宗族组织有助于将个人成就转化为更持久的集体优势。祠堂、族谱、族产与助学资金,强化了自称出于同一祖先的后裔之间的联系。仕途有成的官员可能捐置财产,用于祭祀、教育或接济贫困族人。不过,组织严密、拥有共有财产的宗族,尤其盛行于特定地区和时期,不应将这种情况一概推及整个帝国。家族也可能因分家析产、债务、科举失利、人口压力或政治灾祸而衰落。
地方精英的活动包括出资建桥、修路、维护学校、资助粮仓以及筹办赈灾。士大夫还参与编纂地方志,记录行政地理、赋税、制度、知名人物和文化古迹。这些著作既为新任官员提供实用信息,也彰显地方引以为傲的特色。参与公共事务能够提高精英的声望,也能为地方社会提供正式官僚机构难以独力承担的服务。
这种中介角色既促成合作,也引发冲突。精英家族可能就赋税征收进行交涉、呈递请愿、调解纠纷,或在官员面前代表地方利益。他们也可能篡改簿册、垄断资源、庇护亲属,并将负担转嫁给弱势人家。女性虽然被排除在常规仕途之外,却通过治家、教育、财产安排与婚姻联结,为精英地位的代际延续作出贡献。传记中的母亲与妻子常以支持男性求学的形象出现,而受过教育的女性留下的著述,则展现了超出这一辅助角色的思想与学术活动。因此,统治精英地位的代际延续,依托的是一个远比男性任官者本人更广泛的家庭体系。
道德修养、政治批评与思想多样性
士大夫的理想将治政视为道德修养的延伸。研习经典被认为应当增进判断力、规范行为,并使人能够辨别正当行使权威与滥用权力。一个有修养的官员应当恪尽孝道、坚守操守、恪守礼仪,并为公共利益行事。这些期望并未消除私利,却为官员彼此评判、为自身政治选择辩护提供了标准。
自宋代起,宋明理学从哲学层面对这些道德要求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阐释。思想家们探究人性、道德认知与天地万物之理之间的关系。朱熹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确立为研习的核心内容。他的注释在元朝科举中取得了官方权威地位,并在明清两代继续占据重要地位。这有助于在相距遥远的地区之间形成一套共同的思想话语。
然而,对同一套经典的研习,也孕育了认识道德的不同路径。王阳明既从事哲学讲学,也任职治政、领兵作战,强调良知与知行合一。他的经历表明,若将士大夫仅仅视为脱离实际事务的文人,便不足以理解这一群体。思想流派既可通过正式的国家机构发展,也可借助讲学网络、书院、书信往来和师承关系传播。
谏诤是士大夫的一项核心政治义务,即对被认为有害的政策或行为提出批评。官员通过奏疏,援引历史事例、道德原则、行政实据和民生福祉来进言。批评可能促成政策调整,也可能导致贬谪、罢免、监禁或惩处。要求官员出于忠诚而进谏,并不意味着法律保障了政治反对的自由。谏诤能否奏效,取决于君主、制度环境以及朝廷内部的权力格局。
退隐同样具有伦理意义。拒绝出仕、辞官或致仕,可以表达异议、履行居丧义务,也可以表明当事人认为继续任职将有损操守。在一个王朝被征服之后,是否出仕新朝的抉择尤其敏感。一些明朝遗民拒绝在清朝为官,另一些人则以恢复秩序的必要性为出仕辩护。与此同时,佛教、道家与道教传统、文献考据以及经世致用之学,仍持续影响着士人的学术与精神生活。“儒家士大夫”这一称谓描述的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公共取向,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思想上只认同儒学,也不意味着彼此之间没有分歧。
文学与艺术文化
文学才能既是入仕的条件,也是参与精英社会交往的手段。诗歌用于记述交谊、送别、行旅、仕途失意、退隐与悼亡。散文则用于奏议、书信、传记、墓志、铭文和史著。这些文体将公共责任与个人声誉联系起来:官员的文集既能保存其政见,也能为后世塑造其人格形象。文学声望还可能在罢官后延续,或弥补仕途过早终结的遗憾。
苏轼(1037—1101)体现了行政事务与文化创作之间的密切联系。他历任官职,卷入围绕变法展开的政治斗争,并屡遭贬谪流放。他的诗文、书法与绘画,后来都成为文人文化的重要典范。他的一生并不代表一般官员的仕途,却展示了政治挫折如何影响写作,以及文化权威如何在官场权势消逝后继续存在。
书法的地位尤为重要,因为书写既是处理政务的技能,也是陶冶修养的艺术,还是个人品性的可见印迹。精英鉴赏者依据习得的审美规范与历代范本来评判笔法。文人画同样注重学养与性情的表达、笔墨运用,以及对前代名家的承继与回应,并常与诗文题跋相结合。具有学养的业余画家与职业画家之间的区分,在社会层面颇有意义,但从来不是绝对的:文人作品也在市场上流通,职业画家也可能拥有深厚的文学修养。
收藏古物、拓本、书籍、绘画和碑刻,将审美趣味与历史考证结合起来。宋人对古代青铜器及铭文的兴趣,推动了对早期制度与实物证据的研究。清代考据学则格外重视文字训诂、文本比勘和精确的文献记录。收藏家依赖商业网络、古董商、工匠及专门知识,因此精英文化与更广泛的生产、交换体系密不可分。
园林、书斋与书院为这些活动提供了场所。园林既可以寄托退隐之意,又能成为经营人脉、彰显地位的场所。因此,对于简朴、隐逸或超然自持的表述,需要加以解读,而不能照字面全盘接受。昂贵的器物与精心营造的园林宅第,也可能承载节制的理想。文人文化将士大夫与其他社会群体区分开来,却也促成了他们与印刷业者、艺人、工匠和商人的合作。其代表性作品正是这些互动的产物,而非出自一个与世隔绝的在仕文人群体。
朝鲜、越南与日本的相关传统
随着典籍、外交惯例、制度范式与教师的传播,经典教育与政府任职相结合的传统也在中国以外发展起来。这些发展同属以文言文为共同书面语言的东亚世界,但各地的政治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只有在不抹杀当地特有的身份类别、世袭安排,以及统治者与知识精英之间独特关系的前提下,“士大夫”才是一个有用的比较概念。
在朝鲜半岛,高丽于958年光宗在位期间引入科举制度。在其后于1392年建立的朝鲜王朝,理学成为官方秩序的核心。两班精英的地位与文武官职、显赫门第以及对教育资源的掌控密切相关。尽管科举及第至关重要,但备考机会和获得认可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背景。随着时间推移,“两班”也成为一种更广泛的社会身份称谓,而不再只是对现任官员的称呼。
朝鲜王朝的思想生活包括士大夫围绕礼制、人性、道德心理以及正当的政治行为展开的辩论。李滉、李珥等人发展出影响深远的哲学主张与学术传承。称为“书院”的私立学术机构既承担讲学与祭祀先贤的功能,也成为地方势力与党派影响力的中心。朝鲜的例子表明,以经典为核心的科举文化可以与根深蒂固的世袭特权并存,而不一定会瓦解后者。
在越南,李朝举行了一次通常定年为1075年的科举考试,此后各朝逐步建立起更为常规化的制度,以选拔通晓儒家经典的官员。1428年建立的黎朝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制度。河内文庙所立的进士碑纪念科举及第者,并阐明学问与入仕之间的联系。越南学者使用文言文,同时也参与当地独具特色的文学与政治传统。阮朝的科举制度延续至殖民时期;最后一次会试与殿试于1919年举行。
日本接受了儒家典籍与行政制度范式,却未形成类似中国帝制晚期那样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竞争性文官考试制度。在德川幕府统治下,儒学学者担任教师、顾问及各藩的学者,而世袭武士身份仍是政治体制的根基。1868年的明治维新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重塑了这一秩序,其路径不同于中国科举精英阶层逐渐衰落的过程。因此,对这些社会的比较揭示了学问与权力之间多种可能的关系:科举竞争、世袭身份、哲学权威与实际行政服务,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强化。
制度的解体与历史阐释
十九世纪,士大夫体制面临日益加剧的压力。战争、叛乱、外国干涉、财政困境以及新技术的发展,使政府所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更加多样。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推动了地方军事力量的壮大,其领导者包括曾国藩这样受过经学教育的官员。他的仕途体现了精英阶层内部的调适,而非这一阶层立即被取代:在非常时期,科举功名与儒者关系网络有助于动员军事和财政资源。
参与洋务运动的官员支持兴办军械厂、造船厂、外语学堂及其他旨在增强国力的机构。这些举措使经学教育与技术知识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问题并不只是传统是否应当让位于现代,而是如何为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与知识提供经费、实施监管,并将其纳入帝国的治理体系。一些士大夫在推动制度创新的同时,仍然笃信经典之学,维护君主权威。
决定性的制度断裂发生在1905年,清朝于这一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新式学堂、海外留学及其他教育资历日益成为谋求职业与社会地位的途径。废除科举并未立即使已有功名者及其家族资源消失。昔日的应试士人与官员转入教育、新闻、商业、地方社团及新兴政治机构。然而,国家由此切断了长期以来将科举经学课程的掌握程度与入仕晋升相联系的正式制度纽带。
辛亥革命终结了君主制,但与旧精英阶层相关的许多关系网络和行为习惯仍延续下来。地方影响力、教育投入以及对公共事务领导地位的诉求,都可能在政体变革后继续存在。另一方面,专门职业、政党、大学以及新型官僚机构的发展,使以往将经学修养与综合行政权威融于一身的模式越来越难以延续。与五四运动相关的批评者,对传统儒家在社会与思想领域的某些权威提出了挑战,不过,他们的批判对象及所主张的替代方案各不相同。
历史阐释也同样发生了变化。早期论述往往将士大夫视为凭才能选拔出来、理性施政的行政精英,或将其视为阻碍变革的保守阶级。社会史学者则转而考察其选拔与吸纳机制、家族策略、财产、地区差异,以及在任官员与未任官职的功名持有者之间的关系。本杰明·艾尔曼的研究强调了科举在社会与文化层面的组织机制,而罗伯特·海姆斯对宋代精英的研究,则考察了他们参与地方与国家事务的方式如何变化。科举题名录、族谱、文集和地方志等史料,使细致重建历史成为可能,但这些史料更多地保存了成功家族的记录与男性的视角。士大夫留下了大量关于自身的记载,构成今存相关史料的重要部分;在理解这一精英阶层时,区分其伦理上的自我表述与实际行为,始终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