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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

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是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用于研究高温核物质、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及质子自旋的加速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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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加速器强相互作用夸克–胶子等离子…量子色动力学色禁闭渐近自由欧洲核子研究组织质心相对论重离…

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RHIC,读作“Rick”)是位于美国纽约州厄普顿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一台粒子加速器,用于使重原子核束和自旋极化质子束发生对撞。它拥有两个相互交叉的储存环,每个环的周长约为3.8千米,可使独立加速的粒子束发生碰撞。RHIC于2000年首次实现了金核—金核对撞,并成为研究极端条件下受强相互作用支配的物质的主要实验设施之一。

RHIC的核心成就是证实了高能原子核碰撞会产生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在这种短暂存在的物态中,夸克和胶子不再被禁闭在单个质子和中子内部。测量表明,这种物质呈现出强相互作用流体般的集体行为,而非某些理论描述最初预期的近理想气体行为。RHIC的实验还研究质子的自旋如何由其组成粒子产生、核物质如何随温度和重子密度发生变化,以及高能粒子如何在强相互作用介质中传播。

该设施将加速器工程技术与功能互补的大型粒子探测器相结合。其科学结论既依赖于对不同碰撞能量、原子核种类、碰撞几何构型和参照系统的比较,也依赖于量子色动力学和相对论流体力学的计算。

科学起源与建设

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RHIC)的科学动机,源于20世纪70年代量子色动力学(QCD)作为描述夸克和胶子的理论逐渐确立。QCD既解释了色禁闭,即夸克无法以普通自由粒子的形式单独存在,也解释了渐近自由,即在足够短的距离上,相互作用会减弱。这些性质表明,核物质在加热或压缩到足够程度后,可能进入一种与普通强子集合截然不同的状态。科学家预期,这种物质曾存在于早期宇宙中,当时夸克尚未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中子及其他复合粒子。

更早的加速器实验已经开始探索这种可能性。布鲁克海文的交变梯度同步加速器(AGS)将重离子束加速后轰击静止靶;与此同时,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超级质子同步加速器也开展了类似的重离子研究计划。与固定靶加速器相比,对撞机具有一个显著优势:在质心参考系中,束流能量中可用于产生粒子的比例要大得多。RHIC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利用重原子核对撞的这一优势,而不是由主要用于基本粒子碰撞的加速器改造而来。

该项目还继承了重要的基础设施。布鲁克海文曾拟建交叉储存加速器,名为ISABELLE,后更名为对撞束加速器,原计划用于质子—质子碰撞。该项目于1983年被取消,留下的隧道及配套场地设施可供重离子对撞机重新利用。RHIC于1991年开始建设。其设计将两个超导加速器环与已有的注入器系统相结合,从而减少了从头新建整套加速器链的需求。

金被选为主要束流粒子种类之一,因为金原子核是一种含有197个核子的稳定重原子核,能够在中心碰撞中提供较大的相互作用体积,并使大量组成粒子参与碰撞。2000年6月,RHIC首次实现了金—金碰撞;首次物理运行的核子对质心能量为130吉电子伏。此后的运行达到了金—金碰撞的设计能量,即每核子对200吉电子伏。

2005年,RHIC最初的四个实验分别发表了对早期结果的评估。综合这些实验证据,研究人员认为,碰撞中产生了致密、具有强相互作用且表现出显著集体行为的部分子物质。这一结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达到了高温,更在于通过数类相互独立的测量,确定了一种新物质状态的性质。

加速器布局与束流运行

RHIC 由两个独立的环组成,通常称为蓝环和黄环。两环中的束流沿相反方向运行,并在六个位置相交。独立的双环设计使相同或不同种类的粒子能够发生碰撞,包括金—金、氘核—金、铜—金和质子—金碰撞。粒子由超导二极磁铁偏转,由四极磁铁聚焦。在设计的金束流能量下,偏转磁铁的工作磁场约为 3.5 特斯拉;磁铁用液氦冷却至接近 4 开尔文,使处于超导状态的线圈绕组能够以几乎为零的电阻承载大电流。

重离子进入对撞机之前,要经过多个制备和加速阶段。在最初的注入器配置中,串列范德格拉夫加速器向增强器提供离子,随后再将其送入交变梯度同步加速器(AGS)。此后,电子束离子源成为多种离子的主要来源。在制备过程中,离子的电子被剥离,因此进入 RHIC 的金离子基本上是电荷为 +79e+79e 的裸核。粒子束团在 AGS 中加速后,被转移到对撞机环中,由射频系统俘获,并加速至选定的碰撞能量。

使束流发生偏转所需的磁场取决于其磁刚度:

Bρ=pq,B\rho=\frac{p}{q},

其中,pp 为粒子的动量,qq 为电荷,ρ\rho 为弯曲半径。这一关系说明,粒子种类、电荷态以及磁铁的最大磁场共同限制了束流所能达到的能量。在常规运行的金束流最高能量下,每个核子的能量约为 100 吉电子伏特,因此两个迎面碰撞的核子具有 sNN=200\sqrt{s_{NN}}=200 吉电子伏特的质心系能量。这里,电子伏特是能量单位,sNNs_{NN} 表示一对核子的质心系能量的平方。因此,若计入两个原子核中的所有核子,一次金—金碰撞所涉及的束流总能量约为 39.4 太电子伏特。

碰撞率并非仅由束流强度决定。与之相关的加速器物理量是光度,它综合考虑了束团中的粒子数、相遇频率和横向重叠程度。对于相互作用截面为 σ\sigma 的过程,事件率近似为

R=Lσ,R=\mathcal{L}\sigma,

其中,L\mathcal{L} 为瞬时光度。积分光度衡量一次运行期间累积的碰撞曝光量。

要将光度维持在满足实验需求的水平,就必须控制轨道误差、束团尺寸和束流集体效应。束内散射会使粒子位置和动量的分布逐渐展宽,对于高电荷态重离子,这一效应尤其显著。RHIC 开发了随机冷却技术,以抑制束流在储存过程中的劣化。在较低能量下,RHIC 低能电子冷却器利用与离子束重叠的电子束来减小离子束的展宽;该装置于 2019 年首次实现了对碰撞束流的冷却。这些技术提升了实验在远低于原设计工作能量下获取大样本事件数据的实际能力。

实验与碰撞事件重建

RHIC 最初设有四个主要实验:STAR、PHENIX、PHOBOS 和 BRAHMS。这些实验在设计上具有不同的几何覆盖范围和粒子鉴别能力,因而能够对相同的底层物理现象进行交叉检验。这种互补性十分重要,因为没有任何探测器能够直接观测碰撞中最早、最热的阶段。各实验记录的是系统膨胀并冷却后逸出的粒子,再根据粒子的分布、关联以及与理论的比较,推断系统早期的性质。

STAR,即 RHIC 螺线管径迹探测器,其核心是置于螺线管磁场中的大型时间投影室。带电粒子在气体中留下电离径迹,漂移电子则提供三维径迹信息。径迹的曲率用于确定动量,而电离量有助于鉴别粒子种类。飞行时间探测器通过测量粒子速度,进一步拓展粒子鉴别能力。STAR 广阔的方位角覆盖范围,使其特别适合研究集体运动、粒子关联、逐事件涨落,以及涉及偏离主碰撞顶点的衰变顶点的复杂衰变拓扑结构。

PHENIX 侧重于利用特定探针研究介质,包括电子、μ 子、光子以及经鉴别的强子。其中央谱仪臂测量中快度附近的粒子,前向和后向 μ 子谱仪臂则研究穿透能力强的衰变产物。电磁量能器测量光子和电子沉积的能量,专门的鉴别系统则帮助从数量多得多的带电强子中区分出电子。这类测量是研究夸克偶素、重味产生、直接光子以及极化质子反应的关键。

PHOBOS 使用大规模硅探测器,测量宽广角度范围内的带电粒子产生情况,着重研究碰撞的整体性质和粒子多重数。BRAHMS 使用可移动的磁谱仪,鉴别不同角度和动量下的粒子,为纵向粒子产生和重子数的重新分布提供详细信息。这些实验共同表明,不能仅用单一温度或粒子数来充分描述一次重离子碰撞事件:纵向运动、横向膨胀、粒子种类组成和碰撞几何形态都很重要。

重建一次碰撞需要选定相互作用顶点、剔除本底、校正探测器的接受度和效率,并量化测量不确定度。实验分析会区分统计不确定度与动量标定、径迹漏检和粒子误鉴别等系统效应。触发系统筛选可能具有研究价值的事件,而最小偏置样本则力求代表相互作用截面中尽可能广泛的部分。后续的探测器发展包括 sPHENIX,该探测器于 2023 年首次记录到碰撞,旨在通过覆盖全方位角的径迹探测、电磁量能测量和强子量能测量,对喷注和重夸克进行精密测量。

从原子核碰撞到物质膨胀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并不是一座微型的静态熔炉,而是一个快速演化的过程:两个发生洛伦兹收缩的原子核相互穿过,沉积能量,形成一个不断膨胀的系统。在 RHIC 最高能量的金—金碰撞中,入射原子核的运动速度极其接近光速。在它们的质心参考系中,狭义相对论使其纵向厚度收缩,两核重叠的持续时间仅为一飞米除以光速所得时间的一小部分。随后的演化持续数飞米至约十飞米除以 cc 的时间,对应的时间量级为 10−2310^{-23} 秒。

最早期阶段涉及携带入射核子部分动量的夸克和胶子,以及强烈的胶子场。描述这一阶段时会用到多种理论框架,包括具有高胶子占据数和饱和效应的模型。由于核子及其内部组分的位置存在涨落,沉积的能量在空间上并不均匀。这些初始不均匀性随后会影响粒子的发射模式,因此,在提取所产生介质的性质时,初态是一个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

初始阶段之后,系统逐渐形成集体膨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以用相对论流体力学来描述。流体力学的适用性并不要求每个微观自由度都已达到完全的热力学平衡;它要求相关的长波长演化能够由守恒量和本构关系来刻画。因此,计算中包含能量和动量守恒、状态方程以及输运系数。这些要素将量子色动力学(QCD)的微观理论与可观测的集体流模式联系起来。

随着物质冷却,夸克和胶子结合形成强子。化学冻结是指非弹性反应不再显著改变许多强子种类相对丰度的阶段。此后,弹性碰撞仍可继续,改变粒子的动量,直至动力学冻结。对粒子产额和动量谱进行拟合,可以探究这些不同阶段,但拟合得到的参数依赖于模型,不应将其等同于用温度计直接测得的碰撞最早期温度。

利用测得的横向能量,可以通过比约肯型关系估算初始能量密度:

ε(τ)≃1ATτdETdy,\varepsilon(\tau)\simeq \frac{1}{A_T\tau}\frac{dE_T}{dy},

这里采用 c=1c=1 的单位制。其中,ATA_T 为横向重叠面积,τ\tau 为假定的固有时间,dET/dydE_T/dy 为单位快度的横向能量。这一估算依赖于对几何构型和形成时间的假设,并忽略了后续动力学演化的部分过程。尽管如此,这类分析表明,RHIC 中心碰撞达到的能量密度远高于普通核物质的典型能量密度。

集体流与强耦合等离子体

RHIC 最具影响力的发现之一,是集体流的强度之大。在非中心碰撞中,两个原子核的重叠区域在垂直于束流的平面上近似呈杏仁形。沿较短方向的压强梯度更大,因此膨胀中的物质会形成各向异性的动量分布。由此产生的粒子分布,反映了介质将初始空间几何形状转化为集体运动的效率。

方位角分布通常表示为

dNdϕ∝1+2∑n=1∞vncos⁡[n(ϕ−Ψn)],\frac{dN}{d\phi}\propto 1+2\sum_{n=1}^{\infty}v_n\cos[n(\phi-\Psi_n)],

其中,ϕ\phi 为粒子的方位角,Ψn\Psi_n 为第 nn 阶谐波的参考方向,vnv_n 为相应的流系数。二阶谐波 v2v_2 称为椭圆流。包括三角流 v3v_3 在内的高阶谐波,对初始密度分布的涨落尤为敏感。测量这些谐波时,需要采用能够将集体关联与共振态衰变、同一喷注内粒子之间的关联等效应区分开来的方法。

在低横动量区,已鉴别种类的粒子表现出特征性的质量依赖流模式,总体上与共同的膨胀速度场相符。在中等横动量区,重子和介子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在有限的运动学范围内,还观测到了按组分夸克数的近似标度行为。这些结果支持这样一种解释:在强子形成之前,集体运动就已得到充分发展。这种标度关系并非严格定律,会受到强子化、后续强子相互作用以及所选绘图变量的影响。

当剪切黏度相对于熵密度较小时,相对论黏性流体力学计算能够再现上述许多观测结果。常被引用的无量纲比值是自然单位制下的 η/s\eta/s。一个理论基准值为

ηs=14π,\frac{\eta}{s}=\frac{1}{4\pi},

它出现在某些具有引力描述的强耦合量子场论中。对于所有物理系统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已经确立的普适下限。尽管如此,RHIC 的测量表明,所产生物质的 η/s\eta/s 很低,因此它在微观长度尺度上是一种流动效率极高的流体。

“近乎完美的液体”这一说法描述的是这种低耗散响应,而非缺乏相互作用。事实上,弱相互作用气体通常会将动量输运到更远的距离,并表现出更大的剪切黏度。要提取黏度的数值,必须同时处理初态、温度依赖性、体黏度和强子阶段的演化。在包括氘核—金和氦-3核—金碰撞在内的较小碰撞系统中发现的集体行为迹象,将这些问题延伸到了微小液滴:它们的尺寸之小,使微观描述与流体力学描述之间的传统区分面临挑战。

高能探针、重夸克与电磁辐射

RHIC 中的高温介质存续时间太短,无法用外部束流加以探测。因此,在最早期硬散射中产生的高能夸克和胶子便充当了内部探针。它们穿过介质时,会与介质交换动量,并发出额外的辐射。因此,它们最终形成的喷注和领头强子携带着快部分子与周围夸克—胶子物质相互作用的信息。这些对象所发生的变化称为喷注淬火。

一个核心观测量是核修正因子,

RAA(pT)=1⟨Ncoll⟩dNAA/dpTdNpp/dpT,R_{AA}(p_T)= \frac{1}{\langle N_{\mathrm{coll}}\rangle} \frac{dN_{AA}/dp_T}{dN_{pp}/dp_T},

其中,pTp_T 为横动量,AAAA 表示原子核—原子核碰撞,⟨Ncoll⟩\langle N_{\mathrm{coll}}\rangle 是所选事件类别中核子—核子二体碰撞平均次数的估计值。如果一个硬过程仅按彼此独立的核子碰撞次数标度,那么除核初态效应外,其 RAAR_{AA} 应接近 1。在金—金中心碰撞中,高动量中性 π 介子的产额在相当宽的动量范围内受到抑制,降至基准预期的约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参照测量对于解释这种抑制至关重要。氘核—金碰撞在中快度区的高横动量范围内并未出现类似的抑制,这有助于确认,金—金碰撞中的显著效应主要源于碰撞产生的介质,而非仅由入射原子核的波函数造成。不参与强相互作用的直接光子提供了另一种对照:在计入相关核效应后,其高动量产额与硬散射的预期大体一致。

重夸克能够提供更多信息,因为粲夸克和底夸克的质量引入了不同于介质温度的尺度。对重味粒子衰变产生的电子的测量,以及后来对重味强子更直接的重建,都显示出显著的抑制和集体行为。J/ψJ/\psi 及底夸克偶素家族等夸克偶素态,可用于探测介质中的屏蔽与解离。解释这些结果时,还必须考虑独立产生的重夸克重新结合形成夸克偶素的再生过程、激发态衰变带来的馈入,以及在没有高温等离子体的核物质中发生的修正效应。

光子和轻子对在逸出时,受到的强相互作用再散射相对较少。PHENIX 实验报告了金—金中心碰撞中直接光子的超额产生,并通过能谱分析推断其辐射源温度极高。广为报道的数万亿开尔文早期温度估计依赖于动力学模型;光子能谱拟合所得的斜率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初始温度。可观的光子产额与显著的光子各向异性同时存在,对模型构成了尤为严苛的检验,因为早期辐射对应较高温度,而较大的集体各向异性通常要到较晚阶段才会形成。

束流能量扫描与QCD相图

RHIC能够调节碰撞能量,因此不仅可以研究其所能产生的最高温物质形态,还可以探索强相互作用物质的相结构。QCD相图通常以温度和重子化学势为坐标。在RHIC的最高能量下,中快度区域内重子与反重子的丰度较为接近,对应的重子化学势较小。在较低能量下,入射束流携带的重子数有更多留在中快度附近,使实验能够探索净重子密度更高的物质。

格点量子色动力学计算表明,在重子化学势极小的情况下,强子物质向夸克—胶子物质的转变是平滑的交叉过渡,其特征温度约为155兆电子伏。在较大的重子化学势下,许多理论模型预言会出现一级相变,并存在一个标志着该相变终点的临界点。这一QCD临界点是否存在、位于何处,目前尚未得到实验确认。由于有限密度下的符号问题,在这一区域进行直接的格点计算尤为困难。

RHIC首次大规模束流能量扫描开展了核子对能量为7.7、11.5、19.6、27和39吉电子伏的金—金碰撞实验,并以更高能量的参考数据作为补充。第二阶段于2019年至2021年进行,重点是大幅增加低能数据样本,并提升探测器性能。STAR的固定靶计划让一束循环运行的束流轰击静止靶,进一步拓展了可探索的区域,使核子对质心能量降至对撞机模式下实际可行范围的下限以下。

主要观测量之一是净质子数的逐事件涨落,它在实验上可测,可用于间接表征净重子数涨落的某些性质。在临界点附近,关联长度的增大可能改变高阶统计累积量。实验会考察涉及方差、偏度和峰度的组合,因为不同阶次对临界关联的响应可能不同。任何候选信号都必须与重子数守恒、有限接受度、探测效率、碰撞体积涨落以及常规强子动力学所造成的效应区分开来。

扫描中的其他测量包括定向流、粒子产额比、奇异强子产生,以及粒子与反粒子椭圆流之间的差异。这些观测量可对状态方程、重子数的重新分布,以及集体行为随能量的演变施加约束。非单调变化趋势可能具有科学启示意义,但本身并不能证明临界现象的存在。要确认某种相边界特征,不同观测量、不同能量、不同分析方法,以及对碰撞完整演化过程的理论描述之间,都必须相互一致。

极化质子与质子自旋的起源

RHIC在设计时也考虑了极化质子束的对撞,使自旋物理成为其科学研究计划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质子的内禀自旋角动量以约化普朗克常数为单位时为二分之一。然而,质子是由夸克、反夸克和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这些组分的内禀自旋与轨道运动必须共同构成这一总自旋。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表明,夸克和反夸克的螺旋度只贡献了质子自旋的一部分,这促使人们更直接地研究胶子的贡献以及部分子的运动。

在环形加速器中维持极化,在技术上颇具挑战。质子穿过磁场时,其自旋会发生进动;反复遭遇退极化共振会使束流极化度降低。RHIC使用称为西伯利亚蛇的专用插入式磁装置来旋转自旋,使其在连续绕行过程中的演化保持稳定。相互作用区附近的自旋旋转器可将碰撞时的极化方向在纵向与横向之间切换。极化仪用于测量束流极化度,这一数值直接用于实测自旋不对称度的归一化。

纵向极化质子碰撞可用于探测夸克和胶子的螺旋度分布。对于适合的反应,实验测量双自旋不对称度

ALL=σ++−σ+−σ+++σ+−,A_{LL}= \frac{\sigma^{++}-\sigma^{+-}} {\sigma^{++}+\sigma^{+-}},

其中,上标表示两束束流的螺旋度相同或相反的配置。在实际测量中,必须根据束流极化度和相对亮度对事例数进行修正。包容性喷注和中性π介子尤其有用,因为涉及胶子的子过程对它们的产生有显著贡献。纳入RHIC数据的全局分析发现,在测量所约束的动量分数范围内,有证据表明胶子螺旋度的贡献为正。

W玻色子的产生提供了互补信息。由于弱相互作用能够区分手征性,W玻色子产生过程中的单自旋不对称度可以分离不同味夸克和反夸克的贡献,而不必像已鉴别强子测量那样依赖强子碎裂。RHIC的结果为极化反夸克海的味结构提供了重要约束,其中包括反上夸克与反下夸克螺旋度分布之间的差异。

利用横向极化,实验可以研究左右不对称性,以及涉及自旋和部分子运动的关联。对这些现象的理论解释涉及横动量依赖分布、多部分子关联和碎裂效应。这些测量并不能给出一幅简单的质子三维图像,而是对依赖于尺度的量子描述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施加约束。因此,RHIC的自旋研究计划与其重离子研究计划相互补充,在不同环境中考察同一种强相互作用:研究的是单个核子的内部结构,而非空间上广延的高温多体介质。

精密测量升级及与其他设施的联系

RHIC后期的科学研究日益注重精密测量和可控的条件变化。通过比较金、铜、铀以及更小的入射粒子体系,实验可以改变相互作用区域的大小和形状。铀核的形变使其能够产生近球形原子核无法提供的碰撞几何构型。不同种类粒子之间的碰撞还有助于区分与体系总大小、局部密度、纵向结构以及实际参与碰撞的核子数相关的效应。

2018年开展了一项针对性很强的研究计划,使用钌-96和锆-96这两种同量异位素。它们的质量数相同,质子数却不同,因此可以通过对比,在保持许多整体性质相近的同时,改变碰撞产生的电磁场。这项研究的动机之一是寻找手征磁效应,即理论预言的、在手征性不平衡的物质中,电荷沿磁场方向发生分离的现象。这一对比也表明,核形变和密度分布的差异不容忽视。如果不控制这些背景效应,就不能将测得的关联模式解读为明确无歧义的磁场信号。

STAR的升级扩大了径迹探测覆盖范围,并改善了低能测量性能。粒子鉴别、顶点重建和探测器接受度的改进,增强了其研究稀有粒子和涨落观测量的能力。sPHENIX探测器则采用了另一种互补方案,配备紧凑型超导螺线管磁体和覆盖广泛的量能器系统,旨在测量完整喷注,并区分不同的重夸克探针。例如,分辨能级间距很小的底偶素态,可以更细致地揭示不同束缚态如何响应介质。

RHIC与大型强子对撞机在不同能标下探索相互交叠的物理问题。大型强子对撞机的重离子碰撞能够产生更高的初始温度,并提供数量多得多的极高能喷注样本;RHIC则具备宽范围的能量扫描能力、多样的碰撞体系和极化质子束。两者的对比有助于确定所提取的介质性质是否随温度变化,并检验同一套理论描述能否解释不同的碰撞环境。任何一台对撞机都无法单独提供全部所需信息。

2020年,布鲁克海文被选为规划中的电子—离子对撞机的建设地点。该设施将重复利用RHIC基础设施的主要部分,使电子与质子及原子核发生碰撞。其首要目标不同于RHIC的高温物质研究计划:它将利用电子散射,解析入射强子和原子核的夸克与胶子结构。这些测量所研究的物理量也会影响重离子碰撞的初始条件,包括胶子分布及其空间结构。因此,两者的联系既体现在基础设施上,也体现在科学研究上,将碰撞前的核结构研究与碰撞后产生的强相互作用物质研究联系起来。